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心與恒產

哈佛大學經濟學者費格遜(Niall Ferguson)所著的《金錢崛起》(The Ascent of Money;2008年)是重要的政治經濟學著作。此書除了用非常簡易、門外漢也可以明白的語文,扼要地討論了各種世界上資本主義財金工具(例如股票市場、債券、各種衍生工具)的源起和演化外,對很多制度都有政治角度的解說和分析,以及討論其和政治、政府政策的相互關係。我這類政治學出身的人讀來特別有興味。 擁有物業是否民主政體構成的重要條件? 費格遜書中第五章談到房地產市場(Safe as Houses)時,有一個有趣的論斷。他認為說英語的國家的人特別重視置業,以致不少都是「擁有資產的民主體系」(property-owning democracies)。且不論早年英美等民主國家,只有擁有資產(土地或房屋,或有繳交相關稅項)的人才能投票,由羅斯福「新政」(New Deal)年代開始,共和民主兩黨都視協助人民置業為重要政策目標(因而是少有的跨黨派共識),列根年代甚至把置業視為「美國夢」的一部分,因此多年來美國政府會用各種不同的政策優惠來協助人民置業(例如美國是最早有按揭稅務減免的國家)。背後的理解是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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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竟之路》:有個狀態叫年輕 有種精英叫廢青

(前言:雨傘紀錄片《未竟之路》於逢時辦了兩場放映暨分享會,有逢時人兒與導演黃頌朗和林子穎,以及主角許彤和馮敬恩談了不少,並寫成文章分享感受。)未竟之路一班香港大學學生,拍了一部名為《未竟之路》的雨傘紀錄片。電影由2014年922大專院校罷課開始,歷經衝入公民廣場、佔領中環正式啟動、警方施放催淚彈、佔領區清場、政改因「等埋發叔」而被否決,以港大的六四晚會和七一遊行作結,政治之路未竟,兩名主角時任港大學生會會長的馮敬恩、港大學生許彤回憶雨傘的參與,以及由雨傘回到日常如何自處。馮敬恩馮敬恩和許彤,兩個人兩組對比:金鐘和旺角、體制內外即學生領袖和普通大學生,構成一個完整故事。作為知名度高的學生領袖,馮敬恩在鏡頭前出現理所當然,令人意外的是許彤。為什麼在眾多大學生中挑選了她?導演黃頌朗和林子穎異口同聲說,因為許彤「夠真」,「誠實勇敢、坦白承認當時做錯什麼。」許彤許彤的確誠實,一副叛逆女青年模樣,在鏡頭前吞雲吐霧;在宿舍內直言之前以香港代表身分出席英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聽證會,為中國在香港履行《中英聯合聲明》情況作證時「唔知自己講咗乜」;又批評上一代頑固,直言希望他們消失。怕不怕冒犯觀眾?黃頌朗如是說:「她是說話率直的人,但為什麼這一代的人會這樣說呢?大人可否想想?有種精英叫廢青大人未必會想的,也許還有「廢青」的二三事。馮敬恩於片中笑言自己是廢青,「廢青……就是廢青」,雨傘時要騙媽媽說是回港大做支援工作才能到金鐘佔領區;許彤更乾脆利落,展示自己開設的facebook專頁「有種精英叫廢青」。從電影回到現實,馮敬恩和林子穎仍然在學,許彤和黃頌朗已經畢業,現時為自由工作者,前者以教文憑試學生英文和平面設計維生,後者則靠網頁及平面設計。眾人異口同聲自認廢青,將來有何打算?「廢青是不想將來的,香港人哪有將來啊?」黃頌朗半開玩笑回答,卻獲得林子穎認真和應,「將來?解放軍隨時會來,香港變得太快。例如我今天夢想將來做會計師,但畢業時香港還有沒有會計這行業呢?」大家一唱一和,許彤表示不願找正職:「大家都是上班,但我可以睡到下午兩點,隨時不想工作又可以『射波』,稍後再追回進度。我今天來映後分享,推了一個補習,少賺了八百元,但做到我想做的事,我覺得自己很威。」有種精英叫廢青,父母可覺得女兒是精英?許彤說:「我覺得自己現在不錯啊,沒學過設計但又能夠成功自學製圖,但我爸媽覺得我現在很廢,常說我五、六歲時最叻,全級第一。」上一代的溝通可以很困難,林子穎表示:「價值觀上他們不會明白的,他們那代人的成長很競爭、金錢掛帥,無法理解為什麼(我們)會用tangible的利益換取intangible的東西。」許彤補充說:「上一代很多人都不需要個性,但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人是,一個blank的人需要顯示個性。」世代之間可以是鴻溝,避得了外人,避不了家人,林子穎和許彤也許共鳴更深。林子穎形容父母中產、「離地」、「藍絲」,並且「好憎馮敬恩」,哥哥是專業人士,家人希望她修讀法律,對她選擇文學院的決定「面色不太好」,首映也沒有邀請父母,「幾肯定(他們)會睡著」,「就像刺蝟保持點距離就最好,難道跟媽媽說城邦論嗎?算吧。」提到與家人關係,許彤第一句是:「我阿媽(對我)崩潰。」父母期望獨生女兒斯文、服從自己,偏偏許彤向來我行我素,於是家庭罵戰老是常出現,例如父母曾在她染髮後罵她不顧家人感受,拋下一句:「你的髮型不是你自己的。」以為關係惡劣,但許彤反而有給父母看預告片,她的解釋是:「湊巧那段預告片的我平和、零粗口、說話有條理,加上妝化得夠girlish。」原因沒有說白,可是大家心照。兩代人彼此理解體諒從來不易,偏偏黃頌朗卻想透過電影促進跨世代溝通,「平時你不會跟上一輩深入討論政治,其實有點可悲的是,你要靠一部電影的映後座談,才可以說自己對時政的想法。」有個狀態叫年輕自認廢青卻並不真的頹廢,有種精英叫廢青,有個狀態叫年輕,第一次執導紀錄片的兩個人直言當時「很傻很天真」,一開始只打算紀錄罷課,豈料時勢變幻之快,演變至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到了後來就想,究竟放下已拍好的片段,抑或『死多一半』出來?」二人選擇了後者,一連串難題隨即出現,例如發現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受訪、能夠吸引觀眾專心聆聽想法,結果很多訪問都用不著;身無分文但所有東西都涉及金錢,例如向新聞機構索取片段,開價四位數字已負擔不起,拍攝中途才尋找申請拍攝經費途徑,從相關計劃所得八千元,不計任何人工,《未竟之路》成本約二萬,全憑朋友「拍膊頭」義務幫忙。討論期間二人又突然岔開話題,提及拍攝資助計劃於翌日截止報名,但現在還未填申請表,於是你一言我一語,研究如何填好一份表格,讓人全然相信林子穎所言:「我們那時是什麼都不知道就開始拍攝。」但你拿他們沒轍,因為成品確實出現。而青澀絕不等於沒有主見,一提創作二人侃侃而談,期望借電影中示威者設路障、與警察「打游擊」等片段,填補主流傳媒影像的空白,黃頌朗表示:「我覺得這是頗珍貴的片段,但沒在主流傳媒出現過。」創作之火持續燃燒,全因有話要說,「我在拍攝和剪接時只想表達那個混沌的狀態,因為我身邊的人在雨傘後都很迷失,不知如何走下去。但現在重看製成品,會有點想鼓勵大家繼續向前走。」林子穎說。輪到主角,「落莊」、畢業,人生之路未竟,下一步有何打算?馮敬恩說,卸任除了終於「可以說忍了一年想說的話」,更想做的是多閱讀「令自己更knowledgeable」,從而「用文字鞭撻社會,推動社會進步」。許彤同樣說要充實自己,提升平面設計和英文的能力,「我們要訓練到自己不replaceable。」說罷與林子穎對望,眼神堅定。也許與所謂大人預期的典型目標不符,但對自己要做的事,有著萬二分確定。當家作主片名《未竟之路》意指未完成的路,路仍未竟,政治亦然,世代溝通亦然,人生亦然,而人生如同創作,儘管青澀,但絕不兒戲。林子穎分享了一件關於電影的事情,她說一開始與許彤素未謀面,是因為看見許彤在facebook標誌了馮敬恩,表示自己在港大主辦的六四晚會中感動落淚,靈機一觸聯絡上她,才有了後來的故事。許彤憶述當時突然激動的原因:「馮敬恩(在晚會上)說『我們要當家作主』,當時我發現,我們這一代人常常以為自己是小孩,但其實在很久之前,已經成年了。」這一代人,要當家作主了。《未竟之路》在逢時首場放映暨分享會後嘉賓合照(左起:導演黃頌朗 林子穎 主角許彤 馮敬恩)(備註:《未竟之路》放映暨分享會為逢時小講台活動之一,逢時之所以設小講台,只是單純覺得,世上許多聲音都缺一個講台,不被分享的知識與經驗是種遺憾。)封面圖片為網上截圖 後佔領 電影 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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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傘運動的物件該不該展覽?

週末特地到富德樓看雨傘運動的物件展,和很多當日的不速之客一樣,吃了幾次閉門羮,最後還是不得其門而入。有誠意的觀眾甚至在門前海報寫下自己到達的幾個時間,詢問展覽不開放的原因。我們走上十四樓藝鵠,請工作人員為我們撥了個電話。她告訴我們展覽當值義工有事不能來。一個展覽,能使一些觀眾有不惜等了又等的耐性,實在有點說不出的感動。聽說,今次展覽「故意減低策展介入」,大概是吸取了人們對五月《雨傘節》的批評。最富爭議的問題可能是:在雨傘運動中產生的物件(或作品)應不應該成為展覽的作品?有論者認為,雨傘運動作為一個社會運動,傘運期間佔領區產生的物件,應該視為社運物件。當把它們視為藝術作品並作出展覽,會有消費社會與抽水的嫌疑。而且,單純地重現傘運中的物件與相片,只會流於回溯與追憶的層面,缺乏反思的思考與敘述、前瞻性的想像與角度。再者,人們擔憂,把雨傘運動搬進展覽場地(或博物館),象徵著為傘運豎起追憶的紀念碑,同時意味著「把藝術從社會大場景退回到象牙塔展場去」。這些批評都是有道理的。也的確是現時一些有關傘運的展覽不完善的地方。我把人們對於把傘運物件置入展覽的櫥窗、或擺進博物館的批評,解讀成以下三方面:一、人們一方面擔心當「博物館生產意義的權力」在賦予傘運物品藝術的光環的同時,會消解(最少限度是弱化)了傘運物件中最主要的介入社會運動的改造社會精神,甚至會把當下的物件(還在每個人心中持續燃燒著的理想與希望)的象徵意義,轉化為失去了生命力的死文物。也就是說,人們擔心把傘運物件擺進博物館與展覽,意味著把它們推進墳墓,蓋棺定論。而目前,傘運在某個層面來說還沒完結。二、人們也擔心傘運物件在作出展覽的過程中,它們會被從原本的意義語境中被抽離了某些最為重要的東西(例如原本作為公民抗命運動非法佔領街頭的傘運,在非法的室外在被搬進了合法的室內的過程中,是不是已丟失了某些激蕩人心的東西?甚至也可能扭曲了某些原本意義的東西?);而當傘運物件在作為藝術品被觀眾接受時,它們很容易退化成某一思想的風格與形式,也可能會被抽空了某此原始思想的刺耳部分,淪為日常生活中「不再刺激感覺與思想」的日常物品,最終習以為常、視而不見。三、把傘運物件作出展覽,不可迴避的是它們擁有的藝術品性質;而作為藝術品的傘運物件,也有可能受到某些觀眾或收藏家的欣賞,而被作為商品購藏,流通在藝術市場。這很容易引起有社運道德潔癖人士的反感。當然,這種行為也可能成為某些特定立場的媒體利用來抹黑傘運的純潔性的藉口。同時人們也許擔心,藝術市場把傘運物件商品化的消費過程中,也會讓傘運的理想色彩沾染金錢的「污垢」。但我認為,以上三方面的思考,與傘運物件該不該展覽並不衝突;相反,它們更應該是傘運物件需要透過不斷地作出展覽,以求深化思考、反省與敘述的問題意識。尤其在當下國家機器、失智的媒體與赤化的喉舌不斷明目張膽地操控言論、編造謊言、抹黑真相、同時製造大量垃圾資訊與愚民娛樂節目,力求愚化人民,並把他們引離對政治與社會現實的注視的時候,像《雨傘節》、《如果只有城籍而沒有國籍》與《其後:雨傘運動中的物件》這樣有關傘運的展覽,不止要一年一次地進行展覽,更要在民間不斷地作出展覽,也有必要成立「雨傘運動館」,捍衛事實,刺激對話與辯論,重塑歷史的真相。有論者說,「在佔領區,它們是呼應生活的藝術品;來到展覽地,它們成了記錄歷史的證物。」我喜歡「證物」這詞彙。但傘運物件何止是歷史與真相的證物,它們更是控訴著當下政府與威權政權的罪證。每一次地作出展覽,每一次地把罪證與真相呈上人民心中的法庭,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對不法政府作出的控訴。像這位在週末下午兩點、三點、四點不斷地期望進場參觀的觀眾,以及當天那麼多和我一樣吃多次閉門羮而最終失望而回的觀眾──我相信──我們來到並不只是為了追憶過去、為了觀看好奇之物,更不是為了憑弔死物,而是為了與傘運物件重新接觸的過程中,再一次喚起自身在時間中也許變得遲鈍了的那些經驗與感覺,為了不斷地把它們從過去抽回來,以烙刻在不斷回復的此時此刻。原刊於作者博客 藝術 後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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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一年,我和學生們的故事

(圖:法新社)去年七月,在「預演佔中」後,整個人充滿無力感。三子原定10月1日佔中,一方面,對於和平佔領等被抬走的成效質疑,總是提不起勁;但對於自身,要顧家又擔心釘牌,總沒勇氣參與,鄙視自己的怯懦。大時代來了,而我們卻無能為力。那時,看朋友在臉書提起與老師的故事,自己也寫了一篇文章,說學生去佔中,作為教師只有「義無反顧的愛」。然而對於民主運動,卻未解心中之結。10月1日還未預期的來臨,9月26日,大專罷課,恰巧帶課外活動在香港站那邊放工,徒步到立法會去,竟遇到三、四個舊生,成為了各大專罷委,積極籌辦協助大專罷課。晚上,奪回公民廣場,我在家中又匆匆拿著幾瓶水趕回金鐘聲援,竟又遇到另外五、六名舊生在聚集聲援。還有一人看見我後,叮囑我一聲小心,衝回正在噴灑胡椒噴霧的中信大廈天橋底防線去。9月28日,在解放軍總部外協助物資站,及後走出夏愨道,運送清水和雨傘到前線期間,又遇到兩個戴著眼罩、圍著毛巾的小伙子衝過,「喂田sir-」兩名身材高大的舊生跟我打個招呼,又衝到橋底去。因要回教協商議呼籲罷課,在放催淚彈前一刻離開了金鐘。晚上流言四起,兵荒馬亂,whatsapp給我所知有機會在佔領區的舊生:萬事小心,也不要讓家人擔心。那幾天,我整天看著即時新聞和臉書,或在不同佔領區遊走,想起健碩不怕死的男生,和幾個素來柔弱的女孩子,也在銅鑼灣物資站、在中信大廈前線、在旺角朗豪坊的人群當中。自己才大學畢業不久,總是說不比他們大多少年,卻有點明白為人家長的感覺:心焦如焚、也擔心他們的安危,有點煩的不停問候聯絡,在高危的幾天提醒如被捕需協助可隨時致電。而幸好,沒有人找我。催淚彈震撼人心,9月29日,舊生回到中學門前派黃絲帶。本來怕事的同學,鼓起勇氣與校方商討後,成立了政改關注組。雖然沒有罷課,但也有一個星期在禮堂直播運動新聞和交流、收集物資後由校友協助運送到佔領區。關注組的同學趕緊製作橫額、和黃絲帶,盡己所能宣傳和聲援運動。第一天的關注組活動觀察近二百人出席,齊唱「問誰未發聲」;第二天是八十,第三天只有寥寥十數人。第四天換到課室,播放大專罷課期間「罷課不罷學」的課程,第五天,一隻手掌也數完。頭一、兩天,很多學生身上佩戴黃絲帶,我們他們:「你知道為甚麼戴黃絲帶嗎?你知道他們在爭取甚麼嗎?」原來沒有很多人清楚,漸漸,又沒有再見那一條一條在藍色毛衣上特別搶眼的黃絲帶了。兩、三個月以後,只餘下一個小男孩仍戴著黃絲帶。他在旺角補習,當時旺角佔領區偶有藍絲和警察與示威者衝突,家長擔心他的安危,請我勸誡小朋友除下黃絲帶,萬事小心。小男孩說:「又話學生運動、無畏無懼,而家個個淆底驚俾人打,做咩先?」一年過去,偶爾下雨天學生見我撐著黃傘,「黃遮喎阿sir」,我微笑以對。有曾經在金鐘前線的舊生,回校時見我袋上仍扣著黃絲帶,調侃一句,「咦你咪咁左膠啦」。我也只能回嘴一句,「你啲參與非法集會嘅反中亂港份子咪嘈啦」。一年過去,前奏、高潮、落幕。曾經血肉相連、日夜掛念的佔領運動,除了外化成當作法治和政治參與的例子教材外,好像一切都沒發生過。十二月的那一天,整天看著清場直播,上課時與學生談及「現在正在清場」,面無表情,也許,不是痛苦、不是失望、而是無力、而是生命戛然而止的落寞。總是說每人參加運動所能承擔的風險與責任不同,而我仍在尋覓自己的位置。幾年前大學畢業,沒有選擇政界而投身教育,一個原因是心知教育才是啟蒙、開民智、真正社會改革的激進工具、去傳承公義和民主的價值。整個運動期間,我不敢說自己做了甚麼。與去年的掙扎相比,依然沒有被捕、沒有食椒,只有軟弱無力的關心、聲援、金鐘的民主教室、帶回課堂的民主教育。但在金鐘、銅鑼灣、臉書和whatsapp中看見舊生投入運動的一點點感動;學生能拿出理據表示憤慨和對政府不滿的觸動;還有,沒教過的舊生,說「其實都係你啟蒙咗我啫。」時,在心底裡泛起一絲漣漪。說是啟蒙-而我不知道,是教師的啟蒙、是網絡的啟蒙、是社會的啟蒙;關注是真心、是理性、是熱血、還是跟風、是趁墟;是長埋心底的民主種子,抑或是保質期只有三天的廉價文具店黃絲帶。今年六四、和近期一次社運界飯局中,都遇見兩名舊生,去年加入了大專政改關注組,仍在服務。也許、也只能期望,落地的麥子不死;或說漣漪,也許終成「巨浪承接這變改」。文:田方澤(教育工作關注組成員、80後中學通識科教師、中文大學教育碩士、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理事) 教育 後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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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傘運動週年檢討

一起舉傘,一起的撐。不經不覺,時間來到9月28日,剛好是香港雨傘運動爆發一週年。有人輕言紀念,未免陳義過高。去年佔領79日之後,中共集團堅持不撤假普選框架,香港立法會高票否決假普選方案,2017年特首選舉沿用小圈子選委會欽點舊制,香港政制毫無變化,一潭死水,專政依舊。一年以來,自首候訟,逮捕拖磨,黑警逍遙,鳩嗚行動,傘後組織,傘兵參選,黨棍囂張,軟硬兼施。凡此種種事實,已經人盡皆知,不用由我細說。爭取民主自治的抗爭鋒芒雖然不再在街頭上,但卻潛藏在每人心中。任暴雨下,志向未倒下,雨傘是一朵朵的花,不枯也不散。此時此刻,檢討雨傘運動,大體上離不開以下四大議題。只有面對問題,進而解決問題,香港民主運動才能更上層樓,奮鬥不懈,卒底於成。一、成敗得失有人問:雨傘運動是否失敗?答案其實很簡單:抗爭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如果有人身在1911年4月,問廣州黃花崗起義是否成功,然後身在同年11月,再問同一問題,難道答案完全相同嗎?敗寇之際,就說那些人躁進、自毀、暴徒、擾民、反朝廷亂黨;成王之時,就說那些人勇敢、犧牲、烈士、義人、革命先行者。敗寇有時,成王有時。畢竟,斤斤計較成敗得失,長期漠視是非公義,這類思維實屬虛浮。與其掉入成王敗寇的陷阱,不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堅持公義,奮鬥到底。傘運成敗得失,他朝中共倒台,香港民主自治,歷史自有公論。二、濫捕濫控一年以來,在雨傘運動以及其後的鳩嗚行動,總共有1003人被香港警方以襲警、非法集結、阻差辦公、抗拒警務人員、刑事藐視法庭、阻礙公職人員、不誠實取用電腦等罪名拘捕。被捕者不但要面對律政司檢控,更要面對曠日持久的無理程序拖延。撇除反佔領者,至今被拘捕後被檢控的人數僅有149人,涉及200項控罪,主要是阻礙公職人員罪(41項)及襲警罪(40項)。這200項控罪的定罪率(16%經審訊後罪成、12%認罪)僅27%,17%經審訊後罪名不成立,另有44%控罪獲撤控(律政司主動撤銷檢控)、撤銷(因程序出錯而法院撤銷)、不起訴(控方最後決定不起訴)。這些數據顯示:絕大部分被拘捕者(儘管暫時獲釋)沒有被檢控,足見「濫捕」情況嚴重;絕大部分被檢控者沒有被定罪,足見「濫控」情況同樣嚴重。律政司往往以蒐集證據需時來解釋「濫捕」(但幾乎全部事實都是公開展現,蒐證全無難度,竟然費時一年),又往往以控方及法院判斷有罪與否標準不同來解釋「濫控」(但檢控後被判無罪,侵害人權已然,反而不以為恥,簡直豈有此理,況且多達近半檢控案件最後撤控、撤訴、不起訴,堪稱莫名其妙)。實情是香港律政司學習新加坡,巧施拖延戰術,恫嚇抗爭公民,炮製不確定性,嚴重侵害人權,藐視個人尊嚴和自由。這是香港刑事檢控機關的墮落,拋棄獨立,專業淪喪,刑事檢察工作更加涉嫌遭受超然外力干涉,撕毀《基本法》第63條,令人髮指。三、抗爭方法雨傘運動及鳩嗚行動顯示香港民主抗爭運動開始呈現自下而上、型態多樣、光譜廣闊、組織靈活、化整為零、各展個性、網絡傳訊、持續佔領、突發流動、能屈能伸的新型態,企圖擺脫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香港傳統民主派的「和理非非」「四規」抗爭模式(規定時間、規定地點、規定議題、規定儀式)。旺角佔領區及後來鳩嗚團的表現,以及金鐘佔領區拆大台與開放大台的爭論,特別表現出新時代的民主抗爭運動,早已不受限於上述「四規」,令人刮目相看。過去司徒華推動的「四規」型態遊行集會,已經不再是金科玉律。這一點已經是無法逆轉的民主抗爭運動發展新趨勢。不過,今後大家如何兼顧「凝聚組織實力」與「發揮個性創意」,仍然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大哉問。在參與抗爭市民的心目中,領袖、組織、大台的正當性基礎和感召人心的魅力,至今尚未獲得善解。部分人對於「不要組織」的執著與迷信,恐將對未來抗爭運動形成一定障礙。此外,從佔中三子原先構想的坐以待捕式「佔領中環」,到雙學市民實際引發的穩守地盤式「雨傘運動」,和平、公然、違法、達義、勇於承擔的「公民抗命」自此有了新的表現形式。民主抗爭不只是理性的規劃與算計,更加是感性的熱情和行動;不只是菁英的一呼百應,更加是網民的自發聯合。預先張揚的「四規」式抗爭計畫,往往是少數社會菁英的理性產物;突發難測的非「四規」式抗爭鬥志(例如去年9月28日下午佔領夏慤道),反能激發普羅大眾的感性行動。只要大家堅守和平非暴力原則,不但無可厚非,而且值得鼓勵。除了違法達義的佔領式「公民抗命」之外,香港市民更在旺角清場後開展流動式「鳩嗚行動」,而且不斷再接再厲,料將持續,反覆推進。但是去年種種做法有一個盲點,就是沒有直擊要害!冤有頭債有主,眾所週知,香港民主進程的最大障礙是中國共產黨。佔領中環、佔領三區、雨傘運動、鳩嗚旺角,都沒有直擊中共。如要爭取成果,就要有的放矢,不應隔靴搔癢,不宜繼續抱持著搞行為藝術和媒體曝光的心態,或者以製造談判緩衝等藉口迴避內心膽小怯懦。針對西環中聯辦,適時發動包圍和封鎖的「佔領西環」公民抗命行動,用「剿匪」的正確心態,要求這個「超然於超然」的「第二支管治隊伍」向香港人的民主訴求妥協,否則滾出香港,才能把真正的港中矛盾暴露出來。將來公民抗命,未必事先張揚,只要時機成熟,當必一呼百應。四、陣營分歧雨傘運動過後,香港民主派出現史無前例的分歧。左膠、右膠、大中華派、本土派、港獨論、民族論、革新論、永續自治論、城邦邦聯解殖歸華論、歸英論、修憲、制憲、和平、理性、勇武、革命、溫和、激進,彼此論戰猶如春秋諸子百家爭鳴。此外,民主黨、公民黨、社民連、人民力量、熱血公民各政治團體內部意見紛陳,政團彼此之間又互有指責,私怨公理兼而有之。不過,更重要的是,普羅市民越來越認為這些政治組織如同雞肋,票照投,心已淡,覺得他們勇謀才智不足,人物逐漸老化,只顧悲鳴怒罵,與其寄予厚望,不如自力抗爭。再者,八九十後年輕一代與五十歲以上中老年政治明星和社會菁英之間,又存在著巨大文化鴻溝,溝通模式不同,理念信仰不同,切身利害不同,餘生期待不同。換言之,在論述、政團、世代這三方面,民主陣營內部分歧相當鮮明。時至今日,上述種種分歧,雖未導致民主陣營全面分崩離析,但是彼此之間的確充滿意氣、利益、理念之爭。遇有重大不義之事,大家仍可團結行動;但當偶發個別社會議題,大家往往貌合神離,甚至隔空互批。這正是目前香港的客觀政治形勢:強悍的共產黨、反歧的民主派。民主同道好應正視此一現實,在批評別人的時候,也要顧全大局,吾日三省吾身,堅持獨立自由,無需統一思想,但宜求同存異,避免親痛仇快,認清始作俑者。如果把上述羅列的任何名詞之後接上「禍港」二字,炮製出所謂「左膠禍港」、「勇武禍港」等口號,顯然漠視「中共才是禍港罪魁禍首」這個客觀現實,令人費解。批評對方意見,有異於標籤對方禍港,正是基本常識。綜觀目前關於爭取香港民主普選的論述分歧,主要是環繞以下八大議題展開。如要突破民主陣營在上述論述、政團、世代這三方面的分歧,有志之士需要認真反思下列基本議題,提出一套完整、一致、清晰、務實、可行、接受實踐檢驗的政治論述,從而開拓未來香港民主運動的新路向。這是重視功利思維人士的弱項,但如要矢志為香港民主自治奮鬥到底,建構政治論述的功夫不應偏廢。(一)本土:爭取香港700萬人的民主是否以率先實現中國14億人的民主為必要前提?如非以爭取本土民主為目標,究竟是誰為誰爭取誰的民主?本土民主如非為了實現自由、平等、法治、公義,以及保障本土權益,那將會是一個甚麼貨色的民主?爭取本土民主,是否意味著無需理會或關注本土以外的人權狀況與民主前景?「中國無民主」對於香港人爭取香港本土民主,究竟是絕對死症(blocker)抑或只是不利因素(minus)而已?(二)反共:爭取香港民主是否可以不反對甚至不談論中共獨裁專政,要求井水不犯河水和不理河水?爭民主而不反共,一味希望展現溫文儒雅,跟中共獨裁者的代表溫和談判,偶爾秘密請客吃飯,找中間人反映意見,籌組智庫及政團,通嗎?(三)自治:爭取香港民主是否不得反對中共擁有全面管治香港的權力?不得抗議高度自治已經淪亡?我們是否應該追求真正自治、永續自治,而不是中共任意解釋的所謂高度自治?(四)制憲:我們應不應該承認《基本法》的正當性?或者說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基本法》?究竟應該爭取人大修憲抑或全民制憲?(五)獨立:爭取香港獨立是否只是幻夢,因而無法理性討論其理念信仰和客觀條件?為何只可追求文化建國、城邦主權、華夏邦聯、解殖歸華,卻不可追求啟蒙精神、自由主義、政治獨立、脫離中國?獨立的反義詞是統一抑或附庸?為何不能理性討論各種方案,然後交由全民公決?(六)和平: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公民抗命行動是否仍有檢討升級變陣的廣闊空間,因此可以暫不考慮勇武衝擊或暴力革命?公民抗命如何在堅守非暴力原則的前提下,更能促進廣泛社會參與,更能達成民主自治目標?(七)公民:更深更廣的公民覺醒固然重要,但應如何實現?而這一點又是否有志之士再發動公民抗命的必要前提?公民抗命與公民覺醒,究竟是相互抵銷抑或相輔相成?(八)聯外:香港民主運動是否可以完全獨善其身,不需要關注外國經驗、外國政府、外國抗爭團體、外交關係、地緣政治?現在美國總統奧巴馬奉行美國有史以來最無恥的綏靖政策,竟敢隆重歡迎中共獨裁暴君習近平到訪,滿身銅臭,把酒言歡。一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跟一個長期囚禁另一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及一眾知識人與律師的獨裁暴君談笑風生,吃香喝辣,簡直是美國之恥、人類之恥,比二戰前跟希特勒談判的英國首相張伯倫更無恥。當今世道,國際外交形勢對香港爭取民主自治相當不利,因此香港民主同道應該另闢蹊徑,衝出香港,廣交全球各地支持香港實現民主自治的各類非政府組織和社運團體,跟台灣、日本、韓國、歐洲、美國的學生組織和社運團體廣泛接觸,跟海外民運人士與知識菁英交流經驗,放開心胸,虛心學習,去蕪存菁,謹慎部署,互相串聯,未來振臂一呼,引發全球響應。低潮時廣結善緣,是為了未來繼續爭取民主自治的高潮而鋪墊。這些硬功夫不容忽視。 後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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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守住 我們就贏!

傘後一年,回顧檢討,不離運動得失、時機對錯。香港民主運動如何走下去,仍然茫無頭緒,不辨方向。民主運動陷入低潮,領導者和參與者,都在情緒抑鬱的漩渦中打轉,幾至無法自拔。人們不期然都在心底裏問,幾十萬人佔領,長達79天,和平靜坐、勇武衝擊都發生過出現過,但當權者仍是寸步不讓,暴力抗爭似乎是別無選擇的下一步。連堵路都惹來「阻人搵食」的批評和抱怨,流血犧牲,一貫「惜身」的香港人,會支持嗎?會可能義無反顧地參與嗎?京官言論測試港人底線運動的領導者互相批評,勇武派對雙學三子繼續「鞭屍」。但時鐘卻沒有停擺,令香港沉淪的事端,一宗接着一宗的發生。張曉明的「特首超然論」,陳佐洱的「依法去殖論」,掀起巨浪,引致持續不斷的爭議。京官明言不怕引起爭論,目的是考驗港人的耐力,測試我們的底線,不停地試探,到了一天,香港人累了,厭了,煩了,不想回應了,他們就會步步進逼,得寸進尺,逐步蠶食香港的核心價值,一舉改變香港行之有效的體制,要把香港牢牢控制在股掌之中。回歸18年,香港無可否認已急速褪色,可幸的是,經過殖民者百多年的管治和調校,底子仍算深厚。唯唯諾諾之徒,滿街滿巷,權貴上流,更俯拾即是。但一士諤諤之輩,仍然大不乏人。法官挺身捍衞港司法獨立底線我們慶幸,還有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馬道立,簡單引述幾條《基本法》條文,重申香港司法獨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用了幾十秒時間,就把張曉明的「特首超然論」,駁斥得體無完膚。我們也慶幸,還有終審法院首任首席大法官李國能,在這關鍵時刻,於報章撰文,提出海外法官應成為終審法院的永久安排,以維護香港司法獨立的信心。論據鏗鏘有力,把以民族主義作為立論基礎,不斷指海外法官只是過渡安排終有一天會廢止的大陸學者,駁斥得啞口無言。我們更慶幸,還有大律師公會前主席石永泰,在同行人人向北看的此時此刻,毫無顧忌地,回應內地遊客的狂妄自大,直斥內地官員「一朝得志,語無倫次」。指大陸高官學者常「說一些與我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格格不入的東西,真的令我們感覺不是太過良好」。矛頭更指向梁振英政府:「即使我們沒有做錯,我們的政府都不撐我們。」馬道立、李國能兩位大法官,挺身捍衛香港司法獨立的最後底線,石永泰資深大律師,用實際例子說出了我們的心底話,維護港人的核心價值與生活方式。他們的原則和堅持,在今天的大氣候和主旋律下,其實一點都不簡單,一點都不容易。面對中共這部強大的國家機器,力量懸殊,無法相比,只能坐以待斃,舉手投降,但這就是我們的宿命?毋須動輒衝擊 只要緊守崗位馬道立、李國能、石永泰告訴我們,不需要動不動勇武衝擊,只要緊守崗位,對破壞摧毁香港核心價值和制度的言行,不但要寸步不讓,還要清晰而響亮地予以迎頭痛擊。這樣才能令對方收到清楚明確的信息:我們不會同意,請罷手!雨傘運動是否全盤失敗,留待史家研究,但傘後覺醒,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只要看看以下一連串的覺醒組織,就知道香港仍有希望:法政匯思(律師)、杏林覺醒(醫生)、精算思政(精算師)、進步會師(會計師)、思政築覺(建築師)、量心思政(測量師)、規言劃政(規劃師)、園境願景(園境師)、覺醒配音組(專業配音)……我不知道香港的民主運動何去何從,也不確定下一步該如何走下去。我們沒有進攻的本事和本錢,我們只能在各領域、各專業、各崗位嚴防死守,對任何違反良知價值的主張大聲說不,香港才有希望。只要守住,我們就贏!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後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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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一事未能長一智是可悲

佔中一年過去了,一年說短不短,本來支持與反對佔中的可以平靜下來,檢討或者總結得失、對香港的影響,從而得出未來香港政制發展的路向,但是很可惜,雙方仍處於敵對狀態,互相攻訐,未能做到經一事長一智,這可能是香港的又一個損失。佔中以失敗告終,曾經參與的大部分年輕人避談佔中,一周年參與紀念活動的人數寥寥,可見佔中不得人心。可是,主事者仍然心有不忿,不但不承認失敗,還寄望於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試圖東山再起。一年說長不長,侵華戰爭失敗70年後,日本人還是不服氣呢!原因大致有兩個,一是他們認為不是給中國人打敗的,所以沒有理由向中國人謝罪;二是戰後由美國人主導審判戰犯,連天皇也毋須上法庭面對裁判,大部分戰犯獲輕判,日本人更是有恃無恐不用反省。將佔中與日本侵華比較,是政治不正確,因為日本跟中國是敵我矛盾,佔中除了極少數人,是人民內部矛盾。目前反對佔中者,以毛澤東的鬥爭方式,宜將剩勇追窮寇,確實有點混淆兩種矛盾,但佔中的一些主事者,的確也可以劃分為敵我矛盾。極少數的主事者當中,有些認為中央內部有派系鬥爭,所以在對待佔中或者政制改革問題上,仍然會有轉機的可能;更加不切實際,或者是故意混淆視聽者,表示建制派內的强硬態度,或許會因為梁振英不會連任而變為軟化。佔中形成的因素確實是多樣的,中央的政策以至特區政府的管治,當然也有一定的責任,但這不能改變廣大市民不贊成佔中的事實,不能將失敗的原因訴諸於次要的因素,更不能將東山再起的機會寄託於不切實際的幻想。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後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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痾夜尿式覺醒?

雨傘運動爆發一周年,曾在研討會上聽到澳門的社會運動組織者問自己,去年澳門的「反離補」反高官自肥運動,七千人立法會前抗議的「光輝五月」,是否「痾夜尿式覺醒」?甚麼「痾夜尿」?就是三更半夜內急,覺醒了,迷迷糊糊起床;完事後,倒在床上,繼續沉睡,恍若甚麼都沒發生過,一覺醒來,甚至忘記了半夜發生的事。雨傘運動漫長而躁動的七十九天,當然絕非「痾夜尿」的短暫,而是醒透了,也再睡不下去。問題是,覺醒後,面對無盡黑夜,深深明白黎明不會來;那種無力與鬱悶,無疑會令人沮喪、疑惑。再看看身邊繼續裝睡的人,反而活得好;那些華麗轉身繼續沉睡的人,也睡得香甜,自然更易浮躁;長夜裏覺醒的人,需要強大的心靈,才能防止自己心理變態。很多運動參與者形容雨傘運動「失敗」,因為甚麼都爭取不到。是否失敗,視乎原來目的;初衷人人不同,只消看看歷史,就應知道,鐵板一塊的體制,抓權操控從來乃其生存之道。這個體制,是一個有八十年豐富經驗的鬥爭機器,一,愛權力;二,要面子;三,視人命如草芥;改變,從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失敗了嗎?世上有些事,明知渺茫,也不得不試;不踏出一步,永遠沒有成功機會。一年過去,回望雨傘運動七十九天,金銅旺的長街上,記下了歷史一筆。那年那天,面對指鹿為馬、黑白不分、沒穿衣服的皇帝,曾經有人勇敢地指出錯謬;被人打得口腫臉腫、還有香港人不甘任人魚肉,拒絕忍氣吞聲;看盡毀諾、撤謊,還有香港人,不會為了那些嗟來之食,扭曲心智、跪地求饒;歷史會記下,還有一大群人,在強權的冷笑中,不認命、不屈從。以後如何,歷史沒有終站;我們又回到起點,回看來時路,這起點不再一樣。世上往往不如所願,但改變從來都在意想不到的情況下開始,只能繼續醒來,不能沉睡。「……不必聽自暴自棄者的說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裏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魯迅講的。***   ***   ***(原文載於作者網誌,原刊於晴報專欄《風起幡動》,此文為加長版)相關文章︰催淚彈的回憶︰吸第一口催淚氣,是生命的一次昇華去年這天,已經有一個精心設計的謊言,就是這樣的無恥對手︰令我心寒的一段錄音 後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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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作紀念的928

時近九月尾,傳媒找來支持和反對佔領行動的知名人士訪問,紀念特輯無日無之。由於佔領行動在鎂光燈之下的領頭又出來說話,網上又掀起「鞭屍」,興師問罪,追究運動失敗的責任。運動的失敗,除了傷員眾多卻沒有為民主帶來寸進,最令我覺得失敗的反而是「後政改」的社會呆滯氣氛,爭取普選的呼聲陷入谷底。公眾人物學了「講了當做了」的「見報主義」,將重啟政改的承諾忘記得一乾二淨。我懼怕928會像大家最近見到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變成一段可以任由各方改寫消費的歷史,要不用來推銷勝利者的政治理念,要不就是行禮如儀紀念又紀念再慢慢被遺忘。我想提出一個大膽的想法:除非你認為事情已經作出個了斷,928根本不值得紀念,我覺得事情是要延續下去的。當政權也因應雨傘革命而變更管治方法,到底我們還應不應「正常生活」,繼續令香港「維持現狀」這個巨輪繼續運轉?你消極不變,任由政權擺佈的就是你。切實執行 改變現狀若然你真的想要紀念,我曾在facebook發表過一個建議,就是選最少一件事出來,無論是幾細小都好,你曾經想過可以改變香港現狀,但覺得太傻又或者自己一個人做無用的事,由今年928開始,擺脫犬儒想法,將這些事切實的執行,抵抗暴政為你編排好的生活方式,延續抗爭改變的力量。我自己想做到的有兩件事,都是小事。第一件是不要再罵某大電視台,要無視它。其實我一早已罷看,但我有時仍有對那個電視台開罵。我想到在單一選擇的情况,開罵都是宣傳,證明該台仍有影響力。媒體最忌不是沒有人看,而是人們連談都不談。為何網絡媒體加速香港紙媒興替卻不能打破電視一台獨大,就是因為我們又看又罵的奇怪收視習慣。該台亦睇死我們又罵又看,沒有真正的選擇,簡單而言他們以為自己牢牢地「食住了」香港人。罷搭罷睇同樣睇死港人沒選擇的還有交通。為何港鐵可以年年加價,高鐵延誤超支浪費納稅人金錢,而且在發生拒載樂器事件之後可以連PR客套話都不用跟你說?就是因為香港交通設計嚴重地向鐵路傾斜,兩鐵合併再上市後有權力壟斷交通網絡,睇死港人貪方便、貪快的性格最後都是要依賴港鐵,於是擺出高高在上,就像我們的管治者所擺出的那副「超然」姿態,又是以為已經「食住了」我們。我居住在元朗深山野嶺,每天都要到港大上班,是公眾交通系統的重度使用者。以前我是搭一程小巴加兩程巴士上班,浪費時間又辛苦。曾經我只需搭一程小巴一程港鐵,因為西港島線延到港大,所以天天都搭。由今年928開始,我會每周少乘五程,搭巴士再由上環行上港大。你可能會在笑,這是沒有用的,效果太細亦不夠徹底,有精神勝利的阿Q成分。沒錯,我個人的行動效果是極細的。我正在進行的博士研究是研究網絡行為,其一現象叫作群體智能(swarm intelligence),即系統中眾多小個體(agent)進行簡單行為,聚合成群後會變成像是有中心控制的複雜群體湧現行為(emergent behavior)。例子之一是白蟻建造白蟻窩,可以建成五米高堡壘。神奇的是白蟻是沒有建築師管工大判二判,卻可以在沒有指導監管、去中心化之下建成堡壘。一群沒有視覺的蟻其實只不停執行三種簡單的行為,就是搬泥到空的位置、如位置已有泥就找另一個空位,最後是搬泥時避免撞到其他白蟻,卻要與其他白蟻保持一定距離。單這三個行為一群白蟻就會建成堡壘。所謂趨勢,就是由簡單的個體行為聚合而成。不要維持香港現狀還記得數年前的台慶罷睇事件嗎?試想想天天也是如此,甚至那電視台變成了只有特定低消費群體才看的電視台,甚至變成談都不想談的環境噪音,廣告收益下降,看看那台還能否像如今意氣風發搬弄是非?試想想如果香港每個打工仔持續地五個工作天來回有一程選擇不搭港鐵,乘搭其他交通工具,港鐵客量就會下降10%,收益亦相應下降10%。試想一家被政府欽定為交通王者的上市公司10%收益流向其他公司,他們仍能張牙舞爪?試想想,去年928漫天烽火,危機處處,難道街上的人又有去想過計算走上街有沒有用?最少我自己當天走上街,心中想的除了是政府逼人太甚,就是我想要轉變,不要維持香港的現狀。那79天,有人認為佔領行動有外部勢力擺佈,其實只是每個佔領參與者不同的簡單行為,在沒有中心控制之下聚集成了趨勢……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後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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