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雪瑩:城市小販難共生?

要動筆寫本月「城記」,題目多得叫人頭痛。光是這幾天在香港發生跟城市研究有關的熱話,隨便數已有四、五件。最後我捨旅遊業(自由行)為城市帶來的問題、民建聯鍾港武「成功爭取解決露宿者」而選談小販和夜市,應節之餘也因嘴饞。小販是基層謀生的經濟活動,符合左翼理論,同時一些經濟右派也認為讓小販經營是鼓勵各大小型企業競爭,切合自由經濟。這些經濟主張我不必重複,今天我們來談為何小販如此叫現代城市害怕?小販與現代城市如何共生?祖母曾對我說當年戰亂從大陸來港後,當時我爺爺的父母就是在木屋區和七層大廈樓下賣豬骨粥和炒麵為生。誇張一點說沒有熟食小販就沒有今天的我在寫小販的故事。而我相信這個小販故事跟穿珠仔養大一家幾口一樣絕非例外。小販這類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在發展中地區扮演着非常重要的經濟和社會角色。這些不受政府完全監管並在非指定地點發生的經濟活動如街頭經濟,除了是發展中國家的弱勢社群的生計外,更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體系下所產生的常見現象。尤其是當政府不能提供充足的社會福利時,非正式經濟令城市的貧窮人口得以維生,人人有工開更有助維持社會和政治安定。另一方面,當基層人口也可以是企業家,雖然要承受的風險較大,但卻比打工更有彈性,掙的錢可能更多,帶來更大的潛在社會流動性,甚或一代傳一代確立「家族企業」。「生活」再非「現代城市」功用時至今天當香港政府能提供一定程度的社會保障時,我們卻逐漸摒棄當初一代基層市民賴以維生的小販活動。這種思維在很多社會科學皆有觸及,簡單而言就是將小販由基層經濟活動和維持社會穩定,重新演繹成混亂、落後、危險、不合衛生和跟附近交租的商戶不合理地競爭。地理學者將二戰後歐美城市的管理模式改變描述為由管理式(managerial)轉向至企業式(entrepreneurial)。管理式城市在西方社會有其歷史原因,特別是在戰後英國百廢待舉,工黨政府上台,政府着重為市民提供公共服務;及至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浪潮捲至,政府採用的是新的管治(governance)策略,着重以公私合營或以私有化方式提供公共服務,並為了應對全球化下資本流動性極高,忙於以各種手段為城市吸引來自境內或境外的流動資金。這項策略的其中一個特點是城市的主要功用不再是生產、工作和生活,而是能吸引本地或外地投資的磁石。實踐起來的辦法有很多,包括建大型商場、體育館、文化設施、博物館、會議中心和摩天大廈,總之城市應當展現一種吃喝玩樂投資旅遊者都感到安全、刺激、創新的地方。城市不再是供本地人生活的城方,更是用來推廣的一種商品。吸引跨國資本才叫威?這裏暫時無意引申出一種近乎本能的道德批判,我也懷疑香港是否曾經經歷一段長時間的管理式城市,我們似乎直接由發展中地區搖身一變成企業式城市了。不過儘管如此,有時市政府對非正式經濟也能採取比較彈性的管理手法。2000年以後英國城市研究提出「都市復興」(urban renaissance),特別是在一些因去工業化而導致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人口減少、建築破落的老城市,開始鼓勵小販進駐為市中心帶來生氣;一些城市亦意識到當土地用途過分單一,如商業區夜晚無人,純住宅區日間冷清,一些區域在每天指定時段了無生氣,也慢慢接受發展晚間經濟(night time economies)。學者Jennifer Robinson提出「尋常城市」(ordinary cities)的概念,目的就是要打破以西方「現代」都市作為城市發展藍本的單元,是否一定所有城市都要爭相吸引跨國資本才叫夠威?她提醒當決策者留意到個別城市生活的多樣性,就應避免未審先判地論斷非正式經濟一定會對自己的城市不利。所以當香港由發展中城市一躍而成「企業式城市」,努力改造自己面貌希望獲得跨國(或者更準確地是來自中國的)資本青睞,我們對市容的想像就是秩序、明亮和先進,小販這種難以規管的經濟活動代表着不確定、髒亂和落後,是要「嚴厲取締」的。當然我們不可以太「離地」一味歌頌小販,有說深水埗居民向民建聯投訴擔心滾油安全、噪音和垃圾問題等,這些實在的問題是否不能解決?另一方面,香港人把台北當成後花園,去夜市掃街更是指定動作。台北的夜市有滾油噪音和垃圾問題嗎?當然有,要不然前年師大夜市便不會幾近停業。警察小販的默契最多遊客前往的台北士林夜市成形於70年代,至2007年台北市長郝龍斌決定重建士林夜市,2011年完工將夜市攤販遷到大樓內方便管理。台灣輔仁大學的邱啟超博士就士林夜市的管理發表了幾篇論文,其中一篇甚為好玩,他將台北市警察和士林小販之間的關係比喻成一種有默契的好戲,並認為這是現代企業式城市與小販共存的一種方法。我們不必把台灣浪漫化,台北市政府亦是意識到夜市是它們旅遊業的重要資產,郝龍斌就曾對紐約前市長朱里亞尼開宗明義說,台北需要更好的管理小販以吸引本地和外來投資。當夜市大樓建成後有牌小販遷入,但一些無牌攤販依然佔據大東路和大南路的店舖外的範圍。管理當局認為雖然要「打造現代都市面貌」,但同時亦要對無牌攤販有點容忍,畢竟近年台灣經濟不景,年輕人失業率高企,攤販也是選票的重要來源,而且遊客對街邊攤販的情意結並非室內市場可以取代。邱啟超博士認為其實警察和攤販的關係並非你死我亡。警察除了要實際維持治安,另一個同樣重要的任務是令人感到安全;小販亦要擺出一副現代文明的模樣,於是兩者只要合作上演一場好戲便能各取所需,為自己經營美好形象。警察要面子希望感到受尊重,小販亦要給予顧客信心。於是邱博士使用社會學家Goffman著名的「劇場表演」理論來解釋每天上演的走鬼戲碼。警察不會在夜市最旺時巡邏,小販亦輕裝以手提行李箱上陣,一旦知道警察迫緊便趕快收起箱子混入人群中。警察見小販畀面不會在他們面前太猖狂,便懂得隻眼開隻眼閉。這種隻眼開隻眼閉方針背後的是一個大問題﹕都市管治是否可以在懲罰性的控制和毫無規範的兩個極端之間中間落墨?士林的例子似乎是一場有默契和共生關係的畀面派對,那麼這種對於非正式經濟的中間落墨,是否可以因地制宜逐漸制度化?現代化都市藍本是否不只得一個?而士林夜市的管理其實並不只攤販和警察兩方,攤販也分流動和固定,有牌無牌,在檔口前或檔口本身,這些本身已是一種在地的權力關係和組織,即使沒有警察和政府的介入,這麼多年來也有着一定的討論和理順空間使用的機制,當中一定未臻完美。政府如果介入必須深入了解這些機制。香港夜市會出現的噪音、垃圾等問題是多種土地用途混雜在一起的結果,但如果將土地用途分得清清楚楚,住宅區商業區購物區毫不相干,城市並不會變得更可愛。西方城市發展的經驗已經清楚告訴我們這個慘痛教訓。忽發奇想,如果小販有商會,可以申請勞工保障,要入會交清潔費用,或者照樣以噪音條例管制小販,無噪音便繼續經營,不知是否可行?這些實際操作就留給說要「嚴厲取締」小販的食環署,因地制宜學習與小販共生,學習「尋常城市」的精神了。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小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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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輕:政府打壓小販的邏輯謬誤

今年農曆新年,深水埗桂林街、北河街交界的「桂林夜市」,也許隨着食環署的加力打壓而宣告「被消失」。食環署早於2月初已「掛起9 幅黃色橫額,呼籲居民切勿光顧無牌小販,並表明會嚴厲取締無牌熟食小販」云云。《明報》(2015年2月11 日),看看那些標語,不外乎寫上:「嚴厲取締無牌熟食小販」、「切勿光顧無牌小販」等等。這些標語掛在熙來攘往的鬧市中,途人正眼也不瞧一下,然則,是否代表「有牌小販」便可以在當區擺賣嗎?那又不然。因為有牌小販還得遵守很多規則才可經營。家長式專制的決定有團體本月發出網上問卷,收回兩百多份,「發現有62%人認為桂林夜巿應原址保留但加強管理;只有2%贊成一刀切取締。」《晴報》(2015年2月18日)可惜,這個政府無論由民生事務,乃至經濟發展,民主進程,都不會聽取他們不願聽到的真正民意,因為這些民意全是逆意的反對聲音,官老爺們覺得這是「搞事」,聽了這聲音就代表向反對派屈服,因此,就算打着「民生無小事」的現屆政府,也不會成立專責小組,好好研究一下小販政策,而只是一刀切,絕無轉圜餘地,以「影響環境衛生」、「傳播病毒」等標語去恐嚇香港人,叫人不要光顧熟食小販。深水埗區議會的決定,絕對是「家長式」的專制決定,試想想,全港最多基層市民居住的地區,竟然不能於農曆新年的幾天假期,品嚐「窮人恩物」的小販食物,不能以一個幾毫去「篤粒魚蛋」,買餅雞蛋仔,反而要市民去光顧那些大發新年財的酒樓食肆茶餐廳,捱那「加一加二」,加冰再加三蚊的普天同「慶」的日子嗎?政府沒有在閒時好好檢討「小販政策」,卻在大時大節,以行政管理手法,粗暴打壓小販,要他們絕跡新界港九,卻又容許更阻街的花墟花檔、茶餐廳枱櫈,甚或私家車等,橫亘在行人路上,令香港人迫得要走在馬路上,這些情景,每個新年都歷歷在目,可是政府又不怎樣用力打壓,為甚麼短短幾天的「桂林夜市」,又不可以因勢利導,像花市般招標登記,然後搞好衛生,齊齊開檔,大吉大利呢?你看政府一直迴避檢討小販政策,卻捨本逐末,強調光顧小販影響健康,破壞環境,擺佔馬路,破壞「法治」,甚至有「光顧無牌小販,危害健康損市容」這些反智標語。(損市容者,十八區區議會的地標也)影響所及,香港人漸漸地以為商場店鋪的食物才叫衛生乾淨,街頭食物全是藏污納垢之物,有學校竟三令五申,不准學生放學後光顧小販,違者處罰等,既然如此,政府自然有恃無恐,一派家長式的專制管治,完全漠視民意,硬是拒絕放寬小販的發牌和管理。「後佔中」時期的「疑神疑鬼」「雨傘運動」一役,歷時79天,影響深遠,儘管政府最後也完成「清場」,可是後來出現的旺角「鳩嗚團」,屯門及沙田的「光復行動」等,都使政府成了驚弓之鳥,只要是人多擠迫的地方,政府都會如臨大敵,恐防香港人又會乘時而起。這種尾大不掉的局面,是「後佔中」時期的必然現象,因此,今時唔同往日,食環署乃至警方,以往真的「隻眼開隻眼閉」,農曆新年三天假期,大家一起回復正常「秩序」,可是到了今天,政府不能容忍半點混亂,那怕打壓小販是「阻人搵食」,都要將局面控制下來,於是,區議會絕無半點討論餘地,食環署亦一改以往懶懶閒心態,高調地配合執法,把小販看成是佔中三子一樣,誓要奪回道路使用權不可。這種官民矛盾,根本只是政府在疑神疑鬼,心中存在「佔領」的夢魘,可是,卻要小販賠上幾天的生計,連那丁點生存空間也封殺了。這種堅壁清野,一網打盡的邏輯,放在政治打壓上還可說是掌權者「風險管理」的一着,可是,小販擺買只是日常民生的事情吧,如果擔心市民吃了不潔食物而影響健康,因此不惜以一整隊食環署職員24小時在現場看守監視,那麼,流感肆虐了整整一個月了,政府做了甚麼?食環署連加強人手清潔街道的訊息也聽不到,局長連叫人上街記得戴口罩也沒提一句,更遑論免費為高危者注射疫苗了,難道禁止小販經營重要得過流感病毒四出傳播嗎?小販是社區的創意之源一直以來,撇開「衛生問題」和「阻街」這兩個似是而非的理由,小販其實是本土文化的創意泉源,幾十年以來,小販活動帶起了多少街頭創意?先不去研究那一輛又一輛精心改裝設計的木頭車,只看那些街頭小吃,例如「炭燒雞蛋仔」、「咖喱魚蛋」、「車仔麵」等等,都是經過小販不斷在街頭叫賣,調整口味改變而來的,沒有科學的民調,沒有機械製作,只以香港人的口味,加上民間的小智慧,小販便調製成一款又一款好味的街頭小吃。例如「雞蛋仔」便因應市場需要,變出數十種不同的口味,歷數十年而不衰。但政府不但不製訂政策,扶助這些基層市民自力更生,反而一邊將小販「妖魔化」,冠以骯髒之名,另一方面,卻又大肆宣傳那些街頭小吃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過橋抽板,莫此為甚!試看看「雨傘運動」那些藝術擺置及就地取材的創意,及至年宵花市,年輕人設計的貨品,那些創意和心思,使香港人也不吝花數十元買下來,你便會發現街頭才是文化創意之源,小市民的生活才最有生氣,而一天到晚在街上擺賣的小販,才是「香港本土文化的生母」。(註1)我們至少可以列舉十多個理由,去證明香港這個「亞洲國際都會」,絕對有空間容納小販這門自力更生,肯捱肯幹的職業。可是,當小販這古老職業,碰上這個沒有民意基礎,卻又強調「民生無小事」的虛怯政府,便只有繼續被「妖魔化」,然後,香港人眼睜睜看着這個政府裏的官員假惺惺,一邊廂竭力宣傳照顧弱勢社群,消滅貧窮,強調傳統文化的重要性,另一邊就將小販視為城市發展的絆腳石,把基層市民棄如敝屣,還以一些似是而非的謬誤邏輯,去掩飾決定本身的錯誤。註1:見馬國明《路邊政治經濟學》,他對小販素有研究,認為小販代表的是一場流動的街頭盛宴,香港人不論貧富,只要有十元八塊,就可以品嘗特色小食,是香港社會才能「嗅到和感覺到的鄉土情」,頁112。 小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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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國明:後佔中民主運動——公投恢復小販發牌

[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630"] 香港和平佔中全民投票[/caption]人大常委通過一個最保守,完全扼殺香港市民自由挑選特首候選人的政改方案後,佔領中環的公民抗爭已是如箭在弦上。無論佔中的公民抗命成效如何,面對北京政權強橫地封殺香港的民主發展,香港的民主運動必須繼續。但有法律效力的政改既然過不了北京獨裁政權這一關,香港的民主運動便必須另闢途徑,繞過北京政權的首肯。這條避開北京的民主之路其實早已在今年六月舉行的民間公投實現了,不要小看六月民間公投的作用,與香港一水之隔的澳門剛舉行了民間公投,但澳門當局卻巧立名目,拘捕主持民間公投的人士。正如主持民間公投的港大民意調查中心主任鍾庭耀博士所言,民間公投是一項社會資產,因此香港的民主運動應該繼續善用這項資產。在討論怎樣善用這項資產之前,不可不提自從佔中運動的意念提出之後,各種似是而非的反佔中言論紛紛出台。各種反佔中的言論中,以「幫港出聲」的言論最令人齒冷。不過「幫港出聲」的理念有其參考價值,香港的弱勢社群經常沒有發聲的機會,有人代他們發聲是好事。這類弱勢社群中,以流動小販這群體最需要有人代為發聲。無論是九七前或九七後,流動小販都是政府的打壓對象,連偏遠的天水圍天光墟也逃不過食環署的小販掃蕩隊的打壓。流動小販的罪名不外乎是無牌售賣和阻街,有關當局早已停止發牌,無牌售賣這條罪可謂強加在小販身上的。至於阻街,違例泊車也是阻街,但違例泊車只需繳交定額罰款,小販除了繳交定限罰款外,所有貨物和生財工具一律被充公。同樣是阻街,小販受到的懲罰嚴厲百倍。諷刺的是香港社會一向以香港是法治之區而自豪,但小販受到的對待卻說明流動小販在法律面前並沒有得到平等的看待。要為弱勢社群發聲,小販是首選的對象。 小販最需要公眾代發聲香港的民主運動既然卡死在以天朝自居的北京獨裁政權,要另闢途徑便必須結合香港社會裏的弱勢社群。說到底民主的意義無非是要在人人平等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地方的政治藍圖,小販既是被壓迫的一群,香港的民主運動在與北京商討之路完全封閉後,唯一的出路便是結合香港被壓迫的社群。因此民間公投這項社會資產可以用來舉行一次香港政府應否恢復小販發牌的全港公投,當然民間公投沒有法律效力,但透過舉行公投,贊成恢復發牌的人士須大動員,解釋恢復小販發牌的社會意義。正如佔中引發社會對公民抗命的討論,舉行應否恢復小販發牌的公投亦必然引發有關城市權利(The Rights to the City)和城市空間間格的討論。此外,贊成恢復發牌的陣營必須面對一旦重新發牌,怎樣規管小販的問題。這種討論客觀上有如向北京示威,雖然北京提出一個令人徹底失望的政改方案,因而令香港的政制原地踏步。除了選委會的極少數人士之外,其他人一概不能參與特首選舉。但透過民間公投而引發的討論,香港社會向北京說明,即使不能選特首,亦可以參與香港社會的決策! 民主派獲重要地區議題或許讀者會認為筆者的見解有點兒阿Q精神,關鍵是當民間公投的結果顯示有多數人贊成恢復小販發牌,在地區工作的民主派團體便獲得一個重要的社會議題。現時全港十八區的區議會全由建制派控制,民主派團體只餘零星的議席。民主派在地區層次全面退卻,一個經常被提出的原因是抵擋不了建制勢力的「蛇、齋、餅、糉」攻勢。這個原因雖然成立,但「蛇、齋、餅、糉」攻勢奏效,無非是因為區議會的層次缺乏如佔中這類黑白分明的議題。恢復小販發牌的議題或許不能跟佔中相提並論,但一旦恢復小販發牌在民間公投中得到多數人的認受(要得到這個結果當然涉及大量有關小販正面意義的探討),從事地區工作的民主派團體須要仔細探討怎樣說服當區的居民接受小販在區內擺賣。流動小販一方面方便當地居民購物,但亦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滋擾,更何况香港的城市發展愈來愈像一個患上潔癖的人,因此必須解決滋擾的問題。一個可行的做法是參照現時運輸署規管紅van的做法,現時香港多條交通幹線都禁止紅van使用。其他道路亦設有禁區,限制紅van上落乘客。除了這些限制外,紅van的運作大抵由行內人士自行決定。一旦恢復小販發牌,在地區工作的民主派團體可以廣泛收集區內居民的意見,在某些交通樽頸位置設立禁區,絕對禁止小販擺賣,某些地方則設立時限等,總之是精心安排,讓滋擾減到最低。恢復小販發牌後,只要在地區層面妥善安排,把滋擾減到最低,小販便能在香港的街頭名正言順的重現。值得注意的是,在爭取恢復小販發牌和妥善安排小販在全港十八區擺賣的議題上,建制派是綁手綁腳的。建制派無非是香港的既得利益者和其代理人,香港的最大既得利益集團是地產商,恢復小販發牌直接損害地產商的利益。恢復小販發牌,捱不起貴租的小商戶可以索性做小販,轉而在街頭擺賣。長此下去,商舖的租金必定會下調。 北京封殺下 公投體現民主猶記得2012年的特首選舉,民主黨的何俊仁代表泛民參選,他的主要政綱是抗衡地產霸權,但他卻沒有提出任何足以抗衡地產霸權的措施。為長期被打壓的小販社群發聲,爭取恢復小販發牌是對抗地產霸權最有效的方法。建制派既是既得利益者,當然不會倒自己的米,爭取恢復小販發牌。在這項議題上,民主派團體絕對佔了先機。舉行公投是最能體現民主的方法,北京封殺香港的民主發展,香港社會卻可以運用公投來體現民主。當然可能無無謂謂地舉行公投,但恢復小販發牌是嚴肅的議題,政府每年花費大筆公帑維持一支專門掃蕩小販的小販掃蕩隊。但小販無非是一群教育程度有限的勞苦大眾,以自己的方式謀生之餘亦惠及附近的居民。佔中之後的民主運動必須為長期被打壓的小販社群發聲!文×馬國明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小販 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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