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勇衡:「不是影評」? 回應潘東凱如何寫《中英街1號》

指明談論某齣電影但又「不是影評」的文章是甚麼性質的文章?可以是有感而發而非嚴格認真的評論,也可以是有關這齣電影的製作過程(making-of)的文章。但潘東凱先生在《立場新聞》的文章〈含蓄造作的政治化妝術(不是影評)—  談電影《中英街1號》及藝術與真相〉(下稱〈含〉)評論的既是《中英街1號》(下稱《中》)這齣戲,亦包括電影的兩位創作者趙崇基和謝傲霜,最後附帶一段有關六七暴動時「沙頭角槍戰」的資料輯錄。《中》仍未正式公映,已引起「是否為六七暴動漂白」的爭議。潘沒有道明是否認為《中》「漂白六七」,但引用了陳景祥認為「《中》並不是為六七漂白」的文章內容,然後來一句「現實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 潘東凱所說的「現實」是甚麼?是《中》編劇謝傲霜和趙崇基有關六七暴動和《中》這齣戲的言論。趙崇基指電影拍好後「有自己的生命」、「讓作品自己說話」、請大不要猜度創作者的政治立場,又指「在一個愈來愈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時代,拍一個敏感的歷史題材,確實需要一定的勇氣與智慧。」(〈含〉轉引自陳景祥的文章)另一方面,潘則翻查謝傲霜的言論,指她「在《字花》文學雜誌是用『反英反殖民的故事』來形容自己的作品的,謝又說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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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過去的1967

今年是六七暴動50年,在政府「主動遺忘」的社會工程下,香港不清楚「六七」的大有人在。很多人甚至簡單以為「六七」像雨傘運動一樣,只是市民走上街頭爭取訴求,而忽略了背後複雜的政治局勢。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這段50年前的歷史事件為香港帶來哪些政治後遺?除了「恐共」之外,六七暴動又如何有助我們理解當下的中港關係和香港的愛國陣營? 愛國左派的轉捩點 很多人視六七暴動為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註1),其實它更是香港愛國左派的重大轉捩點。在戰後國共「左右對壘」的冷戰地緣政治大格局下,香港蟄伏這樣一群「自成一派」的社群,他們有着自己的教育系統、工作機構、工會、電影和刊物,遙遙呼應「祖國」的政治風向,行動上又有所區分。他們在殖民地小島打着「愛國」的旗幟,營造基層社區溫情,既有統戰同胞認同「新中國」的現實需要,同時又有「左翼」某種激進、平等甚至反殖的理想主義面孔。 這群愛國左派偶爾罷工示威、反對英治,亦曾支援本地的木屋區火災問題,但在港英嚴防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之下,總體來說還是低調行事,直到六七暴動。在文革的熾熱氣氛下,這群香港社會的半地下社群集體「出櫃」動員,煽動民族主義,使香港一度陷入「城市恐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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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檔案》放映會映後感

雨傘運動歷歷在目;八九六四從未忘記;但對遙在50年前的六七暴動,大家還餘多少記憶? 日前筆者出席了法政匯思及其他專業團體與羅恩惠導演合辦《消失的檔案》私人放映會,一起欣賞這齣有關六七暴動的紀錄片。名為「消失的檔案」是因為現存有關六七暴動的資料絕無僅有,香港的官方紀錄亦殘缺不全,完全不能反映事件對當年社會做成的嚴重影響。有見及此,羅導演花了逾4年的時間,翻查大量泛黃報章、策劃運動的私人筆記及英美解密檔案,又親身訪問了多位當年運動的參與者及其後人,以近乎「潔癖」的求真精神把六七暴動的來龍去脈拍成紀錄片,製作過程殊不簡單。 可是,令人失望的是,紀錄片完成後,居然沒有戲院願意上映。雖然原因不明,但相信是題材過於敏感所致。因此電影需要私人放映。而選擇在五月十六日放映亦有其意義:左派陣營在1967年5月16日於土瓜灣工聯會工人俱樂部舉行會議,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可謂是六七暴動的開端。 紀錄片揭露了五十年前香港的一段瘋狂歲月。概括來說,六七暴動是一場由中共策劃,透過煽動基層和缺乏獨立思考的民眾擾亂公眾秩序,企圖藉此從港英政府手上奪回香港的暴亂。最後造成多人傷亡,經濟癱瘓,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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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殖無罪 造反有理?

今年六七暴動50周年,親中左派要求為六七「平反」的呼聲也比往年響亮。理據不外乎兩個:其一是把六七暴動,說成是群眾反抗民族壓迫的愛國鬥爭,其二是認為暴動推動了社會進步。今年工聯會在和合石參與了16名喪生者的公祭,不但以「民族英雄」甚至「烈士」這些字眼歌頌死者,還以「當年的一場社會運動」來描述六七暴動。 毫無疑問,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是一個社會危機四伏的社會,生活環境惡劣、貪污嚴重,政府欠缺改善施政的意志。這些都是源自殖民政府只顧籠絡資產階級,忽視勞苦大眾福祉,官民隔閡嚴重。殖民時期的香港絕非一些今日抱「戀殖」思想的人所想像的美好。所以,在市民群眾當中,產生反殖意識並且起而反抗,這一點毫不出奇。 1966年天星碼頭加價引起騷動,人們會同情地理解當時發起絕食抗議的蘇守忠、支持當年有份參與反加價運動的葉錫恩,不會排斥他們。可是,看待六七暴動卻很少同情理解。原因很簡單,前者是一個自發的市民抗爭,後者是一個由左派陣營組織和計劃、有政治鬥爭目標的行動。 所以,今時今日如果要靠把六六和六七相提並論,把六七說成只是一場一般的社會運動,這是毫無說服力的。因為雖然六六和六七的殖民社會大環境是一樣,但是,六六騷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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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檔案》還看六七

《消失的檔案》,好一部信息量非常密集的紀錄片。它以「六七暴動」為題,按時間編列事件始末,鉅細無遺。訪問不同陣營的人物或其家屬,還有記者、警察及當年港英官員;已故的則採納生前受訪影像或聲音,交織成完整的歷史拼圖。 《消失》背負的擔子不輕。從殖民到九七以來,關於「六七」的材料一直不多。坊間欠缺系統的專著,學校教育不(敢)碰,網上也沒有齊全的資料庫。多得記者張家偉幾年前先打開缺口,他到英國翻查檔案、用心匯編寫成《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分水嶺》(港大出版)。導演羅恩惠彷彿把棒子接去,獨力考查採訪,歷時四年拍成影片《消失的檔案》,敘事跟張的著作有些一脈相承(由1966年反天星小輪加價及澳門「一二三事件」說起)。從紀錄片類別去看,《消失》的確是比較傳統的「闡述型」(expository)紀錄片,內容量比流行的「觀察型」多。此類影片重視說理與修辭,旁白極重要。 《消失》今天出來正好,2017年恰恰是暴動五十周年。雨傘運動之後回看「六七」,發覺當下社會的黃、藍撕裂,政棍動員群眾鬥群眾,愛國分子的要打要殺,原來有歷史影子。《消失》給我的第一印象是「盡地一煲」,它要追回逝去時光。過去這段歷史太受忽視,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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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檔案

中大邵逸夫堂整個劇院,樓上樓下座位近1500。博群電影節首播紀錄片《消失的檔案》,觀眾來自四方八面,有年輕學生,有像我一樣的中年人,也有拄着拐杖七老八十的長者,老中青坐滿了全個劇院。五十年前六七暴動的歷史早已塵封,不少人都記憶模糊,但這段被視為香港發展的分水嶺、影響深遠的本土史,仍然引起有心人的莫大興趣。 資深紀錄片製作人羅恩惠是我的朋友,她窮四年半的時間和精力,幾乎拋開一切,嘔心瀝血,找回消失的檔案,訪問當事人,把香港重要的歷史還原,箇中的艱困、辛酸,需要的毅力、勇氣,全力的投入、付出,教我這個傳媒人深深折服。羅恩惠拍攝紀錄片的心路歷程,足以另寫一章。 今天是所謂後真相時代,我不希望這種論述,變成模糊甚至歪曲歷史的藉口。歷史真相只有一個,不同人不同經歷、不同政治立場,都會對他們親歷的歷史,有截然不同的演繹,甚至為眼前利益和需要,肆意扭曲史實,把黑說成白,把錯說成對。 觀眾當中,有不少是六七暴動的參與者,這段經歷,纏擾他們大半人生。據我了解,不少前線參與者,特別是稱為YP仔的青少年犯,對當年影響一生禍及家人的遭遇,至今仍憤憤不平。他們在多年前已成立組織,透過活動和游說,謀求平反,甚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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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補遺﹕消失的檔案——吳荻舟和他的時代

吳荻舟和香港淵源極深,1948至1962年在港從事地下活動,歷時十四年,曾經是中共駐港三名最高領導人之一。他於四分之一世紀前離世,留下來的筆記、書信及證明材料充滿時代印記。港共地下活動是黨員不能言說的機密,由前港共高層娓娓道來,半個世紀之前的人與事仍有餘溫。 那是一個被遺忘的時代。 中共建國後,總理周恩來指示新港澳工作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宣傳愛國主義。當時「愛國」的定義很寬鬆,從吳荻舟的回憶錄中,周恩來要求在港不宣傳新民主義和社會主義。執行統戰任務的港共領導們身段很柔軟。 「統戰工作要廣交,要吃魚就得不怕衣服潮」 五十年代,香港這個窗口價值比今天大得多。港共統戰固然要拉一派打一派,但方法可以很靈活,某些左傾厲害的還需要主管僑務工作的廖承志和外交部長陳毅打通思想,不怕和「敵人」來往,說是:「統戰工作要廣交,要吃魚就得不怕衣服潮。說不定會遇上一個特務。」 吳荻舟曾經主管交通、文教及新聞,公開的身分多變,1948年是《華商報》讀者版編輯,實際上工作包括組織讀書會、發展黨員,又輸送專家學者回大陸。1950年出任招商局顧問及七年後出任文匯報社長。他留下來的文獻不少,1986年11月在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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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檔案——那些年的人和事

記憶像一條路軌,我們知道自己從哪裏來,往哪裏去。 大埔戲院街是條小街,區外人大都不認識,但對我們一眾頑童,接連着的仁興街、瑞安街都是兒童遊樂場,顯要的建築物是鄉事委員會大樓。小時候精力旺盛,我們放學後都會在那裏追逐嬉戲,父母總是很放心,有時會給我們一兩毫零用錢,累了,會跑到洪記士多買維他奶、餅乾填肚子。 一直以為自己的記憶完整,直至事件發生的四十六年以後,才知道有一塊失去了。 已經忘掉的小街回到記憶裏,「洪記士多」原來上過要聞版,店內的酒樽、醬油、罐頭食品曾經被震得從木架上倒下。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的《明報》社論,標題為「恐怖世界、人人自危」:「近數日來,香港幾乎成為一個恐怖世界。燒巴士、燒電車、殺警察、打巴士電車司機、炸郵政局、焚燒報館車輛,而左派報紙發表『鬥爭委員會』談話,公然讚揚這一類行動。」 原來童年住過的小區是六七暴動第一個炸彈現場,對此一無所知;採訪了一年多以後才從舊報章找到這一頁。 《明報》要聞標題是:「臂章客擲彈縱火 爆破大埔鄉公所」。內文記錄大埔鄉事委員會支持政府鎮壓暴亂,惹來左派人士不滿。他們將計時炸彈從外面拋入,剛好丟在會議室主席座位下,幸而會議臨時改期,與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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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辱無榮

最近曾鈺成好好火,由等埋發叔的政改表決開始,到梁特到立法會要求他執行議事程序,到其弟曾德成被退休,近一周以來,如果他戴個假髮,就是伶牙俐齒的怨婦,每天都明槍冷箭的不點名射擊目標,雖不明言,卻誰也猜得出他的泄憤對象;在香港做愛國陣營,傳統左派,大抵如他所言,只有辱,沒有榮。對於香港老左,「蛇齋餅糉」的標籤黏上千年萬能膠,即使用鏹水也難以割捨,何况不斷引入豬隊友?聰明絕頂如曾主席,當經驗豐富。跟蠢人相處不難,給點耐性就行,但跟自以為是的笨人一起,需要的是千年道行。也許對愛國陣營來說,國,就像宗教,決志信仰,往後只能絕對服從,不能質疑,只可跪拜,而且附帶不時生吞死貓的不公平條約?但說到愛國,在別的國家,黑白分明,在中國卻特別叫人迷糊,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繁體字,簡體字,共產主義,投向市場的共產主義,三民主義,獨立運動……說話有幾重意思,要聽背後的背後的背後,層次豐富得過頭,正正常常的人,在這種環境下生活得久,會分裂出不同人格,簡而言之,黐咗線。老愛國忠於信仰,倒是義無反顧的付出,頂多呻句有辱無榮;但辱是什麼呢?大國手眾目睽睽在人海中下沉抱膝呼痛,被質疑插水,他反斥「受辱」。但為剷除異己而不惜激化矛盾的人依舊在管治政府,輸了選舉的三姓家奴可跳班當局長,被推倒在地滿臉血的女子被控以胸襲警員罪成……這就是香港人活該受的辱嗎?原文刊於明報副刊 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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