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崇基:劉霞的笑容

那是一張讓人既開心也痛心的照片,攝影者捕捉了精彩的一刻。劉霞自由了。飛機在赫爾辛基過境着陸,踏入芬蘭國土的一刻,也許劉霞終於確定自己真正自由了,她開心得張開雙臂,像極一隻剛從籠裏逃出來的鳥,盡情拍着翅膀,彷彿聽到她在高呼:「讓我飛吧!」當然還有她的笑容。那似乎是一種久違了的笑容,她多久沒有在外人面前笑過了?自丈夫劉曉波入獄、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以至病逝,我們一直只看到這個女人的苦,做一個異見者妻子的苦,做一個中國人的苦,每一次看到她的笑容,都帶着難以言喻的苦澀,當然看到更多的是眼淚,那種非常中國人的眼淚。她終於笑了,由衷地笑,開懷地笑,她自由了,因為離開,才有自由,離開,才有笑容,離開,才有個人意志。當一個國家的國民,只有離開才得到自由,只有離開才笑得出來,這個國家,還能夠天天對着國民奢言愛國?而我相信,她也曾經深愛這個國家,她的丈夫也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語帶不屑地譏諷香港記者,為什麼你們那麼關心一些個人問題?因為她不知道,或者不想知道,國家是由個人組成。我們的特首說那是人道主義的表現,她也顯然不知道何謂人道主義。而我看着那張照片,只想到富蘭克林說過的話:「哪裏有自由,哪裏就是我的祖國。」[趙崇基 derekee@gmail.com]PNS_WEB_TC/20180713/s00305/text/1531419592466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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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家輝:像她這樣的一個女子

泰國少年和教練全部獲救之日,亦是劉霞安然飛抵柏林之時,總算,終於,兩邊的人都嘗到了自由的滋味。然而自由的意義之於少年和劉霞,到底萬般不同。受困捱苦是共同的遭遇,但一方付出的只是忍耐和等待,另一方,在此以外還要承受無比的屈辱和折騰。家破人亡呀。家.破.人.亡。多年以來的肉體和精神囚禁,多年以來的威嚇和虐待,多年以來的孤絕和無助,多年以來的幻想及其破滅,肯定像把劉霞壓在最深最沉的海底,使她感到沒頂窒息,幸好她用無比的堅忍意志讓自己活下來,終能浮出水面,嘗到一口久違了的自由空氣,但她心裡,那股屈辱,那股創傷,想必仍在餘生裡緊緊相隨,無論受到多少榮譽補償都無法抵消。多麼堅強的一個女子。堅強地選擇嫁給「國家的敵人」,堅強地在丈夫身邊一起戰鬥,堅強地在被軟禁的家裡守候與抗爭,如鋼如鐵,未曾展現過半分猶豫。是的,猶豫。念及此點便難免感到酸楚。有這麼的一種說法:劉曉波在牢裡,曾有機會「因病保釋」,只要他點頭答允簽名悔過,說我錯了,說是我錯,說我不應如此或如彼。但他偏偏不肯,他說我沒錯,他說錯的不是我,他說我仍要如此或如彼。於是繼續坐牢,坐穿牢底,坐到病死牢中。當他把這決定告訴妻子時,劉家女子有何反應?曾否猶豫,曾否勸他,曾否有半絲「曉波,不如我們認輸吧?」的撤退念頭?即使當時沒有,在丈夫死後,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不管有或沒有,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沒有扯丈夫的後腿,這是丈夫的戰役,卻亦是她的戰役,她在原地,她在戰場,她沒有在眾人面前展現任何退卻之意。其實,和平獎應由雙人共得,他們本是戰友,缺一不可,獨立而共生,兩人對和平獎的理想追求有著形式不一的能量貢獻。離開了,自由了,未來如何走下去?路還長得很。在自由的天空下,異議者不見得走得比較容易,孤絕的狀態或許暫時消退,可是戰場仍在,子彈和槍炮仍在暗處,尤其這麼的一個堅強女子,不可能禁語默然,所以走得必須步步為營,自由往往隱含壓力,這之於她是新鮮之物,必須謹慎以對。「這裡必須根絕一切猶豫,任何怯懦都無濟於事」,這是詩人但丁在地獄門上的標示。自由了,相信劉家女子必跟昔日一樣,無比堅強。[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PNS_WEB_TC/20180713/s00205/text/1531419589783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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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完了,生活繼續——德國人輸波後 (文:黃國鉅)

德國在今屆世界盃居然分組賽就出局,完全在我意料之外;但德國人接受輸波的冷靜反應,卻又在我意料之內。 當年在德國讀書時,但凡有大型國際比賽,如歐洲盃和世界盃,德國人都會與其他國家一樣,熱烈為國家隊打氣,但一旦戰敗出局,卻是另一個畫面:街上沒有人叫囂,更遑論騷亂發泄,明天當然依舊上班上課,更有趣的是,宿舍的同學都不約而同地不再提昨天的事,只會談談大家的功課、談談生活,對足球絕口不提,更不會再爭論國家隊哪裏踢得不好,彷彿一切沒有發生,如石頭掉進了水裏,泛起一片漣漪,之後又恢復平靜,彷彿石頭沒有出現過。 這就是「理性」的德國人! 這屆世界盃也不例外,而剛好我又身在德國,有機會再看看這個有趣的國家,這些有趣的國民! 生活還是要繼續 在德國對韓國一仗前一天,街頭巷尾充滿足球熱,大家還穿著國家隊的衣服,家家戶戶掛上國旗,酒吧人頭湧湧。經過第二仗對瑞典最後五分鐘美妙入球,一洗第一場對墨西哥慘敗後的頹風,以為輕取韓國一球全無問題,大家興高采烈等待德國隊進入淘汰賽時,結果卻是有歷史以來最恥辱的慘敗。但事後德國人的反應平靜得讓人驚訝,不止街上沒有任何叫囂聲,賽後我在巴士上跟一位女士攀談起來,她淡淡地說:「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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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家麟:德式愛國

柏林市中心,有一個住宅區停車場,常見三五成群的人在圍圈,不做什麼,就是聽故事。這個「景點」,附近沒有任何指示牌,沒有像樣的標誌;沒有紀念雕塑,當然更沒有墓誌銘。這裏正是希特拉最後日子藏身的地堡之原來位置,為何沒有任何標記?據說是政府刻意的,因為想避免這裏成為極右分子的聚腳地,不想納粹崇拜者找到悼念的誘因。這是理所當然的做法?不。你看看其他民族,有人把戰犯靈位放神社供奉,有人把大魔頭當作民族英雄。而德國人的懺悔,遠不止於此。二千多塊石棺形雕塑組成的歐洲猶太人遇害紀念碑群,選址就在柏林地標勃蘭登堡門旁。誰會把「恥辱」標記放在自己首都核心地帶?是德國人。在德國街頭,甚少見國旗飄揚,只會在世界盃時才見德國國旗滿街;不少德國人說,看見人們亢奮地搖動國旗,會感到不舒服不自在。此行還碰到一個記者,他當年對東西德統一有疑慮,擔心統一而強大的德國會是新一輪災難。看看一次及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她的憂慮並非無根據。德國人活在反思之中,二戰過錯成為國民教育主菜,罪疚感成為民族認同的一部分。誰說碰上國旗國歌要感動流淚?誰說國族認同必須自豪驕傲、搖旗吶喊、愛國家如同愛阿媽?[區家麟]PNS_WEB_TC/20180102/s00311/text/1514830135879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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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爾的無限制移民政策真相

德國聯邦總理府府長彼得•阿爾特邁爾 (Peter Altmaier) 是默克爾的難民政策的主要代表人。在接受德國《明鏡週刊》訪問時,阿爾特邁爾表示,面對人道大災難的默克爾沒有其他出路,只好打開德國邊境大門,讓來自中東及北非的難民跨入德國。(The Isolated Chancellor – What is Driving Angela Merkel, Der Spiegel, 2016.01.25) 事實上,對於自己的決定,默克爾一直以來都給出同樣的解釋。這個道義上的優勢使默克爾被命名為《時代雜誌》的2015年度人物,亦曾經使她成為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之一。2015年8月31日,在年度記者招待會上,默克爾表示德國是一個強大的國家,能夠處理移民危機。當時已經有好幾個月,來自中東及北非的難民和移民人數在不斷增長。記者招待會4天后,德國打開了邊境讓集中於匈牙利布達佩斯的中東與非洲移民難民湧入境內。其實,就歐盟情況來講,因為「神根地區」取消了邊境管理系統,打開一個國家的邊境,等於打開了整個「神根地區」的邊境。打開邊境後,入境人數按日增長。據統計,每天入境難民人數曾經達到1萬人,使德國行政機關應付不來。隨後,以德國為主要驅動力的歐盟要求所有的歐盟成員國(除了與歐盟另訂協議而允許不用接收這個政策的英國、愛爾蘭和丹麥之外)接收一定數量的難民,導致中東歐國家(大部分是前蘇聯共和國和衛星國)的強烈反對。當年歐盟眾議院通過的移民配額方案,今天基本上已經注銷了,默克爾在其難民政策上做出了一個U形轉彎。2016年11月7日,德國命令歐盟國家攔截載有難民的船隻並送返非洲。讓我們比較一下歐盟國家宣布的(願意)接收難民數量。在人口和經濟上,歐盟最大的三個成員中,英國許諾接收2萬、法國許諾會在兩年內接收2.4萬,只有德國一個國家宣布對移民數量沒有上限。2015年,共有130萬人申請歐盟移民庇護;其中,44.2萬申請者向德國申請庇護。2016年中,德國的《聯邦移民及難民署》(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預期2016年全年約有30萬難民打算在德國避難。那麼,依今日的德國總理的移民策略為標準,似乎只有德國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者。先看一看有沒有其他原因能夠解釋柏林的決策。德國是全歐洲在經濟上最繁榮的國家。德國大型企業早就立足全球。在這樣的一個地方,企業對國事的影響很大。其實,德國有不少大型企業都創造了很多屬下的基金會、研究院或智庫(在德語里,智庫叫做「Denkfabrik」,直接翻譯就是「思想工廠」,比英語的「think tank」或中譯的「智庫」更接近經濟範疇!)。這些機搆研究的主要事項(當然)是經濟與其發展。德國貝塔斯曼公司(Bertelsmann SE & Co. KGaA)屬全球最大媒體公司之一,商業範疇包括電視與無線電廣播、雜誌與書籍的出版、音樂、教育和服務。除了商業外,貝塔斯曼還經營一家建立於1977年的貝塔斯曼基金會。自1993年起,貝塔斯曼基金會持有貝塔斯曼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剩下的股份由莫恩(Mohn)家族擁有。據基金會的自我介紹,其目標在於為現實社會問題提供解決方案。貝塔斯曼基金會的董事會有一位叫莉茲·莫恩(Liz Mohn)的女士。她是該基金會的創立人,2009年去世的貝塔斯曼公司所有人的妻子。2004年,莉茲·莫恩公開表示支持當時為總理候選人的默克爾做總理。德國網上媒體《自由世界》(Die Freie Welt)曾報道稱,莉茲·莫恩與默克爾總理保持親密的友誼關係。(“Warum es kein Zufall ist, dass so viele Flüchtlinge nach Deutschland kommen”, Die Freie Welt, 2015.09.14.)貝塔斯曼基金會有發行其研究成果的傳統,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政策建議。最近的一項研究發表於2015年,標題為“Zuwanderungsbedarf aus Drittstaaten in Deutschland bis 2050”(中譯:到2050年為止,德國所需的第三國移民數額)。研究的開頭就指出說,「勞動力供應是增長潛力的決定因素之一。勞動潛力下跌可能會導致經濟停滯。」 勞動力潛力下跌的原因是人口數量下降,多半由社會老年化造成。這個理論導致中國大陸今年啟動第二胎政策。貝塔斯曼基金會的這項研究結論是,德國目前有大約4500萬的潛在勞動力,到2050年為止便可能降至約2900萬,即下降約1600萬。(原報告第4頁)研究的政策建議是,只有大規模的移民浪潮才能夠平衡下跌的潛在勞動力,具體建議包括「在2015年至2025年間,每年接收大約45萬移民;2026年至2035年間,每年接收60萬;然后在2036年至2050年間,每年接收55萬移民」。(原報告第79頁)上述為經濟上的原因。勞動力不足,交稅的人數下降,等於稅額下滑,導致國家年度預算的數額也相繼下降。預算少了,不足以支持社會、教育、軍事、經濟等方方面的建設。勞動力不足,社會保險公司和健康保險公司等的支出(主要是老年人,身體脆弱人士的保險支出)將大於收入(主要來自年輕和身體健康人士的保險費)。退休基金就不用提了,企業沒有足夠工人或工人能力不足時也容易轉化為該企業的前途問題。除了人口下降對經濟帶來的壓力之外,還有一個原因,默克爾總理沒有提到:就是權力。當德國要應對人口不斷下降的現象時,為什麼沒有呼籲其他歐盟國家的公民移民德國?因為來自歐盟國家的移民數量遠遠不可能滿足上述貝塔斯曼基金會的數字。歐盟基本上每個國家都正處於人口增長困境。根據CIA World Factbook的說法,於2014年,歐盟的28個國家中有11個的人口增長率為負值:從波蘭的 -0.06% (最低)到保加利亞的 -0.78% (最高)。德國的增長率為 -0.18%。與中國大陸相比,2015年的人口增長率為 +0.52%(數據來自worldometers.info)。相比之下,中國現在就已經開始進行二胎政策了。在歐盟這個組織裡,人口帶來特殊權利。歐盟眾議院的席位數量(也就是一個國家在歐盟里的影響程度)取決於各國的人口數量。目前,德國的人口最多,佔歐盟總人口的15.92%。其後有法國(12.98%)、英國(12.67%)和意大利(11.98%),都屬人口強國。英國可以忽視,因為英國不久後便要離開歐洲聯盟了。但身處負增長率中的德國不能忽略法國和意大利。兩者的人口增長率都是個正值,分別為 +0.45% 和 +0.30%。如果德國的人口繼續下滑,這樣的趨勢會導致德國失去其在歐洲的決定性位置。在此次的難民危機中,歐盟被分裂為東西兩個部分。東部反對歐盟強制的移民配額政策,西部基本上願意接收這個政策。除了最明顯的原因,即中東歐的經濟狀態沒有德法英好之外,還有幾個原因使這些國家對歐盟配額政策保持反對態度。第一,中東歐國家已經接收了很多來自烏克蘭的移民和難民,這類移民亦已成功地融入這些國家的社會和經濟體制之內。就波蘭而言,自2004年(波蘭加入歐盟的一年)起便有約80萬波蘭人移居英國,主要在服務業領域工作,以應對國內的極高失業率。此後,到波蘭的烏克蘭移民便主要在服務業和建造業找到了工作。這個流入波蘭的移民潮導致國內的失業率保持一個比較固定的水平:10-13%。單2014一年(即烏克蘭政變的一年),波蘭有關當局便向烏克蘭人批出了33萬張短期工作許可證。波蘭政府建立的智庫《東部研究中心》(Ośrodek Studiów Wschodnich)估計目前波蘭領土上有30-40萬烏克蘭人。(“Ukraine’s refugees find solace in Poland, Europe’s most homogenous society”, The Guardian, 2015.05.13.)再湧入新一批的移民可能會嚴重影嚮波蘭的經建計劃。第二,中東歐國家沒有在外建立殖民地的傳統。與此相反,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德國、英國、法國、荷蘭或比利時等國家曾經在亞洲、非洲和南北美洲都建立過殖民地。這些國家因而有較長接收來自不同世界地區的移民的歷史,也就是說在醫療、教育和語言培訓方面具有適當的基建,使之能夠吸收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這不是殖民主義的「優點」,請勿誤讀!)這不是說,有了基建便能夠順利吸收來自其他文化系統的移民。這個題目不在本文的範圍內,故不多談。如要提一個反例,就看較早前發生在柏林耶誕節市集的攻擊。報道移民事項的西方媒體不願意違反「政治正確性」和「人道」的原則,沒有報道德國對難民移民打開德國邊境的真實原因與人道原則沒有太大的關係,因而造成了公眾對本次難民移民問題的誤解。德國沒有因為道德至上原則而允許大量難民移民入境,背後的政治原因是因為歐盟體制內的德國需要盡快解決人口增長問題,從而維持德國的經濟發展速度,最終則是要繼續保有其在歐盟內的實際主導勢力。文:Renata Wong,波蘭人,在華學者。量子計算機科學家,通波蘭語、俄語、德語、英語、中文及廣東話。 德國 歐洲 難民 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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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排外風蔓延全國 難民政策定必調整

9月4日,香港立法會選舉,前往票站的選民絡繹不絕,新一屆立法會注定影響這個蕞爾小島的往後發展。同一日,遠在歐洲的德國,北部的梅克倫堡前波美拉尼亞州(Mecklenburg-Vorpommern,下作「梅前州」),居民亦以手上一票投出新的州議會,最後總理默克爾所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DU)受挫。表面看來只是一個州的政治光譜更迭,卻多少透露了德國未來發展的方向。排外主義由地方蔓延至全國有些評論認為,CDU的情况早在3月3個州進行的地方選舉時,已顯疲態,反映德國全國充斥一股高漲的排外情緒。誠然,迄上年年終難民懷疑涉及科隆等地的跨年夜性侵事件,以及周邊國家陷入恐襲的陰霾,全國排外心態確實有所增長(註1)。極右的「另類選擇黨」(AfD)在3個州共331個州議會議席中,贏得61席。但是,「默克爾嚴重受挫」一說在今年草長鶯飛之時,確有斟酌的空間。多數人都聚焦CDU在巴登符騰堡州(Baden-Württemberg,下作「巴符州」)支持度銳減12個百分點,但為何CDU在萊茵普法茨州(Rhineland-Palatinate,下作「萊普州」)和薩克森安哈爾特州(Saxony-Anhalt,下作「薩安州」)的支持度只是下跌3.4個百分點和2.7個百分點?若參考難民的分佈,方可知其端倪。按BBC上年的報道(註2),巴符州的申請庇護者佔全國12.9%,而萊普州只有4.8%,薩安州更少至2.9%——CDU的支持度與移民數字成反比,排他主義在當時比較傾向地方性,而非全國性。真正令全國國民人心惶惶的,肯定是7月接連發生的4宗暴力襲擊事件。雖然事件都發生在德國南部的巴符州和巴伐利亞州(Bavaria),但由於案情嚴重,國內輿論對難民政策負評如潮。CDU今次在梅前州遭到挫敗,淪為第三大黨,其震撼不止在於它包括了默克爾國會議席所屬的選區施特拉爾松德(Stralsund)。梅前州的申請庇護者比例近乎是全國最低,只有2%,且州界並非與奧地利、瑞士、法國接壤,而是與波羅的海,以及難民不多的波蘭相連,排外的地方性因素理應不多;但AfD竟得到20.8%的選票,證明排外之風已有蔓延全國的迹象。默克爾受壓調整 權力難被撼動如此走勢,與默克爾同一陣線的政客自然愈想與她保持距離。這種情况在3月地方大選時已見雛形,近日更甚。屬CDU、巴符州的地方政客Frank Hammerle,就曾向內政部表達期望加緊人流管制的想法,後更獲受理,在當地增設百多名邊防人員。有份與CDU聯合執政的社會民主黨(SPD),也開始批評默克爾。SPD黨魁兼副總理加布里爾更在日前直斥默克爾的難民政策拖累教育,令人意外。當批評默克爾的聲音此起彼落、擁護難民政策的國民不斷下跌、黨內外施壓不斷,她亦難以獨斷獨行,只能作出調整。儘管默克爾仍為移民政策作辯,但早前卻呼籲歐盟和北非諸國簽訂協議,以更有效控制地中海的難民航線。雖然她表明這種做法對難民都有利,但確有借計抑制難民流向歐洲之嫌。她亦開始不忘提醒國民,德國的移民人數已有所減少。「有一天,大家會厭煩默克爾的風格;有一天,黨內將不再支持她……當時代潮流轉變,就是謝幕的時候。」(註3)剛於上周日完畢的柏林地方選舉結果已出,對默克爾未見有利。不過認為默克爾會在明年的聯邦議會大選後下台,則言之尚早。綜觀現時630個聯邦議會議席,CDU佔254席,足有四成之多。有報道指加布里爾忽然批評默克爾的難民政策,是為挑戰總理鋪路,但現今持193個聯邦議席的SPD,在上述提及的4個州之地方選舉中,只在萊普州的支持度有增長(0.5個百分點),要取代CDU成為第一大黨,機會不大。另外,立場中間偏右的《圖片報》副總編輯尼古勞斯.布洛梅認為,由於默克爾及CDU不太可能會與AfD合作,是以AfD難以成為執政黨的一部分(註4)。可見,德國暫時實在難有政客能撼動默克爾的權力。所以,德國在未來應會對過度寬容的政策作出修訂,如加強邊境管制(註5),以疏導民怨,但極右立場難成主流。畢竟,德國明白自己貴為歐盟「龍頭」之一,一旦採取明顯的人流控制措施,就會令歐盟其他國家,以至歐洲經濟區(EEA)、瑞士、剛脫歐的英國有藉口力爭移民政策的主動權。這涉及到歐盟的生死存亡,德國應該不會輕率處理。註1:2015年9月一個民調顯示,37%受訪者滿意國內的難民數目,22%甚至認為應接收更多難民;〈德國人為何歡迎難民〉,《天下雜誌》註2:”Migrant crisis: EU’s Juncker announces refugee quota plan”, BBC註3:Stefan Kornelius著,楊夢茹譯,《梅克爾傳》(台北:商業周刊,2014),頁315註4:〈默克爾如何應對民粹政黨崛起?〉,《金融時報》中文網註5:直至本年6月,德國的邊防人員已制止了1萬3000多人入境,較上年全年的近9000人為高作者是自由撰稿人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26日) 德國 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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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也許沒有德國人想的這麼簡單

德國人對於自己的「融入」(integration)政策是很在意而自豪的。赴德讀書前,一直幫助辦理入讀手續的教授幾次建議我盡力在開學前早一兩個月到:「海德堡房子不好找,更重要的是,你愈早愈可以開始integration。」也許是運氣好,很快就找到住的地方,融入卻剛剛開始。她又建議去學校的Buddy Program或是語言學校的 Integration Course,後者可以提供德語之外,你需要了解德國的教育、醫療、工作、生活等等方面一個普通人需要知道的知識。到達海德堡沒多久,我南下去朋友在瑞士的家過周末。那時尼斯慘案剛剛發生,我和她的瑞士家人聊為什麼恐襲總是發生在法國和比利時,在談到尼斯有大量北非難民和移民後,他們很快比較起法國和瑞士、德國——「法國人把難民扔在貧民窟裏,沒有工作,沒有融入,都是毒品和犯罪——好像美國的黑人一樣。瑞士人會很快幫助新移民學習語言,然後工作,德國也是這樣」。在從蘇黎世回去海德堡的火車上,坐在對面的阿富汗少年用破碎的英語和我攀談,他不是難民,是被在蘇黎世的家人申請來團聚的,他不覺得說英語很必要:「你為什麼不說德語,這裏的人會幫助你學,很快就會,非常有用。」我問他來了幾個月感覺怎麼樣,他吐出了幾個詞:「和平、公平,沒有衝突,沒有戰爭。」可萬沒想到我融入的第一課卻是觀察融入政策的某種挫折或失敗——星期日晚上在德國鐵路上發生的難民少年用斧頭砍傷香港和德國乘客,然後是星期五晚上慕尼黑奧林匹亞商場外伊朗裔德國男子涉殺十人。在德國民間流傳的一則視頻裏,在慕尼黑殺人逃逸中的男人對着幾個德國人大喊:「我是德國人!但我恨你們,我要殺死你們!」「我不明白德國還有什麼沒有做好」「我不明白德國還有什麼沒有做好的,我們接收了最多的難民,竭盡全力給他們提供幫助。」一位漢堡老人嘟着嘴從唇間擠出一口氣,這好像是德國人表示無奈或是莫名其妙的固定表情。「德國人對我們真的像對德國人一樣平等,尤其是普通人。」一位剛從德國中學下課的敘利亞難民也這樣說。到底是哪裏出了錯?——媒體、學者、政客、普通人這一周都在討論這個問題。有人說是宗教極端分子瞄準孤單、年幼的難民,迅速將其極端化——可顯然這無法解釋慕尼黑的德國殺人犯;有人說也許這和宗教無關,是兩個精神異常、反社會的個體受到某種刺激後的瘋狂之舉,警方不停表示沒有證據顯示兇手和ISIS或其他極端伊斯蘭組織有聯繫——可是火車傷人的少年確實在視頻裏宣布自己效忠ISIS,而慕尼黑案犯則大喊:「我要殺死你們(德國人)!」政府官員小心謹慎地表示,火車傷人案介於「精神異常犯罪」和恐怖襲擊之間,慕尼黑警方則委婉措辭:「當殺了這麼多人的時候,很難不假設這是恐怖襲擊。」「德國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啊!」「大量的精力花在定義這是恐怖襲擊還是精神病患者犯罪——這種討論真是太德國了。」一個常駐柏林的義大利記者這樣說:「在法國、比利時,沒有人有這麼多時間討論這些,也許這是德國人無法接受自己終於也上了恐襲名單。」這個觀察不無道理,周日慘案發生後城市、鄉鎮小報不那麼在乎政治正確,他們在標題上打個問號:「巴黎、布魯塞爾、尼斯,下一個:德國?」幾個不滿的居民也說,感覺上周尼斯恐襲還是另一個世界,這周兇手就到了五分鐘之外一條街上的房子裏,「德國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啊!」難民的反應也很強烈,好幾個組織開始發起小規模遊行,希望能提醒所住之地的居民,發動襲擊的只是萬分之一都不到的少數個例,千萬不要只一想到恐襲就想到難民和穆斯林。一個在德國出生的阿富汗裔女孩哭腫眼睛說害怕,「為什麼瘋子代表了伊斯蘭,而我們要遭受罪名?」敘利亞難民少年說現在要更好地學習和工作,努力奪回定義穆斯林的權利。但遺憾的是,看起來這已經晚了,不管人們如何定義恐怖襲擊,如何驕傲自己或其他德國人如何幫助難民融入,數以百萬計的難民在短短一年內湧入這個國家後,確實給整個社會的治安、文化、教育、就業提出各種挑戰;躺在維爾茨堡裏仍然深切治療的港人遊客也是恐怖發生過、繼續存在的明證。當呼籲理性、善意的民眾不住提醒人們防止簡單標籤的時候,也有很多人小心說出反方面意見。「這些事情確實是他們來以後發生的,對吧?」一位斯圖加特的汽車工程師坐在自家陽台上喝着啤酒,盡力委婉地說,他正計劃着和家人去慕尼黑過周末。他的中國妻子更加直接,來斯圖加特一年,她觀察到難民愈來愈多:「我分不清楚難民是哪裏人,就是看到中東那種面孔覺得害怕,坐車的時候如果離得近,我都不敢抬頭看他們。」但也許「integration」沒有德國人想的那麼簡單。我來這裏時間很短,有一個直觀(所以也許有誤)的感覺,就是這個國家的人們遇到問題習慣通過實際的手續、制度去解決,迅速把事情制度化。例如慕尼黑慘案發生兩三個小時,市內醫院就已經全部準備好迎接大量可能來的後續傷者;市內外交通停滯,要給趕來的菁英警察讓道,就連通過慕尼黑領空飛向其他地方的航線,也都滯留始發機場;警方迅速掌握情况,要求記者和普通人不要分享照片,免得引發恐慌或給兇手提供情報——這也是德國人對於自己國家安全的信心來源。可另一方面,這樣「德國經驗」的處理方法也許還是不夠完善。比如在訪問接收了幾百個難民的小鎮時,我得知雖然絕大多數難民是穆斯林,鎮上居民也熱心提供衣食住行各方面的融入,但鎮上沒有一座清真寺,也沒有伊瑪目可以幫助年輕難民理解經書、進行朝拜。很多鎮民其實也不了解國家具體的難民政策,有人認為難民拿到很高的政府補助,其實青少年每月只有100歐元補助;有人認為難民偽裝自己的年紀,因為看上去「他們像三十歲」。即使住在一個鎮上,距離不到十分鐘的居住空間,「我們」和「他們」的分野仍由語言和文化鑿出來。這個基督教人口仍然佔多數的國家,對於伊斯蘭和穆斯林的認識仍然尚在進行,並隨時可能被對於恐怖主義引致的恐懼騎劫。作為歐盟強國……而作為歐盟強國,德國人也許還沒能接受並非所有事情都能為自己掌控,難民分配首先就要和其他歐盟國家配合,希臘、義大利的邊檢疏鬆,就有可能放行很多原本不是難民的人;而席捲全球的宗教極端勢力,即使無法在物理層面從外面進入並滲透德國社會,但無所不在的社交媒體可以衝破時空封鎖,攻入脆弱的心靈。更大層面上的中東、美國、歐洲地緣政治更是超越普通人意志和意願。去年這個時候我在雅典訪問國家經濟破產和退歐公投對於國民的衝擊,那時難民危機剛剛開始,大街小巷都有非洲面孔的年輕難民。希臘人沒有德國人這麼小心自己的言談,中產和工人階級都直言要難民滾蛋,或者滾回老家,或者滾去德國——「反正德國人覺得自己是歐洲老大,什麼都能解決,默克爾那麼仗義,那他們就趕快去德國吧」。只一年,歐洲已經進入新的時代,不管能否接受和承認,德國終於也榜上有名,而一切才剛開始……文:楊靜圖:楊靜編輯:屈曉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7月24日) 德國 難民 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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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不作為 大學生作犧牲

剛剛寫起兩個歷史人物。1943年2月22日,納粹德國政府用斷頭台處死了2名大學生。他們叫 Sophie Scholl 和 Hans Scholl,是一對兄妹,是慕尼黑大學學生。他們4日前因為在校內派發自製的反戰和反納粹傳單而被補,之後隨即被特殊法庭判叛國罪成,處以死刑。他們在庭上對自己做的事直認不諱,慷慨就義:西德紀念郵票東德紀念郵票”Somebody, after all, had to make a start. What we wrote and said is also believed by many others. They just don’t dare express themselves as we did.””Such a fine, sunny day, and I have to go, but what does my death matter, if through us, thousands of people are awakened and stirred to action?”當千千萬萬的成年人都在對邪惡政權視若無睹、敢怒不敢言,甚或指鹿為馬、助紂為虐,這兩個年輕人卻做到了人人都不敢做的事。年紀,跟一個人是否明辨是非、是否胸懷公義、是否敢於犧牲自我,沒有關係。兩位年輕人的事跡在戰後廣為流傳,成為德國人的精神榜樣。他們在 2003年一次調查中獲選為德國史上第4偉大人物,前三名是阿登納 (西德總理)、馬丁路德、馬克思,排在兩人後面的有巴哈、歌德、愛因斯坦等。相關維基條目:https://goo.gl/e6T36u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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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世界之總理

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成為《時代》雜誌2015年風雲人物,內頁報道的標題為「自由世界之總理」(Chancellor of the Free World)。可以肯定,回顧今年歐洲以至世界大事,她在處理各大危機確有貢獻,這個標題一點都不會過譽。沉着應付歐元危機按時代雜誌的說法,默克爾今年處理了兩個大危機。第一個是歐元危機。雖然整個危機由2007年開始,歷時至今已有8年,但卻未完全解決。特別是希臘債務違約問題非常困擾,涉及歐元能否穩定發展。直到今年年初,希臘的經濟危機迫使希臘政府想違約,甚至意欲公投退出歐元區。一國的經濟問題,已惡化到整個歐元區的成員國之間能否再合作下去。當然歐元成員國、歐洲中央銀行也有心理準備,希臘會隨時退出歐元區。但任由希臘退出歐元區,雖然暫時可以紓緩經濟壓力,但對歐洲整合卻是大倒退。面對希臘政府、民間的眾多責難,默克爾都沉着應付。一方面她表示尊重希臘公投,但另一方面堅持希臘政府遵守借貸協定,並返回談判桌上處理。最終默克爾成功令希臘接受借貸協定,維護歐元區的整合穩定性。也因為這件事,歐元成員國的人做了一個新字——「Merkeling」,以描述默克爾這種處理事件的耐性。難民危機 領袖風範表現無遺另一個危機便是敘利亞難民潮。到今年9月,敘利亞難民數量突然大幅增加,由以往每月幾千人增加至數萬人。難民從海陸兩路進入歐盟地區後,便徒步走到奧地利、德國、丹麥等生活水平較高的國家。面對龐大的難民,大家才發現,原來歐盟並沒有統一的難民政策。而且難民來自伊斯蘭國家,很多成員國都有反伊斯蘭的極右組織,所以很多政府都不願接收難民。德國當然也不例外,國內極右組織PEGIDA、LEGIDA已成形,貿然收容大量難民,必然會助長極右勢力。但默克爾基於人道原則,毫不猶豫宣布未來會收容80萬難民(但後來面對黨內反對壓力,她承諾大幅減少接收難民數目)。當然其中也有經濟利害計算,而且民意可能有極大的反彈,但默克爾仍然敢於面對。在危機之中,把保護基本人道的立場放在首位,真正實踐歐洲長期尊重的普世價值,默克爾的領袖風範表現無遺。回顧默克爾從政的日子,由從東德出生的人,經過多年努力後成為第一個德國聯邦女總理,確是不容易。但正因她的背景,德國人也不乏懷疑。例如逝世不久的前西德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在電視的清談節目便曾明確問道,雖然默克爾登上總理之位,究竟來自東德的她,是否真的明白、關心歐洲發展?但從今年默克爾處理兩大危機的手法,已足以否定這些懷疑。歐洲各國仍能維持聯盟,默克爾功不可沒。雖然默克爾今年處理兩大危機的成果獲得肯定,但兩大危機尚未徹底解決。如果讀者有留意歐洲經濟新聞,不難發現希臘還債問題仍不時出現。只是因為難民、恐襲問題暫時蓋過了歐元問題而已。雖然難民問題暫時告一段落,但一大群伊斯蘭文化的外來人,如何能與歐洲社會整合,卻是未來的難題之一。雖然很多德國政治領袖都意識到這個問題,不停強調社會整合,但他們具體的整合方案卻尚欠奉。再者,他們理解的整合問題,只是地區文化問題,也即西方與伊斯蘭文化,而非歷史階段、現代與前現代的文化問題。加上法國恐襲事件已明顯說明,歐洲過去二三十年的文化政策頗失敗,因為歐洲也成為輸出恐怖分子的來源地之一。所以未來歐洲文化究竟如何整合、如何幫助伊斯蘭現代化,將會是最重要的議題之一。能否推進政治聯盟 拭目以待正如哲學家哈伯瑪斯(J. Habermas)所說,歐盟要解決上述的問題,唯一合理的方法,就是要建立更緊密的政治聯盟,由此在成員國內實行更統一的政策,建立有更長遠而穩定意義的歐盟,不再是各自為政,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應付心態處理公共事務。默克爾在未來的政治生涯,能否把歐盟再往政治聯盟推進一步,拭目以待。作者是旅德學者文:瑋康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5年12月21日) 德國 歐盟 默克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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