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愛在疫症蔓延時

多齣好片上映,其中法國電影《心動120》(BMP),教我折服。微觀個人親密關係,到群體對不公義的抗爭,宏觀政策與藥廠的狡辯。九十年代巴黎愛滋病肆虐,ACT UP是為愛滋病人組織行動對策的平權團體,由男女同志、跨性別人士、輸血受感染者等組成,編導羅賓金比路曾是ACT UP成員。影片摘下康城評審團大獎後,橫掃法國票房,導演訪問說,觀眾認為電影對應付愛滋病蔓延與支援患者帶來新的看法,那是好事,現有PrEP(預防HIV的口服藥),是對抗愛滋病的有效「武器」,相較二十年前,這是夢寐以求的。ACT UP強調非暴力抗爭,向藥廠擲假血液、潑假精液,或許有人覺得很暴力,面對藥廠牟取暴利和制度暴力,死亡就在身邊,政府束手,政客虛情假意幫助,無視每年新增個案,包括共用針筒升幅30%和異性不安全性行為感染。究竟誰比誰暴力?這年,《月亮喜歡藍》、將於三月公映的Call Me By Your Name,以及BMP均是以同志為題材的佳作,在影展贏得讚譽。BMP並非以老生常談、既定的角度探討愛滋病和同性戀。多場會議激辯,寫實見火花,思辨充滿稜角,知識內容豐富,是以疾病為題材中罕見的電影,觀者進入導演目睹過的世界——沒有刻意隱藏酷兒(queer)的一面,大膽自然呈現裏頭的活力與肉慾。疾病是個人的事,也跟政治現實有莫大關係。[日光]PNS_WEB_TC/20180112/s00191/text/1515694069221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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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風雨中 帶回了來自台灣的希望

這是一個懸掛了黑色暴雨的五月天,午後的手機屏幕上突然出現了一條推送,就像當下那一道道劃破天際的閃電:台灣司法院大法官公布了首宗同性婚姻釋憲的結果,因此台灣很可能成為亞洲首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區。愛情終於不是一個器官對另一個器官的反應了,而是一個靈魂對另一個靈魂的感應。把同性戀換成女人,就是一百年前的事,把同性戀換成黑人,就是兩百年前的事;因此歷史的巨輪不斷被推動,他們,她們,終於不用等二百年後在一起了,我們今後都會是見證人去祝福隔岸那一雙雙新人,看着他(她)們沐浴在幸福的陽光和雨後交織出最美的顏色。 幾時輪到我們 然而在雀躍過後,已回到對岸的我們,轉瞬又陷入了沉思中。從二○一五年的同性婚姻合法化在全美通過,愛的勝利延伸到了二○一七年的台灣,香港的LGBT群體們就像一個好朋友,不斷看着身邊的死黨們在據理力爭後都嘗到了勝利的果實,繼而得以步入婚姻的殿堂,而自己,就像一個被引發了中年危機的剩女一般,可悲的心態就只有一個:什麼時候才輪到我?自問被英國統治了一百多年的香港對比起台灣,在思想和法律上應該是更多元以及全面的;可今天是台灣身體力行地做了支持亞洲同性婚姻的先鋒。我看了一眼身旁的她,伴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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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之後

今年3月8日,似乎是特別的亮眼;除了本地團體舉行活動,希望喚起社會對婦女議題的關注外,全球的女權團體亦發起 Women’s March, ‘A Day without a Women’ 的行動,希望促進性別平等;在社交媒體上,不難看到不同國籍、種族的女性在這天挺身走出來,捍衛平權。 而在這個充滿活力的婦女節,有一群婦女,如常在爭取她們仍未得到的公義。 今年3月8日適逢是星期三;在韓國首爾,自1992年起的每個星期三,一班倖存的慰安婦,以及關注女性暴力議題的人士,均會在首爾的日本領事館門外請願,要求日本政府承認相關罪行,正視歷史,並作出道歉及賠償,更於日本領事館門外設立慰安婦少女像。 星期三示威:黃帽為慰安婦少女像 自1992年,這個「星期三示威」(Wednesday Demonstration) 從未休止,而慰安婦少女像更漸漸設置於全國不同地方,甚至於海外,紀念這些於戰爭中倖存的女性。於二戰期間,日軍於亞洲地區大規模強徵女性當慰安婦,強迫她們作性交易。1996年1月,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發表慰安婦調查報告,建議日本應就慰安婦問題負起法律責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特別調查員Radhika C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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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性傾向條例家校關注組就「歧視不存在,世界更可愛」一文的意見

我十分感謝性傾向條例家校關注組(以下簡稱「關注組」)對上星期刊出的拙文「歧視不存在,世界更可愛」作出抽絲剝繭的回應。無可否認,由於時間及字數限制,我未能好好詮釋文中某些地方,趁這個回應關注組的機會,可以稍為更深入地解釋一下我的觀點。雖然難以盡善盡美,但是文章可以在某程度上促進對這個話題的討論,也是我所樂見的。關注組對拙文提出了好幾個批評,為了讓討論更清晰,以下我分開兩大部份回應有關批評。第一點,關注組引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約》第26條指歧視的定義為「一些人人都有的基本權利,因某種人的不同特質,而被剝奪」,並指不同意同性戀的生活方式不構成歧視。首先,《公約》第26條指明,「法律應禁止任何歧視並保證所有的人得到平等的和有效的保護」,並非只保護「基本權利」。我所使用的定義(僅僅因為某人的一些特質而非行為對其給予一些比別人差的待遇,除非有合法辯解),其實是取自香港各主要的《歧視條例》,在此不贅述,關注組有疑問的話,歡迎查看《性別歧視條例》第五至七條、《種族歧視條例》第五條、《殘疾歧視條例》第六條和《家庭崗位歧視條例》第五條等等。我對歧視的定義與關注組所引用的定義的精神(essence)是一致的,只是關注組作出的定義附加了「基本人權」的框架,而此框架是從何來,如何界定「基本權利」,關注組並沒有解釋。現時社會,每位異性戀者都擁有在不牴觸現有法例下,與自由選擇的伴侶結婚的權利。對於同性戀人來說,其他人都有的權利,因他們的不同性向而被剝奪,這恰好証明了同性戀人無法享有合法的婚姻乃是對同志的歧視。我希望可以明確指出,立法允許同性婚姻只是確立一條底線,保護同性伴侶結婚的權利,而不會、也不能控制其他人(例如反同人士)對同性戀的看法。因此,單單不同意或不喜歡同性戀的生活方式並不構成歧視,這點是十分清楚的。在什麼情況下這種不同意構成法律上的歧視呢?就是當它超過了僅僅不同意的時候–以現行的各《歧視條例》的字眼為依據,就是當對有關人士因性向而給予更差或不同的待遇的時候。簡而言之,「意見」與「待遇」有所分別。所以,如果「逆向歧視」是指在立法容許同性婚姻的情況下,反同者將不能擁有自己對同性戀的意見,這種說法是不成立的。第二點,我十分同意關注組所說的,婚姻制度代表著社會認可,甚至鼓勵的性關係以及家庭關係。可是,制度改變未必就是如關注組所說「扭曲傳統觀念」。一如社會上所有體制一樣,現行的制度除了要顧及多數人採取的生活模式和道德標準,也必須與少數人的基本權利取得平衡,否則少數人的基本權利必然會被剝削。所以,即使是傳統,也不能完全免於改變,前提是該改變是有需要進行的。關注組不斷強調不同意/反對同性戀是人權,其實人權有一層更重要的意義,那就是確保少數人不因為多數人的反對而喪失一些他們應有的權利。最後,關注組在文末寫道:「同性戀者在社會上已享有他們應有的權利」,我希望他們不要介意我借用同一句子為本文作結,也表達我對新的一年的盼望:希望同性戀者在社會上「可」享有他們應有的權利,亦希望社會各界正視他們面對的難處,加以支持,我相信唯有互相尊重體諒,才能讓社會走向進步!文:林尹申@法政匯思 性別 平權 性/別 同性戀 性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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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平權就是平權

近期台灣立法院討論婚姻平權法案,引起社會熱議,連帶使香港的性/別團體關注。惟筆者發現,香港的部份性/別團體對台灣婚姻平權法案有所誤會或不了解,故望澄清之。婚姻平權的內涵是打破異性戀霸權當我們談及婚姻平權的時候,應先了解何謂異性戀霸權。什麼叫做霸權?簡單來說,霸權就是沒有人逼著你去做,你還是會自動去做,這就是霸權。就如在香港,英國政府並沒有規定香港人一定要學英式英文,可是香港大中小學裡使用的、教的,無論是文法、用字,都以英式英文為主,這就是一個霸權的體驗。同理,異性戀霸權在這社會之中,讓所有人的對「家庭」有一個劇本——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爸一媽等,形成以異性戀為主的「核心家庭霸權」,排擠男男、女女、單親等家庭多樣性。而婚姻平權的其中一個內涵就是把「家的多樣性」的刻版印象打破,使「家」不再限制在「一男一女」的解釋。同性戀不能繁衍下一代,一樣能適用於婚姻制度筆者必須指出的是,婚姻制度從來不會把不孕症、不生小孩的一男一女排除在外,而現代的年輕夫妻因為經濟等因素,很多都沒有打算生小孩,造成生育率下降,表示了繁衍不是婚姻的必備條件。婚姻並不能單一指向繁衍,婚姻還有共同生活的內涵。事實上,無論同性婚姻是否通過,也無法改變大多同志實際上已經共同生活的「事實婚」的存在,而同性婚姻合法化對同志來說,是能夠有「法律婚」上安頓各種身份、財產以及各種制度上的待遇,讓同志能在法律上平等。同志婚姻是人權反方經常提到兩公約對婚姻的定義是一男一女,故提出同性婚姻並不是人權。而其中主要的兩條條文,即《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六條及《公民及政治權利公約》第二十三條。在條文中提到的分別是「成年男女,不受種族、國籍或宗教之任何限制,有權婚嫁及成立家庭。男女在婚姻方面,在結合期間及在解除婚約時,俱有平等權利。」及「已達結婚年齡的男性和女性之締婚權和成立家庭的權利應被承認。」筆者認為,反方在此以「男女」這個關鍵字把法條過度擴大解釋為「婚姻只限於一男一女」。實際上,兩條法條均沒有把婚姻局限在「一男一女」或「男女」之中。法條上用「男女」這樣的字詞應是用於通稱的表示,而非性別限制。事實上,聯合國在2013年5月14日聯合國人權辦事處的YouTube頻道上就透過影片稱"LGBT rights are human rights."。另外,歐洲人權法庭的一系列的判決中並沒有說過「同性婚姻不是人權」等言論。法庭認為,同性婚姻這問題應讓各國政府自己決定,人權法庭並不能代各國處理。而且,歐洲人權法庭有特別提到在當代的時空下,國家應該要給同性婚姻者相當程度的立法保障。婚姻平權和性平教育同樣重要先不談那些滑坡的論點,有些人認為婚姻平權通過後,會影響到小孩子的教育變壞,甚至被迫接受「同志教育」。筆者認為,有關性平教育的精神是教導下一代對性別的尊重,讓小孩子認識性別的多元,消弭歧視才是教育應有之義。在異性戀的社會之下,筆者看不到性平教育會把小孩的性別維思混淆不清,而觀察台灣實施性平教育後,校園裡的歧視雖然沒有完全被消弭,可是接受性平教育後的年輕人對同志或跨性別人士等的排斥性有所降低,讓性少數在社會上的生存環境變得友善,這就是性平教育的功能,也是應該要做的事。我們要向著陽光,去爭取我們的權利總而言之,台灣的婚姻平權法案是亞洲同志平權的一個重要指標。而婚姻平權也不會排擠到原有異性戀的婚姻權利,只是在現有的婚姻制度下把願意結婚同志納入婚姻保障之內,讓結婚成為選項,在法律的基本層面上實踐平等,消弭歧視。有人說,婚姻平權在台灣並沒有共識,事緩則圓。可是台灣同運三十年來,因為性別氣質、性傾向等在平權的列車上中途下車的生命實在不是少數,我們不應該再讓更多的人因為這樣而逝去,使這社會生存的本質適合所有人。文:李沛權(畢業於台灣東吳大學政治系,在台生活6 年多,對社會議題略有見聞) 性別 平權 性/別 同性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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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瓶頸:當遇上極右時

最近,選美國總統的特朗普的極右言論,雖然照例的引起一些人的嘩然,但歡迎他的人更是不少;而支持他的,比起傳統的精英和中產,更是一大群弱勢的基層民眾。這對於長期基於善良而促進平等的人來說,是一種打擊。極右力量增加 原因或在國界最常見的解釋是對於平等政策,不接受的人,煽動排外反彈,但這其實不足以解釋右翼興起這個現象。平等性質的政策結果,似乎令極右的力量增加。原因很可能在於一個基礎的問題:國界。平等政策,不外乎追求平等、照顧弱勢。理論上,它是一種合乎社會正義的政策。但是實際執行時,我們會發覺一個問題:被照顧的弱勢者,他們被這樣的政策照顧時,卻不等於他們也會同意這種思想。特別是,他們自己已經有一套自己堅持的思想的時候。我們不能把這些人,視為一張白紙。我們想像一下這樣的情景:有一個國家,我們稱之為「甲國」,她在義務教育中,不斷向她的國民,自小灌輸帝國主義思想,認為世界都應該奉甲國為主。並認為應該消滅別人的語言、文化、宗教,認為其他價值觀沒有價值。並深信弱肉強食,善良的人對他好,並不會知恩圖報,反而視對方為愚蠢。對於異己,除之以後快。這種唯我獨尊的思想,可以稱得上為一種極右的思想。在很多信仰或者國家中,這種思想其實非常常見。這名甲國人,很可能自小已經在信仰或教育下,完全信奉這一套。而他們透過人口流動,例如移民或難民,走進了乙國。因為是移民或難民,所以他在當地,可說是一個弱勢。他們會陷入平等社會所建立的結構中,享受提供給弱勢的房屋、醫療,或者收入津貼。並尊重他們的文化多元,不改變他們的思想和習慣。被平等對待 不等於會平等待人問題是,如果他們的思想和習慣,就是逼別人接受他們的思想和習慣,看不起乙國的制度和社會,甚至鄙視,認為是不道德的呢?他們被平等對待,可是卻不等於他們也會平等待人;甚至他們是以國家或宗教的高度,去鄙視那個乙國的國家、制度、信仰。特別是當這世界上有國界的存在,那些移民去乙國的人,可能在甲國擁有龐大的家族與資產,只是在乙國查不到。乙國因為查不到,在制度上把這些人列為弱勢,而給予對弱勢的援助。可是這些在祖國擁有資產甚至土地的移民,根本就不是弱勢,甚至根本是富人。可是除了美國有可能之外,這世界其他國家,都難以找到一個擁有的東西散佈世界各國的人,真正擁有多少財富。而這樣的人,不少正正是抱着極右思想。一面拿着平等帶來的福利,一方面支持自己所歸屬的帝國統治、鎮壓和征服更多人和土地。他們在別人的社會,是領取福利的弱勢階級;當自己的國家強大後,又可以回去當地主和特權階級。而這些援助弱勢的資源,不僅沒有落入真正的弱勢中,反而助長了一個其他國家的極右,甚至間接變成日後統治、侵略、摧毁這個乙國的資源。這樣,平等不僅沒有促進平等,反而擴大了不平等。諷刺地,想要幫助弱勢,結果幫助了的只是裝成弱勢的極右主義。當大家看到社會上的所謂弱勢者,大張旗鼓的歡迎他的祖國,向自己的社會發動戰爭時,大家的感受可想而知。面對這種矛盾,如果無解,平等思想就遇上很大的瓶頸。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4月16日) 平權 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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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裕周記:兩代湖人

仙道彬談高比拜仁的長文道出了香港年輕一代籃球迷的NBA感懷,那天晚上我再讀這篇文章,掀起了不能壓抑NBA鄉愁。湖人,我曾經很熟,主場在洛杉磯西部的Inglewood,一九八四年頭一次去,三藩巿出發沿五號公路南下開車七小時進城後繞過聖塔莫尼卡就是。那時的湖人五員大將最有名氣是Kareem Abdul-Jabbar(渣巴),其餘四人是A.C.Green(格連),James Worthy(和菲),Earvin “Magic” Johnson(魔術莊遜),Michael Cooper(谷巴)。此外還有剛出來的Byron Scott,有戴着黑框眼鏡上陣的白人大前鋒Kurt Rambis。美國所謂三大體育運動,棒球第一,是所謂national pastime,四月打到十月;另外是九月到翌年二月的美式足球,如果要拿當年冠軍,也只打二十七場,很快就一季。籃球則是棒球季節結束之後的十一月開打,經過寒冬轉進翌年四五月。棒球在亞洲有其觀眾局限,日本南韓台灣以外,落地不多;美式足球又是另一種收視局限,光是搞清球例都要幾個月;NBA則舉世聞名,尤其是一九八四年佐敦冒出來之後。美國無時無刻需要「英雄」,高度商業化的NBA更是缺了半個都撐不下去。求過於供之下,佐敦的光環跨度之大可稱罕見,就算暫時「退休」去芝加哥白襪隊打棒球,但人們說的仍是籃球場上的佐敦而不是棒球員佐敦。佐敦之前的NBA英雄是費城的Julius Erving(艾榮),六呎七吋高手掌闊達十一吋,一般成年男子手掌平均寬約七點四吋,艾榮單手抓球入樽曾是亮麗的NBA風景線。然而這給了一些人一種說法:籃球員能跳善投都是天生。這是三十年間NBA涉及族裔的最大爭論。佐敦隱退,高比出現,無可置疑成為接班人選;不管高比自己是否願意,社會有着這樣渴求也就不由得你分說。不過,與身體脂肪比例特低的佐敦相比,高比顯然不是那樣優異的超級籃球運動員。今天人們說起高比,頭三個形容詞必定包括「苦練」,是「半夜爬起來練射球」或「早到晚走泡在訓練場一整天」,幾乎可以在小學課本裏做勵志課文。我不是高比的本格派球迷,嚴格來說這幾年講不上認真看過一整季的常規賽與季後賽,可是湖人作賽總能在電視體育新聞報道裏有一分幾十秒,驚鴻一瞥看了高比連投帶跳的獨行天下作風。一年接一年,基本沒變化,在個人主義至上的美國,統計數字是下一張合約的談判基礎,這些都很正常。「先天」與「後天」的爭論高比的正常是因為他是平常人,成功是靠流滿一地汗水的刻苦練習得來,不存在八九十年代NBA幾次爭論的背景條件,客觀上使得他避過體育場上的族裔颱風。只要有兩個族裔就易有矛盾,全世界都難以跳開,何况在風急浪尖的NBA。八十年代NBA進入收成期,向外擴散,球星再不是一城一國的專用而是面向世界。這時開始有人討論球星的能力——立正起跳離地三呎,投射百步穿揚。跟着的討論便進入容易惹人盛怒的階段:這是天生的。「天生」是讚美之詞抑或其他含意,很看話語前文後理(context);必須注意的是,那是八十年代,美國社會對族裔問題敏感的日子。八十年代中後期,芝加哥公牛有佐敦領軍,從長年不勝變成主場年年爆滿的強隊,揭開公牛王朝序幕;東岸的塞爾特人則以愛爾蘭裔的苦幹,牌面不及可是精神搭夠,多年不墜;西岸金黃色的奢華湖人以速度打開局面,魔術莊遜穿針引線,四十歲老來嬌的渣巴增重至二百二十磅,籃下與奧拉祖雲這些小伙子砸砸撞撞。同一時間,中西部汽車之城底特律的活塞隊乘時崛起,以肌肉而不是速度打球,很有粗線條風格,間中推撞幹架,強悍是標記。湖人塞爾特人都是有歷史的球隊,公牛是中西部第一大城的出品,可是一一都給活塞幹掉或至少不遜對手。平情而論,活塞人腳不及三支對手,但戰意勝人至少一籌,尤其是六呎一吋的隊長湯馬斯(Isiah Thomas),這個出身印第安納大學的控球後衛是精神領袖,於任何層面俱是。民權年代的球場爭逐球場是英雄地,雙方五人打四節四十八分鐘終場,身高身矮悉隨尊便,不能說是絕對平等但各有所求,有五呎四吋的夏洛特黃蜂控球後衛波格斯,有華盛頓子彈的七呎七吋蘇丹中鋒波爾。這裏頭有一則美談,話說子彈選秀選走打球基本功平平的波爾,被傳媒一頓狠扁,教練的回應頗有意思,客觀說明了「天生」與「後天」的解讀:「我可以教他打球,但我可不能教他長到七呎七吋。」當活塞壓下湖人公牛塞爾特人的時候,社會上出現一種聲音,「黑人球員打得好是天生的」。這話到底指向何人,也沒有知道語出何方,但在族裔關係緊張、並不因為《民權法案》通過而大幅緩和的美國,這話馬上惹起軒然大波。討論越過發酵過程,直接進入爭論,黑人球員毫不留情回擊,「你以為我們是野獸?生下來就懂跑曉跳?你看不到我們汗流浹背的苦練」。類似的黑白爭論的另一面發生在活塞球員Dennis Rodman(羅德曼)身上,一九八七年五月NBA總決賽是活塞對塞爾特人,羅德曼說塞爾特人的Larry Bird(布特)三度獲選最有價值球員是「非常過譽」(overrated),「只不過他是白人」(because he was white)。這些黑白言語交鋒像羅德曼輸球後的意氣之語,很快就發表聲明「我錯了」,表示向布特道歉。打球總有不能控制自己的一刻,有人會揮拳示意,有人會說幾句話一泄心頭之憤或心中之喜。球賽結束之後,可能還未回到家便已經遺忘場上曾經做過些什麼,然而正如錢幣的另一面,有的是心底潛在的所思所想。我們隔了三十年之後再着太平洋回望,讚揚一個運動員是「天生良材」,只會想到這是得有點過頭的美言,難以想像與族裔爭論扯上關係。然而在多元族裔的地方,這句話在受眾一方聽來,在特定時空下是截然不同的信息。你不能說黑人球員過敏,因為事實上他們在六七十年代成長之時,就是活在權利不對稱的時空之下。一句話聽出弦外之音,那是充滿張力的日子。六十年前的拒乘巴士運動究其原因,一句話或一個動作,都可能在沒有平權的時代成為時代標記。今天在美國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付了錢坐哪兒都可以,六十年前是付了費卻不能坐在某些位子。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巿,黑人婦女羅莎帕克(Rosa Parks)坐在一輛公共巴士上的「有色人區」。後來上車的人多了,司機要求車上的黑人依據當地法規讓座白人,包括羅莎帕克。但她沒有讓座,結果被捕,事件掀起黑人社區反彈,四天之後的十二月五日,四萬黑人拒絕搭乘巴士,徒步走路上班,打響美國黑人民權鬥爭的第一槍,史稱Montgomery Bus Boycott(蒙哥馬利拒搭公車)。多少年後,羅莎帕克回憶那天的情景歷歷在目,司機朝她走去的時候,「我感到,我的決心猶如寒夜包擁着我的厚被」(I felt a determination to cover my body like a quilt on a winter night.)渣巴對高比的遙遠和應平權之路從來不易,高比的湖人前輩渣巴退役之後筆耕不輟,他生於四十年代,經歷黑人被歧視的惡劣時期,對任何形式的歧視極為痛恨。今年六月,正當高比享受退出NBA前的最後一個暑假,渣巴在《時代》雜誌發表一篇長文,談的是美國電視劇對黑人的描寫。或者高比退休之事此前沒有告訴渣巴,可是渣巴的文章呼應了NBA八十年代的「天生」論及如今的「後天」論——「國人視黑人既不是象徵也不是受害者,他們全體就像其他大部分人一樣,孜孜追逐美國夢」。美國夢是虛詞,「既不是象徵也不是受害者」(neither icons nor victims)才是說中要處;沒有天才,只有刻苦走出另一片天。高比多年的苦練是有心為之,然因而留下的遺產(legacy)是無意間得着的自我救贖。蒙哥馬利巴士事件六十周年之際,渣巴十二月二日寫給已然宣布退休的高比的長詩〈退休,抱擁他就像你抱擁我〉(Retirement, embrace him like you did me),言詞懇切,語多殷殷。此詩值得細嚼之處在於球場以外的迤邐人生,較諸高比宣布退休的詩作〈親愛的籃球〉(Dear Basketball)更為深刻入裏。兩代湖人名將以詩言志,各有所感,我則獨愛渣巴長詩,球場丁方之地盡見人世,這殆無疑問是高比雪夜的一床厚被。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年12月6日)。 籃球 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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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什麼拯救你 中國女人

最近,知名藝人徐靜蕾公開表示已在美國接受了冰凍卵子的手術,以防萬一未來自己想要孩子。消息公布後,央視新聞出面「教育」大眾:在中國,單身女性凍卵涉嫌違法,因凍卵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必須提供身分證、結婚證和准生證,二是必須被證明無法通過自然條件受孕。在中國,幾乎所有人認為生育是女人的義務,但擁有這項生理能力的女人,卻幾乎沒有決定是否生育、生育幾胎、何時生育的權力。計劃生育剝奪了女人部分的生育權,而非婚生子女無法上戶口、單身女不可凍卵這些政策,又將另一部分生育權讓渡給了男人——只有男人賜予婚姻,女人才可能合法生育。不僅如此,在中國,女人被剝奪的不只是生育權。7月末起,網絡上又開始熱議一個名字——郜艷敏。1994年,她被拐賣到山區,其間多次自殺、逃跑均未果。2000年,由於當地師資力量匱乏,學生們面臨失學,作為村中學歷最高的人,初中水平的郜艷敏開始擔任代課老師,並於2006年被評為「感動河北十大年度人物」。雖其被拐經歷早已曝光多年,但至今仍未獲警方解救;而她母親則勸她留下:以你現在的情况,回去也沒有人要了。正所謂「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作為一個整體,中國的女人們很好地詮釋了這句話。早前杭州一間水上樂園舉行相親活動,3萬多男女被要求「坦誠」相對。參加活動的女生需當眾洗臉以示素顏,還要讓男生測量胸圍,以證明「貨真價實」。但各類報道中未提及男生如何「坦誠」,既沒有公開房產、車產、存款,也沒有測量身體器官尺寸。不過從媒體發布的照片看,男男女女們歡天喜地。若要找出路 只有靠女人自己無論是郜母還是洗臉拋胸相親女,都努力扮演着「人造女性」的角色,努力滿足男性以及男權社會對女性的要求。想來這樣的結果並不意外,相比於歐美國家兩性平等、平權的來之不易,中國女性翻身幾乎發生在一夜之間,且有頂層自上而下發起。戰爭期間以及戰後重建都需要女性掌握知識、外出工作,以填補男性參戰死亡造成的勞動力短缺,這才有了「婦女能頂半邊天」。在很多國人眼裏,「婦女能頂半邊天」從來都只是一句口號,女性從來都只是為了滿足男性及男權各種欲望而存在的生物體;而對於剩下的少數人,在經歷了血淋淋的現實之後,也終將意識到那不過是句口號。若要找到什麼出路,那只有靠女人們自己,犧牲時間、家庭、名譽,甚至是生命。要知道,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就算有,多數也是個男人。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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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同性婚姻判決之後:為什麼基督徒沒有絕望沮喪的理由

上週五美國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簡稱 “SCOTUS”) 在 Obergefell v. Hodges 頒下其關於同性婚姻的判決,判決令同性婚姻在美國全面合法化 (legalised)。但就在不少人為判決感到歡欣雀躍的時候,香港不少教會和信徒卻將判決視之為婚姻制度的禮崩樂壞,感到無比的絕望和沮喪。為什麼感到絕望沮喪?或許拜一般教內的反對同志運動的組織(簡稱「反同運」,其中較著名的有明光社)的論述所賜,不少信徒都視包括爭取同性婚姻的同志運動為信仰大敵或道德底線。其實這是不對也是不必要的,這牽涉到我們怎樣看教會和社會的關係。但在我討論這個問題前,讓我先指出兩個理應很明顯但卻常被忽略的事實。首先,美國絕非第一個也必然不會是最後一個合法法同性婚姻的國家。不但一些比較多傳媒報道的國家如北歐、英國、法國、加拿大等西方國家,連墨西哥也比 SCOTUS 早一步於六月十五日裁定禁止同性婚姻是違憲的。與其覺得美國打開了一道大閘(floodgate),不如視之為追隨其他國家的驥尾更為貼切。另外,同性婚姻也非社會法律第一個不符基督教關於婚姻教導的例子。不說那麼遠,連清楚寫明婚禮為「基督教婚禮或相等的世俗婚禮」(《婚姻條例》第 40 條)的香港法律,也沒有禁止基督教倫理禁止的離婚。社會也從來沒有禁止同居、婚前性行為等。若論對基督教婚姻制度的損害,離婚法不但於理論層面以至實際執行層面都遠比同性婚姻有更深遠的結果,SCOTUS 上週五不過裁定同性婚姻是違憲而已,但離婚法卻有一大套成文法例以至普通法案例討論如撫養權和贍養費等問題,那為什麼信徒又不會為離婚、同居、婚前性行為而感到沮喪?難道僅僅因為同性婚姻「新鮮出爐」(其實就其他國家而言也不算新鮮了),教會就要無限放大其重要性?不必讓社會成為教會這引申到我在文首指出的「教會與社會關係」的問題。不少信徒覺得社會必須以法律和執行教會的一套倫理觀,但這不但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正如我在《後雨傘思考之三:你們要作我的子民》中解釋,教會之所以是教會,正正在於她和社會有一套不同的倫理,這是在墮落和救贖之間必然和不可避免的,不然,社會就和教會沒有什麼不同了。這不是說教會要和社會完全分離,對社會發生的事情不聞不問,也不宣揚她相信的價值。但教會必須明白和接受一個現實,就是她的存在目的主要不在於改變社會成為和教會擁有同一套倫理的實體,而是在這個對她宣揚的信息不接受甚至不友善的社會中仍然像燭光一樣為上帝作證。若社會完全認同和接受教會的一套,那麼教會還有什麼存在價值呢?所以對我來說,SCOTUS 的判決不但不是絕望和沮喪的理由,相反,這是對信徒來說是一個很好和合時的提醒:教會的首要的任務不是令社會變成教會,反而是自己必須首先成為教會,實踐教會宣揚的倫理,成為社會的他者和見證。結語:讓教會成為教會那面對 SCOTUS 的判決,教會應該可以怎樣反思其「成為教會」的使命呢?我覺得主要可以有兩方面。首先,教會必須重新反思自身關於的婚姻戀愛教導,以至信徒中間能明白以至實踐婚姻的意義和價值。就我的觀察而言,香港的教會在這方面的教導是十分貧乏和不足的,往往只停留在一堆消極的「不可」中:「不可和未信的人結婚」、「不可離婚」、「不可有婚前性行為」,但婚姻的積極正面意義和價值,卻往往付諸闕如。如何令信徒更明白婚姻的價值以至能實踐,從而令社會看得到信徒的婚姻和一般人的不同,是教會一個逼切和首要的任務。其次就是教會應該學習如何宣揚和實踐愛。在反對同志運動的論述的時候,教會往往將同志組織視為大敵,一味只是宣揚「同性戀是罪」,或批評還擊對方的論述。這無形中令同志運動壟斷了對「愛」的詮釋:他們是愛的代表,教會是仇恨的代表。因著其本質,教會本身應該是宣揚和實踐愛的地方,一個人們不必竭力證明自己正常而仍然能被愛的地方。但教會卻似乎在審判同性戀者時遺忘了這個簡單的道理,或至少視之為不那麼重要。當然,公允而言,教會並不是完全沒有說接納同性戀者的話,但明顯對比審判的信息,接納的話說得太少,有時根本只像是審判信息的一個不起眼的註腳。如何在「同性戀是罪」和接納同性戀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就像教會一直接納其他不能達到教會倫理要求的人,才是更值得今日教會思考的問題。作者面書專頁:http://www.facebook.com/tmhwtw相關新聞:墨西哥最高法院裁定禁止同性婚姻是違憲的(《Independent》) 宗教 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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