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紮師兄:保安新丁製作班

「你今年不來,明年也要來;明年不來,五年內你都會來。」保安員證書培訓課程的導師如是說。一、領牌這回事坐進一個細小的房間,一部實物投影器、一部四十吋的平面電視機、一部分體冷氣機、一把掛牆電風扇和二十餘張椅子,我就在裏頭與不相識的人連續兩天,共十六小時上了一個密集的資歷認可課程,之後加一小時五十題選擇題考核,取得六十二分或以上,拿到一張由保安及護衛業管理委員會認可的「合乎質素保證系統標準」,俗稱「優質保安證書」。甫一進入課室,導師便向我們介紹課程,說修畢這課程取得證書,即可向警務處申請保安牌,拿着這兩份文件,就能從事保安員工作。她隨後便拿出一疊表格,說培訓中心可代辦保安牌,「那個牌警務處收你一百六十元,其中五十元為行政費,申請若不成功,會退回你一百十一元;現在培訓中心收你二百元全包,還包你五張證件相;牌照三個多星期後寄到你家,不用自行前往軍器廠街領取。」多麼周到的一站式服務,令你難以抗拒地投入這個勞動市場吧!從導師坦白且半帶粗話眉飛色舞的傳神演繹,道出那保安證書課程暨考試的二百五十元和警務處簽發的一百六十元保安牌照,不過是包裝後的「陀地費」而已!「以往警察收黑,廉政公署成立以後,就以這些資歷認可和簽發牌照的方式向你口袋裏取錢。」每個保安員都是受《保安及護衛服務條例》(第460章)監管的,無形中,每個保安員其實都是警察監控社會功能的延伸。不過申請了保安牌照,保安員仍與普通市民無異,說到底還不過是拿一張許可證去打一份工。「資歷架構認可」這貌似專業化的美名,骨子裏就是從低層勞動者身上多取一點着數。這不無社會的荒謬,因為在1996年6月1日前,社會上還未大規模有系統地監管保安工作時,我們熟知的就只有在銀行門口拿着鳥槍站崗的護衛員,以及上了年紀的私人樓宇看更。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舊式唐樓的保安是由樓梯舖租戶幫眼充當的,如今每房間每兩天二十多人的製作過程,造就了堆山般的年輕新力量,投進這工種這階層中。二、現代社會中的人肉長城持牌保安員是一個很年輕的工種。導師多次重複現在多達一萬五千空缺等着我們。保安工作之所以新和多,與本港房屋及服務業發展有關。不論公營或私營的樓宇屋苑,由停車場到各幢大廈的大堂,都會聘用保安員駐守及巡邏。大型的活動及展覽,主辦機構也會請來若干保安負責維持秩序。近年許多收地重建項目,市建局、港鐵和發展商也會臨時僱用一百幾十名保安員築起人牆包圍示威者。一點也不誇張,我們走到街上,可能隨便都會碰到值勤或休班保安員。試想想,一個社會中有多達數萬名叫保安員的人,他們究竟在做着什麼?要知道,保安員的職責是不包括撲滅罪行和調查罪案的。對!是不包括捉賊和查案的;所以保安員若遇到有罪案發生,或聽到有人求救,她/他要做的其實是向保安主管匯報,而非單獨行事。我們要學習的,多是一種應付式回應,和什麼時候都不要做什麼的原則。如此要求放棄個人意志,講求服從上級的工作,有形也有折扣地模仿了警察的紀律;除此之外,保安員就是多了一把口和眼,填補了閉路電視所不能發揮的功能。在鄰里不再守望相助的生活裏,「先生貴姓」般的簡單問道居然可以生產出數萬個就業職位,確實是服務型經濟的魔法。新自由主義的社會來到今天,有權管理和策劃的人,都在不斷製造出大量對社會無用的工作來,為要減低失業率,但更重要是同時擴充了他們繼續牟取利潤的機會。新增工作的性質卻愈來愈模糊不清,保安員跟物業管理的分別是什麼?她/他跟電話接線生有什麼不同?危機意識在人與人疏離的關係中誇大後外判了,保安員就為了那些萬一的意外而存在似的,但其實更多時間他們不過是會發聲叫早晨和晚安的人肉紙板。三、保安員的身世和身分說着好像很坎坷,但一份不要求你用腦,只要你肯用時間換薪水的工作,其實也有它的吸引力。與我一同上課的同學來自不同的背景,男女比例參半,有來港差不多滿七年的新移民、有退休消防員、有家庭主婦、有上了年紀的。他們都不是閒來沒事幹。從大家的交談中,原來各有自己的搵錢網絡。有正從事維修船隻的工作,也有打地盤工的。彼此一開口就好像他鄉遇故知,談得不亦樂乎。不消三兩句,便交換了電話,互通了各工作的接頭聯絡單位。培訓中心除了提供保安證書課程,還有別的水電等技能教授,我們有幾個人對開鎖課程有興趣,一談便算到成本效益去:花多少錢上課,要開多少個鎖才能賺回來。你來我往的交頭接耳,盡是社會底層生活的語言。這裏不談工作如何異化,能賺多點便多點比一切更實際。大家望不到發達的一天,只求心安理得靠着雙手在最低工資中奮鬥。消失了的街坊街里,有點在他們中間重現。在這沒意義也可想像沒趣味的保安工作中,我意識到在人肉市場賣時間和賣勞力的,都在某意義上被社會遺棄的;然而大家的面目在這大海裏,仍是清晰的,意志仍未被磨平,喜怒哀樂瀟灑表現,不會買你怕地向內心收得密密實實。大家來上培訓班的目的很清楚,正如導師說:「我們在座各位,遲早都要來這裏上課考牌的。這就算是為自己添一件爛棉襖,要找工作時也可以拿來頂檔。」這件爛棉襖正在包着愈來愈多有名有姓的你我她。社會上也不斷用一件又一件的爛棉襖,模糊了底層眾多工種的獨特界線。保安員,究竟你是什麼?擱筆之際,收到警務處牌照課發出的保安人員許可證,意味着我可踏上尋找身分的大道上。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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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錯用神的標準工時之爭

文:莊迪文標準工時委員會基本上已有結論,即以「大框加小框」來為標準工時立法。大框是指規定僱傭雙方必須以書面簽訂合約,訂明工時時數、超時工作安排及超時工作補償(俗稱「補水」);小框是指規定月薪低於1萬至1.5萬元的僱員,必須獲得超時工作補償。建議的謬誤委員會的建議,至少有兩大謬誤:(1)以無規範的合約作為工時規管手段委員會資方代表劉展灝指,一份清晰合約已可解決大部分「有開工、無收工」、「OT無補水」問題。但是,合約大可以寫明超時工作時數無上限,亦無任何補償。此種對工時毫無約束力的立法,只需要修訂《僱傭條例》即可,毋須假以標準工時之名。顧問報告的調查問卷將合約工時、最高工時、標準工時作為並列的複選選項,得出三者支持度分別為89.7%、75.8%和67.1%,其研究方法可堪商榷。合約工時是標準工時和最高工時的先決條件,後兩者的支持者按理會同時支持前者,但只支持前者的人,則未必會贊成後兩者。如果受訪者只能三揀一,結果應會大不相同。(2)只保障低收入人士委員會只打算為基層僱員實行標準工時,這與數據矛盾。顧問報告數據顯示,低技術僱員雖然工時較長,但較少人從事無償超時工作(10.5%),反之,高技術僱員則更多從事無償超時工作(34.1%)。况且,所有僱員本來皆應有權免於無償工作。委員會認為基層僱員議價能力較低,其實高技術僱員的議價能力亦有限。顧問報告反映,會計師、律師、工程師、醫生等較高技術的職業群組,認為自己工時太長的受訪者有四成至六成(教育專業人員多達八成),認為工時所帶來的回報不合理的也有三至五成。標準工時的真正意義直到今天,討論的正反雙方仍過於糾纏在工時長度和薪酬的影響,實乃捉錯用神。標準工時不等於最高工時,僱主有權要求僱員加班,也可調低時薪率來應付補水開支。政府經濟顧問指,按照委員會最寬鬆的立法建議,薪酬開支將增加100億,這只是一種靜態分析,參考作用有限。勞方也不必期望標準工時可以大幅降低工時。數據顯示,工時較長的僱員,收入較低,迫使他們需要維持長工時來確保足夠收入。最終,僱員的工時和工資,還是由市場決定,除非是時薪已貼近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已「減無可減」的僱員。然而,即使標準工時影響有限,仍遭強烈反對。一些僱主希望支付一個「固定」的薪酬,但卻「彈性」地增加僱員的工作量或延長工時,其本質便是剝削。如不立法,此類僱主繼續濫用無償加班,等於縱容不公平的經營手段,也會損害其他負責任的僱主的利益。因此,立法制訂標準工時,真正意義在於保障僱員多勞多得,加班有償,從而促進公平的勞資關係。作者是立法會議員(醫學界)梁家騮醫生辦事處政策研究員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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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常談判韌力

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在6月1日談判成功,迫使管理層接受三項員工訴求。試問在香港這個打工城市,為生活奔馳的打工仔,日捱夜捱,有誰不羨慕?工會主席黎玉嬋(Dora)領軍6年,一步步走來,結結實實贏了今次硬仗。語調溫婉的她,謙虛說,榮耀應該歸於每一個團結合作的會員同事。空中服務員,又稱空姐、空少(竟有人稱呼男空姐),穿上制服、full make-up、高跟鞋、行李篋,飛來飛去,寓工作於旅行,環遊世界,見多識廣,似乎是人人稱羨的夢幻筍工?以Dora近30年的飛行服務經驗,她卻感慨,想當年,日常開支只要節省一點,可以有幾層樓在手,空姐也算是打工皇帝。哪會像今時今日,月儲3000元,根本不可能買樓。生於這個世代,或許真的要學Dora,遇上被剝削事不能再吞聲忍氣當鵪鶉,是時候站出來,爭取回應有的待遇。想當年做空姐 買到幾層樓已有近30年飛行服務經驗的Dora,讓數字說話:「我們1995年入職的同事,當時的起薪點是9413元,但20年後的今天,起薪點只有8350元,真的是時光倒流!是否只有我們時光倒流呢?又不是喎。你們記者20年前大學畢業出來,人工是萬一二,現在又是萬一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她1986年入職,坦言因為空姐薪酬豐厚,可以儲錢買樓。聽她說說今昔對比:「以前就真是一個空姐。」想當年飛巴黎、倫敦等,逗留(layover)時間很長,連來回有7至9日。扣除頭尾工作時間、在酒店的standby兩天,很多時可逗留4至6日,可以到處玩,她更帶着丈夫一起去法國,飲飲食食,時間多到她大呼好悶。「現在是電視作出來就有囉。」空姐在外地逗留時間愈來愈短,別說旅行,連休息時間都不夠,她以飛波士頓為例,飛行時間約16小時,加上前後準備工夫便需20多小時,來回就是40幾小時。這中間只給他們24小時休息,但因時差不一定能入睡,未差叉電,又要踩20多小時回來。外站津貼 每月盡做不到五千還有,「那時的外站津貼很豐厚,因為停留時間很長。當時去9日倫敦,可拿到近5000港元津貼,相等於當時做工廠一個月的收入。但現在,即使同事做盡一個月的時薪,也不會有5000元。」其實津貼也是他們的收入來源之一,「那時做空姐的確能儲錢,以前我們如果肯煲公仔麵、食餅乾過日子,已經買到幾層樓啦!但今時今日的同事,在酒店房煲公仔麵,是因為要交香港的房租。現在空姐的底薪那麼低,如果不儲起津貼,怎可能有公司所講的月入萬七八元?」原來今天空姐的行李篋裏,還要帶備煮公仔麵的煲。[caption id="attachment_51726" align="aligncenter" width="500"] 在國泰工會發動「馬拉松式」靜坐兩天後,工會將行動升級,員工在國泰城遊行一圈表達不滿,員工形容行動為「5月圍城」,並暫定8月18至31日發動罷工。(資料圖片)[/caption]最大工會被壓榨要出聲上月底掀起的國泰工潮,當然與現今的員工待遇息息相關,可是,總有輿論批評他們貪得無厭。她說得很肉緊:「我哋唔係要攞多一蚊,只不過係唔可以畀你在僅有的東西上再切,唔得!唔得!」「大財團壟斷,令所有打工仔被壓榨,這個問題我們也很想讓公眾知道。因為中國人太聽話了,聽話到一個地步,老闆給你多少人工就收多少,做唔到頂唔住咪轉工囉。」作為最大的工會,他們肩負社會責任,「我們不能低估自己的價值,也不要讓人有機會低估你自己的價值。如僱主說你不值這個價錢,你也甘之如飴的認『係,我唔值』。遊戲規則不是這樣玩的。」三項剝削這次工潮,源自他們有會員提出,公司在今年2月檢討外站津貼時,在墨爾本將原來的60澳元大減至35澳元,變相削減收入。「在工會角度而言,除了是錢的問題外,我們更不能讓公司任意違反協議。」在他們極力爭取之下,津貼調整到55澳元,而且所有外站津貼,都必須根據簽訂的協議來計算。[caption id="attachment_51728" align="aligncenter" width="500" class=" "] 國泰工會在5月19日召開緊急會員大會後,即日起在機場發動「馬拉松式」靜坐,有約五百名員工參與。(資料圖片)[/caption]法律保障條文被抽起另一點是,在工會4月28日召開第一次記者招待會前一天,有會員發現,有關員工法律保障的條文被抽起——條文寫明,所有員工包括空中服務員及地勤,如遇上客人滋擾,或影響飛機安全事情發生,面對法律訴訟時,公司會負責。Dora說這20年來,「乘客種類多了,城市人的情緒控制亦差了,公司沒可能保證事情不會發生。」她憶起在2012年,有同事在飛行途中蹲下收拾手推車,有伯伯用拐杖從後打他的後腦,拐杖當場斷裂,當時澳洲警方指,伯伯有精神病紀錄,很難追索,故同事也沒有追究。但假如沒有法律保障,如同事有需要時,便得不到支援。而這次經過勞資商討後,公司才答應把原文放回去。同工不同酬還有,國泰在1996年向新入職員工實行時薪制,而在2012年入職的一批空服員,3年後由合約轉為長工,卻發現,在4月2日前轉約的員工,時薪加幅高達22%,而在4月16日後轉約的員工,竟只加幅10%,變成同工不同酬。工會和公司談判後,得知公司想將時薪制轉約後的薪金加幅全部拉低,以後只加10%。最後,工會爭取得今年轉約的同事時薪加幅22%,而往後3年續約的同事,則可加16%時薪(跟歷來加幅相同)。談判成功有賴緊扣部署這次勝仗,跟Dora過往六年的經驗不無關係,部署來得有條不紊。工會在4月28日召開第一次記者招待會,首次向公司施壓,有300多名會員出席,也給傳媒和大眾更多時間去消化事件。在5月19日開完緊急會員大會後,他們在機場,連同500多名員工進行兩天馬拉松靜坐,以及圍城。之後更和約200名員工到中環派發傳單,又在尖沙嘴設街站,跟市民面對面解釋這次工業行動。「我們很難一早就計劃好部署,要因應公司反應而作改變,這次的成功,是一環扣緊一環。」他們不即時罷工,而是提早宣布罷工,讓乘客可以調整計劃,將影響減至最低,亦是給公司最後通牒。Dora說:「這幾年我學到了很多,但直至今天問我,我仍然會說,工會有這樣的成績,絕對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也不是我有什麼魔法。是要靠自己的團隊,每一個都有同樣的心態,為公平和公義,團結起來。」工會透過臉書及whatsapp動員,也有賴會員的投入參與,讓他們有更多時間研究策略。當選主席初期 曾被不信任原來Dora最初並沒打算競選工會,認識她的朋友都知道她鵪鶉,她卻無心插柳,捲入競選風波。2008年8月,兩隊人馬競選,會員投票選了她所屬那一隊。團隊內部再投票,在10人之中,選出她當主席。「那是最難過的兩年。」她說。原來理事其實想選回前一任主席,但因怕會員挑戰,便將她推上主席之位。「當你在那個位置,但又無認受性,真的很慘,兩面不是人,在外在內也不能做事。」那麼她如何化解?[caption id="attachment_51727" align="aligncenter" width="500" class=" "] 5月28日,國泰工會主席Dora第二日與資方談判,當時與資方仍未達共識,她向在場聲援的員工解釋時,一度眼睛泛紅。(資料圖片)[/caption]面對魔鬼試探 思維開放取勝直至2010年,她突然收到公司電話,說推出新措施,飛少於70小時者不准調更。她覺得勢色不對,但當晚正要坐夜機到荷蘭,於是致電時薪制同事:「公司頭先打電話給我,我嗅到裏面有陣『除』,有啲唔妥,我不知道你們時薪制的運作係點,你先幫我想想。一定有大危機在裏面。」原來這個措施,對月薪制而言當然高興,可以無限調更,但時薪制則難以調動,問題嚴重,「是一個魔鬼的試探」。如時薪制每人手上有80小時,A有紐約航班約22小時,B有台北航班,但A和B卻不能互換,因為一調更,A就不足70小時,變相限死了,誰人想做多點或做少點,都不可以。「如果那一次,公司做了改變,工會已經死了。原來做工會,思維開放很重要,若固步自封,以為自己那一套想法就是最好的,可能就是最不好的。這一次也令工會打響了第一炮,挽回了一些時薪制同事的支持。」維護同事僅有的當時10個理事中,只有一個時薪制員工,而月薪制的理事,怪她只幫時薪不幫月薪。那惹得本來脾氣溫和的Dora,忍不住拍枱大罵:「時薪制在待遇、福利、醫療、退休等範疇,全都比我們差。若我們不是去維護他們僅有的,其實等於將自己放在最危險的位置。若公司不景氣,他們最想剁走哪些人?就是我們這班老弱殘。」她自此逐漸得人心。現在工會有7名時薪制理事、3名月薪制,6000多個會員,也有七成是時薪制。她沒有偏幫哪一制,如爭取回外站津貼和法律保障,其實月薪制也有所得。爭取「集體談判權」立法Dora本來是個不問世事的人,當上工會主席六年,「也同時激發了我潛在不肯認輸的心態。因為既然你唔肯幫我,我就一定要努力學如何幫自己。」她汲取經驗,和工會一起成長,還說如會員有質疑,不要只聽傳言,可向他們查問,甚至上工會總部查數簿。她希望各界工會能聯合起來,爭取「集體談判權」立法,迫使資方埋枱傾,才有機會避免剝削。機艙日夜所見所聞機艙內,很多奇難雜症,Dora記得一次長途機,有婆婆痔瘡脫肛,她先生處理不來,情急下問空服員:「你們可否幫幫手?」但Dora愛莫能助,只能在轉機時交代下班空服員拿水泡給婆婆坐。最奇怪的是,有內地人喜歡帶小孩和膠樽,明明洗手間就在後面,卻讓小孩用膠樽撒尿,還放在座位裏。也有讓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有幾個內地人在座位吃瓜子,扔得滿地瓜子殼,那人忙賠罪:「真的不好意思,我已經幫你說了他們,吃瓜子別吃得到處都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Dora笑說他們誠實得可愛。但最令她傷心的是,身為香港人,香港乘客的嘴臉卻可以很刻薄,有次飛北海道,航班因積雪滯留,機門打開,有男乘客要求取回大褸。於是她也好心問旁邊的年輕女士,想不到女士冷冷一句:「仲使問?」不過,也有時候讓Dora很有滿足感,曾有外籍女士有飛行恐懼症,航班開在馬航MH370客機失蹤之後,起飛時女人抖得像「鬼上身」。幸好Dora運用培訓所學,慢慢安撫她的情緒。Dora寄望:「真的希望工會可以薪火相傳。」未來一屆主席,她有意退下火線,扶植新人。作為工會主席、艙務經理,Dora言語間卻透出孩子氣,她笑臉盈盈,完全沒有阿姐架子,身邊總是簇擁着一班年輕人。原來有一種戰鬥力,叫做「以柔制剛」。原文刊於明報副刊(function(d, s, id) { var js, fjs = d.getElementsByTagName(s)[0]; if (d.getElementById(id)) return; js = d.createElement(s); js.id = id; js.src = “//connect.facebook.net/en_US/sdk.js#xfbml=1&version=v2.3”; fjs.parentNode.insertBefore(js, fjs);}(document, ‘script’, ‘facebook-jssdk’));「我還只是隨口問:『為甚麼今年不搞單車呀?』工作一樣笑一笑,眼睛瞄一瞄我們身後那個理想中的居所,牙齒縫中拼出來這個心曠神怡的名字:『天賦海灣呀,有錢人怕嘈。』我忍不住『吓』了一聲,一時腦充血:『吓?都已經買唔起啦,係呢度踩下單車都唔得?』身邊另一個參賽者倒是看透世情:『唉,算啦,香港係咁架啦。』」全文:http://wp.me/p2VwFC-drE #Pentoy #評台Posted by 評台 Pentoy on Monday, June 8, 2015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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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兆彬:出賣工人,可以換來甚麼政治利益?

?2012年立法會選舉,工聯會的政綱清楚寫著「要求立法推行7天男士有薪侍產假」。兩年後的今日,工聯會竟然在政府面前跪低,接受政府建議的3天侍產假草案。當民主派議員提出修正案,要求將草案字眼由「3天」改為「7天」;同時,要求侍產假薪酬給予全薪,而不是工資的五分之四。工聯會的七名議員在上述兩個修正案的表決中,都是有出席但不投票。最終,那些對打工仔有利的修正案通通被否決,實在荒謬。究竟工聯會是站在工人的那一邊,抑或是站在政府和商界的那一邊呢?假如工聯會企硬,與泛民一起反對政府的建議,或許可以迫使政府不理會商界的壓力,推出7天侍產假,甚至可以發動罷工行動,但工聯會偏偏屈服了。工聯會的這個決定,明顯是違反政綱,有「出賣工人」之嫌。這個「袋住先」的做法亦袋得很難看,相信有一定數量的基層街坊選票會因而流失。?筆者作為侍產假的受益者,對工聯會的所作所為感到非常憤怒。究竟有甚麼原因,可以驅使工聯會做出上述的決定呢?想了很久,不得不懷疑,政府與工聯會進行了一些臺底交易。政府可以提供大量利益和工聯會交換,例如,政治助理職位、局長和副局長職位、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職位、各種諮詢委員會的成員公職、政府資助的再培訓中心和職業訓練中心的營運權、政府各種基金的撥款(例如:盛事基金)、區議會選舉劃界……因此,公民社會除了不斷宣傳工聯會在侍產假議題上出賣工人,呼籲票債票償之外,還要密切監察會否有工聯會成員突然被委任為政府官員或其他公職,抑或是獲得多間職業訓練中心的營運權等等的利益,撕破政治的黑箱。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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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達初:香港需要真正「維穩」的勞工政策

根據最新出版的《2013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在去年調整最低工資後,最低10個百分位數的僱員,其薪金增幅為6%,而非技術工人的工資增長更達至9.6%,冠絕所有打工仔。其中約有90%為「長期」(permanent)僱員,只有約30萬為合約及臨時僱員。表面上這對工人來說應是很樂觀的,提升最低工資成效顯著,而整體職位及薪金都有所增長,失業率亦維持在3%左右的全民就業水平。不過,報告中對全職及長期僱員的定義過於寬鬆,難以識別不同的僱傭模式,有低估零散就業數量的可能。除此之外,現今對於勞工保障的理解,不應只聚焦於失業率及職位數量,而是職位的質素(job quality),包括工人的就業穩定、技術與培訓、對職務的控制、職場參與等。因此,香港勞工的處境,正取決於勞工政策是否能提高職位的質素,以及回應全球經濟及就業趨勢。正如國際勞工組織的《全球就業趨勢2014》及《全球工資報告12/13》顯示,大部分先進經濟體中的非正規就業佔整體就業的比例不斷攀升,主要來自缺乏保障的職位,因為在金融化的經濟下,股東利益先於持份者(如工人)利益,導致大企業為要減低營運風險,將僱傭關係推向更彈性零散化,以將更多的競爭成本轉移至工人身上。因此,在資產市場主導的經濟復蘇中,資本收益的增幅遠超勞工的收入增長,形成分配極不公平的增長模式,這正反映了香港的實况。這兩種「不安全」及「不平等」的發展,不單出現於香港服務業的底層勞工身上,即使連中層勞工(認同為中產階級)亦不能倖免:在專上教育、社會服務、外判企業中,各種短期合約、臨時工、兼職工等亦屢見不鮮。勞工經濟學者Guy Standing在幾年前就提出「不穩定的無產者」(Precariat),來描述這批在就業收入上都處於不穩定的群體,包括在職貧窮、畢業青年、女性、少數族群、福利使用者等。這種就業及收入的不穩定性,部分源於全球經濟的轉變,部分源於政府對勞工市場管制及社會福利介入的失效。一方面香港政府以最短期、最少介入的策略來促進就業增長,包括短期的再培訓課程,過分依賴低端旅遊業(自由行)、零售、飲食等行業,表面上能即時提供就業機會,但卻忽略職位的質素,缺乏對就業發展作長期規劃及投資,例如技術培訓,因此市場上新增的大都是不穩定的職位。另一方面政府卻提高福利的工作條件性,例如低收入補助的工時限制建議,明顯地仍停留於「鼓勵全職工作」的要求,但將零散工再次排斥於收入保障外。在目前香港的城市空間中,他們更連基本需要及日常消費,如住屋、教育、醫療服務,都受到中外的資本與資金所蠶食,因此租金、物價、學費等,都超越他們可負擔的能力,生活進一步被去安全化。 4方面改革勞工政策面對就業的不穩定性,香港政府有兩種假設,就是這批彈性就業的勞工是自願的,以及本港經濟屬開放型,因此這是可以接受及無可避免的。這種邏輯忽視了自願與非自願的界線模糊,基層婦女因為照顧小孩而自願地從事兼職工作,前提是因為缺乏適切的託兒服務因而沒有選擇,實際上不論自願或非自願的工人都需要保障。再者資本流動並不代表政府不能提高管制,更應從制度上強化勞工的力量與保障,抗衡這種不穩定性對社會的損害,例如對精神健康、族群矛盾、貧窮匱乏等。這是政治上的選擇。Standing為此提出了多種保障以增加工人生活的穩定性,香港政府急需從其中4方面,改革現行勞工政策:一、就業市場保障,即政府需透過宏觀經濟政策,保證市場上有足夠謀生的機會;二、工作與職位的保障,即擴大僱傭條例的適用範圍至更不同的就業模式,透過標準工時對總體工作時間進行再分配;三、收入保障,低收入補助需與最低工資調整並行,防止低薪僱主將成本外化,亦需放寬工時的要求;四、參與的保障,即確保工人組織、談判權利的制度,以改變勞工對資本的弱勢。政府如繼續依賴低薪低質職位解決就業需求,只會助長工人的去技術化,維持牟取短期利潤企業的權力,有損整個社會的長期利益。作者是英國雪菲爾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香港政策透視、左翼21成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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