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光:異鄉人

世界盃開鑼了,夏夜美好。開幕禮的歌舞稍歇,吉祥物Zabivaka登場,原型來自西伯利亞的平原狼,意謂「射手」或「得分者」。原是俄羅斯產品,但樣本未如理想,開幕前一個月,急找中國幫忙,找到三十間工廠,製造一百萬小型的Zabivaka發售,還有一百個大型的Zabivaka,在現場與球星拍照,帶給世界歡樂。一個月的時光,中國工人由做模、試樣、生產到完工,一針一線,日以繼夜,完成不可能的任務。當工人看到Zabivaka在開幕禮亮相時,帶點自嘲說:「我們以另一種方式參與世界盃。」言者自得其樂,聽者有點神傷。早前,法國康城影展,一部受關注的中國電影《路過未來》,描述各地的農民工,離鄉背井,到深圳一帶打工,一去幾十年,老病被辭退了,留下他們的子女,繼續農民工的命運。一代又一代,活在冰冷的工廠和陰暗的房舍,埋葬了多少青春和夢想?飛升的租金樓價和高昂的醫療費用,讓農民工永遠不能歸屬與安居。深圳,無論如何現代,都是路過的城市,只有今天,沒有未來。這些活在底層的農民工,數目竟近三億,他們用血汗和青春,像工蟻一樣,撐起中國的世界工場,實現新世紀的中國夢。但城市冷酷,無論深圳、灣區、廣東還是外省,農民工像用完即棄的紙巾,老病者離去,換來青壯者,流入異鄉漂泊的大潮,生死哀哭,任全球化的巨輪將夢想輾碎。故鄉,成了春節短暫溫暖的寄望;城市,是陌生人相濡以沫的異鄉,沒有人關心生產線的過客,沒有人疼惜過客的悲歡。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人民付出實在太多。[張文光 cheungmankwong@ymail.com]PNS_WEB_TC/20180620/s00193/text/1529432642136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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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綺妮:以「怪獸家長」形容父母 不盡不實

家長關心兒女是天經地義之事。坊間以「怪獸家長」描述家長對愛護子女所作出的行徑,要不妖魔化了家長,要不蒙蔽了於社會中家長和老師(學校)之間的權力關係。所謂「怪獸家長」一詞,最早源於日本,在少子化、老年化的富裕社會下所產生一種父母乃至於祖父母對獨生子女過分溺愛的現象。具體如在日本一間幼稚園的畢業典禮表演,所有參與演出學生的家長皆要求其子女當上主角扮演「雪姑」而非配角「七友」;學校在家長的壓力下,安排上演了一套有25個「雪姑」而沒有「七友」的「雪姑七友」。「怪獸家長」並非亞洲地區獨有的社會現象。在美國,有些父母會與老師爭論為什麼自己的子女不獲編讀「資優班」(gifted class);有些父母又會與老師爭拗子女功課/測驗/考試的分數,要求老師提高子女的分數以期獲得考入「長春藤大學」的資格;有些父母甚至因子女不喜歡某個老師要求學校為子女換班。 然而,當我們用「怪獸家長」這個名詞描述家長此等行徑時,似乎假設所有家長都一樣「怪獸」,也蒙蔽了家長和老師(學校)之間的階級權力關係。能夠或想到要對老師(學校)提出所謂「不合理要求」的家長,大多都是來自於高社經地位/階級。有說這些父母慣向社會不同範疇提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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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求光環 鍥而不捨——向污水處理廠兩名技術員致敬

「您好!我是一名在屯門居住超過三十年的市民……得知兩位技術員因揭發污水廠為減輕成本將垃圾汁及毒氣排出而被離職實是憤慨……希望公眾施壓令環保署正視問題,保障居民健康,亦希望有一個公正的交待給大眾及兩位技術員。」這是一位市民早前的來函,委託我將信轉交予兩位揭發污水廠非法排污的技術員。信封面上寫著「多謝你」三個字,從筆跡看,應由一位小朋友執筆的。———————————————–昨天收到消息,指環保署終決定檢控屯門望后石昇達污水處理廠14項違反《水污染管制規例》罪,每項最高罰款20萬元及監禁半年。事件在今年年初爆發。原受聘於昇達的兩名技術員,因不滿公司隱瞞公眾,非法排出千噸計污水於大海,遂挺身而出向環保署舉報,並向傳媒揭發這跨國財團的種種惡行。兩人為此付出了代價,飯碗都丟掉了。自被公司無理解後,兩人在就業市場載浮載沉——一位曾長途跋涉到機場當電工,上下班來回十幾小時,身心疲憊;後來,再轉任地盤。兩次轉工,收入也比從前少了一大截。另一位技術員被炒後一直只當散工養家。可敬的是,兩人並沒因生活困頓而挫損士氣,抗爭並沒有停下來。他們曾協助另一位涉事而被上級痛打的同事,給予上庭支援及追討工傷賠償,結果刑事民事兩仗俱勝;兩人亦曾與工會一同到昇達公司抗議,要求法國總公司Suez Environment調查事件。這半年間,他們繼續揭露環保署及昇達如何一錯再錯,錯而不改——八月及十月,傳媒分別再揭污水廠非法排污,而渠務署更要動用公帑,幫簽了約賺了錢的昇達善後,以免污水「爆煲」!兩人的付出,並沒為他們帶來光環,而他們也不稀罕光環。兩位技術員鍥而不捨的韌性,終迫使政府要採取行動,檢控昇達。污水廠事件並沒引起公眾巨大的迴響,但一封封來自小市民銘謝的來函,卻說明無私義舉,終會感動人的。念念不忘,必有迴響。兩位技術員承受的已夠多,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工作,包括:一,繼續要求環保署問責昇達污水處理廠事件,暴露了環保署疏於監管的本質。由年初事件曝光至今,署方才發出十四張告罪,反應遲鈍。事實上,技術員向公眾揭發事件前,已先向環保署作出舉報,但署方毫無反應;技術員被解僱後,署方亦撒手不理,推搪員工找勞工處了事。環保署在多方壓力下,才承諾由副署長接手調查事件,但事隔半年,調查報告卻只聞樓梯聲響。我們定必繼續催促環保署完成報告,還兩人公道。二,爭取訂立保障「吹哨人」法例事件反映了法例對涉及公眾利益的「吹哨人」(Whistleblower)保障不足,使得甘願為公義挺身而出的員工及揭密者面臨巨大風險——由打爛飯碗到紀律處分,甚至面臨被刑事檢控等——在今時今日政治經濟陰霾密佈的香港,如何立法保障各範疇的「吹哨人」,議會內的立法者們都責無旁貸!三,終止私營化污水廠事件亦暴露了香港一個不能說的事實,就是「自由經濟」、市場萬能論及由此而生的私有化、外判化等問題叢生。昇達及其背後的法國跨國財團與港府簽了豐厚的合約,但事件卻顯示了企業並沒有所謂「企業精神」:既沒效率還要政府倒貼公帑「包底」。污水廠與早前「康橋院舍」事件同樣暴露了問題的本質——一些涉及公眾利益、公眾健康及公眾道德範疇的事務,應否成為「事業」由私人機構以市場謀利方式去營運呢?還是,我們應推動由公營部門去承擔回本應就要有的責任呢?由污水廠事件觸發我們要處理上面三項工作。我們都沒有理由去逃避,或者,我們至少應就這三大方向去引發公眾討論。不過,在種種工作開展之前,我們或許先做一件最簡單的事:就像那位給技術員寫信的小朋友一樣,向兩人說聲「多謝你」。文:譚駿賢(屯門區議員、工黨秘書長)原文載於作者facebook,圖片為屯門望后石污水處理廠資料圖片 工人 工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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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工大罵李卓人

選舉結果揭盅的早上,大學的學生餐廳z,電視永遠開着大台的新聞台,正直播李卓人訪問。工黨在選舉中大敗,畢生組織工運的李卓人亦落選,他一臉大方從容,謂接受選民選擇;一位廚工,突然走到電視前,他穿着白裏透灰的工作服,大聲指罵,似是向全canteen的人發表演說:「李卓人正仆街,同共產黨作對?又搞埋果個黃之鋒,嘿,收人錢嗱……」連珠炮發,罵了大半分鐘,粗口不盡錄。餐廳裏的學生,無人理會,繼續低頭吃餐蛋面。也許香港不需要「工黨」,也不配有一個「工黨」;也許,「工黨」從五年前成立開始,就改壞了名。香港早已沒有傳統意義的「工廠」,工人階級在萎縮,有的,叫「僱員」;看看大學餐廳四周的學生,大部分人將來都會打工,但沒有多少人,當自己是「工人」或「打工仔女」,他們叫自己「專業人士」、「自僱人士」、‘startuper’, ‘freelancer’。看看自己,離地而下流的偽中產,以往從沒有投過李卓人一票,這個選擇理所當然吧,「工黨」不是由工人來投票支持嗎?再看那位廚工,他是工人,屬於工黨主力關顧的階層,但是政治爭端點燃了仇恨之火,本應站在同一陣線,這麼近,那麼遠。究竟誰會投票給工黨?泛民支持者中產比例較多,自稱工人的較少;但工黨不只關心工人,也關心弱勢與民主公義自由平等嘛;但是,關心工人外的弱勢社群或其他議題,眾聲喧嘩紛擾中,只有張超雄形象較突出。我家有一個非常不光采的傳統,每次投票,總會策略性投票(與雷動計劃完全無關),家中總有一票,留給一位危危乎的候選人,到最後,這位候選人總會難敵宿命而僅敗。是年,這票投了給李卓人。在香港,很多人還以「世上最自由經濟體」而自豪,有返工無放工叫勤力,超時工作是美德,有假不放叫好員工,標準工時會減我收入,綜援養懶人,假難民罪該萬死;被剝削的人,無力探求不公義之源,習以為常,然後認命;反正存在就是合理,既定制度如此,遂默默接受,進而助紂為虐,誰人打擾,或提出反對,就是破壞和諧。而這種人,真的不少。這個社會,階級分野被政治斷層割裂,權柄的魔咒,鼓動窮人踐踏窮人,弱勢恥笑弱勢。真正關懷弱勢與工人的政黨,對不起,香港沒這份福氣容納你。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工人 立法會選舉 2016立法會選舉 工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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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與外勞是工人運動的敵人嗎?──從學界與本土派的偽勞動節聲明談起

五一勞動節,中大學生會聯同九大專院校、本土組織發表聲明。這份聲明謬論繁多,卻是不少本土派與港人的心聲。我們不妨藉此機會,透過拆解這份偽勞動節聲明的內容,談一談新移民與外勞問題。勞工權益是工人有血有汗爭取回來的成果首先,這份批評「傳統政黨組織聲稱捍衛工人利益,懇求港共政權憐憫改善港人處境,香港勞工權益卻至今毫無寸進」,罔顧事實。沒錯,香港的勞工權益仍然低微,如《最低工資條例》仍不夠完善。但勞工權益絕非、也不可能是懇求任何政權便能得到的「福利」;也不可能是那些「不甘於行禮如儀」的人,在網上發表一份「勇武」聲明就能換回來的「本土利益」;勞工權益,是在奉行自由市場為「核心價值」的香港社會裡,工人組織多年來用血用汗爭取回來的成果,不容本土組織或學界抹殺與抽水。其實,稍有良知、素養,或社會常識,就不會拿工人權益來抽水。我經常說,學運不同於工人運動,前者擁有自由、時間、社會各界的包容力等各種資本;後者卻沒有時間、自由、資本,面對的卻是最暴力最殘酷的統治階級與資產階級,挑戰的是最鞏固的社會結構──資本主義。資產與統治階級打壓工運的力度,遠超於任何形式或內容的學運。學運失敗,學生所承受的後果通常並不嚴重;但工運失敗,工人承擔的後果卻是失去生計,無力維生。但這份學界/本土組織的聲明,卻將歷年艱苦奮鬥的工人運動定性為「懇求港共政權憐憫」,殊不知自己口頭上提倡的廢除強積金、延長法定侍產假,以及設立標準工時,都是工人組織一直以來身體力行爭取的目標。其實,學界也不一定與工人運動無關,譬如長久以來被嚴重剝削的實習生問題、校院的勞工待遇問題、學生畢業後的工作狀況等等,都是與學界直接相關的勞動議題。但中大學生會與九大專院校卻忽視這些議題,只顧批評傳統社運,以及宣傳自己的本土議題──即使這些批評是事實也好,也不該巧立名目,借勞動節之名,幫自己宣傳。這實在對工人階級與工運極不尊重。新移民是搶工作的外勞、中國籍特權階級?整份聲明最離譜的莫過於將「新移民」與「外勞」混為一談。為了避免有人批評我望文生義,我先引用那段談及新移民與中國外勞的完整原文:一. 取消中國籍入境特權,拒絕輸入中國外勞現時持中國籍人士因《基本法》及港共政權賦予的特權,可以「家庭團聚」的藉口來港。此等移民無需經過任何資產審查,卻可於香港合法工作,是一個給予中國籍外勞特權、任由中國籍外勞搶奪香港基層勞工工作機會的缺口。此外,港共政權更推行只開放予中國人的「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給予中國籍外勞額外的來港工作途徑,進一步剝削香港勞工的就業及上流機會。香港的外勞問題其實就是中國籍特權的問題,我們認為要解決外勞問題,就必須取消此等特權,明確規定香港勞工優先,拒絕輸入中國籍外勞,以保障香港人就業機會。這段內容謬論繁多,令人慨嘆現今大學生的水平。首先,很多人忘記了,新移民並非真正的「移民」。新移民是指那些持單程證來港的人士。他們本身是香港人的親屬(配偶、父母或子女)。從法律來看,他們(i.e還未被批准入境但有資格申請居港權的人)本身就有資格具有居港權,只不過被中國政府限制進入香港境內的數目而已。因此,新移民是香港人,而非外勞,更不是被中共政府安排來「搶奪香港基層勞工工作機會的特權階級」。這不單純是法律定義,玩弄文字遊戲。新移民已經是香港人,我們不可能禁止任何居港的人勞動,否則等同剝奪他們的生存權。其次,本土派有個明顯矛盾:一邊宣稱新移民來港不工作搶福利,一邊又批評他們工作,搶奪香港基層勞工工作機會。也許本土派在此會重提收回審批權,倡議限制新移民入境,那麼新移民就不能來港「搶福利、搶工作」,這便沒有矛盾了。先不論新移民是否真的「搶福利」,也拋開「奪回審批權」的所有法律技術問題,讓我們先分析限制新移民入境,是否恰當與可欲的建議。事實上,現在正等待來港的「新移民」,在法理與人權上,他們都符合居港權資格。因為他們的親屬都是香港人,而家庭團聚是基本人權,我們不可能不讓中港家庭團聚。因此,如果我們真的擁有審批權,並尊重人權與法治,港府應當容許所有符合居港權資格的人進入境內,最多只能像中國政府實施配額制,設限減慢新移民來港的速度。但假如港府真的設立配額制,亦可能會受到法律挑戰。因為,既然我們遲早也要批准他們來港,沒必要延長時間增加兩地家庭的痛苦。法庭可能會根據人權與成本為理由,要求港府取消配額制(事實上,現在我們可以安穩實行配額制,皆因這一切責任都由中國政府承擔)。不認清這個可能性,屆時只會鬧出更多中港矛盾。當然,本土派不可能同意這點。而且他們會倡議「回內地家庭團聚」的制度。但這措施是否對新移民可慾的?答案似乎明顯否定。對大多數新移民來說,必定會選擇來港家庭團聚。既然這建議不可慾,設立這機制就變得多餘,無法達到原初的目的。本土派也可能倡議,香港政府可以不容許新移民來港團聚,只設立「回內地家庭團聚」的單向制度。然而,按照公正原則與人權精神,人應當享有遷徙自由,尤其是在家庭團聚的情況下,人應當享有權利決定往哪個親人居所團聚。除非本土派從一開始就不是想建立追求人權與公義的香港社會,而是要建立封閉又忽視人權的「本土」社會;否則,香港政府絕不應該設立這種單向的家庭團聚制度。因此,本土派經常埋怨新移民搶福利、對香港沒有貢獻;當新移民在香港努力工作,為香港出一分力時,又埋怨他們搶「本地人」工作,應該全部回內地居住生活。這經不起法律事實與人權的考驗之餘,也明顯矛盾得令人不忍卒睹。工人運動會反對輸入外勞嗎?現在,讓我們思考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讓我們先假定新移民是外勞(雖然這不是事實!),那麼以工人運動為本位,我們就應當反對新移民或輸入外勞嗎?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工人運動不應該反對輸入外勞。外勞也不是任何勞動階級(包括本地工人)的敵人。很多人反對外勞輸入,都是基於以下的論證:假如輸入外勞,勞動市場競爭會愈來愈激烈,需求過大,工資只會下調,變相損害本地勞工利益。其次,外勞的工資普遍較本地勞工的工資為低,所以在同一市場下,顧主會聘請外勞。為了捍衛本地工人的利益,應當反對輸入外勞。這個論證相當流行,亦說服了很多人反對外勞輸入。但這種說法真的能站得住腳嗎?首先,外勞與本地勞工並不一定在同一市場,構成競爭者的關係。有些行業是長期缺乏勞動力,譬如低技術或厭惡性行業。愈來愈多本地勞工不願意加入這些行業,造成這些行業長期缺乏人手。在這些行業裡輸入外勞是必須的。在這情況下,外勞根本不可能與本地勞動競爭職位。反之,我們更應該說,外勞為香港勞動市場投入了很大的力量,是一件全民得益的事,但我們卻長期抹黑這些外勞來港搶基層飯碗。其次,很多人會主張:有些行業確實不乏本地勞動的投入,在這些行業上輸入外勞,只會剝奪了本地工人的就業機會。但這種勞動市場飽和的說法往往沒有實質證據支持。事實上,資方所言的「市場飽和」往往是如下的情況:如果10人份量的工作能交給5人去做,便減少5人的職位。言即,勞動市場並非真正的飽和,而是資本家透過剝削工人,將原本10人份量的勞動需求強加在5人手上。這才是就業機會不斷減少的主因。為什麼我們不能阻止資方藉著「市場飽和」為名,不斷削減職位、剝削工人?因為本地工會長期積弱,工人不夠團結。試想一下,假如外勞與本地勞工聯合起來,工會必定會壯大,有更多籌碼與資方談判,不容許資方任意剝削勞工(不論本勞還是外勞),就業機會與工資只會不跌反升。很多人以為,輸入外勞一定會剝奪本地勞工的就業機會,卻無發覺這個說法要建基於「外勞的工資遠比本地勞工為低」這個前提。假如本勞外勞同工同酬,那麼資方失去了「外勞的工資較低」的實利因素,便會傾向請回本地勞工,畢竟輸入外勞也需要付出各種成本。因此,如果本地勞工或工會爭取「本勞外勞同工同酬」,這不單能夠保障外勞權益,令外勞更願意投入工人運動,也能保障本地勞工的利益。相反,如果我們禁止輸入外勞,只會製造更為龐大與廉價的黑市勞工,這不但令資方能恣意剝削沒有任何基本權利保障的外勞,也因黑市勞工為資方提供極為廉價的勞動力而不再需要本地勞工,增加本地勞工失業的機會。由此可見,禁止輸入外勞,只會令本地勞工與外勞共同蒙受損失。因此,工人運動不可能反對輸入外勞,反而更應該爭取「本勞外勞同工同酬」。但現實上,我們往往卻其道而行,排擠外勞,視外勞為本地勞工的敵人。這當然是源於資本家「分而治之」的手段,與自由市場主義長久以來的宣揚:外勞與本地勞工本質上是競爭者、威脅著彼此。回到歷史上,為什麼香港勞工長期視內地勞工為敵人?主因是中國政府在歷史上實行封閉政策,在當時缺乏市場競爭的情況下,香港勞工無須工會的保障,也能維持高水平的工資。但當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內地工資廉價,香港工業資本向內地輸出,導致香港勞工大量失業,因而令本地勞工視內地勞工為敵人,將「輸入外勞」視為打爛本地勞工飯碗的根源。但歸根究底,當初香港勞工的優勢,只是歷史的偶然因素。當中國愈來愈開放,中港兩地市場愈漸一體化將會是必然的結果,勞動與資本的流動是不可避免,除非香港或中國實行保壘政策。當兩地市場愈漸一體,兩地工資差距只會逐漸縮小。但這種差距縮小,是否一定代表工資變得同樣廉價,還是工資變得同樣地高,其關鍵自然取決於兩地工人能否團結。其實,我們只需要問一個簡單問題,各種詭論就會不攻而破:到底兩地工人互相合作,還是互相競爭,能夠爭取最大的權益?答案顯然是前者,因為後者只會拉低彼此的工資。所以,工人運動必須打破「外勞是敵人」的想像,兩地工人必須不分彼此,團結起來,爭取同工同酬。事實上,有經驗的外國工會是絕不會排斥外勞,不論外地還是本地勞工,只要願意成為工會成員、願意簽署與遵守集體合同,就能獲得同等的保障。因為它們都深明只有工人團結起來,才能真正保住勞工的飯碗。這實在值得香港工會學習。外勞制度充滿剝削,所以應該制止輸入外勞?另外,有人可能主張外勞制度本身就充滿剝削,我們應該一邊倡議外勞本勞同工同酬,另一邊廂制止擴大輸入外勞。這能改善資方不願改變本地行業的勞工待遇,依靠外勞制度補充現有待遇參差的行業缺乏勞動力的問題。所以,倡議外勞本勞同工同酬與制止擴大輸入外勞是沒有衝突的。但,這種說法忽略了資本主義底下剝削是必然存在。無論如何,有沒有好的外勞制度,資本家都需要更大的資本累積,在全球化資本流動情況下,部分勞工也需要出國打工賺取生活所需,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結果。我們當然反對任何形式的剝削,所以也反對資本家對外勞的剝削。但不是主張用任何形式、程度的保疊政策,以為能藉此減低資本家剝削外勞的機會、能夠改變勞工的權益。譬如,工運應該反對輸入外傭嗎?外傭絕不會認同這樣的主張。對外傭來說,這做法是在剝奪他們出國勞動賺錢生活的機會,絕不是在幫助他們。因為他們失去香港勞動機會,將會在國內勞動得更辛苦。而且,如果外勞維持現有規模,是不可能構成無國界工人大團結的,外勞也會被資本家控制在無法形成工會勢力的狀態,即資方仍然能維持現有嚴重剝削外勞的狀態。我們需要在資本主義底下尋求最大的工人團結可能,甚至將工會經驗輸出外國(理想的工運是可以令外勞將工運經驗帶回到他們國家,甚至兩地工會聯合起來),而非要求資方或政府不要再輸入外勞而應該嘗試改善本地行業的待遇,因為這是缺乏工會下的不可能任務。即使可能,當經濟不景氣、資方的利潤無法維持下去時,沒有強大的工會,政府與資方就會叫工人共度難關,減薪炒人了。外勞制度固然充滿剝削,但解決的方法不是制止輸入外勞,而是取消外勞制度,直接增加移民配額,輸入享有公民權利的勞動人口,實現平等的勞動待遇。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工人 學生 學運 工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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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勞動節:撐工友,也是撐自己

今天是五一勞動節,勞動節本來是感謝勞工對社會和經濟作出貢獻的節日。在香港,這卻是一個值得我們去反思的日子,因為在我們念念不忘經濟發展的同時,卻往往忽視了這群推動香港經濟發展最具貢獻的打工階層。香港打工仔最慘香港打工仔的待遇比大部份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工更差,因為幾乎沒有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像香港一樣,那麼赤祼祼地體現官商勾結,那麼把剝削的本質呈現得淋漓盡致。其他國家的資本主義制度固然有所不堪,卻尚有較為完善的福利國家制度去填補。透過較高的稅收去令勞工階層能生活得更有尊嚴,透過工會的力量令工人面對資本時不至於勢孤力弱,透過完善的失業救濟使工人不需時刻為保住飯碗而變成低三下四,透過全民性的退休保障和養老福利令工人階級不用顧慮養老問題。他們得到了甚麼回報?香港勞工推動了工業發展最輝煌的時期,他們不但沒有享受到應得到勞動成果,而且更在經濟轉型時期被棄如敝屣。在知識型經濟下,他們承接了社會上最體力勞動、最厭惡性的分工,卻得到最少的回報,過著最受壓逼的生活。在「獅子山精神」的謊言下,香港的勞工過著最沒有尊嚴的生活。長時間的工作令工人失去了與家人相聚的時間,從僱主手上取得的微薄工資奉獻了大部份給地主,然後生活在難以容忍的蝸居內。香港打工仔用自己的勞動力養肥了權貴,官商間卻合作無間,對香港大數人盡情榨取,對高地價和壟斷性的房屋供應置諸不理,在標準工時的討論上處處傾向僱主,堅持維護資本家利益而不推行全民退休保障。馬克思曾經說過:「勞動為富人生產了奇跡般的東西,但是為工人生產了赤貧。勞動創造了宮殿,但是給工人創造了貧民窟。勞動創造了美,但是使工人變成畸形」。在香港,普通打工仔為社會帶來了繁華盛世,卻為自己帶來了朝不保夕,居無定所。試問,我們甘心這種對工人的剝削,對我們尊嚴的打壓繼續下去麼?我們甘心自己的社會繼續沉淪下去麼?撐工友,也是撐自己,希望廣大市民能夠一起爭取標準工時立法,最低工資上調,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對抗外判零散工制度,重奪香港人的生活尊嚴!【碼頭工友告訴我,那些關於尊嚴的故事|劉小麗】http://wp.me/p2VwFC-hB4【五一勞動節,揭穿工聯會遊行|片一】 bit.ly/1Tdk3Dk【五一勞動節,揭穿工聯會遊行|片二】 bit.ly/1NLCeDK‪#‎五一‬ ‪#‎勞動節‬ ‪#‎撐工友‬ ‪#‎撐自己‬Photo credit: 記者 Daniel Wan@SocREC 社會記錄頻道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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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頭工友告訴我,那些關於尊嚴的故事

今天趁著五一勞動節,我與一群青年人到工聯會的遊行隊伍,望向參與遊行的工人長者揭穿工聯會的真面目。他們於深水埗區議會投票反對全民退休保障、立法會於標準工時立法時拉隊離場、男士七天侍產假投反對票。我發覺參與遊行的長者們,對於工聯會種種出賣工人利益的不義之舉似乎毫不知情,真心誠意地喊着口號,希望標準工時可以立法。看着這些畫面一幕一幕經過,我覺得十分可悲,不能任由欺騙繼續。猶記得三年前當我參與碼頭工潮,到碼頭跟工友做訪問時,發覺自從金融風暴後,香港工人所面對的處境越來越艱難。每次經濟危機,僱主都會要求工人跟他們一起共渡時艱,實行裁員、減薪、以至外判。但當經濟復蘇後,資方卻從沒把工友付出的、應得的歸還他們,工資鮮有提升。這十多年來基層市民的生活條件,就是因此日益惡化。當時許多工友會被要求連續工作72小時,工作環境非常惡劣,完全是收買人命。更傷感的是,工友為了養活妻兒唯有捱盡苛克條件,但過長的工時卻令他們無法陪伴家人,甚至失去家人。當日我訪問的工友中,不少都是剛離婚或正辦離婚的,報章亦有報導,有工友的女兒因太少見爸爸,連他的樣子也不認得,把他喊作叔叔。這場工潮對我的影響很深。在這之前,我並不知道本地工人的水深火熱原來到此程度,在這者號稱第三大金融中心的繁榮都市中,工人賣命的工資竟如此低、工作條件這樣差,直如第三世界地區,多麼荒謬!多麼令人憤怒!其後翻查資料,我發覺原來香港的堅尼系數,沒有隨着我們的經濟增長而減低。相反,我們社會越富有,堅尼系數卻有增無減,至今已達0.537,全球排第12位,只比第三世界落後地區稍好。我們的工時,更是全球最高,竟然比第三世界地區以極端剝削見稱的孟買還高!這堆荒謬的數字告訴我們,社會竟然已墮落到這種「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失去人性的地步,試問受過社會學薰陶又或稍有社會理念者,誰還能保持漠然?作為香港人,必須挺身而出,為工人爭取權益,只有當基層權益得到保障,社廣大市民的福祉與尊嚴才能一步一步伸張。這兩年來有關大白象基建的抗爭,對於民主運動的投入,在我心裏的最大執著,也就是希望改善香港人的生活條件,重伸我們的尊嚴。而這些東西在回歸後的十多年中,就是如彭定康所說,是由我們的管治班子及保皇黨急不及待地一手出賣的!今天這班出賣港人利益的奴才,竟然還可以厚顔無恥地打著爭取工人權益的旗幟站出來,你說多麼可恥!我懇請大家下午一起走出來遊行,揭穿工聯會的假面目,真正為工人發聲,捍衛香港人的尊嚴!香港人已是不能退縮,也實在退無可退!原文載於作者facebook 工人 工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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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紮師兄:承傳立新

從網絡群組中,收到一則聲稱為「秘密」的信息。「現時保安兼職時薪:屋村:50-55商廈:60-70展館:70-85」看到這則信息,我即時「嘩」了一聲。(其實只要生活在香港,近年要驚訝的事已多到一個負荷不了的臨界點,不過仍然煞有介事地選擇以「嘩」作反應,是因為不想對着荒謬和不合理時,輕言放棄對對錯的感受與關注。)哪有這麼好的炒散薪酬呢?若我要等到這樣的出價才接job,我想我取得保安牌至今,應該都沒有什麼機會發市。按我的經驗,上述的「筍價盤」遇上的機會極低,又或者除了有手有腳外,還要有把口,再加上一副好身手,在人脈網絡都能接通下才會遇到。曾跟一些師兄師姐談及炒散的薪酬問題,他們給我一個很有趣的回應。他們認為有本事的人才能賺到上述的薪金,所以即使少過「秘密時薪」一點,也會毫不猶豫地接下工作。在他們眼中,這已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合理」回報了。再者,他們還會說判頭也要賺一點,甚至說到一個點,好像判頭不這樣賺是不合道理似的。然而架牀疊屋地中間抽水,正是我們未能經驗秘密公開正常化的原因。或者,打工仔總是喜愛站在同情關懷老闆的角度去想事情,去看自己。這好像是打工仔的宿命。一、無底線的退﹕聽上去其實很變態,打工仔的思維為何不是去爭取合理的回報,反而處處站在刻薄我們的老闆角度來為明明的剝削設想出一個個理由來?為何我們不會用同樣的力氣和腦筋把角色位置倒過來想?為何判頭和老闆可以無情地說打工仔加班有補水,付了鈔就能買起我們的勞動與時間,並理直氣壯地指打工仔爭取立法訂定最高工時是不切實際,是非分之想,甚至妨礙香港發展?但如此的香港發展之於打工仔究竟有什麼意義?我們總是與分享成果無緣。對着沒心肝的老闆,我們何竟仍一廂情願去為他着想呢?這樣子的做法,不就是明明將自己的良心當狗肺,癡心注定成玩偶麼?今天你跟老闆談情,可老闆不受這一套,你就掉了對自由市場講求公平交易的原則,並急不及待自貶身價送上門?二、關懷的階級﹕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曾就上述的情况提出了有趣的解釋。他首先引用女性主義及心理調查報告,說明工人都有傾向為他人着想而忽略自己這普遍現象;繼而指出受僱工人不論性別,本身都是以替僱主解決問題為己任的,所以工人在情感與特質上,其實可說成為一種關懷的階級(caring class)。反觀地,資產階級就是能用金錢兌換遺忘與無情權利的人。然而現今社會日益個體化,工作的意義與工人間的團結都受到巨大的扭曲與挑戰,這令到工人作為關懷的階級的內容也出現了被掏空的情况:工作價值無從說起;工人不再能彼此支援生活所需;而工人組織被去政治化,亦造成了社會的不公無法修補。三、還抱着舊夢?其實工人這種關懷的階級不是一天造成的。它藉由世世代代被灌輸「工作本身就是美德」的說法所支撐,這與我們由小聽到大被教導要辛勤認真工作是相通的。我們不是一直就被訓示做人不應該斤斤計較、要抵得諗,正所謂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嗎?故此,老闆給我工作我應感恩,且應視之為一種磨練意志、育人成材的難得機會。還有,我們不是常聽到有人說實習生無酬是理所當然,給外籍傭工加薪一二百元是皇恩浩蕩,工人多求加薪爭取更好待遇其實是貪得無厭這些「香港核心價值」嗎?不過當我們誠實地設想一下,一名文員每天對着貨單與數字,請問這樣的工作本身對她/他有什麼意義?又想想稽查員,他/她賣票查票,也不過是數秒的過手操作,不斷去做的話,究竟其蘊含着什麼宇宙真諦呢?事實上,我們現代的勞動不過都是乏味和無意義的機械化重複動作。薪金以外的意義,基本上都不由得我們去談去想太多的。隨着實業工作買少見少,金融地產取以代之成為主要經濟支柱時,可讓我們實現關懷的機會也大大減少了。我曾做過建築工作,參與樓宇營造,當看到樓宇蓋好後一個個家庭入住,那份滿足感可十分大。不過,這樣具滿足感的工種也不多了。對一個今天投入建設高鐵的工人而言,能獲得滿足感的地方其實相當離身甚至沒有,反而每天親身體驗的惡劣高危工作環境,一個又一個犧牲和受傷的記憶,構成了他所面對的現實。如此的勞動其實一點都不豐富暢快。在工人的心中,着緊的往往更多是薪水與生活之間的關係,終日盤算能否養妻活兒,如何免於受傷。四、破舊立新﹕工人階級的生活要煩惱的事夠多了。當微薄的薪水遠遠追不上實際憂慮的增長速度時,工人都自顧不暇,為求有工開,一切皆是但。我們再不能以在工作中體現關懷美德作為定義自己的考量。我們就只有自己,沒有過往工人階級團結的相扶和群體認同。我們曾經想像的共同建設社會,此刻都變得自說自話。這些都使得我們感到一種處身大海中漫無目的地飄浮升降。不想這樣嗎?有保安工人在手機群組內分享經典金曲尋找知音,尋着了就高興地再多貼兩三首,直至被管理員斥喝停止才罷休。有的則散播愛國愛黨言論,指美帝對我國虎視眈眈,國人在黨主席的領導下已進入史無前例的歷史高峰,着同志包容國家未盡善之處。誰知言論已是三四年前的舊帖,結果還如金曲一樣重貼翻炒。雖然這些都不過是少數,但這些少數,和與他們不同的大多數,究竟還有多少尚可看到工人之價值與意義?還是我們都只能當一個沒有明天和期盼的身軀?吖,近日我聽到有好幾位文化界的好友都拿了保安牌,想為工人二字作承傳立新之工。也許未必能堆沙成塔,但重鑄關懷,再接再厲,仍然是堅揪無比的。文:余在思 工人 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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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被遺忘的碼頭咕喱

香港回歸後最長的工潮、葵涌碼頭工人罷工四十天完結後,才不過兩年,關於碼頭工人的新聞,又再回復往日的低關注度,加薪幅度大小少人留意,意外新聞被壓在報章最低處。長久以來,碼頭工人在社會上毫不起眼,可是香港在開埠後就以自由貿易港所起的家,背後很大程度是靠這群被忽視的勞動力。沒人有興趣去記錄,處於勞力階層的他們也少寫下自傳或著述,香港歷史中重要的一個板塊,隨人消逝,年輕歷史學者姚穎嘉,最近出版新書《群力勝天》,說要把「咕喱」(苦力)正式寫進香港史裏。何須自卑? 為咕喱正名姚穎嘉在書裏,刻意用「碼頭咕喱」來稱呼碼頭工人,第一頁,已說到要為「咕喱」正名。「除了因為不少民間史料曾引用『咕喱』、『苦力』形容他們,在做口述歷史時,有一些行內人對這些稱謂自卑。我希望將『咕喱』重新列入香港人的主體,確認『咕喱』在歷史上的地位。」來自基層家庭的姚穎嘉,除了對於勞動階層的歷史,格外有份使命感,她認為碼頭苦力本來就是香港歷史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是關於他們的歷史資料偏偏很少。「碼頭苦力,是最多基層華人從事的行業之一,香港開埠之後,長久以來都靠他們的體力勞動而獲得經濟繁榮。」一八四一年,英軍登陸,香港開埠,殖民地在這一年就宣告香港為自由貿易海港,設立船政廳,為開拓海港貿易鋪路。及後,洋商在港島北岸買下土地,設立貨倉、碼頭,需要大量咕喱的勞動力,直至一九七○年代貨櫃碼頭成為香港貨運主流之前,碼頭沒有運輸機器的年代,一直依賴人力搬貨。[caption id="attachment_56882"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一九三○年代干諾道西海旁上落貨的情景。(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提供)[/caption]工頭與工人 本是同鄉起初,工人來自本地村落,還有尚未成為殖民地一部分的九龍;十九世紀中後期,內地開始成為勞動力的來源。當時的香港沿襲清政府只允許買辦代洋商招工的做法,買辦不懂方言,就靠工頭招攬工人。姚穎嘉說,這是現今幾乎是剝削同義詞的外判制度的源起,「那個年代,工頭是不叫工頭,叫做『頭目』,也未有『外判制度』的概念。洋商有貨要搬,有個項目,就找買辦幫忙找咕喱,買辦有時再靠工頭。工頭的工人怎來的?很多都是同鄉,工頭回鄉時,會找些想打工的同鄉,來到香港,安排他們住在自己的咕喱館。那時還未有搬運公司,是以咕喱館為單位」。外判制度,本來是同鄉之間互相信任、互相幫忙而衍生出來的模式,「但當工頭只顧自己利益,便會有問題出現。發展至今時今日,判頭與工人沒有血緣與地緣連繫,工人就開始被剝削了」。然而,雖然時代已經進步,社會累積的經濟財富愈來愈多,可是人們的階級觀念仍然很重,碼頭工人仍然是少人願意了解的一群。「歷史告訴我們,每個職業和階層的人,都有參與社會運作,碼頭工人,是物流業的核心,當年的買辦,英文如何叻、如何充當華工與洋商之間的橋樑,沒有這班工人,他們還是無法運作。」住喺邊? 聚居碼頭 鄰近鴉片商販香港的咕喱,早期聚集居住的地方,都是在碼頭、貨倉、洋商附近。一八四一年,英軍登陸香港後,香港唯一港口地帶就在維多利亞港,政府把四百零四幅土地售給多間洋商,其中三十九幅在港島北岸海旁,香港第一個貨倉,由怡和洋行在東角所建,其後其他洋行也相繼在港島北建貨倉和碼頭。直至一八六六年,政府為增進港口貿易,頒布《香港港口及海岸條例》之後,在港九新界及離島分別增設港口,例如一八六七年在香港仔、赤柱和和筲箕灣建港口,同時設置船政廳辦公室,一八七○年代又在九龍油麻地及紅磡設置港口,然後在一八九八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後,再擴至長洲和大澳等。一八六○年的差餉記冊,是關於咕喱館地址及工頭姓名的最早紀錄,荷李活道和皇后大道東等是集中的地方,這兩處也是貨倉集中地。姚穎嘉也發現,有些咕喱館集中的位置,鄰近還有買辦辦館和鴉片商販。「開埠第二年,港島北岸的二百三十七所房屋中,有二十四所是鴉片煙館,鴉片可能是早期咕喱搬運的重要貨物,除此以外,入港的貨物還包括棉料、木材、煤、茶、香料、白米等。」[caption id="attachment_56881"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1920年代尖沙嘴藍煙囪碼頭的苦力。(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提供)[/caption]九唔搭八檔案 拼湊基層華人史雖然碼頭工人對於香港的貿易發展舉足輕重,是不能被抹殺的一群,但香港缺乏基層華人的歷史研究,而低下階層因為知識水平較低,很少留下傳記和著述,姚穎嘉是從人大量零碎史料重構他們的歷史,過程像偵探,翻看大量看似九唔搭八的文件檔案,找尋蛛絲馬迹。姚穎嘉說,有一些檔案資料,例如年報、憲報,是研究香港歷史一定會翻到的,很基本,至於其他文件,則要多加聯想的工夫,她這次就發現,差餉記冊、遺囑認證,原來也很重要。政府檔案﹕了解就業人口要研究碼頭工人在社會上的重要性、行業興衰史,首先當然要掌握當時的就業人口。姚穎嘉說,總登記官的人口統計,分別載於《香港藍皮書》和《政府憲報》,早在一八四一年,英國人已對香港人口作粗略統計,然後從人一八四五至一八六九年,每年都有列出港島和九龍半島的人口統計,一八七一年開始,每五年和十年有人口普查。其實就業人口統計外,關於行業興衰史還需參考進出香港海港的貨船統計,配合香港歷史發展的脈絡作出歸納。差餉記冊(Rate Collection)﹕尋找工頭來歷要了解群體的特性,例如招工方法、凝聚方式等,但由於搬運工人沒有一手著述,在蒐集資料的過程,她於是嘗試掌握群體裏的代表人物。是買辦?「買辦的角色,是作為洋商與工頭之間的橋樑,因為他們懂得英文和中文,所以似乎通過買辦可以掌握到與工人有關的史料。」 不過,很多時候,買辦原來都是要靠工頭,事關跟工頭打工的咕喱,大多都是他從鄉下找來的同鄉,買辦還是無法溝通,所以為洋商分配工作、管理工人,還是由工頭來做。工頭是代表人物,這有很多佐證,例如一八四四年,在香港開埠不久,殖民地政府頒布《人口登記條例》,規定由工頭負責登記咕喱,意味當時的政府也期望這些華人工頭可以幫助決政府管理低下階層需要面對的困難;一八九五年,咕喱因為政府登記咕喱館住戶而罷工,商人希望向工頭質詢。但怎樣能找到關於工頭的資料,如人數、來歷等?《差餉記冊》是當年政府用來記錄收地租的情况,姚穎嘉說,裏面除了有地主資料,還有住戶包括人名、地址及物業用途,「咕喱館」寫成「coolies / coolie house」,而因為工頭負責整理住戶名單,所以在住戶一欄看到的名字,估計就是工頭了。然後,對比香港政府檔案館所藏總登記官的《房屋登記冊》和不同廟宇的碑文,可以知道本地咕喱館館主(一般都是工頭),早期不少來自紅磡和土瓜灣。從《差餉記冊》,也可以呈現碼頭工人的血緣紐帶關係,例如有擁有多於一幢物業的業主,將它們分租給同姓不同名的工頭;也看到一八八○年的工頭數目是二十年前的三倍,姓氏也更多樣,群體發展得愈來愈複雜,以後群體的團結不止基於血緣和地緣紐帶關係,扺抗同業競爭,到一九二○年代初工會成立後,就扮演維護同業工作機會和排解同行紛爭的角色。[caption id="attachment_56880" align="alignnone" width="281"] 姚穎嘉及其著作《群力勝天》(陳嘉文攝)[/caption]遺囑認證﹕追溯資本來源在了解工頭的資本來源、資產時,遺囑認證文件幫了姚穎嘉的忙。她說,遺囑認證是研究十九世紀人物的有用線索,記錄了見證人和繼承人的姓名,還有先人生前的住處、遺下的產業、見證人和繼承人的身分、死亡日期和經營過的商號資料。「有些人物,資產價值數千甚至上萬,這與普通碼頭咕喱、月賺數元的情况,差很遠。」不過,在眾多遺囑認證中找到有用的資料,其實是大海撈針,事關遺囑的當事人要百分百肯定是工頭,單憑名字並不夠穩妥,姚穎嘉只找到幾份疑似工頭的遺囑認證,而當中只有一份可用。「因為遺囑上有個名人的名字,那我知道這個名人的祖先,職業是什麼,所以肯定我找對了。不過因為遺囑認證是私隱,我不能公開他們的名字。 」原文刊於明報副刊 工人 香港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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