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楊光文章 引起左右攻擊

俗語說,做人難,做女人更難。今天我要說,為名人辨誣難,為有爭議的人物辨誣更難。我在本月19日在本報寫了一篇短文,題目是〈為楊光辨誣 還「六七」真相〉,居然引起各方,特別是工會、抗暴中受難的被港英迫害的群眾,甚至楊光的家人的不滿。正像一位退休工友來信,指楊光「自己默默負着責任50年,從不涉及其他人士」,他的意思是:楊光作為六七暴動的旗手,一切行動他負責,別人不應來霸佔他的功勞,事實是否如此呢,我相信如果楊光在地下,也不承認他能包辦一切吧。我是親自聽過周恩來總理對「反英抗暴」評價的一人。雖然當年「四人幫」還在台上,他作評價時還有許多顧慮。但明確提出這是不符合中央的政策,是「圖上作業」。因為對香港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是毛主席定的,因此周恩來總理敢於對反英抗暴採取批判態度。「六七暴動」的主因我在「為楊光辨誣」一文中為「六七風暴」定性的一段文字是:「香港工人階級的覺醒,老殖民主義統治手法的不靈,內地極左的政治運動方興未艾,中共派駐香港官員為了表功自保,這才是『六七暴動』的主因」。直到現在,我仍然堅持這個結論。工聯會的朋友們認為這是為工人階級的英勇鬥爭抹黑,我沒有這個意思。工人們為反對殖民主義的殘暴統治的英勇精神值得肯定,但正確的路線才是最重要的。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前也歷經幾次左的路線的禍害,在上海的工人鬥爭,不是也有「飛行集會」等「左」的行動嗎。毛主席曾經多次總結左的禍害,鄧小平也曾提出「左」的比右的更可怕的警告。如果抱着「左」的觀念不放,那就會一如毛澤東所總結的,左傾錯誤,「曾經給了我黨和中國革命以嚴重損失」。同樣,「左」的路線也給香港的群眾運動和工人運動造成損失。沉醉於「火紅年代」「反英抗暴」時,群眾的反殖民主義、反階級壓迫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因為執行錯誤路線,所遭遇的損失更大。當年工會罷工以後的「復轉改」,不是一次艱巨的工程嗎?當年的工會朋友不是學了許多毛澤東著作嗎?毛澤東提倡的鬥爭要「有理有利有節」,大家做到沒有?當年的「反英抗暴」,就是因為港英摸透了中國對香港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沒有變,因此才敢於採用強硬手段。但因為「港英不投降,就讓它滅亡」的口號,於是抗暴行動不斷升級,終於要放真假炸彈,引致傷及無辜。某些行動變成影響群眾利益,以至不獲得公眾同情,這是「反英抗暴」終於失敗的原因。現在還有些人沉醉在那個「火紅的年代」,而不認真檢查群眾運動不應影響群眾利益,這實在是一種悲哀。來自「左」右的攻擊攻擊我的這篇短文的人們,認為我對楊光不敬。不敬些什麼呢,說是沒有肯定他是「反英抗暴」的旗手,說他缺乏辯才,「甚至可以說是個傀儡」。我是實話實說,也許用詞不當,在此我願意向楊光家人道歉。我從未想到在悼念一位友人,竟受到如此嚴酷的左右攻擊,特別是「反英抗暴」中受到傷害的朋友們。但受到港英的鎮壓是一回事,檢討一次群眾鬥爭的正確與否是另一回事。你不同意「反英抗暴」的定性,可以討論嘛。何必把一位朋友當成敵人?但反對左派的從左派陣營走出去的叛徒們,卻認為這是為楊光開脫,「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作為鬥委會主任難辭其咎」。事實上我與楊光相處多年,特別是在全國人大的日子裏,從未與他有任何齟齬,大家友好相處。他的逝世,我是很沉痛的,在此再次表示悼念之意。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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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防左

吳康民先生早前在《明報》觀點版的一篇文章提到剛去世的楊光;他並且提出了一些看法,包括六七暴動的起因。吳康民是香港左派當中輩分極高的一人,曾是全國人大代表,在一段長時期是培僑中學校長和校監,他對左派稱為「反英抗暴」的六七暴動的角度有極為值得參照之處。在香港社會已然撕裂的當下,不以人廢言,吳康民的文章相當部分內容可以讓人從歷史看到中共左毒盛行下的禍害。談到六七暴動的源頭,吳康民與時事評論員劉銳紹的看法相近,即是:一、港英當局高壓管治引發的反彈,二、中共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三、中共在港官員的極左做法。事隔半世紀回望,當年的客觀情狀即屬如此,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沒有最左,只有更左。一九六七年把「全國山河一片紅」的鬥爭政治移植到香港,吳康民在文章提及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領導人一為表功二為自保,攪起一場「反英抗暴」鬥爭。中共對文化大革命早有定性,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份經過四千幹部反覆討論的文件,雖然對評價毛澤東功過含混不清留下了一條尾巴,但對文化大革命的論定卻極為清楚,「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况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這份決議形成此後多年中共對防左的警惕,到了一九九二年南巡,鄧小平仍然孜孜提出「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反左是十年大亂左毒流竄後中共意識形態戰線所向,此一方針尤為明確。今天中國大陸經濟規模僅次於美國,高速騰飛三十年,成為戰後東亞地區日本與南韓之後第三個擁有這種經濟發展史的國家,際此或許已經沒有誰會想起一九八一年端正中共防左態度的《決議》。事實上,中共史上多次因為左而出大事,除了死傷無數的文化大革命,還有五十年代末的大躍進,領導人的偏執導致下行者效法且競相更左。無他,這是列寧式政黨的本質使然,黨員若是右傾,那是「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小可革籍,大足致死;若是出現左傾走向,就會認為是「總的來說沒有錯,只是執行上有偏差」。如此一來,為了自保,緊跟中央左傾還加多三分,整整一代中國人民因此報銷,禮崩樂壞,禍延至今。為求自保 執行政策寧左勿右什麼是左傾,毛澤東一九五五年有一說法,「超過時代,超過當前的情况,在方針政策上、在行動上冒進,在鬥爭的問題上、在發生爭議的問題上亂鬥,這是左」。鄧小平就把話說得更具體,「左帶有革命色彩,好像愈左愈革命」。回到歷史,六十年代中共經過三年困難期後又來頭腦發熱,文化大革命便是這樣降臨。香港左派當年緊跟中央文革小組,派駐本地的新華社幹部唯恐不夠左,而港英治下社會貧富懸殊,充滿矛盾壓迫,當局無視民間苦况;另邊廂,左派工人成為欲求自保的新華社官員的工具,暴力鬥爭終致元氣大傷,香港則由一九四九年後大量內戰難民南逃的海港小城,蛻變成為充滿反共氛圍的都巿,這是一九六七年大搞鬥爭為綱的新華社外派幹部無法預視的結局。本來,六七暴動前左派在香港有一定的社會運作空間,這與毛澤東周恩來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有直接關係,是為當時鎖國的中共政權瞭望世界的唯一窗口。在港英殖民地年代,中共認為左派打正旗號一片通紅不利工作亦易惹來打壓,於是粉紅色左派逐漸建立基礎。儘管每年雙十節調景嶺石硤尾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如海四處,但中共文宣仍在社會佔有重要地位,六十年代初報章銷量頭三名左報佔其二,分別是《晶報》及《商報》; 這還不計淡粉紅色或甚至不見顏色的如《田豐日報》。事實上,就算是打正名堂的正統左報亦在知識界有角色,尤其是文化藝術範疇,左派傳媒的水平絕對不下於甚或勝於其他中間派或右派傳媒。港英打壓 左派緊跟中央文革一九六七年新蒲崗人造花廠爆發爭取權益工潮,港英出動大批警力強力鎮壓,香港新華社則緊跟中央文革小組極左路線;被喚作「黃皮狗」與「白皮豬」的警察與工人爆發多次激烈衝突,各有死傷,大批工人被捕。之後真假土製炸彈現於鬧巿,外貼「同胞勿近」字條卻炸死無辜巿民,社會群起譴責,由此失卻民心。與此同時,大量工人因罷工被解僱失業,不少被捕身陷囹圄,家庭生計陷於崩潰邊緣。此役之後,執行左傾路線的香港左派於一九四九年或更早之前建立的社會網絡一掃而空,今天親共新發彩也許不知道,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一年這三年,香港左派是低耷着頭經歷暮日夕陽。一九七一年,中美乒乓外交揭開中共重返國際社會序幕,當年深秋中共加入聯合國重獲國際人格;大陸上是林彪暴屍蒙古郊野,每見俱手持毛語錄寫進黨章的毛主席接班人好學生落得如此下場。大夢既醒,左傾氛圍收斂,因為再此下去,毛澤東思想如何吹得震天價響,也無法解決國民經濟瀕於倒塌的局面,更不消說武鬥大量死傷的國不成國,家不成家。上年紀的香港巿民應該記得,那時三不五時大批五花大綁浮屍隨江水南下后海灣,多是兩廣紅衛兵私刑下的冤魂。溫和抬頭 埋頭重建社會網絡香港這城巿的本色在於其累積反共特質,四十年代末避秦南下,五十年代末反右運動家鄉捎來親友毒打致死的家書,六十年代初大饑荒的餓殍遍野,梧桐山人流傾瀉而來,香港本質已然由此而定。主觀意志辦事的左傾做法徒然引起埋於心底的反共情結,當時社會反共情緒高漲,對左派歧見極深,開口「左仔」閉口「左口魚」,傳統左派暴動後難以馬上回到主流社會,只得在自己人小圈子默默生活。中共加入聯合國之後,溫和派抬頭,「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復出,文化大革命稍見偃旗息鼓之象,香港左派藉此重拾舊山河,一步一足印重建社會網絡。有資深左派人士稱,此一過程極為艱巨,做法是大年初一賀歲波開鑼之前,在政府大球場外向各界朋友伸出友誼之手祝賀新春,一寸一寸把失去的人心扳回來。然而左毒未曾因此全消,隨着中共內部鬥爭白熱化,再度揚起階級鬥爭為綱的極左路線,不過此時香港左派正在休養生息,僅能在內部跟隨中共路線,對外則已兵疲馬乏,無以為繼。有左派工會老人憶述,一九七六年工會間中仍有學習時段,當年四月天安門發生紀念周恩來去世的「四五事件」,中共定性為反革命,大舉拘捕參加者,香港工會跟着中共「狠批鄧小平右傾翻案風」;同年十月「四人幫」被捕,學習內容不旋踵變成「狠批四人幫禍國殃民」,一變之間,前後不過六個月。中共其後對文化大革命作出定論,香港「反英抗暴」因此作結,左派韜光養晦不強出頭。然後鄧小平三度上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揚棄政治鬥爭全力發展經濟,時光荏苒,香港社會逐漸放下種種心結,北上當時滿目稻田的深圳設廠,為此後三十年的經濟奇蹟打下第一根樁柱。總結文革 防左成為金科玉律吳康民與劉銳紹二位先生評論六七暴動,關於左傾的論述允稱中肯,他們都是深切明瞭中共一路走來的歷史。中共在文化大革命後對港澳人士的幾次講話極其值得細味,僑辦主任廖承志於一九七八年三月會見港區全國人大及政協代表的講話,「做好港澳工作,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善於團結人」,「不論哪一行業,都要徹底打破紅白界線」;「每次運動差不多都嚇走一些電影界朋友,要爭取他們全部回來……還要看到,他們離開我們的機構,我們要負一定責任」。儘管說這些話時,距離打倒「四人幫」不到兩年,中共內部對文化大革命仍未有最後定論,然而防左反左的意味在廖承志的言談躍然而出。由此結聯鄧小平多次反左之言,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對左傾有切膚之痛,雖是三十多年前的講話,如今重閱,時空對照,確是大氣候下的小氣候,尤其是左傾的頑固性與欺騙性這兩重特質,更是精闢。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中共 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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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俊威:佔中之後訪談系列:曾鈺成 大時代裏的憂鬱

小思老師早年所編的《香港的憂鬱》記下了20至40年代文人對香港的遭遇和性格的描寫:「許多人要寫香港,總忘不了稱許她華麗的都市面貌,但同時也不忘挖她的瘡疤,這真是香港的憂鬱。」不少人說,這貫徹至今,映照著當下的香港。如今香港的憂鬱,是進退失據。這次專訪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甫踏進他的辦公室,招呼未打、梳化未坐好,曾主席就洋洋灑灑地講述他最近就政改的睇法,能看出他在渴求通過政改一事上的積極。然而,筆者與他對談至近黃昏,從字裡行間卻又隱隱感覺到他的無力感。巨輪運轉,因因果果,人在當中其實可掌握的又有多少?以下專訪的各部分似是天南地北──從曾鈺成對政改、對中港關係的睇法到他前半生的故事,卻又相互映照。 曾鈺成:這次政改是未來中港關係的關節點為了力陳通過政改的迫切性,曾鈺成可以去到幾盡?他說,在關鍵時刻,他會不惜投票再辭職,甚至,他在考慮「即使我投埋都唔夠票,我諗緊我都應該投,表示我都叫盡過一分力。」為何這刻會覺得政改通過不了,後果會如此深遠?他認為,這不單關乎2017有否普選,亦會進一步拖垮香港管治,更重要的是會嚴重衝擊一國兩制。「儘管中央官員都係一再重申,強調無論17年是否成功普選行政長官,中央都會堅持一國兩制的方針。但係個現實,而家過左17年之後,一國兩制呢樣野對我地國家,到底嗰個價值或者重要性,係高左定低左呢?咁即係我地都有理由去問,一代一代新的國家領導人,到底對堅持一國兩制的決心,是否仲係咁大呢?如果當中國領導人覺得咁鬼煩──你搞呢個一國兩制製造的麻煩係多過一國兩制對於國家主權、安全同發展利益的好處的話,咁點解佢要咁麻煩黎到幫你搞一國兩制呢係咪?」無疑,北京這種工具思維是貫徹始終的。「一國兩制要成功,最重要的責任在北京嗰度、中央政府嗰度,但另一方面,香港人自己都要,即如果你珍惜一國兩制,你都要去諗,我地點樣做啲野,使到一國兩制係能夠讓北京見到,係好值得維持落去的。」曾生提出了他沿用上屆8分1的入閘門檻,並認為到時能讓一眾候選人先在提委會層面作第一輪公開競選。他認為,關鍵在於入閘到出閘不是黑箱作業,而是公開面對公眾亦面向中央。於其眼中,這是一個進步,亦算是相對公平的做法。「我唔覺得泛民佢地之所以咁唔願意接受呢個方案(人大框架)係因為佢地入唔到閘。而係,大多數都係希望真係有個公平的,而佢可以攞出黎話,同佢一貫支持民主、支持普選的理念係一致的(方案)。」他看得更現實的一點是,他認為目前各政黨皆未能推舉有能力當選的黨員。「呢個係好現實的問題。泛民好多人,過往或私下亦都表示過佢地睇唔到2017年有邊個泛民派的人有機會選到行政長官。民建聯呢,我亦都睇唔到,不過而家講又早得濟,會唔會通過左方案,跟住過3、5個月,有個高大威猛的加入民建聯,然後就領軍出黎選呢?邊個知呀?但你今日見到呢個、眼見的民建聯,已經坐晒喺度嗰啲人,我睇唔到邊個有咁嘅雄心、野心、意願去選,或者佢有咁嘅自信,覺得出黎選,佢係有機會(當選)。我暫時睇唔到。」提委會出閘門檻之所以收得這麼緊,中央其中一個說法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排除中央認為有損一國兩制的人跑出。但現實是,如若有人入閘後,他/她是深得民心,卻不得北京心的話,該如何是好?曾生引述了他跟一位絕對代表北京睇法的中央官員的討論:「如果有一個泛民的代表人物,係民望好高,其他嗰啲建制派會出嚟的都未及得佢,咁提名委員會都會受到好大的壓力,要提佢架喎。當時呢位中央官員話:『我地接受呢個現實』,佢咁講架喎,佢都知道如果你唔提佢的話呢,成個選舉係會失去公信力。」他續說:「如果有一個人真係民望好高好高,北京衡量過之後覺得絕對唔能夠俾呢個人出閘,冒住喪失嗰個提名委員會的公信力,甚至喪失成個選舉的公信力的代價,都要扑低佢。(北京)一定有理由。而到時北京咪要付出代價,香港亦要付出代價,成個制度都要付出代價。」  香港的憂鬱:進退失據曾鈺成現在跑出來高調地勸喻各方,目的是希望在中央底線內最大化「中央認為有得傾,泛民認為值得傾」的討論空間。他所陳述的方案,可以說是簡單的套路而已。惟現實的香港政治是有處境,有因果糾纏在一起的。最重要的是,中港之間,或更細緻地說,中央和泛民之間沒有互信基礎,因而導致進退失據的局面。中央拋出比民間任何提議還要保守的方案,其考慮的因素可以是很全面和深入的──但這是我們港人不得而知的,故港人可能只感到「不明不白」。曾生指出:「12年喺十八大政治報告裏面第一次出現(香港問題扣連國家主權安全同發展利益)。回歸咗15年,12年的時候先至講呢句說話,我覺得肯定係事出有因……係有一個實際的危機喺度……我當時一睇到就明顯地係中央對香港有左唔同的睇法。」香港傳媒曾多番追問中央官員「國家安全」具體針對何人何事,卻從未換來有意義的答案。同樣,曾生亦只能以希臘神話打趣,叫我們相信北京的判斷:「你都知我鍾意嗰啲希臘神話,我地呢啲喺個戰場上面、地面上面拼搏嘅人,我地睇唔到天上發生咩事,睇唔到地底發生咩嘢,我地點樣識得站喺佢地的角度嚟分析啫……起碼有一個中央官員同我咁講到,但你應該信呀,(北京)都唔係亂咁做決定,我地都好多人──唔同層次的人聽晒各方面的意見,睇晒各種情況,然後做個決定。咁你都信吓我地呀?」但曾生亦前事不忘,認為民主黨為何堅決不再如10年那般跟中央談判,是因為當時接受了方案後,後面還有一些沒有兌現的承諾。中港互信幾近崩潰。「呢個唔係單方面(的問題),北京信香港人唔夠,香港人信北京亦都唔夠。難係難喺呢度。」而在佔中問題上,他認為:「我覺得從一開始通過用佔中呢啲辦法嚟到希望逼到一個協議出嚟係唔會成功。因為你通過呢啲辦法係建立唔到互信,你係會使到互相猜疑、互不信任嗰個程度惡化。」曾生更搬出了太陽和北風的故事,反映了現時局面裡各方的進退失據:「你越吹得行,嗰個人就越將件大褸攬得實啲。兩面都一樣,即係北京個風落嚟越吹得行,香港人就越多啲嘢要攬實。香港人越吹得行,北京就覺得越多啲嘢要攬實。大家都要攬實自己啲嘢,咪越攬越實囉。」到了這刻,或許北京對港政策上,她也感到進退失據。「坦白講,如果基本法係今日寫呢,未必寫普選兩個字落去架。但冇得揀,寫左落去就係寫左落去。時間表都俾埋啦,點有得返番轉頭呀?所以我話呢個呢,你話去到今日,中央會唔會有被逼的感覺呢,我唔敢講,我覺得或者有,但係冇法子,冇得收返架喎。」曾鈺成認為,董建華、曾蔭權和梁振英的背景、理念(曾的說法是如果有)、能力、作風,對形成今天香港的局面起了不能忽略的作用。但如何修補這個幾近不能修補的互信問題?曾生認為雙方也有責任踏出一步。於中央而言,「你唔能夠淨係空口講句說話,你點樣都要有啲實質嘅嘢定到出嚟,使到大家都真正相信係會咁樣發展呢?……我認為中央同泛民建立一個長期、正常的溝通的途徑係落實一國兩制所必需而且可能……必需:泛民講到底,無論你點樣想打壓佢,佢都係代表到香港相當多的市民支持。你唔能夠否定呢樣。你香港要行一國兩制,如果一啲政治人物、政黨佢係代表到香港相當多的市民,你將佢打壓,或者當佢無到,點行個一國兩制呢?即係你去打壓佢就等於打壓佢啲支持者咋喎,咁唔得喎。」進而,他對泛民和北京各打50大板。泛民完全否定中央真心給香港人民主,抑或中央部分人士把泛民打為反中亂港的顛覆活動分子,皆是不要得的心態:「(泛民)都係想一國兩制成功架嘛,中央亦都係……當日鄧小平定咗呢個一國兩制方針,跟住成個中共嘅領導去設計去維護佢。佢地都係想佢成功架嘛,但係就好似江澤民咁樣講法,我希望你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你有你搞,你唔好嚟搞我,係咁樣架嘛。咁即係大家有個共同的基礎喺度的。」  曾鈺成的憂鬱:時不與我1968年,曾鈺成港大數學系一級榮譽畢業,緊接更在港大做了一年Math Demonstrator。教授們都稱讚他是個做學術難得的人才。他有能力到美國升學,卻偏逢美國反越戰運動,負笈海外的念頭被逼擱置。1969年,他放棄了「做數學家」,到了培僑中學去──當時任教於「左校」並非高尚的職業。他回想,這是他人生一個關鍵的轉捩點。自信是「fast learner」的他,沒有想過委身於教育,最後更被安排擔任校長一職;曾明言協助創立民建聯後,不會從政,卻被推為創黨主席,從此踏上政治的路。惟民建聯創黨至今仍恪守黨的路線,專心於議會和「基層的參與」,未曾晉身香港核心管治事務的參與。他承認,人生unexpected的事太多了。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呢?筆者在曾生身上找到的是後者,而更多的是,機會和人往往擦身而過。曾鈺成曾私下跟黨友打趣說若要選特首「好有信心贏」。上屆特首選舉,他曾經摩拳擦掌,準備「出征」。到最後,他還是沒有接到帥印。一年前,曾鈺成就已向中央力陳寬鬆方案的好處。最後,中央拍板了一個比民建聯方案還要保守的框架。似乎,大家的脈搏並不一致。到現時的局面,曾生積極游說各方,但他自己也未能肯定一切,他的「好意」亦仍停留在「希望」的層面:希望中央胸懷更廣地接納泛民提議;希望泛民相信中央。問及他2017年是否有意參選,他斬釘截鐵的說他「老了」。如果人生回帶10年,他又「有沒有機呢?」,他帶點唏噓的說:「世事往往係咁架,客觀環境令你覺得你可能有機會去嘗試嘅時候,你自己嘅主觀條件就過咗時啦。你10年前係咩呢?10年前我要出嚟選(他停頓了半秒)都無人支持啦,係咪?講緊10年前我啱啱下台添啦。」進一步追問他如果時勢需要,他是否會義不容辭參選特首?他反而跟筆者分享了一個可圈可點的小故事:「(他又停頓了半秒)我後生嗰陣呢,無諗住從政,但諗住我就有條件做個數學家嘅。因為我讀書嗰陣數學都OK嘅。咁後來因為各種原因啦,無繼續去讀書。喺我大概50歲之前啦,每聽到我啲師弟呀,或者我啲學生呀,有啲咩學術成就呢,我就會好似有啲嘢喺度『哽住哽住』,即係覺得有啲,哎呀,如果我行佢條路,可能我個成就唔會低過佢。但到呢10年8年呢,睇化咗啦。於是自己有個開解,呢個叫做阿Q精神,我話可能咁仲好。因為你讀書嗰陣,成績好唔等於你研究一定做得好架喎。係咪?如果我以為自己好叻,然後跟住真係去,跟住發覺唔得,我亦都真係有啲朋友係咁喎。讀書嗰陣唔錯,但出嚟真係要做研究,就一事無成,咁就鬱鬱而終嘅係真係有架喎。咁呀分分鐘,真係可能呢啲叫做幻想破滅,以為自己係天才,誰知做到發覺原來不外如是。係咪?咁就真係好慘啦,嗰陣就會好失落啦。咁而家反而俾我一啲咁嘅遐想嘅空間,到我死嗰日我都會覺得,哎呀我其實係好有天份,當日如果我做咗呢,分分鐘我係第二個愛因斯坦都有之呀。仲可以咁樣發吓夢呀嘛。」 後記跟曾生這次對談,發現他語言的藝術之處:很多時候,他總愛留白,為人留下遐想。進入了下一個場景,卻又勾起你對他上一番說話的聯想。人物專訪中,這是挑戰,又是浪漫之處。於中港問題上,留白可以是大家喘息、摸索可能的天地,也可以是如今港人感到惶惑,乃香港問題進退失據的根源之一。 反思曾鈺成整個專訪,值得深思的地方很多。其中,或許礙於身分,曾生未能跳出中國思考香港的框框。其中一例,說到香港被邊緣化問題。這是老調子,每當中港關係變幻時,這套「中港單邊想像」的論述又會跑到台前去。大家不能忽視的是,在國際輿論上,香港被邊緣化卻不是主調,相反,把香港置於世界處境下作思考,香港從來是重要的一點,對其該何去何從的想像亦更大。哪個是事實?這除了是意識形態問題,亦是心態問題。筆者認為,港人無疑要了解「香港被邊緣化」的論述,但絕不代表我們要以它作為開展香港想像和中港關係的立足點。 我們都回不去了「我們回不去了。」是張愛玲《半生緣》中讓人震撼的一句。時勢、人和事,不能回帶,很多客觀和主觀因素往往擦身而過。有人慨嘆30年「民主回歸」是徒勞的泡影;有人會說這些年月不是空白,其實歷史也有「推演過」。就這次對談,曾鈺成顯露一貫的瀟灑,但,或許是筆者主觀感覺,言談間總掩蓋不了他那份唏噓和憂鬱。想做的一些事和抉擇,往往受制於時勢和身分(他曾說他總是很呀Q地回想自己以前走過的路,為沒有作出的選擇留下一些讓人有美好遐想的懸念──算是一種慰藉?)超時的專訪結束,臨別時,筆者為耽誤曾生回培僑而深感抱歉之際,他邊瀟灑地踏出辦公室,邊拋下一句說話:「好有趣的是,有時一件事幹發生,佢在歷史上造成的後果,係你估計唔到的,好長遠好深遠的後果。」他是在點評中港問題,而這又是否他為自己下的註腳? 一個拳手的經驗筆者是做人物專訪的初哥,首次上場,本以為可摩拳擦掌,惟甫一上場卻被曾主席的節奏牽著走,但總算見識過他思辯之快和靈巧。電影《激戰》中,程輝教導徒弟道:「一個拳手,一定要建立自己的節奏。能夠令對方跌進你的節奏,他就逼着跟你走。能夠打出你自己的組合就屬於你的節奏。能夠打出多變的節奏,就是一個好拳手。」靈巧,係處理任何事情的關鍵,在日常待人接物如是,在香港問題上亦如是。任何比賽都不單純是力量的比拼。但要進一步聯想的是,目前的局,是誰的節奏?是怎樣的組合?而我們的節奏和組合又是怎樣的呢?在訪問中,筆者未能打出自己的節奏。惟看得宏觀點(或呀Q點),時代中的憂鬱是,大家都進退失據,香港也好,中央也好。但我們要問前因後果,方可在緊接的將來打出屬於我們節奏的組合。【答】曾鈺成培僑中學前校長、現任校監,民建聯創黨主席,1997年進入香港臨時立法會,此後至今一直是立會議員。2003年50萬人上街後,辭去黨主席,其後一直是立法會地區直選議員,2008年起連續兩屆當選立法會主席,最近公開表示為支持通過政改投票已做好下台準備,除辭去主席職務並將辭任議員。【問】蔡俊威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學助理。今年夏天,一連五星期共寫了逾萬字的「再思中港」系列,回到歷史及地緣政治中去探討中港關係的可能性,主張中港應擺脫舊有意識形態對立,建構有世界面向的香港主體論述。文×蔡俊威攝影×盧翊銘編輯 梁詠璋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左派 民建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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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鳴謙:重溫六七年港英的霹靂手段 ——雜談三本香港左派書

人大常委落閘之日,戴耀廷在集會上怒哮﹕「香港已進入公民抗命時代!」日前,陳佐洱又曾說中央會「懷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對付「佔中」。於是不少人就想到了那場席捲全港的「六七暴動」,並開始思考,香港會失控嗎?抗命會不會演變成流血衝突?要回答這問題,就不得不回顧幾個導致「六七暴動」的原因。舉其要點,包括﹕一、當年社會資源分配不公;二、澳門左派在一九六六年成功「鬥垮」澳葡政府,令香港左派士氣大振;三、文革期間,新華社怕被北京「造反派」秋後算帳,於是發動鬥爭,向上表功;四、香港左派群眾缺乏獨立思考,盲從上級指揮;五、左派仇恨港英的殖民者身分,為了「愛國反殖」的民族大業可以奮不顧身;六、暴動期間,港英對左派的暴力鎮壓,使左派反擊起來更狂熱。以上幾點,合起來就釀成一場「完美風暴」,其中社會資源分配不公一項,更與現時的氣候相近。但若推敲一下以上二至五點,就會知道香港再出現一場「二〇一四暴動」的機會微乎其微。例如「佔中」沒有外力推波助瀾,它的領導者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表功;更重要的是,雖然「佔中」參與者和當年左派一樣義憤填膺,但他們念茲在茲的始終是「愛與和平」,和「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左派群眾相比實在是大相逕庭。不過,若單論第六點,即政府的鎮壓,卻難以斷言不會和當年一樣,成為激化社會運動的起因。尤其警隊內鷹派當道,如執法稍有不當不公,就有機會激起暴力對抗,將抗命推向極端,李飛所言的所謂「災難」,亦會弄假成真。因此,我們都應重溫一點「六七暴動」史,至於警隊中人,更應將當年一些過分嚴苛的鎮壓手法引以為戒。[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338"] 《胸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運動》[/caption] 港英「鎮暴」之名踐踏法治在新近出版的論文集《胸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運動》中,葉健民教授有一篇名為〈『六七暴動』的罪與罰﹕緊急法令與國家暴力〉的文章,正好概括了當年港英如何以「鎮暴」之名,作出種種踐踏法治的行徑。其中,尤以《緊急措施條例》的多次修訂殺傷力最大。據葉教授所言,該條例授權港督可於他認為香港安全面臨危害的時候,會同行政局隨意制訂法例,甚至立法局亦無權干涉。於是暴動期間,港督多次修訂條例,「授權警方更大權力去沒收武器、封閉場所、要求市民提供姓名及住址資料、禁止藏有及散播煽動性資料及作煽動性演說和處理非法集會等」;部分修訂,更將定罪的門檻降低,「很多從前沒有足夠證據的個案,現在也可以輕易把有關人士入罪」。據葉教授統計,在2077位被判囚的「暴動犯」中,有約64%人根本不涉嚴重暴行,他們犯的僅是﹕不服從警方指示、侮辱警察、高喊口號、派發單張、在法庭辱罵法官,及參與非法集會等輕微罪行,若說這些「左仔左女」罪有應得,合該入獄,就實在是太不近情理了。至於其餘涉及「爆炸」和「藏有武器」的罪犯,亦各有六成「並未能被證實有直接參與這些犯罪行為」,例如部分人只是與藏有炸彈或武器的人同行,及經常出入藏有炸彈或武器的場所。葉教授的文章為「暴動犯」的罪行分類提供了極珍貴的數字,但若想具體地知道部分左派人士蒙冤受屈的經過,就得看看張家偉的《傷城記﹕67年那些事》了。張家偉在書中邀請了多位曾入獄的左派群眾(相對左派領袖而言),讓他們重述當年的暴動回憶。還記得該書於兩年前出版的時候,曾在媒體間興起了一陣為左派翻案的熱潮,書中的部分內容也曾被轉述,所以這裏就只為此書的部分章節作一些簡略介紹。[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199"] 《傷城記﹕67年那些事》[/caption] 罷課香島學生遭圍捕和今天的抗爭一樣,左派學生也曾組織罷課,並於當年六月停課一天;暴動期間,左校亦曾多次發動學生前往「奴化教育的黑指揮部」教育司署進行抗議;再加上左派學生自製炸彈的傳言時有所聞,因此不少警察都視左校學生為只懂搗亂的壞分子,恨不得將他們統統捉進監獄。於是當年的十一月,就發生了一場令五十三位香島中學師生被集體拘捕的事件。事緣當天三四位學生在放學後回家的途中,遇上幾位正在學校附近巡邏的警察,並被他們截停盤問,要求打開書包,但這幾位學生不服指令,甚至高舉拳頭、大叫口號,惹起爭執,結果雙方各自派人支援,香島師生更高唱紅歌。最後,被圍捕的五十三師生全被押返警署。這批香島師生只是喊口號、舉拳頭、唱紅歌,其中卻有二十二位被判刑。在暴動尾聲,警察也曾搬演一齣以「違例泊車」為由將人拘捕的鬧劇。當年北角春秧街有一間名為「泉盛藥業」的藥房,原本不屬左派機構,但其中一位職員曾借用該公司的貨倉來和左派朋友一起寫傳單及大字報,因而被警方視為眼中釘。在六八年三月八日的早上,兩名警察走到藥房門前,指正在落貨的貨車違例停泊,並與職員爭論一番後不歡而散;當日下午,二十多名警員衝進藥房,用腳踢開辦公室大門,繼而拔槍指嚇正在開會的職員,並將其中五人拘捕。五人中,有四位從未參加左派活動。起初,五人均被控「違例泊車」,但數小時後卻改為「非法集會」。究竟理由何在?據警方解釋,他們被捕時正在辦公室開會。最後,五人全被判監三年。 左派記者 採訪期間被警毆另外,《傷城記》亦詳述了當年多位左派記者在採訪期間被警察無理毆打和拘捕的經過。當年《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商報》等左派報章天天刊登甚具煽動性的文革式謾罵文章,自然為港英所深惡痛絕,因此當年共有十數名左派記者以各種罪名被判入獄。但當年港英鎮壓左派言論的最大手筆,始終要數最終釀成北京紅衛兵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三報事件」。[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192"] 《赤柱囚徒》[/caption]當年的八月九日凌晨,警察一舉逮捕了左派報章《香港夜報》、《新午報》、《田豐日報》的主持人胡棣周、李少雄、潘懷偉、陳艷娟,以及承印三份報章的南昌印務公司經理翟暖暉(與前四位相比,後者只算左派的同情者)。早前,天地圖書正好出版了翟暖暉的《赤柱囚徒﹕翟暖暉憶「六七暴動」》,有心的讀者可憑此書了解當年部分「暴動犯」從被捕、提堂到入獄的程序。《赤柱囚徒》雖厚達六百多頁,但因翟暖暉的文筆亦莊亦諧,敘事之餘夾雜議論,把全書差不多所有人物(包括自己)都無傷大雅地戲謔一遍,且甚少悲憤之辭,讀來甚至能使人開懷,實在是一本回憶六七的妙趣之作。但礙於篇幅,這裏只提翟暖暉候審期間的一個小章節,從中或可窺見部分警察辦案時的態度。被捕當日,翟暖暉在警察總部看見另外三位報人在座,於是向他們打一聲招呼,結果被在場警察報以﹕「×你老母呀,個樣(即咁)溝大聲!你估呢度係鬥委呀!唔准嘈!」過了一回,翟暖暉感到無聊,放煙在口,作勢點燃,又被報以「×你老母呀!你估呢度係鬥委呀!」他於是回嘴道﹕「你下令叫我唔好食,我就唔好食囉!」再過一會,一位「滿臉稚氣」的警員突然走到他面前,「用死魚般眼睛緊盯着他」,同時吆喝﹕「我×你屎窟呀!」翟暖暉聞言大怒,反擊曰﹕「係唔係真係想×我屎窟窿?嗱,我可以俾你架!係唔係想向呢度×?係我就即刻除褲俾你×!」然後作勢解開褲帶,將警察擊退。結果,翟暖暉在翌日被押解至中央警署的途中,「理所當然」地受了一頓拳頭招呼。期間有警察喝道﹕「×佢老母,昨晚最牙擦就係佢!」,又有警察高叫﹕「一人招呼佢一槌啦!」 政府將如何對付佔中者?以上章節,若在數年前閱讀,或會令很多讀者「政治不正確」地偷笑,但如今讀來,卻不免使人驚懼。本文無意醜化當年英勇抗敵的警察,他們使香港免於淪陷,應記一功,但必須指出的是,當年實在有不少無辜的左派群眾因港英粗暴的鎮壓手法而含冤受苦,永世不得翻身。但若有人說什麼「治亂世用重典」,那所謂重典,就只應用於真正的暴徒身上。現時「佔中」勢在必行,我們要問,究竟政府和警員會以何種態度對付佔中參與者?政府會不會以所謂「霹靂手段」鎮壓學生?會不會有人羅織罪名,以「違例泊車」之類將人拘捕?又會不會有人對被捕人士拳打腳踢,並以粗口問候?我不同意某些左派說的「先鎮後暴」論,因為無論港英如何橫蠻,左派亦絕不應放炸彈和刺殺警察,但我們始終無法否定港英之鎮壓確令左派的反擊愈趨激烈。在此,我們提醒前線警員﹕內地的《國家安全法》早已高懸頭上,當你們執法,敬請保持克制,因為佔中之時,全場志士都只會平和地仰臥馬路,靜看中環那即將逝去的滿天璀璨,當你們手執他們的四肢,請緊記,香港將以何種速度墮落,就取決於閣下指力的強弱之間。文×謝鳴謙編輯 洪慧冰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左派 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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