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點看林鄭並未穩操勝券

特首選舉進入最後階段,林鄭月娥,仍被認為因中央祝福,勝算最高,民調見其仍有若干支持,相信是「獲中央政府祝福因素」使然,然從三點可看出,她並未穩操勝券。 首先,在選舉論壇中,建制選委人數方面,佔絕對優勢。如彼等已知「聖上旨意」,欽點花落誰家,必會先靠邊站,提問幫助中央屬意候選人。問題可以有爆炸性,即使他們想不到,背後也有不少高質素幕僚,但宏觀九成以上問題,皆是民主300+提出,天下圍攻林鄭。從數學概率各方面推斷,如果有參加抽籤,他們發問比例不會這麼少。 第二點,工聯會高層曾表明支持胡官,之前黃國健已指出有成員不滿林鄭,但左派機構,不同於民主派政黨,成員即使有自由意志,不會,亦不敢表達相反意見。請看民建聯多次投票,有其他政黨沒有的「一致性」,便能一清二楚所謂的「不同意見」,實為幌子。誠然,昨晚黃國健又呼籲該會選委票投林鄭,但請留意,「呼籲」不同於「命令」,左派雖云每次內部投票皆一致,但今趟已不斷有人說明要有「競爭」,一句「控制不了所有人」,絕對是最佳解釋。 最後,從網路數據所得,林鄭網上支持度,有水份嫌疑,而且是最近才突然增加正面評論。以「水戰」趨勢判斷,如果林鄭必贏,其民望一向極低,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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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賊打壓,空勤為地勤發聲

4月17日,我參加了由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在機場客運大樓舉辦的「豈容安檢漏洞,守議香港天空」靜坐遊行運動,抗議政府縱容梁特首一家濫權,影響航空客運安全。手提行李若未經正常程序被帶上飛機,有機會被人混水摸魚,將爆炸品混入行李當中,嚴重威脅空勤員在空中的安全。但行李未被帶上飛機之前,先要進入機場禁區,而這一關由地勤人員和保安員把守。而在梁頌昕行李事件中,首當其衝,面對最大壓力的就是這一班機場地勤和保安職員。出席機場集會之前,我原本期望會有地勤人員或保安員在集會中發聲,交代一下事件的來龍去脈,或者分享一下感受。可是,現場發言者當中,包括機艙服務員、機師、立法會議員,都表示十分痛心,地勤人員和保安員都不能派代表出席是次抗爭活動,親自發聲。原因是,地勤和機場保安員所屬的工會,隸屬於「永遠站在工人對面」的工聯會!地勤和機場保安員雖然滿肚鬱結,但目前只能忍氣吞聲。因為他們除了在執行職務時受到權貴和上司的無理干預外,想表達意見時更會受到工會的政治打壓。這個香港十分可悲!身為打工仔,當專業被政治綁架,尊嚴被權貴踐踏時,竟然沒法子挺身而出,為自己發聲。但這個香港亦十分可愛!不管權貴日益猖狂,但沒有人能夠隻手遮天,總會有熱心及富正義感的市民,肯走出來說句公道話。雖然大家不知道今日走出來發聲有沒有用,但我們肯定知道,如果我們今天不出來,保持沉默,讓歪理變成常態,香港就只會一直沉淪下去。因此,這次由空勤人員總工會發動的守護打工仔尊嚴集會,別具意義。一方面是空勤人員自己保命,更深一層意義是同時為其他航空界同業包括地勤及機場保安員發聲,鼓勵他們繼續緊守自己崗位,代表他們繼續和政府周旋。觀看是次集會位置及遊行路線,可見集會發起者曾花盡心思。首先大會選擇在機場樓下的接機大堂集會靜坐,而不是在樓上的離境大堂,原因是避免妨礙趕住Check-in離境的乘客。當靜坐完畢,大會帶領抗爭市民遊行,遊行路線特意乘搭電梯走上樓上離境大堂的走廊走了一段路,目的就是要向正在離境大堂工作的地勤及保安員打氣,告訴他們並不孤單,一班空勤人員和一眾市民與他們站在同一陣線,一同守護香港的天空!本文結束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集會現場,得知有關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的背景資料。據集會的發言者透露,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前身是來自國泰航空、港龍航空和英國航空的機艙服務員各自成立的工會。這三個工會在職工盟的協助下,於不同年份各自成立,為自己所屬公司的員工爭取權益。後來,三個工會的成員有感業界有著共同利益,需要集合起來壯大力量,於是籌組成立服務全港機艙服務員的工會。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Hong Kong Cabin Crew Federation),就是在這種背景之下誕生,而且在正式成立不久,馬上要面對頌昕行李這個對香港航空前線員工來說,屬前所未有的大難題。香港空勤人員總工會是職工盟的屬會。而空總的發言代表在集會提到地勤人員所屬的工會,隸屬工聯會,所以他們受到政治打壓而不能站出來發聲。心水清的讀者,可自行追查地勤工會與工聯會的關係,以及自行分辨甚麼工會是真正為捍衛打工仔權益而成立,甚麼工作是「永遠站在工人對面」。 機場 工聯會 特事特辦 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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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歎慣免費餐,係時候埋單:標準工時立法

近月瑞士銀行發表了一份調查(下稱調查),內容涉及71個城市就不同地方的僱員工時、薪酬水平,或物價等進行比較。當中有關香港僱員的工作時數冠絕全球,全年合共有2606小時。將香港與第二位孟買的工時相比,相差329小時,與第8位的台北相比高出465小時,與第15位的東京相比高出551小時,第26位的首爾則高出672小時。如果以僱員每天工作8小時計,香港僱員每年多孟買41天,台北有58天,東京有68天,首爾則高出84天。為省成本削人手 增僱員工時回顧1998年之後亞洲金融風暴開始,僱主不斷要求僱員自我增值及無償加班,以增加公司於市場上的競爭力抵抗經濟低迷。而僱主為了節省成本,其中一種慣常手段是將原來的人手削減,然後將被削減職位的工作,分配給其他僱員。這種手法必然會增加公司其他僱員的工時,故工會時有發現工友需工作至晚上12時,一日更要處理100多個電郵的情况。因此工友面對工作壓力的程度變本加厲,影響心理健康。據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年報顯示,2010至2014年連續5年,有關因職業問題而需要尋求協助則持續第一位,每年都有數千宗的求助個案。而據醫院管理局資料顯示,精神科專科門診總求診人次,由2007/08年度的628,200宗增加至2011/12年度的755,700宗,短短5年時間增加127,500宗。工作量薪酬福利與世界脫軌反觀我們香港僱員的薪酬與其他城市比較,調查顯示香港在71個城市中排第28位,與薪酬最高的蘇黎世相差接近兩倍,東京則排17位,而台北則排第34位。由以上資料可見,香港老闆要求香港僱員要有世界級的標準,惟工作量與薪酬福利待遇卻與世界其他城市嚴重脫軌。工會要求標準工時,返回以往香港曾經有的朝九晚五的平衡生活,但老闆總覺得工會貪得無厭、不知足,還搬出如實施標準工時後會令老闆每年要花數十億元加班津貼。但筆者想問,如果老闆按公司實際工作量聘請足夠的僱員,那何來需要額外付出數以10億計的加班津貼呢?簡單而言,老闆其實就歎開多年的免費餐,但由工作而引伸至個人以至社會問題卻置之不理,實際上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實施標準工時,根本只是撥亂反正,節制老闆對工友減人手加工時的苛索。各位老闆,現在是時候要找數埋單了。原文載於2015年10月31日《明報》觀點版,原題為〈老闆歎慣免費餐,係時候埋單〉,現題為編輯所擬 工聯會 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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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楊光辨誣 還「六七」真相

前工聯會理事長、大紫荊勳章獲得者楊光病逝。論者認為他是「六七暴動」的元兇,應該為當年放真假炸彈、暗殺電台廣播員林彬、擾亂香港社會秩序負責。蓋棺不能論定,該是楊光親友的一大憾事。在這裏,我認為應該出來為楊光說幾句公道話。當年「六七暴動」,開頭原是新蒲崗的一塲勞資糾紛。在內地「文化大革命」左的運動瀰漫全國的時候,香港的北京派出機構新華社領導人,既為表功響應中央號召,又為了自保,居然利用一塲勞資糾紛,加上不少勞工階層對港英的老殖民主義的統治手法不滿,遂煽動起這一場所謂「反英抗暴」的大風暴。 反英違反「長期打算」政策「反英抗暴」根本違反了中央自解放以後的對香港的政策。1949年全國解放以及抗美援朝以後,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禁運,使剛成立的新中國,在恢復經濟建設中遭遇某些戰略物資的缺乏及高精技術輸入的困難。但香港作為一個英國人統治的窗口,用處極大。即使禁運,利之所在,仍然是個「漏洞」。所以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深知此中利害,決定對香港的政策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並不急於收回。而當年反英抗暴叫出的口號是「港英滾出去」,即是擺出要收回香港的態勢,這與中央的對港政策不符。但當年是「四人幫」的極左派當權,他們執行「愈亂愈好」的政策,對香港的極左的「反英抗暴」,便只有鼓勵而沒有制止的份兒。加上當年內地到處是「鬥爭當權派」,領導幹部人人自危。香港新華社的負責官員,作為領導幹部,也不例外。他們為了自保,不惜犧牲群眾利益,於是一場小小的勞資糾紛,經過他們的指揮發展成大規模違反群眾利益的「反英抗暴」鬥爭,以迎合「四人幫」的胃口。 老殖民主義為「反英」點火而當年的港英統治,卻仍貫徹一套老殖民主義的統治手法。既無視民眾疾苦,輕視福利建設,也處處採取高壓政策。特別是柏立基當總督的時期,把他在非洲及馬來半島當權時的老一套殖民統治的手法,帶來香港。殊不知新中國成立以後,香港基層群眾的覺醒,已非其他英國殖民地可比。香港工人階級的覺醒,老殖民主義統治手法的不靈,內地極左的政治運動方興未艾,中共派駐香港官員為了表功自保,這才是「六七暴動」的主因。由香港新華社一手包辦成立的「鬥委會」,既然標榜為「香港各界同胞」,當然也要顯示出「工人階級領導」。於是楊光作為香港左派工聯會的理事長,理所當然地被推為主任。其實,楊光「一切聽指揮」,自己並無決策權。事無大小,都得聽新華社的。而且事實上鬥委成立不久,楊光就已成港英當局監視以至追捕對象。他率眾到總督府示威以後,就只能躲進中國銀行(舊址)大廈頂樓,作為「寓公」達數月之久。 暴動不應由楊光負責至於要放真假炸彈,以至炸死北角無辜小童,暗殺在電台上叫囂反共的廣播員林彬,都不是楊光作出的決定。也許執行者是某些工聯會的屬員,但指揮行動的都另有其人。楊光當時只是一面空頭旗幟,甚至可說是個傀儡,並未參與實際工作。就我所知,楊光是一個平和但缺乏主見的人,因為他聽話,所以才能擔任這個「反英抗暴」的「旗手」。楊光一生淡泊自持,絕對不是一個「工人貴族」,是真正的無產階級。他從電車售票員開始(我曾乘過他當售票員的電車),當過電車工會副主席。曾領導過電車工人爭取權益的鬥爭,遂逐步升上工聯會高層。由於他平實、聽話,為工人階級所接受。但又因他文化不高,缺乏辯才,所以也不算是一位出色的工會領袖。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工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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