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家麟:中國邏輯

國家監察委成立了,一些香港傳媒類比這反貪機構為「內地版廉政公署」,強調監察委「獨立於政府」,字裏行間,充滿景仰欣羨,對這個「超級權力機關」,沒幾絲質疑。獨立?主事者表明,新機構是要加強黨對反貪工作集中統一領導,權傾一黨叫獨立?監督?新機構不需受檢察院監督,又不屬於司法系統,故嫌疑犯受查時,不容許律師介入。即是任意扣押,無規無矩,遭指控者孤立無援。大家只能寄望,掌握尚方寶劍的黨國神人、「三位一體」新信仰中的使徒們,人人都是小天使,善良正直、明察秋毫;個個閃爍着人性光輝、懂得自我監督、無私心、不濫權。想起一個朋友的遭遇,他二十年前已「北上就業」做生意,在「大灣區」發展,有聲有色。幾年前與某市政府合資成立公司,卻遇上行業大退潮,蝕錢以億計;公安隨即拘捕公司高層,指他們欺詐。他不認罪,羈押經年,家人不得相見,拘留期限過了,偵查未完又不起訴,結果要放人。一出看守所門口,旋即以另一罪名再拘留。律師由官方委派,花費不菲卻無甚作為;人在他們手中,家人不敢公開事件,人大政協也幫不到忙。當各位為「大灣區」、「一帶一路」、「大力反貪」拍手稱快時,請不要忘記從來未變的中國法治邏輯。[區家麟]PNS_WEB_TC/20180320/s00311/text/1521482653679pentoy

詳情

回應林卓廷〈用特權法查UGL事件的必要性〉

編輯先生:貴報於11月22日(星期二)刊登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先生撰寫題為「用特權法查UGL事件的必要性」一文,內容與事實不符,本人必須予以澄清,以正視聽。文章聲稱廉政公署(廉署)前署理執行處首長李寶蘭女士被撤銷署任,是與她負責調查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涉嫌收取澳洲企業UGL 5000萬元而沒有申報的事件有關,這是一個極為嚴重但卻沒有實質證據的指控。本人已多次公開嚴正指出,李女士的署任和撤銷署任安排,一切依從政府的現行規例和程序,是一件單純的人事管理事件。事實上,早前多位立法會議員探訪廉署,並就有關事件遞交函件,我已在9月23日覆函作出回應,並向全體立法會議員具體交代事件的情况及細節,現在我將信件內容再扼要複述,以澄清林議員的誤導。李寶蘭的署任不帶可獲晉升含意李女士的署任由前任執行處首長黃世照先生在2015年7月約滿離任開始。當時我認為執行處並未有適合的人員可即時晉升或「署任以待晉升」該職位;所以安排李女士以「方便行政」的方式署任該職位,以全面觀察她在處理該職位的能力和工作表現。「署理職位以待晉升」及「署理職位以方便行政」是政府現行規例下的兩種署任形式。一名人員,如果被評定在工作能力和表現上差不多能完全符合相關晉升職位的所有要求,但還需要在少數個別的範疇和關鍵才能上再加以考驗,才會被委任「署理職位以待晉升」。在署任期滿後,如表現良好,將獲實任晉升。假使一個人員的工作能力和表現稍遜而被評定還未適合「署理職位以待晉升」,該人員可被委任署理有關職位「以方便行政」,以配合部門的運作需要或給予該人員較長時間和機會在該職位接受磨練和測試。「署理職位以待晉升」與「署理職位以方便行政」有明顯的區別,那就是後者並沒有署任期完結後可獲晉升的含意,這點是十分明確的。在李女士於2015年7月署理執行處首長一職生效之前,我已向她說明這個委任的安排是屬於「方便行政」的性質。再者根據《廉政公署常規》及《公務員事務規例》,如署任是「以待晉升」,有關人員會接獲書面通知,否則署任安排只為「方便行政」而作出。李女士的署任是一個不帶可獲晉升含意,以「方便行政」的安排,這是沒有半點含糊的。執行處首長除要擁有調查貪污罪行的專業才能外,還必須具備政府相若首長級人員的關鍵才能。李女士在出任該署理職位時,我已詳細表明對她在署任期間的工作表現和能力的期望。在李女士署任期間,我幾乎每星期一次,甚至有時3至4次會見她,以了解執行處的工作進展,並討論各項管理事宜。至2016年7月,即李女士署理執行處首長職位接近一年,我撰寫李女士的評核報告,結論是她未能通過測試。我於7月4日會見李女士,向她說明我對她的工作表現和能力的觀察和撤銷她署任的決定,並安排她返回原來的崗位,重掌執行處處長(私營機構)一職。她翌日口頭向我提出提前解約,我對她作出挽留,請她再作考慮,兩天後她正式書面向我提交解約要求。最終我的挽留無效,李女士在7月18日解除合約。終止署任不涉任何廉署調查的案件我作出終止李寶蘭女士署任的決定,純粹基於人事管理上的考慮,完全不牽涉任何廉署調查的案件,亦不是因為受到任何壓力。事實上,廉署調查貪污投訴,一向高度專業、不偏不倚,以及無畏無懼地依法辦事。所有貪污調查必須根據既定程序向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匯報。委員會是一個獨立組織,成員除4位當然委員外,還包括13位來自不同界別、不同專業及不同背景的社會人士,他們共同監察執行處的調查工作。在這樣嚴密的監察制度下,廉署的調查工作不可能受到個別人士的干預。李寶蘭的任免不需行政長官批准此外,根據《廉政公署條例》第8(1)條,廉政專員可委任行政長官認為所需要的廉署人員(包括執行處首長),而1994年的《廉政公署權責檢討委員會報告書》只要求廉政專員在委任首長級第三級人員前須得行政長官批准。李寶蘭女士的署任及後來的撤銷署任,並不屬於實質委任,是在本人權力範圍內,本人只是事前口頭知會行政長官,不需要他的批准,又何來需要他的「默許」呢?對於林議員不斷在媒體作出誤導性的言論,打擊廉署的公信力及香港的國際聲譽,本人感到十分遺憾。公開未查完個案 或損執法機構調查至於林議員提到的UGL事件,按照廉署一貫政策,不會就個別事件作出評論。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30條,如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任何人士均不得披露任何案件調查的細節。因此,廉署不應,亦不會承認或否認是否正在調查任何個案,亦不會公開評論個別案件,一方面是避免妨礙廉署調查工作的進行,讓被調查人士有機會銷毀證據;另一方面亦是為了保障受調查者的聲譽,避免若貪污投訴是出於惡意中傷,因而對被投訴人引起不公。林議員在立法會發言時提過,廉署正徹查涉及行政長官的UGL事件,就此廉署一貫不會承認或者否認,亦不會評論。但在不涉及任何個別案件的原則下來說,若任何調查仍未完結,議員在立法會公開調查相關個案,則有可能損害執法機構的調查。因此,議員在立法會調查個別案件前,必須小心考慮,以保障執法機構調查的完整性。林議員曾任職廉署調查員,理應對有關法例精神及情况充分了解。最後,本人必須強調,廉署一向秉持無畏無懼、公平公正、不偏不倚以及依法辦事的原則履行法定職責,不受任何人士干預。為免讀者混淆及繼續被誤導,煩請貴報盡快刊出此函 ,以正視聽。文:廉政專員白韞六2016年11月23日文中副題為觀點版編輯所加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24日) 廉政公署 ICAC

詳情

用特權法查UGL事件的必要性

廉政公署一直守護香港的廉潔,是公平社會的基石,亦是我們引以為傲的制衡制度。早前傳媒揭發,梁振英作為特首,因為收受澳洲企業UGL近5000萬元款項而遭受廉署調查。李寶蘭當時是廉署署理執行處首長,是梁振英案的最高層調查人員。李寶蘭卻突然被取消署任,隨後亦引起連場廉署「大地震」,多名高層相繼離任。就連一年一度的晚會,也因廉署同事不滿白韞六對李寶蘭事件的處理手法,集體杯葛,最終史無前例取消。梁振英行為涉角色和利益衝突身為廉政專員的白韞六和被查的梁振英公開承認,取消署任的決定,白事前知會了梁振英,而梁並無評論,最終李寶蘭遭到終止署任。根據兩人說法,其實梁振英明知自己正受廉署調查,而李寶蘭又是執行處負責調查他的「一姐」,梁振英理應避嫌,把有關人事決定權力轉交政務司長處理。在2012年3月,當時的行政長官曾蔭權涉貪,曾蔭權亦避嫌,把任命副廉政專員及執行處首長李銘澤的權力,依法轉授時任政務司長林瑞麟;同年7月,梁振英涉嫌在行政長官選舉中提出誤導陳述,梁振英將委任黃世照為副廉政專員的權力授予政務司長林鄭月娥,以示避嫌。但今次梁振英卻沒有避嫌,只選擇「不評論」白韞六的決定,客觀效果就是梁振英默許白韞六,把負責調查他涉貪案的最高級人員李寶蘭降回原職。如此做法,豈能不令人質疑梁干預UGL案的調查?根據兩人說法,梁振英有關行為已涉及嚴重的角色和利益衝突,甚至有違法行為。梁振英其身不正,身為特首居然「秘撈」,收取巨款擔任私人公司的顧問,負責推廣業務。他以「合約列明服務不可產生利益衝突」、「UGL無要求我提供服務,我亦無提供過服務」為「理由」,以此自評「沒有利益衝突」,而毋須向行會申報。坦白說,如果梁振英的邏輯成立,整個政府以至立法會的利益申報制度將會崩潰:試問其他行會成員在履任職務前,可否與大企業簽訂巨額顧問協議,只要合約列明服務不涉利益衝突,毋須提供任何服務,就毋須向行會申報?一路做行會、一路收巨款,做個名副其實的「乾收銀」(consultant)而毋須申報,這豈不是禮崩樂壞?所謂「無功不受祿」,既然梁振英明白,身為特首為私人公司提供服務會構成利益衝突,何不在上任前取消協議?仍選擇收取澳洲公司幾百萬英鎊顧問費,世間上難道有超豪免費午餐嗎?這種歪理,簡直嚴重侮辱市民的智慧。如果梁振英上任前取消提供顧問服務的協議內容,已可免除大眾的質疑;但他卻放不下巨額酬金,最終被揭發,令自己陷入今日的困局。李寶蘭事件不單引發廉署史無前例的「人事大地震」,更涉及梁振英有否濫權干預廉署,以圖左右UGL涉貪案的調查。我們日前要求立法會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事件、還原真相,可惜在一眾建制派立法會議員盲目「保梁」、指鹿為馬,林鄭月娥顛倒是非,更在總結時說出「大肆炒作,打擊廉署的公信力,污衊專員個人的誠信,以及損害香港作為全球最廉潔城市之一的美譽」,這樣的言論,實在令人齒冷。結果我們無法引用特權法查梁振英,實在令人失望及憤怒。特權法調查有助還原真相許多人問我: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查UGL事件,有此必要嗎?我可以答:肯定!因為在特權法調查下,委員會可要求相關人士呈交相關紀錄,包括梁振英向行政會議的利益申報紀錄、廉署相關的人事任免紀錄等,同時可傳召證人作供,包括廉署最高級的人員及涉及事件的李寶蘭等,他們均須在宣誓下作供,這有助還原整件事的真相。林鄭及許多為建制護航的人稱,廉署內部人事任命不應干預;其實他們忘記了,本港首次引用特權法,是發生在1993年,當時任廉署執行處副處長的徐家傑突遭解除職務,當中並無交代解僱理由,引起公衆關注廉署權力。立法局於是首次引用特權法,傳召徐家傑及時任廉政專員施百偉出席聆訊。這次以特權法查李寶蘭事件最終動議被否決。另一方面,立法會最終在28名議員支持下,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特首梁振英出任特首期間,在沒有按規定作出申報下,收取澳洲公司UGL的5000萬元巨款。然而專責委員會只是一隻「無牙老虎」,雖然同樣可傳召有關人士作證或呈交文件,但因為沒有特權法,故有關人士即使不出席、不交文件,也無法強迫對方作供。香港廉潔已進入臨界點回歸以來3名特首,兩名被查貪污,另多名高薪厚祿的高官屢次涉貪或嚴重利益衝突——許仕仁、湯顯明、曾蔭權、梁振英等,種種迹象顯示香港的廉潔已進入臨界點,香港多年來守護廉潔的核心價值已被嚴重侵蝕。香港如果連廉潔制度都被摧毁,香港將一無所有。文:林卓廷(立法會議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22日) 廉政公署 ICAC

詳情

廉潔社會 警惕不息

香港有個聞名世界的廉政公署,40多年來在反貪防腐方面的各項成就有目共睹。多名高官涉貪或利益衝突被成功檢控與定罪,在令人刮目相看之餘也成為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反腐工作的典範與指標,也還是很令人欽佩的。在馬來西亞,以前有個反貪污局,後來改名為反貪污委員會,在相關方面應該也很努力,但大馬民眾對其印象卻也還是很刻板的,大多認為它所謂「只抓小魚,不敢動大魚」,沒有太大幅度地去「打」大家公認的一些「大老虎」。大馬反貪朝野嘩然惟近月來包括《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的一些國際大報皆陸續發掘、報道有關大馬的一個稱作「一個馬來西亞發展有限公司」的類主權基金的一系列令人不安的資金流動課題,甚至牽涉到大馬政壇及高層。有關報道,在月前也在很大程度上幾乎獲得證實,因為美國司法部啟動民事程序(應是為了躍過較為繁複以及舉證更為嚴格的刑事程序)來尋求凍結流經美國的牽涉到「一馬公司」的資金與所引伸開來的各項包括房產、影業公司、藝術品等資產。大馬反貪會據聞多日來也在調查相關的事迹,並也有與美方合作,但基於大馬的政治現實,也未能採取更進一步的行動。這一點,大馬民眾也還是看在眼裏的,不過也只能耍手搖頭而已。但有時即便是所謂的「小魚」,那「食量」可能也還是很大的。較早時,大馬反貪會在我老家沙巴就幹了一起很大的行動,在沙巴州水務局長與副局長的家裏,搜出了好幾千萬馬幣的現金,頓時引起沙巴以至整個大馬甚至國外的朝野嘩然。好像電影裏的情節般,這些贓款現金被紮成一捆捆、一疊疊,竟就收藏在家裏電視機下邊的櫥櫃抽屜裏,那大剌剌、華綠綠的照片在熒幕上「秀」出來、報紙上登出來,也還是很令人目瞪口呆的。而且那還只是現金,其他據說上好幾億的資金還存在彼等開在大馬國內外銀行的戶口裏,陸續被當局予以凍結。當然還有各款的名車,也被「繳獲」。這項貪污案件,也牽連了好幾十家正被調查中的工程承包與諮詢公司,主要都與該兩名主要嫌疑人有千絲萬縷的親屬或利益關係。據說,這是大馬反貪會有史以來所辦理的涉及款項數目最大宗的「現行」貪污案(不「現行」的,如前述的「一馬公司」的系列涉款比這多上好幾十倍的令人不安事件,另當別論)。當然,這裏「現行」的定義,應該不是說賄賂者在移交款項於被賄賂者之際被執法當局當場破獲,而只是指被賄賂者一次過被搜出的最大筆款項。這起案件雖然不關我事,但身為沙巴人,也曾在政府體制裏服務過,我還是覺得很遺憾、很羞恥的。我太太在沙巴的建築行業裏工作多年,當我們談起這起案件時,她說在一些公家的會議上其實也常見到其中一名嫌疑者官員,其不常發言,看起來只像是名默默耕耘的官員。而這幾天記者朋友們訪問這幾名涉案官員的鄰居時,大家也幾乎異口同聲的說彼等平時舉止頗為低調,不大事張揚。也許這就是所謂的「人不可貌相」了。以上所說的涉案官員被形容為「作風低調」,我不禁在想,不也從彼等家裏尋獲幾部名車嗎?大馬官員不比香港官員,即便級別頗高了也沒有高聳入雲、令人生羨的正式薪金。「高薪養廉」的概念還沒正式滲入公務員以及政務官的薪酬體制裏。所以,在理應收入不是特別高的高官家裏停着幾部明顯屬於彼等或彼等得以使用的車,那在鄰居們的眼中,難道不會生疑嗎?我想,在這方面最貼切的解釋,可能還不是在一般發達或先進國家或地區的人們用典型邏輯即可理解的。要解釋這一「收入不高高官家裏擺着名車鄰居卻不生疑」的現象,應該從一個政治經濟學的理念與另一個社會學的理念的交叉運作來看起。高官與名車現象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就是所謂的「資源詛咒」(resource curse)。這就是在尤其是一些天然資源豐厚但整體社會經濟仍屬發展中的國家或地區裏,本來這些豐厚的資源應該造就該地相比於一些資源匱乏的不毛之地更為快速的發展。如亞非拉等大洲皆有好一些如礦產、農產品等豐厚的大小國家,但彼等的國民生產總值或平均以至整體收入等卻未見增加。這主要是因為豐厚的天然資源,恰恰造就無論是當官的或私人界的許多經濟領域參與者都受不住強烈的誘惑——輕者在資源各種生產過程中上下其手,重者則官商勾結,力圖壟斷某一或各種資源的萃取。如此一來,即便是有再豐厚的資源,在官商們以五花八門的手段來「尋租」(rent-seeking,主要指不事真正的生產與公平的分配資源,而是以行政或其他手段來佔據資源的生產途徑,從而抽取高昂的「租金」)之下,國家或地區的健全發展,以至平民百姓的福祉,也就被如此犧牲掉了。所以,有了豐厚的資源,對這些地方來說,不但不是福分,反而可算是詛咒呢。在這樣的畸形經濟發展下,正式收入不高的高官擁有名車,在百姓的眼中看來,也還是不足為奇的,因為大家都「預」了當官的肯定都有大筆的「額外」收入,那麼有幾部名車,也算不上有什麼大不了,還算是「低調」了。另外一個相連的社會學概念,可能還是在一些發展中的國家與地區,許多平民百姓即便是教育程度不低,但在沒有經過真正的啟蒙運動的洗禮下,內心裏還是抱有很大程度的封建理念,至少是半封建理念的。就如在以前的封建時代裏,當封建領袖在城堡的大廳裏,或城市的大廣場上風風光光的上演一套排場龐大的典禮時,周邊的農民們雖然平時的生計在封建領袖的壓榨底下已然極為辛苦了,但在高喊民族主義或其他響亮口號的封建領袖的「感應」下,目睹領袖高高在上的威風彪彪,不但不忿忿不平,反而很可能感到頗為欣慰——得以擁有如此「上流」的領袖,真乃本地之光啊!有了如此的甚至不自覺的崇尚領袖的封建或半封建理念的作祟,那當高官的有幾部名車,那當然是理所當然的啊。那資源詛咒加上封建主義的醞釀,無形中也造就了一些高官們的為所欲為了。目前香港有廉政公署反腐把關,再加上市民們普遍的反貪醒覺,當然會讓許多人對貪污這社會毒瘤掉以輕心。只希望鄰近國家與地區的如上述般的巨型貪污事件被爆發出來時,大家也會有所警惕。一個廉潔的社會不是必然,而是需要各方不停的排除誘惑、努力維持的。胡逸山馬來西亞首相前政治秘書原文載於2016年10月11日《明報》觀點版 廉政公署

詳情

特首如何監察廉署

近日我市老百姓因為李寶蘭自行辭職一事穿鑿附會雜音處處,盡往特首身上潑糞,實在有需要重申,在香港地位超然者誰,以免老百姓誤以為特首會怕廉署。按《基本法》第48(5)條規定,廉政專員由特首提名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有別於委任法官,特首無需考慮一個推薦委員會的建議[1],可直接提名其心腹。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之後,委任廉政專員的條款及條件,皆由特首決定[2]。人是特首選的,那廉政專員如何辦事,自然也要由特首說了算。廉政專員在符合行政長官命令及受行政長官管轄下,負責廉政公署的指導及行政事務[3]。咦,等一等,這裡是說廉政專員受特首命令,沒有說「只」接受特首命令。放心,法例訂明,除特首外,廉政專員不受任何其他人指示和管轄[4]。又等一等,這裡說廉政專員就廉署的指導及行政事務受特首命令,沒有說調查案件的權力也受特首命令啊。所以就有必要說清楚,任何案件的調查,廉政專員都只是在代表特首調查,既然是代表,調查任何人(調查特首除外),就有需要跟特首匯報了[5]。一個廉政公署,工作不是只有廉政專員一個人就辦得了,專員一定要有人協助。那副專員也由特首委任好了,條款及條件也由特首決定[6],即使廉政專員有什麼外遊應酬纏身未能執行公務時,暫代其位置也是讓特首放心的人[7]。如果連廉政專員的委任都是特首一人決定,那麼廉政公署上下大小職員,當然也得由特首決定委任了[8]。為免廉署上下有任何誤會自己的老闆是老百姓,《基本法》第57條更訂明,廉政公署獨立工作,對行政長官負責。不過既說是獨立工作,又為什麼要向特首負責?難道跟特首負責也是獨立嗎?這要講一點歷史。1973年警務處總警司葛柏貪污潛逃,殖民地政府認為由警察旗下的反貪污部自己人調查自己人,未能給予市民信心,而其他公職人員之間,也普遍存在貪污的行為,所以在1974年成立的廉署,就必須獨立於任何政府部門,包括警務處。因此廉署的獨立,是相對於其他政府部門,而不是當年的港督或今天的特首。為確保廉署獨立,只受特首監察,連申訴專員公署也不能就廉署的反貪職務作出調查[9]。寫到這裡,難免讓香港直轄市的老百姓察覺,對廉署的操控,由上至下都掌握在特首一人手中。但單是察覺,還是不夠的,要明擺着獨攬大權,才叫「supremacy must not only be done,it must also be seen to be done」。廉署在成立之時,已經設立了幾個諮詢委員會以監察廉署的工作,其中一個是「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10]。該委員會最主要的工作是聽取廉政專員報告廉署接獲的所有貪污舉報及廉署如何處理這些舉報,簡易言之,就是監察廉署如何進行及結束調查。殖民地政府在1994年曾作過檢討,研究廉署向公眾問責的制度。該次檢討認為,委員會無需改為法定組織以擁有法定權力監察廉署,但同意在行政安排上,委員會的主席不應再由廉政專員出任,而應改由非官方成員擔任。至於委員會主席,及其委員,則繼續由港督委任。噢,是啊,回歸之後,就廉署對公眾問責的檢討就再無進行過,那很自然,委員會的人事任命權就保留在特首手上,令所有監察廉署調查工作的重任持續落入特首委任的人選之中。最近,譚惠珠就獲特首委任為「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的主席。特首用人事監察廉署,廉署則用法律監察特首,那麼法律本身就必須優先處理特首作為香港直轄市首長的獨特憲制地位[11],讓某些罪行只適用於平民,全港唯有特首獲豁免,以說明特首凌駕於法律之上,讓特首更平等。廉署可以倚賴作為打擊貪污的法例,總共只有三條,《廉政公署條例》、《防止賄賂條例》及《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當中又以《防止賄賂條例》與特首的日常工作關係最為密切。該條例的第3條規定,政府官員之中唯有特首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不屬犯罪。第8條規定,任何人向任何官員或公務員提供任何利益都屬犯罪,唯獨向特首提供利益無罪。這些法律漏洞,於2012年已由前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國能領導的委員會提出,亦有建議如何堵塞[12]。不過由於這份報告只屬建議,特首絕對可以表面承諾跟進實際行動欠奉[13],反正時間會讓老百姓淡忘。以上文字,當然是正話反說,以突顯香港現時整個反貪的制度都以特首不貪為前提而設計。至於這個前提是否荒謬,從回歸以來的三名特首,一名被廉署落案起訴,一名正被廉署調查的事實,可知答案。廉署自1974年成立以來,歷經40多年的不懈努力,把一個貪污橫行的城市,淨化成一個我們香港人可以引以為傲的廉潔家園。1997年回歸,當時的廉署門外仍然掛着「一切如常」的告示牌,希望這個訊息能傳遍世界,廉署反貪決心不變。這樣的一個機構,是多少代香港人共同費盡心血反貪零容忍的基地。李寶蘭於1984年加入廉署,是首位被派往美國聯邦調查局受訓的廉署女調查員,一直服務廉署32年,最近主動請辭求去,觸發廉署史無前例的人事地震。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一天特首於制度中的超然不受約束,「香港勝在有你同ICAC」的崩壞,就只會是時間的問題。註解﹕[1]﹕見《基本法》第48(6)條及香港法例第92章 《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條例》 第6條[2]: 見香港法例第204章 《廉政公署條例》第5(3)條[3]: 見《廉政公署條例》第5(1)條[4]: 見《廉政公署條例》第5(2)條[5]: 見《廉政公署條例》第12條。另外,香港法例第201章《防止賄賂條例》 第30條限制任何人,包括廉政專員,向任何人披露受調查人身分或調查的任何細節(僅限於《防止賄賂條例》第II部的罪行),除非有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根據廉署的網頁就傳媒查詢的回覆,一旦特首受查,廉署不會就有關個案向特首匯報﹕http://www.icac.hk/tc/useful_information/rme/index.html。但需要注意的是,特首受查的個案,廉署會向「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匯報有關案件,而該委員會的主席及成員,全部由特首委任[6]: 見《廉政公署條例》第6條[7]: 見《廉政公署條例》第7(1)條[8]: 見《廉政公署條例》第8(1)及8(3)條[9]: 見香港法例第397章 《申訴專員條例》第7(1)條及附表1。不過申訴專員有權調查廉署的工作是否符合《公開資料守則》,見《申訴專員條例》第7(2)條及附表1。另外,根據《廉政公署條例》第16條,審計署有權查閱廉署的帳目。以上兩點是在法律上少有的地方看到廉署的某些工作受特首以外的機構監察。[10]: 前身為Operations Target Committee,於1978年更名為Operations Review Committee[11]: 見《基本法》第43(1)條[12]: 詳見「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報告」第4.57至4.94段,2012年5月[13]: 梁振英曾於等候接任特首一職時公開表示會認真考慮報告中的各項建議,上任後盡快落實。當然,這個上任,以特首的一貫語言藝術,可能是指在2017年的上任。詳見「候任行政長官回應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報告」﹕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205/31/P201205310504.htm參考資料﹕1. 廉政公署權責檢討委員會報告書,1994年12月2. 廉政公署年報﹕1974、2015年3. 廉政公署執行處年報,反貪歲月40載(1974-2014)4. 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報告,2012年5月5. 公民論壇﹕誰帶頭摧毀廉署和法治﹖公民實踐陪育基金、香港2020合辦,2016年8月13日6. 政府新聞公報 – 立法會八題:廉政專員和副廉政專員的任命,2014年2月26日,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02/26/P201402260409.htm 廉政公署

詳情

廉政風暴與《寒戰》的啟示

早前,廉政公署接二連三有高層離職。有評論指事件有如電影《寒戰》般「精彩」。也有評論痛斥廉政高層為放生特首和高官,不惜犧牲廉署多年累積的公信力,哀嘆「廉署之死」,矛頭直指中央政府。然而,中央怎麼會費盡心力去「搞死」廉署?一個「活」的廉署比「死」的廉署有用得多。如果大家看過《寒戰》,應該明白所有制度都可以成為權力鬥爭的棋子。而《寒戰》不少劇情,更提到不少重要但卻被遺忘的歷史。要理解風波背後的暗戰,我們要從20多年前的一宗舊案談起。被遺忘的徐家傑事件20多年前,廉政公署同樣有高層突然離職。他是誰?他就是在《寒戰》中飾演廉政公署執行處首長、演得入型入格的徐家傑。1993年11月,時任廉署執行處副處長的徐家傑被廉政專員施百偉(Bertrand de Speville)解僱。一如現時的廉署架構,執行處是廉署最重要的部門,故此徐家傑當年位居廉署核心,在廉政專員施百偉和執行處首長卜國豪(Jim Buckle)之下。當時解僱事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但廉署以機密為由拒絕透露原因。《寒戰II》中有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的橋段,並指是1993年以來立法會第一次引用該條例調查政府高官。1993年要動用該條的正正是徐被解僱一案。該年12月1日,當時的立法局議員周梁淑怡動議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徐案,獲當時立法局通過。在其後的立法局聽證會,徐家傑一如李文彬(梁家輝飾)在《寒戰II》般大爆機密,並聲言自己遭不合理解僱。根據徐當年的講法,廉署儼如政治部的翻版:一方面,廉署收集政商界的錯處,供英國政府回歸後使用;另一方面,廉署亦監聽當時的高官和政界人物,其中包括范徐麗泰和陳方安生等人;而廉署負責的品格審查,亦被指有政治審查的成分。廉政專員施百偉當然否認這些說法,並指徐因涉嫌以權謀私與和不良分子往來而被解僱。儘管其後廉署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同意廉署繼續進行品格審查,但明確指出廉署不適宜恢復過往政治部專屬的延伸審查。那麼,他們提到的政治部和政治審查,和廉署又有什麼關係?政治審查和廉署的關係「陸明華:『我明白,情報對於所有行動是成敗的關鍵。』」在《寒戰》,警務處副處長劉傑輝(郭富城飾)向上司保安局長陸明華(劉德華飾)求助。陸指情報對於所有行動是成敗的關鍵,而劉隨即要求陸提供另一名警務處副處長李文彬的品格評估和背景審查。在戰後的殖民地年代,殖民地政府害怕國共和其他勢力滲透,故此一直對政府內部嚴密監控,並定期審查官員和職工的背景、家庭、社交圈子。這個工作,由警隊內部的政治部(Special Branch)負責。政治部的前身是1930年成立的反共產主義分子小隊(Anti-Communist Squad),成立時隸屬刑事偵緝處,負責監察香港境內的左派分子活動。1933年,這支小隊被正式命名為Special Branch。戰後,政治部負責有關殖民地的內部安全情報工作,屢建奇功。由於政府甚少透露政治部的工作,故政治部一直是港英最神秘的部門。1974年,轟動一時的葛柏案使得港督麥理浩決心成立廉署。廉署成立之初,不少人員都是由政治部借調過來,一來他們可信,二來他們有足夠的調查能力。當時的執行處長,是軍情五處(M.I. 5)出身、曾任政治部主管、有「真實版占士邦」之稱的彭定國(John Vincent Prendergast)。由此可見,廉署和政治部關係密切,初成立時人事和調查手法和政治部均同出一轍。政治部解散 傳竊聽資源劃歸廉署「劉傑輝:『當年警隊還有一件大事,就是政治部解散!』」在《寒戰II》,劉傑輝提到1995年有一件大事,就是政治部的解散。在《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港英政府安排政治部陸續解散。掌握機密資料的人員相繼獲長俸退休,並被安置到英澳紐加等地退休。所有檔案,不是被送到英國,相信就是存放在英國領事館內。政治部的精英人員和功能被撥歸到不同的警隊部門和廉政公署,有傳不少截郵和竊聽資源和人員獲劃歸廉政公署。1993年11月,署任廉政專員的執行處首長卜國豪向立法局提交議案,建議廉署全面接替政治部的內部審查工作。當時的政府行政署長賀理(Richard Hoare)更指廉署有可能繼承過往政治部的政治審查工作。這些言論,引起不少立法局議員的憂慮,擔心廉署成為新的秘密警察。當時劉慧卿議員便質疑為何把審查工作交予廉署,而非其他警察部門。更有議員認為,如果廉署接管審查工作,廉政專員應該交由立法局任命。卜國豪議案引起的風波,以及隨後的徐案,都迫使港英政府重申廉署的審查工作並不包括政治成分,只有品格的審查。當然,信不信由你。當時涂謹申議員便直指「品格」可以包括政治傾向,而有關個人品格的資訊亦可被用作政治用途。一支法例監管不足的準情報機關「劉傑輝:『我想你幫我form隊clean team。』」說到最尾,筆者想帶出的是廉政公署為何那麼重要。在《寒戰II》,劉傑輝委託廉署首席調查主任張國標(李治廷飾)在警隊架構外組織小隊,繼續暗中調查李文彬一伙人的罪證。事實上,這是基於廉署擁有不下警隊的調查能力,特別是有關通訊截查方面。維基解密公開的紀錄曾顯示一名使用廉政公署電郵地址的人士曾主動聯絡一跨國黑客公司,要求該公司示範一套能暗中竊取通訊數據的惡意軟件。相信廉署的通訊截查水平,就算不是和警隊不相上下,也不會相差多少,不過是廉署集中調查貪污案件而已。廉署高層接二連三去職,加上前任專員湯顯明任內的連串醜聞,居然和前警務處長鄧竟成一同被委任為政協,中共意欲統戰執法機關之心,實在顯而易見。現時,廉署、警隊、海關、入境處是《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下4個指定能進行秘密監察的機構。但《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漏洞處處,根本不能有效控制執法機關的監控工作。掌控廉署,代表中共可以名正言順得到一支法例監管不足的準情報機關。其次,廉署多年來累積了無數有關香港政商界的檔案。這些檔案是控制和要脅政商界重要人物的寶貴資源,在關鍵時刻可以起意想不到的作用。最後,在中央眼內,廉署內部有不少所謂的「港英餘孽」,更可能有人身懷特別任務。臥榻之旁,又豈容他人鼾睡?當警隊已經被收服得貼貼服服,下一個要收拾的,自然是廉署這隻卧榻之虎。廉署高層的連番醜聞,不過是廉署高層被滲透後不能秉公辦案的副作用。廉署被馴服後,不知道中共的下個對象是哪支紀律部隊呢?是海關?還是入境處?抑或已經統統被統戰,而我們不知道?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9日) 廉政公署 廉署大地震 寒戰2 ICAC

詳情

廉署地震

廉政公署高層近日再傳重大人事變動,先後有部門主管離職以至首長提前解約後又被挽留,事件已嚴重影響廉署聲譽,以及公眾對廉署的信心和觀感。我相信廉署員工的士氣,亦定必大受打擊。白韞六作為廉政專員,難辭其咎。我認為他必須問責辭職,以就近日人事風波為廉署帶來的打擊承擔責任。社會亦應趁機討論修改現時的廉政公署條例。有傳今次廉署一連串的人事風波,始於廉署調查梁振英UGL五千萬事件。但同時間,根據現在廉署條例,特首在廉署人員的委任方面,有相當的權力和角色。例如條例指明行政長官可按其認為適當的條件委任副廉政專員。有關廉署人員的僱用條款及條件,亦須行政長官批准。但當廉署調查對象是特首本人時,明顯會出現利益衝突,我們必須要有一套完整的法例和機制,處理這類情况。我認為這次事件,其實是之前港大任命校委事件的翻版。在回歸前,以往的大學條例和廉署條例都會賦予港督相當權力和角色。但港督自知非民選產生,認受性不足,而且所屬宗主國英國政府由民主選舉產生,所以即使法例賦予港督相當權力,港督一般也會自我約束,不敢太過分。但由梁振英開始,即使他亦非民主選舉產生,但卻厚顏地利用法律條文,「有權用到盡」,然後再向社會擺出一款「你奈我唔何」的態度。這亦是為何我認為梁振英是歷任三屆特首以來,最令人討厭的一位。把守制度的機關(institutions)是令社會有效運作的重要支柱。但近來我們目睹多個機關正逐一淪陷。先有堅持院校自主的港大失守,然後自稱非政治性組織的選管會竟政治審查候選人,以及為香港廉政把關的廉政公署大震動。香港的未來的確是令人擔憂。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8月4日) 廉政公署 廉署大地震

詳情

廉署內亂 香港內傷

上世紀50到70年代在這裏生活過的香港人,都會有那相同不可磨滅的慘痛記憶。殖民地的貪污腐敗,滲入整個社會的血液肌膚和骨髓。由看醫生到住醫院、由考車牌到做小販、由入學到升學,如果不走「黑錢」這門路,肯定寸步難移,無論是健康生計和前途,都會受到無可挽回的影響。紀律部門的貪污,更是無處不在。警察、消防、入境、海關,已經到了無所不貪、人人必貪的地步。其慘烈情狀,跟今天的中國大陸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殖民地統治者的遠見由衷的佩服殖民地統治者的遠見,經歷六七暴動,英國殖民者猛然醒悟,要能在香港有效管治下去,貪污痼疾如果無法治癒,唯一的出路,就是執包袱走路回國。麥理浩痛下決心,冒着極大風險,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賦予直屬港督的尚方寶劍,掌握極大權力,雷厲風行,聞風喪膽。這個肅貪倡廉的機構成立不久,初見成效,很快就遇上史無前例的警廉衝突,殖民者採取果斷措施,香港武裝力量兵變的重大危機,以年份日期劃線的特赦,迅即化險為夷。香港人衷心感激廉署人員40年來的不懈努力,守護香港廉潔的核心價值,更是聲名遠播,不少國家都來港取經,學習香港的反貪架構和政策。回顧這段歷史,廉政專員白韞六,以及他的老闆梁振英,午夜夢迴,會否羞愧得無地自容,嚇出一身冷汗?廉署成立至今將近半世紀,這個蜚聲中外的反貪機構,縱使不是已經毁於一旦,也是早已危在旦夕。而把廉署置之死地的,正正就是自身涉及貪腐醜聞的梁振英,以及庸碌無能把廉署管理得一塌糊塗的白韞六。處理前廉政專員湯顯明的任內醜聞,拖泥帶水進退失據,白韞六已把廉署的金漆招牌,蒙上無法洗得乾淨的灰塵與污點。李寶蘭署任執行處首長一年仍未「坐正」,憤而「劈炮」引來廉署連環「大地震」。首席調查主任高迪龍辭職,總法證會計師鄧淑妮亦離職。最令人震驚的,是署任不夠兩星期的執行處首長丘樹春,竟申請提早解約。現實比小說更離奇,廉署發出丘樹春離職的新聞稿後兩個半小時,又宣布丘樹春「經執行處同事強烈挽留,並考慮到廉署的整體利益,向廉政專員要求撤回提早解約的申請,並獲一直挽留他的廉政專員批准其要求」。白韞六徹底失職根本毋須什麼特別解讀,廉署發出的新聞稿自我說明了事情的真相:丘樹春請辭,白韞六挽留失敗,廉署將無法挽回的事實以新聞稿公布天下,直至執行處同事再強烈挽留,丘樹春才回心轉意,答應留任。主管挽留不能使下屬改變辭職的決定,要同事「強烈挽留」才能令丘樹春留下,可見丘樹春與白韞六之間的信任是何等薄弱、關係是何等惡劣。白韞六擔任廉政專員4年,已把廉署搞得天翻地覆,專員與下屬之間的信任蕩然無存。不要說其他不可以曝光見不得人的秘聞了,只從機構管治的角度看,白韞六已經徹底失職,再無資格擔任專員如此重要的職位。若不辭職,不但影響士氣,相信連廉署的日常工作都會受到影響,再無法正常運作下去。白韞六為何甘冒廉署員工的大不韙,強硬阻截李寶蘭「坐正」?白韞六上任4年,難道他對廉署內部的人事關係一無所知?還是有什麼難言之忍,不能向外人道的秘密任務,非要如此硬幹不何?白韞六對外對內解釋李寶蘭事件,刻意含混、語焉不詳,什麼「表現未達到職位要求」,與「歲次升遷,有規有序,莫用疑慮」的八股文言,異曲同工,同樣叫人摸不着頭腦。坊間盛傳廉署「大地震」,與纏擾經年的梁振英收受UGL 5000萬元酬金有關。簡單地說,就是有人強烈要求結案,但有人堅持要查下去,由於命令不可違,於是不惜採用霹靂手段達到目的;廉署中人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甘啞忍,群起反抗,結果引來「連環地震」。真相如何,當事人一天不出來澄清,傳言引起的陰霾,永遠揮之不去。廉署此役,未知如何收科?白韞六辭職或可紓緩廉署內部的劍拔弩張。但好鬥成性的梁振英,面對管治危機,經常朝常理的相反方向而行,結果只會愈擴愈大、愈陷愈深。過往不少事例,已印證梁振英管治上的極大缺失,更是屢試不爽。「香港,勝在有ICAC!」這個口號,即使未成笑話,已經叫不響,沒有多少說服力。若然廉署武功盡廢,金漆招牌打爛,這不但是廉署40年功業會否一夜蒸發的問題,更是香港的國際形象、金融中心地位能否力保不失的問題。廉署內亂,香港內傷,這場香港管治危機,必定已引起中央高度關注,也必然對特首選舉帶來無可估量的衝擊。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3日) 廉政公署 廉署大地震

詳情

香港勝在有ICAC

真人真事,某跨國企業CEO來港後高薪聘用廢柴親友和情婦,趕絕人才,任由企業形象和盈利大跌,這樣的人可以獨攬大權,反映高層各有各貪,互相包庇,直至企業被併吞消失。不少友人在商業機構任職,異口同聲稱讚做得廉署的人真是不同,夠膽拒絕出席晚宴,不必隨主旋律虛偽起舞。廉署剛出版《筆動傳誠》德育文集,派發到全港中小學、大專院校和教育團體。年初約稿,因為廉政公署四字,我明知沒有稿費都寫,希望新一代從小明白品格高尚遠比名利重要。交稿後,收到電郵表示略有刪減,回覆同意,我早已猜到刪改這段:「近年看見公職人員利用規例的灰色地帶貪圖小便宜,例如明知每張單有支出上限就分兩張單出公數,或為得到少許好處而弄得灰頭土臉,即使沒有法律制裁,所有貪婪嘴臉都是難看的,拿取那種好處真是得不償失。」新書刪掉:「例如明知每張單有支出上限就分兩張單出公數,或為得到少許好處而」。廉政專員職權近似商業機構的CEO,但廉政公署並非商業機構,廉政專員是公僕,濫用權力的話,即使沒有法律制裁,市民都會鄙視和憎厭那樣的人。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7月21日) 廉政公署 廉署大地震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