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選:傘落社區的考驗

雨傘運動約一年後,各方有不少的檢討總結,也有不少評論指其實一年來都沒有很好的把運動檢討總結。兩星期後的區議會選舉,是雨傘運動後的第一次政治裁決。近年來區議會選舉其實愈趨「非政治化」,意指政治議題除了2003年以外,對選民的影響愈來愈小。但兩星期後區選結果揭盅,各方評論必然不會針對400多個選區的具體地區情况,而會視為總體的政治氣壓計。如果泛民戰績不理想,「傘兵」又沒人當選,便會被詮釋為選民不認同佔領運動而「票債票償」。如果泛民「獲勝」(有一定議席增長也應該視為「獲勝」了),便可能被詮釋為年輕選民受雨傘運動刺激而醒覺,視為對民主派的強心針。我覺得更重要的,是這次區議會選戰對香港民主運動未來路線的啟示。對運動路向的啟示一直以來,很多人以為2017年普選特首的希望幻滅,加上佔領運動的經驗,香港的民主運動和政治運動會出現「範式轉移」,最正常的想像是激進路線會更有市場,放棄建制內爭取的手法,而用更反建制(例如不合作運動)的手法作抗爭等。但令筆者意外的是,佔領結束後不少人提出的卻是要打好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的選戰,包括部分傘後組織參與區議會選舉。佔領過後,民主運動反而強調議會選舉是很奇怪的(不是說「議會失效」嗎?)。泛民政團成立的目的就是參與選舉,要回到選舉和議會並不奇怪,但經過大規模佔領後連不少「傘兵」也強調要聚焦議會選舉,則比較奇怪了。這只反映了香港民主運動處境的一種無奈:政治參與空間和建制位置都這麼少,可供公開競爭的有公權力的位置,其實一直只有立法會和區議會的普選議席,不能輕言放棄。新參政者要一展拳腳,區議會選舉也是一主要出路。從運動的角度看,「傘落社區」的概念是回到公民社會「深耕社區」,當然可以是民主運動或民間社會的新實踐路向。但單就這次選戰的初步觀察,首先所謂「傘兵」的人數不算很多,所佔不及總議席的一成(即覆蓋的地域不足一成),其次是不少新候選人落區,做的事情和政綱卻非常傳統,宣傳手法和長期打地區選戰的泛民候選人差不多,例如沒有很多真正很「本土」的政綱,或者激進的訴求或手法,甚至多談佔領運動的亦不多見。單從選舉所見,看不到運動路向上的突破,此其中當然有例外:像姚松炎或朱凱迪那種較長期在地,強調由下而上的組織居民以建設另類的社區模式,和傳統泛民手法差距較大,但這也只是少數人而已。庶民經驗的時刻近年來,隨着世界各地人民民主意識提高,無論在民主政體或專制政體,當公民認為政府違背人民意願時,常爆發大規模的抗爭。像太陽花學運、埃及或香港式的佔領或「廣場」式的抗爭近年愈來愈普遍。Krastev指出,這些運動與19世紀、20世紀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革命不同,往往沒有一套整全的社會藍圖,來長期推動社會改革。以雨傘運動為例,除了團結在「我要真普選」這個大橫額下外,參與者會各自提出各種社會訴求,但不會成為一種總體綱領來推動改革。原因之一是不少參加佔領運動的都是「素人」,沒有長期參與政治運動的經驗,不會受統屬在「藍圖」的框架下思考。以現在民間運動崇尚自發、平面化、反組織、反權威的走向而言,要在大議題上形成共識將非常困難。參與者大眾的共識,可能只在抽象的「我要真普選」層次,是一種相對空泛的西方民主政體想像或者基本政治權利的層次,連具體方案大家都不容易有共識。用Krastev引述法國學者Breaugh的說法,像雨傘運動這種廣場抗爭是一個「時刻」(moment),而不是「運動」(movement),是一種公民能量的爆發,是一種「庶民經驗」(plebeian experience)。這些能量沒有組織化,但留下了人民行動可以改變世界的希望。這種「庶民經驗」在香港自2003年後愈演愈繁,公民能量在爆發後散落民間,成為下一階段的力量和充權的基礎。問題是,有沒有很好的組織基礎可以承載這些能量,令它們可以在公民社會持續參與?有沒有政治參與的渠道可以讓這些能量發揮?公民運動選舉勝選的矛盾「傘落社區」遇上了區議會選戰,很快便會發現一個矛盾:公民運動的邏輯和選舉勝選邏輯的矛盾。上面所述的「傘兵」在選戰中創新不多,一個重要原因是候選人理解若要勝選,政綱內容、宣傳手法、政治路線都需要為大多數人所接受,自己縱有嶄新的理念、激進的手法或立場,在選戰中都要服膺主流。公民社會強調人民的自發性、意識提升、主動參與社區營造,並以政治參與方式改造社區,於是重要的應是地區選民的意識覺醒,以及主動投入社區營造,而不一定要爭取大多數支持。多年以來,區議會的運作、區議員的工作模式和選舉文化,令選民習慣了期望區議員包攬一切:替他們提供服務和福利、解決個人困難、代理他們的各類地區訴求和需要、為他們爭取權益,他們「到時到候」提供選票作交換條件。到了選舉,如果一邊的候選人希望不斷鼓動居民參與,自行發掘問題和動員改善環境,但另一邊的候選人說「這些我全都可以幫你搞掂,你只要投我一票」,勝負之數,不言而喻。當然,「傘落社區」的概念本來就是從小眾做起,慢慢改變人民的文化和行為。要量變累積成質變,甚至能贏選舉,需要大量人民的移風易俗,以這次選舉的短暫「落區」時間自然是不夠。我一直覺得關鍵並非今屆「傘兵」的成敗,而是有志之士能否在敗選後持之有恆的在社區長期持續參與,才有移風易俗的希望。風物長宜放眼量,今屆區選當然是泛民政團能否緊守陣地的重要一役,對「傘落社區」而言,這應該才是開始。延伸閱讀:.Ivan Krastev, “From Politics to Protest”, Journal of Democracy, 25, 4(October 2014):5-19..Martin Breaugh(2013), The Plebeian Experience: A Discontinuous History of Political Freedo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1月9日) 選舉 後佔中 區議會 後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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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不會停歇:評環時七一社評

文:莫梭熊比擬不倫《文滙網》指今次七一遊行人數是自2009年以來最低,反對派卻拒絕承認是次遊行失敗,並轉載《環球時報》在七月一日晚上發表的社評﹣題為:七一遊行口號不知天高地厚,主要針對「修改基本法」及撒回「831決定」。「七一遊行口號不知天高地厚」到底是什麼意思?將國家比喻為天地,小小的香港蟻民憑什麼跟國家討價還價?十分有可能就是這個意思。還記得去年《環球時報》針對香港七一遊行的社評題目是這樣:香港現七一遊行,國家不可能讓步。無可否認,《環球時報》在新聞業界「威名遠播」,實是一朵文明世界中的「奇葩」。不過即便如此,這種狂妄自大的口氣卻滲出陣陣封建閉塞的酸宿味,文化基因使然?民族性使然?不過這年頭還是少談民族性為妙。奴才邏輯再引幾段環時社評內文:/喊這些口號一定很刺激,但這樣做同站在廣場上使勁幹嚎幾聲,或者高喊“要求1港幣兌換100美元”,性質是一樣的。//很多智者在警告他們要克制,“差不多就行了”……//“修改基本法”二流子可以喊,但嚴肅的政治人物決不應該喊。/主張修憲及撒回831決定是叫價過高嗎?甚至去到一個比極權政府的行為更為荒謬的程度了嗎?說穿了,這只是不折不扣的奴才邏輯,所有對抗「奴才的主子」的行為都是「傻子」才會做的,站在一旁跟「傻子」說“差不多就行了”的人則稱為「智者」。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像是活現了魯迅筆下《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故事,現實的吊詭往往叫人哭笑不得,魯迅呀魯迅,世事都被你看透了。感染遊戲對比起奴才的邏輯,更多的哲學家認為這個世界就是要靠「傻子」人類文明才得以向前遇進,難道七一遊行更應該喊:「反對打尖,要求讓坐給阿婆,反對隨街大小便……」諸如此類的基本常識嗎?想深一層,還可能真的有需要喊一喊,在《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的世界觀裏,除了擁護主子的核心價值外再沒有什麼是理所當然的。雨傘運動過後或許有些人走向了「聰明人」的道路或站在十字路猶豫未決,現在就當是在玩一個「感染」的遊戲,就看是「傻子」傳染得快還是「奴才」的宣傳更具感染力。不談七一意義在我看來,七一遊行沒有所謂的失敗與成功,人羣就是由很多獨立個體所組成,團體組織別總是以為人羣是響應誰的呼召而出來(當然不是說組織的呼召完全沒有用處),但是七一遊行的人和老共動員出來的人並不能相提並論,正因為每個人都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我敢說今年七一沒有參與遊行的人和有參與遊行的人同樣地深思熟慮。七一遊行有其輝煌歴史,數字只是反映人羣的判斷,而非遊行活動的成功或失敗。但是香港的泛民主派必須深切反思,政改後將要選擇一條怎樣的道路繼續往前走,因為你們可是脅著超過五成的民意授權。人是政治的動物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有這樣的論點:人是政治的動物,城邦的動物。這句說話的含意正正道出人的獨特性,人類不像其他動物,不會只追求物種的延續,而是要渴求不朽;並且只有人才能夠反抗,每前進一步,人類都在反抗。反抗的意志永遠不會停歇,非人類主觀願望可以阻擋,僅以此敬奉給所有極權主義者。參考資料:《文滙網》轉載《環球時報》社評﹣環時:七一遊行口號不知天高地厚 (2015年7月2日)http://news.wenweipo.com/2015/07/02/IN1507020008.htm作者簡介:人一個。在荒謬的世界中自覺有口難言,只好不停地寫…… 後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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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要自求多福

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國安法》,白紙黑字要求香港要維護國家安全,那些以行動觸犯國家安全的,將會被拒於進入內地。那些政治遺民留居香港繼續抗爭,無法與香港主流社會融合,除了耐心等待時間的治療法外,中央政府不可能有萬全之策,只能依靠香港人本身積極想辦法解決。兩極化愈演愈烈香港兩極分化的現象愈演愈烈,這次七一遊行愈見分歧。由於影響香港政治最關鍵的政改問題已經被束之高閣,遊行缺乏議題,提出繼續爭取民主等空泛口號對市民已經沒有吸引力,人數創新低早有所料。但問題是還有幾萬人冒着酷熱上街,本身就是問題,今年的新情况是,愈來愈多愛國陣營人士出來打對台,連本土派也跟泛民對着幹,警方要出動更多的警力分隔三方,香港為此要付出的法治成本愈來愈高。政治兩極分化愈演愈烈更嚴重的問題是看不到解決的曙光,分化的核心是對中央政府的立場,泛民支持者普遍對內地抱有歧見、誤解,當中的激進分子還是死硬派,他們期望用他們的想法與行動影響中國的發展,即所謂的以民主改變中國。譴責泛民死硬派,要求他們改弦更張猶如抱薪救火,徒勞無功,但另一邊廂的愛國陣營,無論從數量與政治資源都愈來愈大,而且比以前更主動積極強烈表達主張,過去的七一回歸紀念日,只會搞嘉年華以歡欣慶祝的活動來跟泛民支持者唱對台,而今是打旗海戰、口號戰,面對面的對抗,雖然這些愛國陣營的支持者經常被媒體描繪成老成持重的保守形象,對抗領先潮流的年輕人,但實質是對中央政府兩種態度的對抗。近期還殺出一個程咬金,舉着殖民地的港英旗高喊香港建國,究竟是要回到殖民地還是建英國的附庸國,思想混亂卻行動激烈,本來就是一小撮的政治盲動分子,他們的行動,分化泛民,跟全港對抗,跟中央決裂,卻在年輕人中愈來愈有市場。年底的區議會選舉與明年的立法會選舉,就在這樣一個混沌的背景下開展,兩極分化必然會進一步加劇,選民只有投票給各個極端政黨或者不投票,中間派幾乎沒有空間。依靠官僚解決問題 緣木求魚既然分化的成因是跟對中央政府的態度有關,很多人把責任或者解決問題的主動權放在北京,希望或者要求中央政府採取措施。可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躍居全球第二,在國際政治舞台的分量愈來愈大,對於建立一套有別於西方民主模式的政治制度的信心愈來愈大,對於香港來說,就是要香港適應內地的一套,而不是相反方向。過去是使用苦口婆心的統戰軟招,而今是在立法和司法的硬招,過去是服不服由你,而今是不得不服。中國還有一個龐大的官僚系統,他們對於執行中央定下來的政策,毫無靈活的餘地,在官場上求穩的官員可能會採取四平八穩的手段,急進的官員有時採用一些比較冒進的手段。而且都是為官一任,着眼於當前和短期目標。總的來說,依靠官僚去解決香港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似乎是緣木求魚。北京也不是完全沒有角色可以扮演,英國人在香港殖民管治期間,由英資企業或者個人提供大量的獎學金給港人到英國讀書,而今回歸了,中資企業都跑哪兒去呢?近日看到深圳前海管理局給香港學生提供實習機會,還有一千元的補助,這種政府行為,其他城市還沒有看到;香港的商會與政黨也有類似的計劃,也有個人的獎學金,這些是香港社會力量的行為,中資機構這方面的表現,乏善足陳。反效果的國情交流團香港年輕人對國家的各個方面都缺乏了解,地理、文化、經濟、社會、政治都可謂一竅不通,特區政府教育局也有多種資助讓中小學生到內地參觀交流,但只管發錢,所謂交流就是委託給旅行社安排,甚至有投訴說帶隊的老師給學生講解,你們看到大陸的這種情况(負面現象),都是因為共產黨執政所造成的,不但對學生了解國情收效甚微,反而是反效果,為香港的激進年輕人組織輸送新生力量。天下政府一樣官僚,他們是立足於管,能達到善治的,目前的架構安排看不出來有什麼可能性。香港人最好能夠自求多福,靠自己要清楚在未來一段很長的時間,香港仍然會出於政治兩極分化的局面,各政黨都會被迫表態,對中央政府的態度。政黨跟着選民走 惡性循環過去政界人士都認為,香港的中間派佔大多數,各政黨都盡量往中間靠以爭取支持者的數量最大化,政策取向都是以最大公約數作為考慮基點,政黨高層的形象設計也會盡量中性,爭取原來支持者以及游離選票。這次政改,雖然最後以失敗告終,但各原來向中間靠攏的政黨都被迫向兩邊極端傾斜,因為選民的取向變化,政治立場明晰,政黨也必須跟着選民的取向走。政黨領袖也必然不可能再像以前般奉行模糊主義,反而要標榜極端政策才能贏得支持者的忠誠度。政黨的向兩邊極端傾斜,使得原來已經撕裂的選民取態進一步惡性循環,反過來使兩極分化更難調和,如果這就是香港的政治命運,多福也難以自求。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後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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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後的二三事

政改在完全意想不到之下,以一齣荒誕劇形式落幕。政府、建制和泛民陣營,都已開始在政改否決後作出調整。建制派的荒誕劇經過整整一星期仍未完場,含淚道歉有之、互相指罵有之、將WhatsApp放料予傳媒有之,昨晚的中聯辦「查罪」或許不久也會有內幕消息傳出?但無論如何,這次罕見的「意外」,也大概讓人明白,倚賴他們作管治聯盟的特區政府為何施政總是錯漏百出、無法修正。他們的支持者也可以知道,他們在支持的是怎樣的一群議員。政改表決後數天,湯家驊議員宣布退出公民黨及將辭去立法會議席。我尊敬湯議員的一致,從頭到尾都忠於自己理念,跟組織無法保持相近步調而大方退出亦贏得社會尊重。但他辭職消息一出,頓時陰謀論四起。我不喜歡陰謀論,因為陰謀論可在全無事實根據下亂吹出來,百辭莫辯。陰謀論很易會演變成白色恐怖,實不應墮入這思維裏。政改表決翌日,政府突宣布押後創新科技局議程,讓11項民生撥款(如綜援、生果金「出三糧」、公屋免租、公務員加薪、安老院舍等)先行。這個突變,相信是政府早在預期中的計劃,但因建制派那荒誕表現而被迫匆匆拿來止血。面對這個逼出來的「善意」,泛民主派亦表明會正常審議民生撥款,拉布的議員亦指不會阻礙民生撥款通過。你看,多麼和諧。其實,這些善意都如發叔一樣,來得太遲。梁振英上任那天,他的鬥爭思維,是香港社會撕裂的分水嶺。而這些鬥爭,對香港社會穩定、和諧、民心回歸有何影響相信明眼人一看就知。我相信,若政府正正常常工作,讓彼此沒爭議的事先行、減少以鬥爭為綱領,也許這幾年整個香港社會生態也全然不同了。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梁振英 後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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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政改戰場 由街頭回到議會

後政改的局勢是這樣的,中央香港各過了一招,中央出了8.31,香港出了雨傘運動,結果誰也不向誰賣帳。政府揼錢落海做一場明知無用的文宣,爭普選的市民用熱血汗水未能「打動」中央,最大效果卻是緊緊綁住了泛民議員,令一場轉軚疑雲,無疾而終。檢討第一回合賽果,還是政府輸得比較難看。這不止是8比28的「蝦碌」賽果,而是泛民的最終票數,不單一票不少,所有潛在轉軚的議員都不為所動,更連被視為中間偏建制的梁家騮,也明確投下了反對票。政府所做的工夫,完全白費。梁家騮的案例其實很值得研究,醫學界總共做了3次民調,3次都是反對政改方案者佔多數。由於3次民調的正反差距都不是一面倒,醫學會甚至作出了「政改立場中立」的建議予梁家騮。也就是說,梁家騮的投票策略,其實大可以投棄權票,表示自己「中立」的態度。但最後「怪醫」還是投了反對票,因為他心知肚明,醫學界的選民,特別是年輕醫科學生,都是堅決反對政改,若不想票債票償,誠實跟從業界意願是唯一出路。他在電台訪問說得很白,選民基數大的專業界別,較不易受北京操控。所以後政改的戰場不是熱鬧的街頭,而是沉悶但卻是決定性的議會。北京不會因為8‧31的失敗而改變強硬策略,因為還有終極手段未出,便是直接在議會奪取三分之二的議席,從而可以不須妥協讓步便通過政改方案。可以預期,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之前,北京都不會對否決的泛民溝通讓步,直至2016年選舉結束,如果泛民仍可保住否決權的議席數目,甚至可以回到議會多數派的盛勢,則北京才會放下身段,出軟功溝通。正如戴耀廷當初的主張,要和人談判便要有核彈;當日他選擇的核彈是街頭,但似乎最有效的武器,卻仍是沉悶刻板卻有生死大權的——議會。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立法會 後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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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被否決 優化應繼續

政改以28:8的大比數被否決,反映了港人在政改問題上的分歧。儘管有建制派愚蠢的「蝦碌」作為喜慶的佐料,但無改政制停滯不前的苦澀。政改問題還帶來香港政治撕裂。有人認為,此時應該專注民生,不提政治。此言差矣。我認為,政改被否決後,拋開真假普選的議題,正是雙方採取積極主動的姿態,在政治上彌補裂痕的良機。具體地說,政改雖然被否決,但應該適時重啓優化選委會組成與選舉方法的討論,為2017年特首選舉作準備。重啓優化選委會討論  準備2017特首選舉第一,《基本法》第45條規定,選舉方法必須循序漸進,也就是說在達到普選之前,如果選舉方法原地踏步,就是違反基本法。所以,即便普選方案被否決,政府也必須提出一個有進步的選舉方案,而不是絲毫不變。第二,人大8.31決定規定普選的框架。如果沿用選舉委員會的方式,那麽8.31決定則不再適用。所以,8.31框架下的「按照第4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的限制也不再適用。所以,根據各種法律文件,第5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如何產生,是很大程度上開放的。第三,中央在政改期間,一直認為如果普選不通過,那麽就會沿用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但並沒有認為選舉委員會需要一成不變。第四,在政府方案拋出之後,政務司長儘管一再強調方案不會修改,但同時又鼓勵泛民提出提委會組成和選舉方法的修改建議,認為在方案通過後還可以通過「本地立法」的形式加以改進。這證明,提(選)委會構成的微調和優化,並不涉及中央是否批准的問題。所以,優化問題並不屬於重啓政改,亦不需要重啓五部曲。第五,政務司長三番四次強調,提委會的組成,本應是普選討論的重點。可惜泛民被公民提名所挾持,以致政改一直失焦。但這說明,政府方面也認為,原先選委會的組成確實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第六,選委會的構成和選舉方法嚴重偏離香港的現實,已經無法反映基本法所規定的「廣泛代表性」的要求。這幾乎是一個廣泛的共識。就政府公布的第一輪諮詢的意見看,各建制派團體都認為提委會需要優化,因為他們也認同原先的選委會機構不符合「廣泛代表性」。既然如此,第5任行政長官的選委會也不應該延續這種缺乏代表性的制度。第七,政改期間,泛民內部有很多人也支持優化提委會的方向。可惜在激進派壓力之下,一些主張這個方向的人士還被開除出黨。「政治正確」居然也成為提倡自由的泛民的禁忌。普選否決後,泛民基於現實,繼續強行主張公民提名注定無法得到支持。這反而可以令大部分的泛民擺脫被激進派施行的道德綁架。溫和泛民支持優化選舉方法的討論,也不用擔心選票流失。如果這樣也會有選票流失,證明那些選票原先也不可能再屬於他們。事實上,愛國的溫和派泛民在後政改時代的最緊迫的任務是和激進派,特別是港獨派,進行切割,而不是妄想再拉着這部分選民。在焚燒基本法事件中,不少資深的泛民為支持而支持,提出各種歪理為激進派辯護,黨同伐異之風令人側目。中國的政治文明,還遠遠沒有達到可以允許蘇格蘭獨立投票的階段。在中央眼裏,支持還是反對港獨,是分辨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的首要標準。如果不旗幟鮮明地反對港獨,就完全缺乏和中央溝通的可能。第八,在建制派和泛民勢如水火的今天,如果能攜手在優化選委會問題上取得共識和成果,這是重建政治互信的第一步。建制派雖然有國家機器的優勢,但泛民畢竟還是代表香港至少一半選民。無論哪一方,都不應期望對另一方趕盡殺絕。求同存異,互為補充才是理性社會的常態。第九,在民主精神被喚醒的情况下,不應該漠視這種民主的呼聲。儘管基於政治的考慮,不可能達到他們的要求,但在矛盾仍然處於激化的階段,置之不理不是合適的態度,反而會讓不滿情緒繼續滋長。相反,如果正視這種矛盾,在政改被否決之後,繼續擴大民主,才可以讓矛盾不會如火山一樣爆發,有利於社會凝聚正能量。第十,如果選委會成分能夠逐步實現民主化,「公民提名不可或缺」之類的不符合基本法的訴求的支持度必將下降。有利於減少日後政改的阻力,為普選鋪平道路。在現在選委會組成和選舉方法中:公司票轉董事個人票、工會票轉會員票,符合擴大民主成分,不難取得共識,陳弘毅教授的方案已經有提議;第一界別中,增加新興行業的席位也是理所當然的;第三界別中,減少漁農界席位,增加婦女界、青年界組別都是容易達到共識的,新民黨的建議中就有現成詳盡分析,不妨以此作為基礎;第四界別中,區議會代表是否廢棄互選產生(而導致建制派取得所有票),轉而採用比例代表制,也可以是一個討論的方向。社會應該就這些可能的選項,從易到難,尋求最大共識。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後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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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政改的民生經濟劇情

民主政治——就算只是局部的民主化——最為有趣的地方,是它較為立體。試想像一下,假如現時立法會的議席是委任制,受委任的議員只需要向北京或特區政府效忠,那麼那些出了洋相的議員大可以一切如常,懶理社會各界有何反應;只要有權委任他們繼續當上議員的權力來源覺得仍有價值的話,則應可以安枕無憂的等待下一次任命。這一種政治是平面的,由權力來直接操控。可是,當我們的政治制度不再完全由某一方面所支配,而是包含了某個程度的代議的元素時(儘管可能只是功能組別的選舉),則不能避免的打開了不同的可能性。舉例:就算作為建制派,也不可能只靠「聽教聽話」,跟隨指示便成功扮演其政治角色。這裏所講的不單止是他們需要面對自己所代表的界別,而且還要——無論是如何的不情願——面向社會上的公眾(而我們都知道,部分建制派議員是循地區直選而進入議會的)。雖然一般市民沒法直接以選票來懲罰那些令人失望的議員,但當負面意見累積到一定程度之後,總不會全無影響。在宏觀的層面上,一個沒有公信力的建制派,基本上不可能為特區政府施政護航。有時候,他們有可能是特區政府的「負資產」。這說起來是相當諷刺的一回事:建制派一向「聽教聽話」,並以此作為長期留在權力核心的方法,可是亦正是這個原因,他們總不能在廣大群眾面前建立一種有獨立思考、有自己一套政治主張和社會議程的形象。長期以來,建制派一直被人視為依附於權力中心的一群,到了緊急關頭一定會歸隊,而不會以事論事,敢向權力中心提出另類的選擇。所以,他們一直無法在社會層面上真真正正的打開廣泛的團結面,成為一種有機的、取得民眾支持的、活潑的政治力量。建制泛民 共存共生當然,多年以來,建制派也懶得去思考這類問題。久而久之,他們跟反對派發展出一種共存、共生的關係。這種共存、共生的關係與梁振英政府跟泛民的「矛盾對立統一」的狀態類似。早前梁先生說過將阻礙通過政改的反對派從議會中踢走,這可能是他的主觀期望。但論客觀效果,則此言一出,必定令更多市民自覺要在議會內保留有否定權力的反對派,以對特區政府有所監督、制衡。所以,也是相當諷刺的,梁振英繼續當特首,泛民便不需要想太多什麼殊途政策、另類施政思維,也可以生存下來。至於建制派,他們並非單一個體,有的突顯愛國、有的以勞工福利為招牌、有的是以維護工商界利益為己任,平時各有不同的定位,但到了關鍵時刻則按權力中心的意思而統一步伐。上述幾個山頭,各自擁有其基本盤,當中相當多的是「鐵票」。建制派的所謂爭取表現,很多時候其實都是對手令某些社會人士失望(例如一些中產人士確實不喜歡議事堂上「動手動腳」),從而將一些選票、支持拉過來。建制派作為建制派,(除了他們的基本盤之外)本身沒有什麼吸引力;只有當反對派繼續存在,偶然過了火位,他們的存在意義才會突顯出來。在目前香港的政治生態環境裏,梁振英政府、建制派、泛民其實是「孖生三兄弟」,又或者是「歡喜冤家」,因對方的存在而彼此共存、共生。更有趣的是,因為大家都是依靠對手出錯而可以得到好處,而同時他們的特點又是可以不斷發生「蝦碌」或誤布「越位陷阱」,於是三方的互動,總是拉拉扯扯,而不是良性競爭。問香港特區政治特色何在?答案是十多年來沒有進步,而這句說話可以套用到特區政府、建制派和反對派之上。在這樣的一個政治生態環境裏,如何解開死結?特區政府的領導們表示:聚焦民生經濟議題!作為特區政府領導、建制派人士的主觀期望,這不難理解。同時,這一招亦有連消帶打之效——一來政治發展的方面,想做也做不好,成績已經出來,無謂再提了;二來這可以引導大眾以為民生未有搞好,只因為單一因素,而這就是反對派的不合作。究竟有多少市民相信,只要政府所提出的新政通通在議會上順利通過,便可令香港國泰民安,這不得而知。又社會上的意見會否認同特區政府施政理念極好,只欠議員衷誠合作,這也有待了解。但值得注意的是,如上文所指出,建制派並非單一個體,而且內裏各有山頭。所謂聚焦民生經濟議題,做點實事,就等於一團和氣?這似乎是主觀願望多於客觀事實。在未來一兩年裏,且看親中勞工團體如何與建制工商界通力合作,創建一個保護及有利於「打工仔」的就業環境,而不是拖泥帶水,繼續務虛。今時今日,「幸好」青年學生忙於思考修憲,而本土派人士的社會政策思維多為右傾(起碼是反左),因此不會在社會議題上有很多意見。否則,活躍人士大可立即開始向工聯會施壓,要求它在標準工時問題上清楚表態,再而看看它會怎樣跟工商界開戰,爭取「打工仔」會叫好的勞工政策。認真的將勞資不同利益擺上枱面,將會考驗特區政府、建制派如何做實事了。聚焦民生經濟關鍵在階級關係這是北京在香港開展聯合陣線策略頗為弔詭之處:它要打開一個廣泛的團結面,將工商業、勞工團體、低下階層都拉在一起。在愛國的大旗底下,壓抑了階級利益的差異。「一國兩制」主要就是以資產階級作為首要團結對象的聯合陣線,對回歸後的香港局面,既要提防政治發展上失控,亦要提防福利主義、民粹主義(因害怕尾大不掉,以為這會影響香港經濟發展)。現在,要聚焦民生經濟議題,但工商界會願意作出多少讓步?而勞工團體又可以怎樣在沒有拿到什麼好處的情况下繼續撐特區政府呢?政改爭議剛成過去,但這只代表香港社會進入另一個劇情而已。特區政府要聚焦民生經濟議題,難題不在於反對派會否讓路,而是它有無能力處理階級利益、關係。原文可於明報觀點版 泛民 後政改 建制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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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政改的迷茫與希望

政改方案在6月18日正式被立法會否決,過去兩年的爭議告一段落。否決前一天,筆者在立法會外參與集會,見到周融的「保普聯」動員百計的大叔大媽到場支持政府,每人身穿印有編號的制服,不斷播放震耳欲聾的國歌。集會接近晚上9時,音樂停下,大叔大媽魚貫登上旅遊巴離開,場中空無一人,「標準工時」的意味太強。另一邊廂,反政改的示威者在白天寥寥可數,黃昏後趕來的群眾亦以中年人居多。黃絲帶集會音響器材沒那樣先進,但勝在人人自發,走的時候不留一點垃圾。但雨傘運動中的青年人到哪裏去了?是因為對泛民否決方案滿有信心,抑或是對時局意興闌珊,拒絕參與「行禮如儀」的集會?立法會內外折射的政治生態不單是立會外的場景折射出社會的張力,立會內建制派一手炮製的「荒誕劇」,亦讓我們看到香港政圈的畸形現狀。自從2010年政改爭議而分裂的泛民,被北京對港的極左路線逼到團結一致投反對票。相反,建制派為了給一位元老留名向北京交心,不惜冒險離場設「越位陷阱」,結果人仰馬翻。可見建制中人既無自由意志,更以私人關係凌駕公共利益。這次所以設「陷阱」不成,固然是因為自由黨步伐不一致。但前因是中央將「太有主見」 的田北俊擠壓至建制派的邊緣,而建制派又以為自由黨不敢不緊跟大隊尾巴。誰知早種的嫌隙修成正果,自由黨人對建制派班長不屑一顧,結果這個在他弟弟眼中「沒做好建制派」的田少和他的黨友,卻成為議會內僅有為北京護航的忠臣。現在歷史的紀錄是立法會以大比數否決人大常委8.31決定下的政改方案,各國媒體的頭條是: 「尷尬的政治失足」、「離奇的出走」和「慘烈的沉船」等。這樣的鬧劇,為兩年來激烈的政改爭議劃上句號,但香港民主化前路如何走下去,依然像是陳婉嫻在議事堂張大嘴巴釋出的問號。香港社會的分裂與和解有些人說佔中分裂了社會,現在首先的任務是縫合裂痕。兩年來的佔中運動不斷挑戰港人的「中環價值」,在政治權利和道路使用權中抉擇,自然是強化了黃藍思維的分野。但這種撕裂的源頭,是我們的政治制度滯後於社會發展,一國拖着兩制的後腿所致。試想北京如果給香港人一個真普選方案,現在接受「袋住先」的市民大多亦會支持,泛民支持者更無理由反對,社會自然出現絕大多數的主流民意,香港內部以至中港之間亦會出現「大和解」。問題是早在2013年,京官已明言提名委員會要「按照」選舉委員會的方式產生,特首候選人最多3至4個,可見北京早有「篩選」的打算。我們很清楚這樣的方案只會落得今天被立會否決的結局,管治的危機只會變得更為深重。三子所以提出佔中,就像見到郵輪快要撞向冰山,要製造最強的聲音向北京以至全社會提出警告。這次佔中的確沒有改變北京的決定,但建制派和一些泛民「溫和派」說如果沒有佔中,中央是「萬事好商量」,卻完全沒有事實根據。不單是篩選「愛國愛港」候選人的要求早已寫在牆上,只要了解習近平上台後如何集權一身,加強對內地傳媒和公民社會的打壓,便知道向當權者和顏悅色乞求真普選便可成功,幾近癡人說夢話。兩極對碰以後,現在大家應更清楚彼此底線。中央要確保特首不會對抗中央,不惜「災難性後果」亦要進行篩選;泛民要確保市民有真正的選擇,不惜參與佔領和否決有不合理限制的普選方案。要尋找一個中間妥協點,是中央和泛民都接受在《基本法》的精神和框架下實現普選。首先提委會要具有「廣泛代表性」,必須擴大其選民基礎至全體選民,以符合平等政治權利的原則,否則便應將提名門檻降到極低,讓不同光譜的候選人都可參選。至於中央的憂慮,大可透過「兩輪投票制」令當選者必須得到過半數選民支持,減少選出與中央對抗的人選的機會。假如中央願意不守前門(提名篩選),用兩輪投票制守中門,泛民便應該接受中央以「實質任命權」守尾門,這樣便能平衡一國與兩制的利益。在未來的日子,雙方會否朝這方向移動?我相當悲觀。主要是習近平仍在無休止地鞏固權力,強硬路線毫無逆轉的徵兆,北京只會視上述的「平衡點」威脅國家安全。另一邊廂,許多經歷了催淚彈、胡椒噴霧、警棍鎮壓的市民,因為北京毫不退讓、特區政府毫無悔意,已經與這個政權完全決裂,正在埋首思考修憲(廢除基本法45條有關提委會的條文,改為公民提名)、建立本土身分、甚至獨立。這些議題看似虛妄,卻是在絕望中自然萌生的意念。中間力量的消亡這種兩極分化的勢頭源於2003年七一遊行後中央徹底調整對港政策,由「高度關注」進化為「以我為主」,最後提出「全面管治權」,中港在10年間惡性互動,令一國兩制幾近沉淪。兩極分化的指標是中間溫和力量的消亡。2010年,以民主黨為首的溫和泛民試圖透過與中央談判以開啟一個良性互動的局面,最後發現中央與民主黨妥協只是權宜之計,未有進一步協商普選問題。2013年戴耀廷與筆者等人推動和平佔中運動,預示溫和派對中央已失去耐性。至人大常委8.31決定,數以百計的學者聯署表示「對話之路已經走盡」,標誌着中間力量全面崩潰。後政改時期仍想在中間位置發揮影響力的,可能只剩下湯家驊和一些學者、專業人士組成的智庫。湯議員不單在泛民中位處邊緣,在公民社會中更缺乏認受性,由他帶領的智庫能發揮多少政治能量令人懷疑。我們看一看像曼德拉、金大中、昂山素姫等政治領袖,他們能夠頂着年輕激進派的壓力與專制政權開展對話,是因為他們在長期抗爭中建立起公信力。在雨傘運動中缺席的政治人物和學者,即使不乏人才和善良動機,卻已失去政治基礎去促成與建制內開明力量的對話,最終可能淪為清談平台。中間溫和力量如此宿命,怎不令人唏噓?泛民路線大調整在否決政改方案後,泛民提出「重啟政改五部曲」,雖然合情合理,但觀乎中央的強硬姿勢和民間的疲累狀態,在未來兩年爭取重啟的機會甚微,更何况迫在眉睫的還有兩場選舉。但這次政改博弈已揭開彼此的底牌和暴露各方的強弱所在,泛民應藉機反思路線、調整策略、更新人員。主流泛民一直以「議會路線」為主軸,是因為相信議會民主成分會不斷擴大,特首最終由普選產生,所以必須透過在議會展示議政能力,為日後政黨執政作準備。但觀乎目前形勢,這種假設已大致失效,泛民不得不作最壞打算,預備在習近平統治下政改毫無寸進,在議會中長期作為少數派的局面下,是否應該改弦易轍以「壯大公民社會」為主軸。如是者,未來兩場選戰如何捲入公民社會的力量,從政綱的制訂以至候選人的選拔都應按此思路部署。因為民主化進程受到挫折,港人已無法依賴政府和議會保障我們的自由和權利,而只有靠公民社會來抵抗像23條般的惡法。一些學者提出「社會約章」運動,藉此凝聚各個領域的公民商討面對的挑戰(如傳媒自我審查、政治干預大學自主),和以何種行動捍衛其核心價值和拓展更大的發展空間(如用非營利組織經營如《立場新聞》的網媒,和積極動員民主派校友參選大學校董會)。崛起的中國敵視普世價值,試圖以封建思維和功利主義駕馭多元的香港社會,必然引發衝突。是否香港要經歷更大的動盪,建制派才能意識到維持現狀比起民主改革風險更高?想到這些災難都是我們希望避免,卻往往因為當權者的愚蠢而加速降臨,怎不戚戚然?幸好那天在立法會外目睹12個年輕專業團體的代表立志爭取民主,想到這批30多歲的醫生、律師、精算師、工程師等在10年後將進佔各個專業的管理層,今天在雨傘運動戰鬥過的大學生亦將會是各行各業的青年才俊,再加上10年後的大學生和中學生,四代人攜手爭取民主,那股力量誰能阻擋呢?我相信未來10年將是變局,我相信歷史是向着多元開放的方向邁進!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後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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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前途的三種想像 ——思考「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續自治」之道

文:方志恒 (香港教育學院 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政改方案被否決,意味民主派與北京暫時打成平手——民主派雖未能成功從北京手上,爭取到香港人期望的真普選;但北京同樣未能壓倒民主派,無法強迫香港人接受指鹿為馬的假普選。進入後政改時代,香港人必須重新認識「中國因素」,並在這個基礎之上思考香港前途。以往「民主回歸派」所抱持的,是「開明中國」想像,即設想中國大陸在經濟改革後,會逐步走上政治開明之路,加上港陸之間的良性互動,最終將可以實現民主回歸夢──但開明中國、良性互動的想像,已完全被8.31人大決定無情地壓碎了。近年興起的「獨立建國派」所抱持的,則是「中國崩潰」想像,即設想中共政權即將崩潰,令香港可以乘時自決,實現城邦建國、香港獨立——但中國崩潰、獨立建國的想像,卻恍似是未知的政治預言。香港人當前真實面對的,其實是「天朝中國」想像,即結合威權政治和經濟實力的天朝宗主,已經全面壓境席捲我城,並以無孔不入的國家機器操控香港——在「天朝中國」的想像下,香港人應該如何捍衛我城主體性?如何爭取最大程度的「民主自治」?如何實現在2047年後的「永續自治」?在後政改時代,所有心繫我城的朋友,都需要思考「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續自治」之道,為香港前途尋找「第三種想像」。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後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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