曾志豪:當小熊維尼都被DQ

劉曉波之死最令人意外的,便是中共最後拒絕了「保外就醫」的請求,也不肯放過劉霞。 許多人說,劉曉波是納粹後第二位死在監獄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這個罪名會大大影響共產黨的國際名聲。 然而不幸的事情終於還是發生了,和平獎得主最終還是死在囚禁之中,但中共政權似乎沒有受到什麼國際壓力,歐美諸國政府沒有做出實際行動要求中共釋放劉曉波和劉霞。 早前特朗普忙於準備中美首輪經濟對話,談判桌上會觸碰許多議題,但應該不會包括劉霞的人身自由。 劉曉波曾對記者透露,他1990年代第二次坐牢時,克林頓訪華,有人曾問他要不要保外就醫。當時獲保外就醫的便有王丹、魏京生等異見人士。 今天會有哪一位西方元首扮演昔日克林頓的角色? 以往中共政權還會受這些無形的西方壓力束縛,今天人民幣的雄起令西方各國的同情心下降了,專權的活動空間更大,乃至中共居然會說,關注劉曉波的國家只有9個,不到聯合國成員十分之一。那種口脗像極了特區政府說的「沒有上街的市民便是支持政府的沉默大多數」,無賴之至,似是要以一個中國和整個聯合國對抗。 DQ(撤銷資格)議員也有同一種思維。許多人都說,把民選議員DQ,在外國早就引起騷亂暴動了。但結果香港市面風平浪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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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審查新境界

最近兩年,停了好些報章專欄,博客文章寫少了,閉關埋頭苦幹,就是這本書。 《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一書,你可視為:自殘利器一覽表、 磨滅理想路線圖、新聞審查新境界。 這本書,不談自我審查,談「結構性審查」;這時勢,不只自我審查,你連自我審查的機會都沒有;這問題,要講,就要用一本書、十五萬字的篇幅來講。 這本書,有關新聞界,不只新聞界。 本書改編自本人因中年困惑轉行讀書窮六年之力寫成的博士論文,此為濃縮改寫更新普及人話中文版。 這是我迄今所出版最重要的一本書。 *** *** *** 本書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新書目錄、部分序言及相關梗概,將陸續在此刊出。 很多話要說,請讓我慢慢說。 待續。 以下是出版社之簡介: 自由如何失落?審查如何滲透於媒體的運作細節?這樣的新聞,你是否看得清楚看得真? 「中立」、「客觀」等專業光環,往往暗藏「殺機」,加上機械化生產線一樣的新聞運作及機構行政權力之巧妙運用,能化審查於無形,把新聞內容淡化、扭曲和轉移焦點,不利於呈現事實真相。本書提出新概念「結構性審查」,檢視香港新聞審查的暗湧,揭露新聞日常運作隱密的一面。 資深傳媒人區家麟,訪談數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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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比創意

看《立場新聞》,訪問在香港居住了一段時間的新加坡人,讓他比較一下新港兩地優劣,說說新加坡人在安逸生活背後,付出了什麼代價,其中提到創意,他認為香港人的創意依然比新加坡高。1999年至2000年之間,我在新加坡陸陸續續工作了大半年,先是幫一間外判製作公司拍單元劇,然後是在當地唯一的電視台,監製二十集的電視劇。整個過程,接觸了不少影視中人,其中也有從香港過去的,看到那些創作人面對的創作環境。眾所周知,新加坡是一個高度規劃化的國家。記得當年,我和新加坡朋友說得最多的笑話就是,從樟宜機場到市區的那段長長車路,連兩旁的大樹,幾乎都是一模一樣的。其實新加坡算得上是個多元社會,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華人、印度人、馬來人、移居當地的白人都不在少數,絕大部分相處融洽,英文又是官方與社會的共通語言,理應是個國際化的多元社會。一個國際化的多元社會,又理應創意無限。問題就出在一個專制政府,事事要管;忌諱批評,打壓異見;多元,卻不夠開放,更遑論言論自由。一個不夠自由開放的地方,要說創意,談何容易?獨家電視台是屬於政府的,思想審查、創作審查是常態,久而久之,創作人亦習慣了先行自我審查。這樣不敢寫,那樣不敢拍,何來創意?於是,大家都在創作類似的故事,武俠、倫理、職場、愛情,不帶批判,安全至上。論創意,香港人不必自豪,回歸後,我們正慢慢步上新加坡的路。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10月13日) 新加坡 審查 香港 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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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心肺停止」和「死亡」之別看NHK取向

4月6日,一架隸屬日本自衛隊的U125「飛行検査用航空機」((ひこうけんさようこうくうき、Flight Inspection Aircraft),機上乘坐了六名自衛隊隊員,離開海上自衛隊鹿屋基地後,在基地的北方的山岳中失去聯絡。日本的傳媒追蹤報道了數天,翌日4月7日找到飛機遺骸,還有四名「心肺停止」(しんぱいていし)的自衛隊隊員;4月8日,繼續搜索,找到另外兩名自衛隊隊員,同樣是「心肺停止」。NHK在4月8日上午10時的報道說:「いずれも心肺停止の状態で」(粗略中譯:所有人(被發現時)都是心肺停止的狀態。)職業病發作,正所謂微言大義、春秋筆法,我就奇怪為何NHK不用「死亡」一字?我以為自己日語不夠好,開始以為日文的「心肺停止」(しんぱいていし)不等於「死亡」,或許有別的意思,例如冷藏了的植物人狀態之類?於是再查一下字典。「心肺停止」就是心肺停止,根本就是「死亡」吧!就算植物人都不會「心肺停止」的。我又想起香港醫院的慣例,醫生未簽字證明死亡,所以不能說「死亡」的。可是日本也有其他新聞報道,例如火災,從火場發現一條已燒焦的屍體,那報道也直接報道作「死亡」而不會等醫生簽字確認那個人已經死亡才算是真正的「死亡」。十分好奇,為何這段新聞會選擇用「心肺停止」而不是「死亡」一字呢?之後跟外子討論,他還笑我笨:「你有沒有留心出事的是什麼?是自衛隊。死的是誰?自衛隊隊員。」我就說:「那難道自衛隊隊員就不被批准死亡嗎?」說罷這句,我就當頭棒喝了。「對,我忘了他們是自衛隊。」嚴格來說,自衛隊隊員當然可以/會死亡啦,可是日本的新安保法案在剛過的3月29日正式生效。新法案承認集體自衛權、擴大自衛隊的活動範圍、准許自衛隊到外國拯救日本人、美國軍艦出征時自衛隊亦可作防護等等。(對新安保法案有興趣的話,可參看我的一篇舊文《安保法案的前世今生》)簡而言之,自衛隊的權力大了,可以做的事情多了,而需要的人手也多了,所以自衛隊一直都在全年招募自衛官。既然新安保已經實施了,自衛隊長遠也需要擴充,如果傳媒把自衛隊的事故報道得負面,這樣民眾對新安保和自衛隊的觀感也變負面。既然希望有人加入,又怎能營造一個「加入自衛隊,原來在國內執行檢查任務,都有生命危險」的印象?所以國家媒體都會自肅,選擇一些負面觀感不重的字眼去描述自衛隊的事故。例如「死亡」,立即想到「自衛隊有人死了/自衛隊很危險」,不說;而選擇「心肺停止」,感覺中性得多。可是死亡就是死亡,總不能一直避重就輕避而不談。結果那天晚上再看NHK的新聞,4月8日下午6時,再報道這新聞時,標題是「自衛隊機墜落 6人の死亡確認 原因調査へ」,這次用字選擇「死亡」,因為已被確認而且要進入調查,總不能一直「心肺停止」至化成白骨吧。以為NHK是日本最中立客觀的媒體嗎?別忘了NHK的全名是NIPPON HOSO KYOKAI、日本放送協會,是日本的國營電視台,所以NHK還是會選擇一個為政府護航的立場。亦因為如此,今年3月17日NHK一個有名的時事節目《クローズアップ現代》,已擔任該節目主持二十三年、非常有名又受人敬重的國谷裕子(くにや ひろこ)被換走。有傳她做的新聞專題和評論令政府中人不滿,認為她在NHK報道政府或社會的負面新聞不恰當,所以藉詞節目改組把她換走。我以為在香港才要比較那個媒體用「暴動」/「暴徒」/「違法佔中」、那個媒體用「騷動」/「示威者」/「佔領」而已,原來新聞審查在各處都有,只有明目張膽還是暗渡陳倉的分別而已。原載作者博客、Facebook專頁原文載於作者網誌,圖片為NHK網站影片截圖 日本 新聞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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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壓

《星期日生活》電影專欄作者家明從銀幕的光與影看出另一重切面人生,是每期細讀的文章。前不久,他用了兩個星期的篇幅談到《荷里活黑名單》這部電影,旁徵博引述及美國二戰之後的那幾年黑暗日子。說的是麥卡錫時代「誰失去中國」(Who Lost China)反共狂飈,我沒有機會看《荷里活黑名單》,經家明詳細講述,電影的肅殺氛圍在字裏行間直透紙背,那是暗無天日的政治迫害。家明在文中提到另一部講述相同議題的《Guilty by Suspicion》(午夜風暴)倒是看過,羅拔迪尼路飾演的電影導演David Merrill在被召傳到國會眾議院非美委員會(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前夕暗夜的天人交戰,過了差不多四分一個世紀,那晚看完電影後脊樑上的寒意揮之不去,仍然清楚記得。電影是藝術,也是意識形態的一柄利刃,資本主義社會固然通過第八藝術「笑裏藏刀」宣傳其優越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現實主義理論,亦要求作者以藝術方式「幫助人民認識和改造世界」。於服膺任何一種意識形態的統治者而言,電影的九十分鐘媒介經歷足以塑造一種人或事的典型,在漆黑的電影院令觀眾潛而默化,勝於刻板背誦的洗腦工程。職是之故,電影製作人就是他們打壓/拉攏的對象;到了這時,電影不是藝術,而是政權存亡要素。於是,美國右翼政客五十年代初要荷李活影人交出親共的「讀書會」成員名單。也是五十年代,香港左傾影人組織「讀書會」,紅心朝向北京中共政權,結果遭到港英驅逐出境。敗退台灣的國民黨,行政院新聞局意在香港制訂「附匪電影事業及附匪電影從業人員審定辦法」;與大陸有交往的香港電影從業員若不簽「悔過書」,電影不得在台灣放映。因此,倘說像今天一些香港電影業人所言電影不涉政治沒有黑名單從無打壓,這是很重大的發現,可以競逐諾貝爾和平獎。家明的兩篇文章寫得透澈,讀後當會對美國六十年前的暗黑年月了然於胸。我無謂在這裏狗尾續貂,簡單而言,麥卡錫主義背景是一九四九年中共得天下之後美國政客掀起的「誰失去中國」白色恐怖,矛頭不單對着政府部門,更大的是指向自由主義滿溢的電影工業。美國的人身及思想自由招牌在廉價愛國主義之下砸破淨盡,才氣橫溢的荷李活十君子下場悲慘,白飈之下人人噤若寒蟬,一片殺氣騰騰,擋者小則從此失業,大者如差利卓別靈遠走瑞士避秦。政壇方面,國務院官員大批遭到整肅,被視為親中共的外交官謝偉思(John Service)黯然離職到加州推銷百科全書為生。哈佛大學東亞系中國通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七十年代美國與中共破冰之後嘗言,如果美國不是搞這麼一場反共運動,折損大批中國及亞洲事務專家,可能不必打那場禍延幾代的越南戰爭。影圈裏的無間道麥卡錫主義在影圈興風作浪,除了國會傳召作證的政治壓力,與荷李活右翼分子竊據演員工會也有直接關係。這人叫列根,就是一九八一年當上總統那個。他兩度擔任演員工會主席,第一次是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二年,第二次是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他第一次當家正值麥卡錫主義時期,帶頭對被認為思想左傾的電影從業員實施杯葛,編劇的劇本找不到電影公司開拍,演員導演無人願意簽約。多年之後,人們找到列根為何對左傾影人咄咄相逼的原因,原來他一身兼兩職,既是演員,也是聯邦調查局(FBI)秘密線人,代號T-10。解密檔案顯示,列根當上演員工會主席同年的一九四七年,在國會聽證會告訴議員誰人「有問題」;也是一九四七年,他在工會發起「不當共產黨員承諾」。這種做法一直到麥卡錫主義在五十年代浮現之後,列根把這個無間道角色演得絲絲入扣。與其他地區相若,美國影業也是兩股力量,一方是財雄勢大的八大公司,一方是票房保證的編劇與演員,雙方互相拉扯,影業巨擘錢財豐厚,甲不做找乙做,青山代有人材出。不過有時候形勢比人強,就得調整做法,這就是一九七二年的奧斯卡頒獎禮。在奧斯卡悠長歷史,這是極具意義的一屆,也是嶄新史頁的開始。一九七二年,當時美國進軍越南已有十年,那年北越國防部長武元甲發起「復活節攻勢」,美國急忙反擊,大舉轟炸河內及海防等北越重要城巿;美國反戰運動此時也進入高潮,炙手可熱的女星珍芳達(Jane Fonda)多次參與示威,處處走在前頭,成為標誌人物,使得反戰洪流氣勢大盛。這年,她的電影《花街殺人王》(Klute)入選奧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影后金像獎拉攏珍芳達一九七二年三月,奧斯卡頒獎禮舉行。珍芳達在一九六九年憑《攞命舞》(They Shoot Horses, Don’t They?)提名,落第而回;今次以《花街殺人王》再度提名,捧獎而歸。這時珍芳達在保守主義充斥的影業世界可說生人勿近,有人視她如蛇蠍如鬼魅,她上台領獎時說了很短的一段話:「謝謝,十分感謝電影藝術學會成員。感謝大家的喝采。想說的話很多,但今天晚上不準備在這裏說了。謹向各位表示衷心謝意。」(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members of the Academy. And thank all of you who applauded. There’s a great deal to say and I’m not going to say it tonight. I would just like to really thank you very much.)頒獎禮舉行前,有人認為珍芳達十拿九穩,原因不是演技,說是珍芳達因為一九六九年失意金像獎,「把心一橫」全身投入反戰,於是這屆就給她一個,希望她「回心轉意」,云云。同年六月,珍芳達拿了小金人三個月之後到訪河內,到被美軍炸剩殘垣的地點探望百姓,坐到高射炮架拍了新聞照片,保守派大怒,稱之為「河內珍」(Hanoi Jane)。自此之後珍芳達星運漸暗,一九七五年更整年未發巿,多年之後她在一次訪問說,「我不能說我進了黑名單,但我是在灰色名單」(I can’t say I was blacklisted, but I was greylisted)。香港影壇的國共之爭至於太平洋這邊的香港,更是國共兩黨的肉搏之地。年前出版的《永遠的美麗: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六十周年紀念》與《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之二:理想年代——長城、鳳凰的日子》兩書都提到五十年代初左派影人組織「讀書會」,那時呱呱墮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仍在褓襁階段,百多香港影人「學習進步的文化理論及政治理論」。在英國人眼皮底下搞親共活動不容於殖民地當局,一九五二年劉琼等多人被驅逐出境送回大陸。左派影人四散,但同一時間親台的右派影人如魚得水,如果說這是港英刻意打壓左派影人的伎倆亦無不可。當時台灣官方人員在港半公開活動頗為招搖,去世多年的導演李翰祥生前說過有人向他自認「四組」;他不明所以,了解之下,四組就是國民黨文工會的另稱,表露身分的地點就在香港。英國人的拉一派打一派加上國共之爭,編織成銀幕之下的一齣齣間諜電影和人間悲劇。李翰祥成長於北平,五十年代初來港,由美術小工逐漸走上大導演之路。七十年代末他赴美進行心臟手術前,回到久違的大陸省親會友,由於當時台灣影響力在香港影壇猶如一霸,聲名盛如李翰祥也因為保密緣故,由澳門暗中到拱北轉廣州再搭航機赴北平。遊遍山水之後,一個長於北京的導演,開機拍片乃是自然而然之事,這就是一九八三年接連上畫的《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此舉觸犯當時香港影壇大忌,蓋台灣是港產片除了星馬以外最主要出口地,對香港電影堪稱手操生殺大權。說得俗一點,與今天香港影業翹首北望神州雷同,「搵食靠大陸」的七八十年代版本就是「搵食靠台灣」,昔時的新台幣等於今天的人民幣,那時晉見台灣官員與今天與中共權貴共桌等量齊觀;不同的是時空轉換,三十年前的「自由祖國」變成如今的「祖國內地」。李翰祥梁家輝的經歷李翰祥這兩部電影引起軒然大波,是因為李是華語電影的超級導演,若然此例一開,自由祖國說不定在中共「一國兩制」面前潰不成軍。香港當時有一組織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人稱「自由總會」,五十年代由親台影人發起,港片若要在台灣發行,事先要在自由總會登記。香港電影資料館研究主任黃愛玲曾撰文稱,當時大部分電影從業員,除了左派影人,「其餘大部分人都要參加自由總會」。自由總會因着對抗中共的漢賊不兩立本質,對「附共」、「投共」、「親共」者嚴懲不貸。相對於此,台灣行政院新聞局則有相關條例,包括聞之色變的可根據「電影事業及電影從業人員附匪或反正歸誠之情報」審議電影,「在未審議前對該項情報有關影片不予核定」這一殺手鐧。六十年代,李翰祥母親在北京染恙,李不敢回京探視,只得請太太張翠英代行,因為「怕了自由總會給台灣祖國打小報告」(李翰祥《天上人間二》)。到了李翰祥斗膽到大陸拍戰,這還不是「為匪張目」?撞牆出事不在話下,連此片的新晉演員梁家輝也因此受盡夏楚。梁家輝憑《垂簾聽政》得第三屆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那時金像獎是初生孩兒,立場不分左右,意識形態是延續到今天的自由主義,不管台灣態度如何,就把獎頒給梁家輝。梁拍了這兩部宮幃片之後無以開戲,因為是台灣方面卡着。平情而論,影業老闆未必懂戲,倒是對政治這玩意深諳箇中三味,台灣對梁某有意見,不給梁開戲便是,於是梁影帝變成失業漢,在銅鑼灣崇光百貨門口擺檔,在報章副刊寫專欄,印象中他寫過一篇佐佐木小次郎與宮本武藏,短短幾百字看得出是下筆認真的讀書人。緣何梁家輝影片無法進入台灣,說法有幾樣,有說是台灣封殺(這是必然,否則梁以影帝之身何以無戲可開);也有說是有人要梁家輝就赴「匪區」拍戲簽下「悔過書」,梁不允,於是拉倒,類似說法不一而足。沒有完結的悲劇時移世易,冷戰結束,自由祖國風光不再,紅色祖國日漸發達,電影兩岸同時上演,相對台灣的二千萬人口,大陸的十幾億人巨大巿場不可同日而語。於是拍片對象談話對象表忠對象出現根本變化,北望大潮不可阻擋是事實。上周《十年》得獎後,有人侃侃而談政治與電影工業的雙生體關係,又講到阻絕政治介入影業。這若是抽離歷史背景,或許是新話題,當攤開史卷即見真相——甲地演員受打壓由於是反對不義越戰,乙地演員受打壓由於是回大陸拍片——僅僅只是一個人的言論和藝術自由,卻在寒風澈骨的歲暮遭告密打壓封殺迫害,銀幕上的劇情總有完結時,真實悲劇從未落幕。這篇周記寫得匆忙,來不及查閱美國電影藝術學會成員以及港台影人的前世今生,誰是昔日參與打壓珍芳達的惡棍,誰使李翰祥怕小報告不敢回鄉探母,又或者是誰封殺梁家輝。香港金像獎頒獎禮那夜,鏡頭掃過之處,昔年「自由影人」魅影似是若隱若現;舊事歷歷在目,朗朗乾坤,白紙黑字都在史冊,便是改弦易幟,早晚也會找得出來。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4月10日)。 電影 十年 安裕周記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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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最大政治審查機器

掌握本港絕大部分文化表演場地的康文署,要求劇團「糊塗戲班」刪除節目場刊中,其中一名監製畢業於國立台北藝術大學中的「國立」兩字。不用爭論,顯然是部門人員敏感症發作下進行的政治審查。但這種敏感症早已在政府全面散播,所謂的「一國兩制」,早已這樣一點一滴被消弭於無形。其實康文署早已進行政治把關的任務。在2001年開始,該署便開始以「所申請檔期的場地已被租用」或「可供公眾人士租用的日期已全部分配予演藝和社區建設團體」等原因,不再租用場地予被內地列為「邪教」的法輪功舉辦活動。今次禁「國立」字眼事件,是一次文化界怨氣累積多年後的爆發。糊塗戲班的遭遇,在本港文化圈子其實已存在多年,不少表演團體或單位人員,都有過相同的經歷。只是大部分的團體為了順利演出,唯有「揸頸就命」、忍氣吞聲。不過今次事件,是否可令署方不再做這些無聊多餘的審查,筆者未感樂觀。因為政府已成為本地最大的政治審查機器,不同的部門都「各司其職」,自設政治禁區。正如掌管龐大公共屋邨單位的房署,曾有禁止議員在屋邨展示某些批評政府宣傳品的紀錄。例如有政黨曾擬張貼寫有「大話精梁振英」和「抗議中聯辦亂港」的遊行宣傳海報,亦被署方以內容涉及批評第三者為由拒絕批准張貼。後來申訴專員公署決定調查房署是否在審批公共屋邨展示宣傳品時,有標準不一的情况。又如上月選舉事務處拒絕為本土民主前線立法會新界東候選人梁天琦,免費投寄有「勇武抗爭」、「自治」及「自主」等字眼的競選宣傳單張。以上提及被禁或被阻的內容,絕無觸犯本港的法律。但掌握雄厚資源的政府部門人員,就奮勇擔演了「政治守門員」的角色,甘心畫地自限,「兩制」的空間就是如此愈畫愈小。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3月24日) 國立爭議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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