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之後,法治是誰的法治?

「2047後有沒有法治」不是問題。一定有。問題是,2047後的「法治」是誰的法治?是香港人熟悉的普通法概念的法治,還是大陸官員和學者、即將卸任的梁特首,愈來愈用以教訓香港人政府會嚴格執行的、我們認為變了樣的「法治」? 1995至96年,香港的本地檢察官協會舉行了以「法治在香港」為主題的連串研討會,其中香港律師行合伙人、人大代表廖瑤珠,發表了發人深省的講話,告訴在座的檢察官,他們心目中視作理所當然的「法治」the rule of law,是普通法的「法」治,與大陸的社會主義之下的「法」完全是兩回事。她說(原文是英文):英國的普通法有源遠流長的歷史。王廷命令一方面以君主之名給予子民公義,但同時鞏固了君主在政制中的權位,並產生了「權利」的觀念,有些政治及公民權利被視為與生俱來,不可侵犯。於是,政府權力應受限制,自然公義、人權成為基本價值。原則凌駕政策,西方文化之中的「人」本質是生而自由,只受限制於法律。時至今日,自然公義、人權、受約束的政府權利,已成了處處可見的普世價值。 但社會主義的法律概念完全不是這回事;社會主義視法律為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在《基本法》之下,殖民地政府發展出來的「行為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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