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求光環 鍥而不捨——向污水處理廠兩名技術員致敬

「您好!我是一名在屯門居住超過三十年的市民……得知兩位技術員因揭發污水廠為減輕成本將垃圾汁及毒氣排出而被離職實是憤慨……希望公眾施壓令環保署正視問題,保障居民健康,亦希望有一個公正的交待給大眾及兩位技術員。」這是一位市民早前的來函,委託我將信轉交予兩位揭發污水廠非法排污的技術員。信封面上寫著「多謝你」三個字,從筆跡看,應由一位小朋友執筆的。———————————————–昨天收到消息,指環保署終決定檢控屯門望后石昇達污水處理廠14項違反《水污染管制規例》罪,每項最高罰款20萬元及監禁半年。事件在今年年初爆發。原受聘於昇達的兩名技術員,因不滿公司隱瞞公眾,非法排出千噸計污水於大海,遂挺身而出向環保署舉報,並向傳媒揭發這跨國財團的種種惡行。兩人為此付出了代價,飯碗都丟掉了。自被公司無理解後,兩人在就業市場載浮載沉——一位曾長途跋涉到機場當電工,上下班來回十幾小時,身心疲憊;後來,再轉任地盤。兩次轉工,收入也比從前少了一大截。另一位技術員被炒後一直只當散工養家。可敬的是,兩人並沒因生活困頓而挫損士氣,抗爭並沒有停下來。他們曾協助另一位涉事而被上級痛打的同事,給予上庭支援及追討工傷賠償,結果刑事民事兩仗俱勝;兩人亦曾與工會一同到昇達公司抗議,要求法國總公司Suez Environment調查事件。這半年間,他們繼續揭露環保署及昇達如何一錯再錯,錯而不改——八月及十月,傳媒分別再揭污水廠非法排污,而渠務署更要動用公帑,幫簽了約賺了錢的昇達善後,以免污水「爆煲」!兩人的付出,並沒為他們帶來光環,而他們也不稀罕光環。兩位技術員鍥而不捨的韌性,終迫使政府要採取行動,檢控昇達。污水廠事件並沒引起公眾巨大的迴響,但一封封來自小市民銘謝的來函,卻說明無私義舉,終會感動人的。念念不忘,必有迴響。兩位技術員承受的已夠多,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工作,包括:一,繼續要求環保署問責昇達污水處理廠事件,暴露了環保署疏於監管的本質。由年初事件曝光至今,署方才發出十四張告罪,反應遲鈍。事實上,技術員向公眾揭發事件前,已先向環保署作出舉報,但署方毫無反應;技術員被解僱後,署方亦撒手不理,推搪員工找勞工處了事。環保署在多方壓力下,才承諾由副署長接手調查事件,但事隔半年,調查報告卻只聞樓梯聲響。我們定必繼續催促環保署完成報告,還兩人公道。二,爭取訂立保障「吹哨人」法例事件反映了法例對涉及公眾利益的「吹哨人」(Whistleblower)保障不足,使得甘願為公義挺身而出的員工及揭密者面臨巨大風險——由打爛飯碗到紀律處分,甚至面臨被刑事檢控等——在今時今日政治經濟陰霾密佈的香港,如何立法保障各範疇的「吹哨人」,議會內的立法者們都責無旁貸!三,終止私營化污水廠事件亦暴露了香港一個不能說的事實,就是「自由經濟」、市場萬能論及由此而生的私有化、外判化等問題叢生。昇達及其背後的法國跨國財團與港府簽了豐厚的合約,但事件卻顯示了企業並沒有所謂「企業精神」:既沒效率還要政府倒貼公帑「包底」。污水廠與早前「康橋院舍」事件同樣暴露了問題的本質——一些涉及公眾利益、公眾健康及公眾道德範疇的事務,應否成為「事業」由私人機構以市場謀利方式去營運呢?還是,我們應推動由公營部門去承擔回本應就要有的責任呢?由污水廠事件觸發我們要處理上面三項工作。我們都沒有理由去逃避,或者,我們至少應就這三大方向去引發公眾討論。不過,在種種工作開展之前,我們或許先做一件最簡單的事:就像那位給技術員寫信的小朋友一樣,向兩人說聲「多謝你」。文:譚駿賢(屯門區議員、工黨秘書長)原文載於作者facebook,圖片為屯門望后石污水處理廠資料圖片 工人 工運

詳情

新移民與外勞是工人運動的敵人嗎?──從學界與本土派的偽勞動節聲明談起

五一勞動節,中大學生會聯同九大專院校、本土組織發表聲明。這份聲明謬論繁多,卻是不少本土派與港人的心聲。我們不妨藉此機會,透過拆解這份偽勞動節聲明的內容,談一談新移民與外勞問題。勞工權益是工人有血有汗爭取回來的成果首先,這份批評「傳統政黨組織聲稱捍衛工人利益,懇求港共政權憐憫改善港人處境,香港勞工權益卻至今毫無寸進」,罔顧事實。沒錯,香港的勞工權益仍然低微,如《最低工資條例》仍不夠完善。但勞工權益絕非、也不可能是懇求任何政權便能得到的「福利」;也不可能是那些「不甘於行禮如儀」的人,在網上發表一份「勇武」聲明就能換回來的「本土利益」;勞工權益,是在奉行自由市場為「核心價值」的香港社會裡,工人組織多年來用血用汗爭取回來的成果,不容本土組織或學界抹殺與抽水。其實,稍有良知、素養,或社會常識,就不會拿工人權益來抽水。我經常說,學運不同於工人運動,前者擁有自由、時間、社會各界的包容力等各種資本;後者卻沒有時間、自由、資本,面對的卻是最暴力最殘酷的統治階級與資產階級,挑戰的是最鞏固的社會結構──資本主義。資產與統治階級打壓工運的力度,遠超於任何形式或內容的學運。學運失敗,學生所承受的後果通常並不嚴重;但工運失敗,工人承擔的後果卻是失去生計,無力維生。但這份學界/本土組織的聲明,卻將歷年艱苦奮鬥的工人運動定性為「懇求港共政權憐憫」,殊不知自己口頭上提倡的廢除強積金、延長法定侍產假,以及設立標準工時,都是工人組織一直以來身體力行爭取的目標。其實,學界也不一定與工人運動無關,譬如長久以來被嚴重剝削的實習生問題、校院的勞工待遇問題、學生畢業後的工作狀況等等,都是與學界直接相關的勞動議題。但中大學生會與九大專院校卻忽視這些議題,只顧批評傳統社運,以及宣傳自己的本土議題──即使這些批評是事實也好,也不該巧立名目,借勞動節之名,幫自己宣傳。這實在對工人階級與工運極不尊重。新移民是搶工作的外勞、中國籍特權階級?整份聲明最離譜的莫過於將「新移民」與「外勞」混為一談。為了避免有人批評我望文生義,我先引用那段談及新移民與中國外勞的完整原文:一. 取消中國籍入境特權,拒絕輸入中國外勞現時持中國籍人士因《基本法》及港共政權賦予的特權,可以「家庭團聚」的藉口來港。此等移民無需經過任何資產審查,卻可於香港合法工作,是一個給予中國籍外勞特權、任由中國籍外勞搶奪香港基層勞工工作機會的缺口。此外,港共政權更推行只開放予中國人的「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給予中國籍外勞額外的來港工作途徑,進一步剝削香港勞工的就業及上流機會。香港的外勞問題其實就是中國籍特權的問題,我們認為要解決外勞問題,就必須取消此等特權,明確規定香港勞工優先,拒絕輸入中國籍外勞,以保障香港人就業機會。這段內容謬論繁多,令人慨嘆現今大學生的水平。首先,很多人忘記了,新移民並非真正的「移民」。新移民是指那些持單程證來港的人士。他們本身是香港人的親屬(配偶、父母或子女)。從法律來看,他們(i.e還未被批准入境但有資格申請居港權的人)本身就有資格具有居港權,只不過被中國政府限制進入香港境內的數目而已。因此,新移民是香港人,而非外勞,更不是被中共政府安排來「搶奪香港基層勞工工作機會的特權階級」。這不單純是法律定義,玩弄文字遊戲。新移民已經是香港人,我們不可能禁止任何居港的人勞動,否則等同剝奪他們的生存權。其次,本土派有個明顯矛盾:一邊宣稱新移民來港不工作搶福利,一邊又批評他們工作,搶奪香港基層勞工工作機會。也許本土派在此會重提收回審批權,倡議限制新移民入境,那麼新移民就不能來港「搶福利、搶工作」,這便沒有矛盾了。先不論新移民是否真的「搶福利」,也拋開「奪回審批權」的所有法律技術問題,讓我們先分析限制新移民入境,是否恰當與可欲的建議。事實上,現在正等待來港的「新移民」,在法理與人權上,他們都符合居港權資格。因為他們的親屬都是香港人,而家庭團聚是基本人權,我們不可能不讓中港家庭團聚。因此,如果我們真的擁有審批權,並尊重人權與法治,港府應當容許所有符合居港權資格的人進入境內,最多只能像中國政府實施配額制,設限減慢新移民來港的速度。但假如港府真的設立配額制,亦可能會受到法律挑戰。因為,既然我們遲早也要批准他們來港,沒必要延長時間增加兩地家庭的痛苦。法庭可能會根據人權與成本為理由,要求港府取消配額制(事實上,現在我們可以安穩實行配額制,皆因這一切責任都由中國政府承擔)。不認清這個可能性,屆時只會鬧出更多中港矛盾。當然,本土派不可能同意這點。而且他們會倡議「回內地家庭團聚」的制度。但這措施是否對新移民可慾的?答案似乎明顯否定。對大多數新移民來說,必定會選擇來港家庭團聚。既然這建議不可慾,設立這機制就變得多餘,無法達到原初的目的。本土派也可能倡議,香港政府可以不容許新移民來港團聚,只設立「回內地家庭團聚」的單向制度。然而,按照公正原則與人權精神,人應當享有遷徙自由,尤其是在家庭團聚的情況下,人應當享有權利決定往哪個親人居所團聚。除非本土派從一開始就不是想建立追求人權與公義的香港社會,而是要建立封閉又忽視人權的「本土」社會;否則,香港政府絕不應該設立這種單向的家庭團聚制度。因此,本土派經常埋怨新移民搶福利、對香港沒有貢獻;當新移民在香港努力工作,為香港出一分力時,又埋怨他們搶「本地人」工作,應該全部回內地居住生活。這經不起法律事實與人權的考驗之餘,也明顯矛盾得令人不忍卒睹。工人運動會反對輸入外勞嗎?現在,讓我們思考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讓我們先假定新移民是外勞(雖然這不是事實!),那麼以工人運動為本位,我們就應當反對新移民或輸入外勞嗎?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工人運動不應該反對輸入外勞。外勞也不是任何勞動階級(包括本地工人)的敵人。很多人反對外勞輸入,都是基於以下的論證:假如輸入外勞,勞動市場競爭會愈來愈激烈,需求過大,工資只會下調,變相損害本地勞工利益。其次,外勞的工資普遍較本地勞工的工資為低,所以在同一市場下,顧主會聘請外勞。為了捍衛本地工人的利益,應當反對輸入外勞。這個論證相當流行,亦說服了很多人反對外勞輸入。但這種說法真的能站得住腳嗎?首先,外勞與本地勞工並不一定在同一市場,構成競爭者的關係。有些行業是長期缺乏勞動力,譬如低技術或厭惡性行業。愈來愈多本地勞工不願意加入這些行業,造成這些行業長期缺乏人手。在這些行業裡輸入外勞是必須的。在這情況下,外勞根本不可能與本地勞動競爭職位。反之,我們更應該說,外勞為香港勞動市場投入了很大的力量,是一件全民得益的事,但我們卻長期抹黑這些外勞來港搶基層飯碗。其次,很多人會主張:有些行業確實不乏本地勞動的投入,在這些行業上輸入外勞,只會剝奪了本地工人的就業機會。但這種勞動市場飽和的說法往往沒有實質證據支持。事實上,資方所言的「市場飽和」往往是如下的情況:如果10人份量的工作能交給5人去做,便減少5人的職位。言即,勞動市場並非真正的飽和,而是資本家透過剝削工人,將原本10人份量的勞動需求強加在5人手上。這才是就業機會不斷減少的主因。為什麼我們不能阻止資方藉著「市場飽和」為名,不斷削減職位、剝削工人?因為本地工會長期積弱,工人不夠團結。試想一下,假如外勞與本地勞工聯合起來,工會必定會壯大,有更多籌碼與資方談判,不容許資方任意剝削勞工(不論本勞還是外勞),就業機會與工資只會不跌反升。很多人以為,輸入外勞一定會剝奪本地勞工的就業機會,卻無發覺這個說法要建基於「外勞的工資遠比本地勞工為低」這個前提。假如本勞外勞同工同酬,那麼資方失去了「外勞的工資較低」的實利因素,便會傾向請回本地勞工,畢竟輸入外勞也需要付出各種成本。因此,如果本地勞工或工會爭取「本勞外勞同工同酬」,這不單能夠保障外勞權益,令外勞更願意投入工人運動,也能保障本地勞工的利益。相反,如果我們禁止輸入外勞,只會製造更為龐大與廉價的黑市勞工,這不但令資方能恣意剝削沒有任何基本權利保障的外勞,也因黑市勞工為資方提供極為廉價的勞動力而不再需要本地勞工,增加本地勞工失業的機會。由此可見,禁止輸入外勞,只會令本地勞工與外勞共同蒙受損失。因此,工人運動不可能反對輸入外勞,反而更應該爭取「本勞外勞同工同酬」。但現實上,我們往往卻其道而行,排擠外勞,視外勞為本地勞工的敵人。這當然是源於資本家「分而治之」的手段,與自由市場主義長久以來的宣揚:外勞與本地勞工本質上是競爭者、威脅著彼此。回到歷史上,為什麼香港勞工長期視內地勞工為敵人?主因是中國政府在歷史上實行封閉政策,在當時缺乏市場競爭的情況下,香港勞工無須工會的保障,也能維持高水平的工資。但當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內地工資廉價,香港工業資本向內地輸出,導致香港勞工大量失業,因而令本地勞工視內地勞工為敵人,將「輸入外勞」視為打爛本地勞工飯碗的根源。但歸根究底,當初香港勞工的優勢,只是歷史的偶然因素。當中國愈來愈開放,中港兩地市場愈漸一體化將會是必然的結果,勞動與資本的流動是不可避免,除非香港或中國實行保壘政策。當兩地市場愈漸一體,兩地工資差距只會逐漸縮小。但這種差距縮小,是否一定代表工資變得同樣廉價,還是工資變得同樣地高,其關鍵自然取決於兩地工人能否團結。其實,我們只需要問一個簡單問題,各種詭論就會不攻而破:到底兩地工人互相合作,還是互相競爭,能夠爭取最大的權益?答案顯然是前者,因為後者只會拉低彼此的工資。所以,工人運動必須打破「外勞是敵人」的想像,兩地工人必須不分彼此,團結起來,爭取同工同酬。事實上,有經驗的外國工會是絕不會排斥外勞,不論外地還是本地勞工,只要願意成為工會成員、願意簽署與遵守集體合同,就能獲得同等的保障。因為它們都深明只有工人團結起來,才能真正保住勞工的飯碗。這實在值得香港工會學習。外勞制度充滿剝削,所以應該制止輸入外勞?另外,有人可能主張外勞制度本身就充滿剝削,我們應該一邊倡議外勞本勞同工同酬,另一邊廂制止擴大輸入外勞。這能改善資方不願改變本地行業的勞工待遇,依靠外勞制度補充現有待遇參差的行業缺乏勞動力的問題。所以,倡議外勞本勞同工同酬與制止擴大輸入外勞是沒有衝突的。但,這種說法忽略了資本主義底下剝削是必然存在。無論如何,有沒有好的外勞制度,資本家都需要更大的資本累積,在全球化資本流動情況下,部分勞工也需要出國打工賺取生活所需,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結果。我們當然反對任何形式的剝削,所以也反對資本家對外勞的剝削。但不是主張用任何形式、程度的保疊政策,以為能藉此減低資本家剝削外勞的機會、能夠改變勞工的權益。譬如,工運應該反對輸入外傭嗎?外傭絕不會認同這樣的主張。對外傭來說,這做法是在剝奪他們出國勞動賺錢生活的機會,絕不是在幫助他們。因為他們失去香港勞動機會,將會在國內勞動得更辛苦。而且,如果外勞維持現有規模,是不可能構成無國界工人大團結的,外勞也會被資本家控制在無法形成工會勢力的狀態,即資方仍然能維持現有嚴重剝削外勞的狀態。我們需要在資本主義底下尋求最大的工人團結可能,甚至將工會經驗輸出外國(理想的工運是可以令外勞將工運經驗帶回到他們國家,甚至兩地工會聯合起來),而非要求資方或政府不要再輸入外勞而應該嘗試改善本地行業的待遇,因為這是缺乏工會下的不可能任務。即使可能,當經濟不景氣、資方的利潤無法維持下去時,沒有強大的工會,政府與資方就會叫工人共度難關,減薪炒人了。外勞制度固然充滿剝削,但解決的方法不是制止輸入外勞,而是取消外勞制度,直接增加移民配額,輸入享有公民權利的勞動人口,實現平等的勞動待遇。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工人 學生 學運 工運

詳情

碼頭工友告訴我,那些關於尊嚴的故事

今天趁著五一勞動節,我與一群青年人到工聯會的遊行隊伍,望向參與遊行的工人長者揭穿工聯會的真面目。他們於深水埗區議會投票反對全民退休保障、立法會於標準工時立法時拉隊離場、男士七天侍產假投反對票。我發覺參與遊行的長者們,對於工聯會種種出賣工人利益的不義之舉似乎毫不知情,真心誠意地喊着口號,希望標準工時可以立法。看着這些畫面一幕一幕經過,我覺得十分可悲,不能任由欺騙繼續。猶記得三年前當我參與碼頭工潮,到碼頭跟工友做訪問時,發覺自從金融風暴後,香港工人所面對的處境越來越艱難。每次經濟危機,僱主都會要求工人跟他們一起共渡時艱,實行裁員、減薪、以至外判。但當經濟復蘇後,資方卻從沒把工友付出的、應得的歸還他們,工資鮮有提升。這十多年來基層市民的生活條件,就是因此日益惡化。當時許多工友會被要求連續工作72小時,工作環境非常惡劣,完全是收買人命。更傷感的是,工友為了養活妻兒唯有捱盡苛克條件,但過長的工時卻令他們無法陪伴家人,甚至失去家人。當日我訪問的工友中,不少都是剛離婚或正辦離婚的,報章亦有報導,有工友的女兒因太少見爸爸,連他的樣子也不認得,把他喊作叔叔。這場工潮對我的影響很深。在這之前,我並不知道本地工人的水深火熱原來到此程度,在這者號稱第三大金融中心的繁榮都市中,工人賣命的工資竟如此低、工作條件這樣差,直如第三世界地區,多麼荒謬!多麼令人憤怒!其後翻查資料,我發覺原來香港的堅尼系數,沒有隨着我們的經濟增長而減低。相反,我們社會越富有,堅尼系數卻有增無減,至今已達0.537,全球排第12位,只比第三世界落後地區稍好。我們的工時,更是全球最高,竟然比第三世界地區以極端剝削見稱的孟買還高!這堆荒謬的數字告訴我們,社會竟然已墮落到這種「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失去人性的地步,試問受過社會學薰陶又或稍有社會理念者,誰還能保持漠然?作為香港人,必須挺身而出,為工人爭取權益,只有當基層權益得到保障,社廣大市民的福祉與尊嚴才能一步一步伸張。這兩年來有關大白象基建的抗爭,對於民主運動的投入,在我心裏的最大執著,也就是希望改善香港人的生活條件,重伸我們的尊嚴。而這些東西在回歸後的十多年中,就是如彭定康所說,是由我們的管治班子及保皇黨急不及待地一手出賣的!今天這班出賣港人利益的奴才,竟然還可以厚顔無恥地打著爭取工人權益的旗幟站出來,你說多麼可恥!我懇請大家下午一起走出來遊行,揭穿工聯會的假面目,真正為工人發聲,捍衛香港人的尊嚴!香港人已是不能退縮,也實在退無可退!原文載於作者facebook 工人 工運

詳情

點解香港既工會冇乜起色?

最近和朋友傾過一些工會的話題。在香港,很少人真正落地做過工會組織,也不知道實際操作上的難處。但一般人都會覺得香港工會好像無甚起色,數來數去的抗爭行動還是紮鐵和碼頭工運,到底為甚麼?這個問題必須思考。如果我們還希望擴大工會組織,長遠實現大型罷工。我們就不能夠單靠高呼政治口號而平日疏於組織,因為政治動員要有外在條件配合,除非遇上經濟崩潰,抑或「六四」等社會廣泛同情的大事,否則動員力很有限。而就我所知,如果無法投入大量人力組織十年廿年,一些大型罷工幾乎不可能成事。這個判斷如何得出可以慢慢說,但關鍵還是錢和人力,現時遠遠不夠。香港工會的積弱,除了錢和人力,背後還有一連串因素。自七十年代傳統工業日漸式微,工會組織的基本盤就下降。加上生產線不集中,不能夠好像以前一間一間工廠組織。此外在「散工化」的趨勢下,不同行業愈來愈多短期合約和服務外判,工人亦被迫在不同行業之間游離,根本就做不長。如此一來,職業流動性大,更使得組織困難。最嚴重的問題是,香港工人的階級意識薄弱,也十分討厭介入工會、政黨這些「利益集團」。這種「政治懷疑」在香港很普遍,卻很不利於做聯合抗爭,因為它會對組織不信任,只有無路可走的時候才合作。有人會把參與偏低的責任歸究工人,也不對,因為工會本身的角色亦在減弱,逐漸被不同的社區福利取代。以前勞工沒有保障,有事一定要找工會,但現時遇上工傷、拖糧、甚至是無理解僱等,還可以去找勞工處、區議員、甚至是立法會議員幫忙,再不然就向社署申請緊急援助,何需工會?今時今日不少人加入工會是為了享受福利,大部分不具政治意識,也不會願意提高會費。這成因有部分來自工會轉型,在社會穩定後不再行鬥爭路線,轉而開辦各式各樣的興趣班聚人(e.g.太極班),同時作為部分收入來源。撇開親共的政治立場不說,單講工會組織,工聯會就是一個從鬥爭型工會逐漸變成街坊俱樂部的例子。這轉變有好有不好,好的是順著大環境轉變,工會能夠入到社區,壞的是失去了抗爭意識。除了工聯會,香港另一個較大型的工會集團就是職工盟,但比起前者,職工盟的勢弱可以從它的成員人數看到。從2014年香港職工會統計年報可見,扣除屬會教協的9萬人,職工盟旗下眾多屬會合起來才不過4萬人左右,比教協還要少;而工聯會的成員人數卻達40萬!(當然是受大水喉照顧的效果)。觀乎往績,職工盟的動員力確很實有限(教協保守傾向更不用說),這不是想責怪他們,而是想說明以目前的資源和人手幾乎沒有擴大工會組織的可能,這不能夠單靠講兩句「凝聚更多工人積極支持」就解決到,它是一個實際的問題,除非突然有大量的人力財力投入,然後順著年輕工人增加並重新組織他們,否則實在艱難。當然工人行內本身也有問題,譬如很講年資輩份,一旦資方收編了判頭而他們又是工會理事,基本上任務就是安撫工人,減少衝突。說白一點,在工人參與度低的情況下,缺乏監察,大部分成員只是「紙面成員」,理事會只是圍爐互選,被資方收編一點也不出奇,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工人的參與,長遠來說也是容易被資方把持,根本無法構成反抗力量。工會組織也沒有一勞永逸,因為資方破壞工運和組織的手段可謂五花八門。包括職業零散化、聘請臨時工,找退休工人填保空缺、高薪引誘並分化工人,大家回顧一些工運的操作就知道。此外,工人階級意識不高也是問題,在聘請外勞的爭議上,當本地工人也排斥南亞裔工人,資方又可以順勢壓低南亞裔工人的工資,這又成為資方向本地工人講價的理由。結果造成同一地盤的工人雙雙降價和分化,無法團結來抗爭。說了這些,其實不是想撥冷水,而是想說如果有心人想組織工會,至少要了解現在有甚麼困難,才能著手解決問題,以及要有砍掉重練的決心。千萬不要視爭取「最高工時」和「集體談判權」為一個最終目標(許多泛民只是將目光放到這裡),最終目標必定是打倒地產霸權,讓工人的力量在政治場上發揮。但是要怎樣做,我沒有好建議,最好就有大水喉,或者突然有大量人力,否則唯有將資源投放在組織,砍掉所有無關的事項,藉著近年年輕工人增加的趨勢去組織他們。提醒自己不能夠著眼在各種聯誼活動,以為聯絡夠多就會成為戰友,其實那些小恩小惠就算能夠聚集人群,最終還是不會加入陣線,寧願尋找有潛質的工人,集中做單對單來往,由此去積少成多還好。這條路注定艱辛,但組織團體並無捷徑,只能一步一步踏踏實實去行。 工運

詳情

當透過法律爭取勞工權益都是罪名…

中國一向被稱為「世界工廠」-觀乎不少日常生活用品,總不難見到「Made in China」這行字;有時出外旅遊想買份手信瑰贈親友,即使人在歐洲,那些匙扣小物仍如舊印上一句:「Made in China」。那一刻,總是教人百味雜陳。不過正正因為不少外國企業和品牌的貨品都於中國投產,外國媒體相繼揭發不同品牌的中國生產商聘用童工﹑長工時﹑工傷﹑職業病﹑破壞環境、各種剝削等問題,加上2010年富士康連串的員工自殺事件,中國勞工的權益引起國際關注;也因此,中國的打工仔,亦開始對自身的權利有更多的關注和認識。民間團體在「中國崛起」肩負的角色於是,在中國為勞工爭取權益的民間團體也愈來愈多,,不少這些民間團體是透過教育工作,讓工友對自身權益有更多的認識,使他們透過法律途徑為自己爭取權益;正如一群佛山的清潔工人(中國稱之為「環衛工」)稱,他們過往都忍受於工傷時被剝削的問題;而每每在「忍到不能忍」的時候,就去罷工要求僱主加人工;但勞工組織「南飛雁社工中心」負責人何曉波就教他們要依法辦事,透過法律程序協助這些工人爭取權益(1)。當愈來愈多工友能透過法律維權,其實正正印證中國不斷向國際社會所聲稱的重視法治;換言之,民間團體的存在,也是協助政府「實現抱負」的一個重要角色。然而,這些協助政府「實現抱負」的勞工維權人士,卻遭受到政府突如其來的拘捕。去年12月,20多位活躍於番禺打工族服務部、南飛雁社工中心、向陽花女工服務中心以及海哥勞工服務部等多個廣東民間團體的維權人士,被當局相繼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職務侵佔罪」等刑事拘留或傳喚,令中外的勞工界大為震驚,聲援運動不絕;當局後來陸續將被捕者釋放或保釋。然而,至今仍有三位維權人士,包括以「職務侵佔罪」之名被拘留的南飛雁社工中心負責人何曉波、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被拘留的番禺打工族服務部負責人曾飛洋以及前工作人員孟晗。中國政府近年對相較溫和的民間團體以及維權人士的打壓不絕;去年繼五位女權人士被捕事件後,為婦女提供法律支援的眾澤婦女法律諮詢服務中心亦被當局要求關閉,加上去年年中多位維權律師被捕事件,令人擔心中國正在與其聲稱以法治國,背道而馳。需知道《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2條明確保障市民的結社自由,第21條亦明確保障市民的和平集會權利;參與工會及進行和平罷工行動,都不應構成罪行。中國亦是公約締約國之一。另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亦訂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被捕者的人權另一方面,有被捕人士家屬收到被拘捕家人「不請律師」的親筆信(2);而何曉波的妻子於2月17日所撰寫的一篇名為《他,在看守所,生病了,腫瘤君,求關注》的日記,亦提到友人向其覆述:「國保逼他簽不請律師承諾書,我們都不讓他簽,但是後來,國保威脅他,要是他不簽就把你(何曉波妻子)抓進來,他害怕你被抓,就簽了,簽到1月31日前不請律師。」」,亦要求佛山市公安局讓何與律師會面(3)。《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清楚訂明,受檢控人士應有相當時間和便利與自己所選擇的律師聯絡;而且受審時間不得無故被拖延。但現在有關人士已被剝奪自由兩個多月,仍然未能得知審訊日期,仍未能與律師聯絡,違反國際人權公約之餘,也與法治精神相悖。其實被捕者寫出這種「似是而非」的信件或文件在中國並不罕見,此等事情不斷地印證中國的依法治國,只屬空談。延伸閱讀:(1) 環衛工:如果不是何曉波,我們還在罷工堵路(2) 明報:工運4人批准逮捕 家人接「不請律師承諾書」(3) 《何曉波被扣留兩個半月,肝臟發現有良性腫瘤》(4) 國際特赦組織:FURTHER INFORMATION: CHINA: CHINESE LABOUR ACTIVISTS REMAIN BEHIND BARS (5) 國際特赦組織:FURTHER INFORMATION: CHINA: TWO CHINESE LABOUR ACTIVISTS RELEASED 中國工廠 工運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