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焯灃:革命與遵命,由西至東:從卡里加里博士到《少年小趙》

如果說「電影反映大眾所思所感」已是陳套觀念,我們至少可以將這套說法歸功於齊格飛.卡考爾(Siegfried Kracauer),他早在1932年便寫道﹕「大多音樂、軍事電影、劇情娛樂片愈是差劣而承受不了嚴格的美學審判,它們的社會價值便愈是重要(……)這些電影對普羅觀眾傳遞了什麼信息,他們又在什麼意義下影響了它?這是首要的問題。」所以之於卡考爾,「及格的影評人的責任在於,推敲主流電影當中往往只暗地裏表現的其他社會意向,在這些意向普遍能暗渡陳倉時將它們公諸於世。」(The Task of the Film Critic)這位德國學者雖然名氣不如阿多諾(Theodor Adorno)、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等其他法蘭克福學派成員,卻是早期開創電影理論的知識分子之一。 卡考爾很早就提出,電影的集體創作和消費模式,令電影成為分析民情的有力工具,同時也強調觀眾不是被動地對電影信息照單全收,反而他們或多或少也塑造了電影的意義,影響了電影的生產。而這個觀點在納粹(正式名字是「國家社會主義」)興起前夕的二三十年代的德國相當重要﹕在一戰後,行君主立憲制的德意志帝國終於被受到俄國十月革命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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