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戰後七十周年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以包括閱兵的各種形式記念七十年前的勝利,昔日敗將德國則以德意志民族方式為戰後漫長的搜尋國際人格定位找到坐標——沒有對戰勝國低眉失額,也不是蠢蠢欲動重建軍力,德國人就像他們製造的汽車引擎的發動聲音那樣,低沉雄渾,隆然巨響天際而降。前幾天,臉書上有幾張照片,德國足球隊多蒙特及聖保利的球員各拉着一幅橫額出場:一塊上面寫着REFUGEES(難民),一塊則是WELCOME(歡迎)。所說的,是這段時期湧到歐洲的北非難民。如果日本有人咕嘀「要道歉到什麼時候?」,德國人更有理由投訴聯合國了。到今天德國還在為二戰賠罪還禮,希臘左翼政府一句「德國二戰作孽」,幾乎讓德國從此消音不提歐債。美國更是從沒對德國放鬆過一分,年前美國廣播公司(ABC)劇集Pan Am,講的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空中霸王泛美航空公司發展史,中間插了一段法國二戰孤兒長大後當上泛美空姐,首航西柏林卻無法寬恕納粹往事,憤而在美國使館酒會唱出佔領年代被迫學着的德國國歌;空姐一面唱着,臉容由寬轉緊,從微笑而憤怨。德國便是如斯在西方世界過了戰後這七十年。德國當下張開雙手擁抱八十萬難民,從實際出發是為了缺乏勞動力的經濟添加燃料,但這八十萬人如何從難民變成合格技工在平治西門子工作,那是無法預見的走勢。然而德國人在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袖手旁觀(中國),裝腔作勢(俄羅斯),詐傻扮懵(法國),謀定後動(英國美國)之時伸出援手,任憑說德國機心深重,都不能不停一停想一想:七十年的生聚教訓,今天的德國確是了不起。一九四五年秋初之時的德國,誰都是難民。一九四五年秋末,駐歐戰地記者蕭乾在他著名長篇現場報道《南德的暮秋》勾勒戰敗的德國如何不堪。蕭乾是中共黨員,但這篇以記者身分目擊撰寫的萬言長文,沒有一句八股,戰勝國的勝利歡欣,戰敗國的末將氣短一一躍然而出。然而蕭乾不是以戰勝國記者的身分大刺刺頤指氣使,豪言大國再興,他從難民營小學生以至戰俘營看到這個國家的未來。如果說,蕭乾的同事朱啟平在現場記錄日本在東京灣美艦簽署降書的長文《落日》是太平洋戰爭的經典報道,《南德的暮秋》則是歐洲戰場落幕重生的親眼記述。可惜的是,中共雖把《落日》列為語文教材,但大陸互聯網所載的《落日》不少都刪去原文最後一段,其內包括「我們的國勢猶弱,問題仍多,需要真正的民主團結,才能保持和發揚這個勝利成果。否則,我們將無面目對子孫後輩講述這一段光榮歷史了」。何以刪之,一直無法判定原因,只是這一段總結感言消失在空氣之中,無面目見國人以及朱先生。《南德的暮秋》:誰都是難民也許是時間上的巧合,但客觀而言,如今的德國人以他們對難民的支持來經歷戰敗七十周年;進一步說,德國實是以自身重量平衡難民衝擊帶來的失衡。某程度而言,東德出身的默克爾是用德國等於戰敗國的沉重歷史觀照,向世界解說人道危機可以如何處理。這大手筆的收容八十萬人的做法,第一步是在一九四五年十月踏出——《南德的暮秋》:「為培植新德國,最重要的是兩項工作:第一是教育改革,第二是政黨扶植。……因為經納粹黨蹂躪十年的德國,未受毒化的師資是不易尋覓的。有的學校,職員四分之三都得重新換人。校址及教材自也困難萬分。軍事政府派人專司檢查或編輯新的教科書,同時,廣設師範學校,造就師資。七月我在柏林的時候,德工會與政黨才剛獲准成立。如今他們已活躍起來了。最近社會民主黨曾在法蘭克福交易所開會,聽眾一千八百人。目前德國各政黨都有兩個共同原則,對外承認戰罪,負責賠償,對內各黨團結,協力重建德國」。蕭乾七十年前在德國看到的不僅是戰勝國逼迫之下的自我改造,更多是沉重的難民包袱。他在萊茵河畔的八千人難民收容所,認識一個來自浙江青田的徐姓商人,徐指着說這座樓收容波蘭難民那座是希臘難民,徐先生住在南斯拉夫難民的一座樓,蕭乾問一個年輕人是左派的鐵托支持者抑或右派米海洛維奇支持者,青年用刀往桌上一刴,「當然鐵托」。這種難民營到處都是。德國人自己也是難民,有丈夫開麵包店其後被召去打仗從此音信渺然的房東太太;大批婦女生活無着,只得替佔領軍或外國人當傭工;英國家庭主婦投書報社,要把德國奧地利婦女送到英國做家傭。另一類是戰俘,一般德軍經查明底細只是被召充軍後,送到專門接待盟軍的招待所工作,有人當樂師,有人當侍應,有人當廚子。《南德的暮秋》:「如今那長長樓房,已為木板隔開,分為『修補軍裝部』、『修指甲部』、『理髮』、『啤酒館』、『書攤』等等一律免費。伺候都是德國俘虜,綠色軍裝背後大大印着WP(War Prisoner)兩個白字。牆上到處貼着告示:『服侍你的是戰俘,請不要向他們道謝,請不要付他們小賬或贈與錢物』。」國不成國頓失所依的戰後納粹黨人在紐倫堡受審有吃有住,德國百姓則成為難民頓失所依。一九四五年的德國國不成國,民不成民,德國人就在流離失所之間蹣跚重建家國。雖然戰後美國馬歇爾計劃在西歐推動經濟得力,但一國的良心建立不是金元可以使得。西德與東德都小心翼翼走着這條良心之路,戰後西德一度欲以戰前的德國國歌《德意志人之歌》為正式國歌,此歌原譜是海頓的《皇帝四重奏》,可是因為此歌的第一段歌詞「德意志,德意志,高於一切」(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滿有納粹色彩,結果不被採納。直至九十年代東西德統一之後,確認此歌對統一德國的意義,然而只唱第三段「統一、主權和自由,為了德意志祖國」。東德的國歌是《從廢墟中崛起》,反戰自省更是溢於曲詞,「我們要和平光輝永照」。七十年間德國成為經濟大國,政治上謹小慎微,對國際事務不輕言表態,出兵參加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可以不去就不去,長年在北約東部前線卻對用武克制得令北約諸國不滿。兩德統一之後,仍然是經濟巨人政治侏儒,其間慢慢摸索定位,如何讓世人不再擔憂德國,一一成為超黨派共識。這種分際極難掌握,步伐大一點,法國波蘭馬上驚醒,喚起被侵略瓜分的痛苦回憶;步伐太小,又與其經濟大國身分不符。經過時日鍛煉,德國逐步走上自我確認自我肯定的道路,政經方面以歐洲總體利益為經、人文層面以關懷團結為緯的新德國主義,終於在這次難民人道危機顯露出來。總理默克爾接納八十萬難民,大手筆突顯的是德國的世界觀:大國能力用以濟世而非戰釁。德國回到大國舞台,毋須跟隨戰勝國美國英國,幅員廣大足以一肩挑起國際道義。二戰結束七十周年,德國重生。人文關懷的新德國主義德國以人文關懷在亂世走出新路,不爭論意識形態,不糾纏政經利益,在混沌當中立見清新。她是北約成員,對烏克蘭危機自有一己看法;她是歐洲大國,汲汲於區內團結多於一切;她是美英盟友,行事不全抱着美國大腿不放。這不是說德國十全十美,接收八十萬難民有經濟考慮,然而睽諸史實,一路走來,不矜不伐。有人說德國人老謀深算得比日本來得沉穩,我不懂,只道是德意志哲學家如林,一個熱愛思考的民族,想必比起咄咄逼人的來得步履方圓,這一點,恐怕是毋庸爭論的了。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德國

詳情

《希特拉的最後12夜》vs.《日本最長的一天》

《希特拉的最後12夜》﹝Der Untergang﹞及《日本最長的一天》﹝日本のいちばん長い日或The Emperor in August﹞乃近年頗受矚目的歷史電影之一。二齣電影描述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軸心國﹝Axis Powers﹞兩大台柱——德國及日本——在1945年敗局已定時的情景︰前者描述納粹德國元首希特拉在納粹政權崩潰前的最後歲月,後者則講述日本在戰爭最後歲月的決定投降的過程!二齣電影之亮點﹝及共通處﹞在於以戰敗國的角度看他們的領導人所發動的戰爭︰在日本,已非首次有影視作品探討日本的投降決策過程——其中《日本最長的一天》更是翻拍1967年的同名作品,但因於戰後70週年公映而備受矚目﹝註︰飾演要角「阿南惟幾」的役所廣司曾於2011年公映的《山本五十六》一片中飾演「山本五十六」一角——二片皆反思日本的軍國主義及其盲目發動的戰爭如何為日本帶來苦果﹞;而《希特拉的最後12夜》更是戰後德國首次以希特拉及其納粹政權為重心的影視作品而舉世關注!二齣電影勇敢地面對自己國家的歷史責任,反思戰爭的荒謬。不單是被侵略國深受戰禍之苦,連自己的國民也是其領導人在瘋狂野心下所發動的戰爭的受害者——他們飽受獨夫政權的暴政暴虐,且要承受那「忍所不能忍,受所不能受」的代價!德、日兩國在戰時的政權在性質上有若干相異處﹝按︰筆者在大學的畢業論文,正是比較德國的納粹政權及日本的軍人獨裁政府的異同﹞。前者乃一一黨專政的極權體制,國家——尤其是領導人——擁有絕對的權力以改造社會符合其意識形態﹝按︰共產國家與其有異典同工處﹞,後者為軍人建立的法西斯式的軍人獨裁體系。二者皆利用國家緊急狀態使其極權體系合法化,同樣對外採好戰的擴張政策!在德國,有識之士不忍看見國家遲早因領導人——希特拉——的瘋狂野心而陷入深淵,組成反納粹份子﹝the German Resistance﹞——當中包括學者、政治家及部份高級軍官,他們甚至不惜發動政變,結果功敗垂成……至於日本,同樣有不少有識之士認為戰爭——不論是侵略中國或對英美開戰——是何等的荒謬,但因他們勢孤力弱,而未能有所作為。在上者固然或因驕橫霸道、或因態度輕率、或因不負責任,無視戰爭的嚴重後果。然而,另一方面,同盟國於1943年盲目地堅持軸心國必須無條件投降﹝unconditional surrender﹞,亦為世界帶來更多的災難!蓋因此政策令軸心國感到投降不單等同面對「加太基式和平」﹝Carthagian peace﹞——戰勝國單方面對戰敗國苛責的條件,甚至可能殘酷的報復,唯有拼死一戰!結果亦簡接令希特拉及日本軍人得以繼續操控政權!然而,亦因領導人的冥頑不靈,德、日兩國附出沉重代價。在《希特拉的最後12夜》一片中,德國敗局已定,連首都柏林亦一片蒼涼!而一眾納粹高層——如戈林﹝Hermann Göring﹞及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等,大部份皆抱「樹倒猢猻散」的心態,甚至公開準備「大難臨頭各自飛」!希特拉一方面不理戰敗現實,繼續自欺欺人,另一方面面對親信「鳥獸散」之窘境,既可恨亦可憐……而希特拉最後選擇自裁,固然未能德國擺脫苦難,但至少令德國避免蒙受更進一步的痛苦﹝註︰除了少數軍人外,大部份將領及官員在希特拉自殺後,視「誓死效忠」誓言效力不復,蓋因「希特拉拋棄國家而去」﹞!而在《日本最長的一天》一片中,日本面對大勢而去,不少有識之士奔走努力,希望能令國家臨崖勒馬,避免注成更進一步大錯!然而,若干軍人硬是鐵石心腸,不恤民命,妄想舉國「一億玉碎」,圖與敵人玉石俱焚!然而,他們——除了激進的少壯派軍人外——亦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在同盟國的「無條件投降」的政策下,他們關注天皇——昭和天皇——在戰後的安危及地位問題,這除了是受「忠君愛國」的思想影響外,還關乎國體問題;莫說強硬派如阿南惟幾、梅津美治郎等不甘就範,連溫和的鈴木貫太郎、米內光政及東鄉茂德等也感躊躇!而少壯派軍人企圖假藉政變以阻止投降,並非昧於現實,實乃冥頑不靈,一錯再錯!而昭和天皇感局勢不能再拖,毅然建議政府非舉國投降不可,而在「聖斷」下,內閣閣員——包括軍方高層——勉強一致決定投降,早日結束戰爭!﹝註︰整個投降的決策過程反映日本的政治特色——日本政治根本沒有決策者,一切決定大都取決於漫長的妥協過程。而昭和天皇在大戰的角色,史學界迄今仍爭論不已;但平情而論,由於他個人畢竟與軍國主義的冒起及戰爭的爆發脫不了干係,理應遜位予族人﹙如其皇儲或兄弟﹚﹞!戰後70年,德國社會一方面已走出歷史創傷,而《希特拉的最後12夜》的製作更表示德國不會再視納粹時期的歷史為禁忌;另一方面,卻並不表示德國人會忘記或迴避他們的歷史責任﹝按:這亦是筆者在德國時觀察所得﹞。至於日本,平情而論,日本社會似亦並非如外人所想那樣沒有以史為鑑;相反,日本人亦不願重蹈覆轍:正因此,不少影視探討軍國主義如何為國家帶來災難﹝甚至有直斥當時之當國者處﹞;而近來的「反安保法」運動見證了日本社會的良心,他們——尤其是年青一代——豈容那些「小學雞」鷹派﹝chicken-hawks﹞之流如安倍晉三視國事如兒嬉﹝按:固然當政者可以「默殺」民間批評聲音;但在全球化後,一來國民不是呆子,二來海外留學生自有「過牆梯」將反思的聲音帶回國家﹞!﹝補充︰欲知軸心國另一成員國意大利之投降及墨索里尼下台之經過,可參看美國電視劇《墨索里尼秘傳》﹙Mussolini: The Untold Story﹚﹙於1985年播放﹚﹞ 日本 歷史 德國 二戰

詳情

一場70年前挑動的風波 弗來堡大學取締「海德格教席」與黑色筆記本的種族思想

德國哲學雜誌Philosophie Magazin於2月出版特別專號Sonderausgabe,專題議論哲學家與納粹的關係(Die Philosophen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分析納粹思想與當時哲學家的淵源。事出必有因,一切皆從海德格黑色筆記本(Schwarze Hefte)牽動的風波而來。自這本記載了海德格個人思想裏反猶太人傾向的「證據」於2014出版後,德國思想界一直風波不斷。先是身為弗來堡大學「海德格教席」(Heidegger-Lehrstuhl)的教授Günter Figal公開辭任海德格學會主席一位,原因是在讀過筆記後,感到「意外、驚慌、震驚(Uberrascht, entsetzt, schockiert)」,要重新思考海德格人格與其自身的關係。雖然他一直強調自己以批判的角度理解海德格哲學,而且其老師是Gadamer和Tugendhat(但他們二人皆是海德格的學生)而非海氏,但他的辭任還是被認為要與海德格反猶立場切割之舉。而近月最大的風波,則是弗來堡大學決定取消這個被稱為「海德格教席」的位置,轉為以研究邏輯及語言分析哲學為主「青年教授」(Juniorprofessur)教席。這決定引起了學界重大關注,超過3000人,包括Dieter Henrich、Manfred Frank、Markus Gabriel、Jean-Luc Nancy和Rüdiger Safranski等著名學人參與網上聯署,反對大學的決定。雖然該校校長Hans-Jochen Schiewer認為完全不能理解目前爭議,因為該行政決定在13年已然落實,理應和14年出版的黑色筆記本無關。但在同一時期,大學否決了Figal轉為榮休教授、以延長教職至2017年的申請,意味這個「海德格教席」很有可能從此消失。一連串舉措累積下來,難免予人弗來堡要成為「無海德格地帶」(Heidegger-freie Zone)的口實。為何德國某小城大學要取消一個教席,會引起如此廣泛關注?這可從歷史、傳統、德國學制等方面釋之。首先,一個教授授的教席,在德國相等於一個研究部門,教授得到資助以建立研究中心、招請研究員,學院的研究方向和傳統便是以此定調。弗來堡有胡賽爾資料館(Husserl-Archiv)和「海德格教席」,正是代表了學院百年以來的重視「現象學與詮釋學研究」地位。因此,對眾多學人而言,取消的不是單純一個教職,更重要是反映了學院未來的研究方向,以及資源的投放比例。 教席的意義根據大學呈交史特加學術部門的計劃書,原本「海德格教席」的資源將分為兩份,專研分析哲學與及中世紀哲學。而能夠把資源分為兩份的原因,是因為新職位是所謂的「青年教授」。雖然這席位也是以「教授」掛帥,但德國學界都知道,這是近年德國學界為和英美學界「接軌」而弄出來的位置,實際上和所謂的後博士(Postdoc)研究員分別不大;工作主要是作為教授的助手,分擔教學和研究擔子,是年輕學者等待成為正式教授的過渡職位。然而特別的地方是,傳統上要在德國大學教學,在取得博士資格後,還要接受教授資格考核(Habilitation),在獲得資格後,才能出任獨立講師(Privatdozent,類似Lecture的職位,但大學不予薪酬)或教授,指導學生寫博士論文。問題是,這個資格絕不易拿,因為一般人文學科博士要5年左右,而要寫一篇超越博士水平的著作,所花的時間可想而之。即使是Figal這級數的學者,在1976年獲博士後,也要到1987年才取得Habi,到1989年才首任Tübingen教授職位。是以,學界在傳統上仍特別尊重取得教授資格的學人,相對而言「年輕教授」這職位名頭雖然不錯,但實際上對很多年輕學者而言卻是雞肋之選。在如此背景下,當一所大學把教授的席位拆成年輕教授的席位,不免讓人認為,削減開支或是培養新人只是借口,實際上,是要要斷絕相關研究傳統,甚或去絕與海德格的關係。 海德格教席與現象學傳統該教席雖以「海德格教席」名之,但實際上海德格也是於1928年從胡賽爾(Edmund Hursserl)手上接下這個席位,而胡賽爾則於1916年從著名西南學派新康德主義者Heinrich Rickert手上接下來的。19世紀末以來,這教席被稱為「第一教席」(Lehrstuhl 1),後來因海德格的名聲而名之,是以,這教席代表的不單單是個教學職位,而是一項名譽、一個傳統,一個百年以來的傳統。弗來堡從新康德主義陣營轉成現象學重鎮,全因胡賽爾而起。胡氏高足無數,海德格自是表表者,而沙特(Jean-Paul Sartre)、梅洛龐蒂(Merleau-Ponty)也曾受教其下,近代法國哲學的傳統便是從這支發展出來。而由胡創立的現象學運動(Phanomenologische Bewegung),影響力不獨於哲學上發揮,近代社會學、美學、語言詮釋學、存在主義等等學科與思潮皆從此出,而近年現象學與建築學的交融(如C. Norberg-Schulz的建築現象學)亦是值得注意的後續發展。海德格後來成為胡氏座下最負盛名的學生,名聲甚至超越其師,成為現象學和詮釋學的代表人物。而海德格的學生,包括鄂蘭(Hannah Arendt)、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馬庫色(Herbert Marcuse)等都享負盛名,可見這教席對代表西方思想的重大影響力。是以,一間小城大學要主動切割自己百年建立下來的國際聲譽與地位,是如此的讓人大惑不解。 黑色筆記本與海德格在此背景下,難以讓人不和上年海德格黑色筆記本出版帶來的衝擊拉上關係。為什麼這筆記本會如此受注目?原因在於,這些筆記(現已出版的為1931到1941年間的筆記)裏載有一些反猶太人的思想「證據」。例如在筆記裏曾言,猶太人藉聰明的計算而免於參與戰爭,卻讓德國人「最好的血液」平白犧牲。 另外他亦把歐洲的精神危機聯繫到猶太人的理性與算計能力之上,間接為一種種族思想背書。學者Peter Trawny(海德格學院院長、黑色筆記本編輯)就認為,海德格的思想受《錫安長老議定書》(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影響,對猶太人產生了陰謀論式的怨恨,在相信猶太圖謀征服世界之時,將問題置於與純正德國人之種族對立之上,並反映於其思想和哲學之上。這些言論即使已是幾十年前之事,但置於當前德國的處境裏,仍是極端敏感的話題,特別最近德國正吹起右翼極端風潮(見最近的Pegida運動),這本筆記的「重光」,委實挑動了德國人的神經。人們在對海德格大張撻伐之際,大學也讓要趕緊與種族思想切割之感。然而,這樣的處理是否恰當?德國斯根大學(Universitat Siegen)將在4月尾舉行國際學術會議,主題正是「哲學與政治:海德格黑色筆記本研究」,相信到時會再牽起另一波議論。作者簡介﹕德國自由大學博士生[文.泰來 編輯/袁兆昌 電郵 mpcentury@mingpao.com]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 德國

詳情

陳嘉文:看見東德 香港人在柏林

黑白照是Roland在東德的舊照,黃色模型車是東德Trabi老爺車,旁邊的鈔票是西德馬克。聽說早前十一月九日那天,柏林霧鎖雲埋。二十五年前,圍牆倒下,當時的東德,撥開雲霧見青天,人們攀越高牆,奔向自由——那時候我年紀還小,對多事的八九年其實並沒有記憶,但對於柏林圍牆倒下,倒是形象化地記住了。很多報紙雜誌這天重提當年,都說圍牆倒下是大勢所趨、歷史必然如此寫下,可是也有人說,那其實是官員錯誤宣布取消禁令而一觸即發的結果。最近有親歷圍牆倒下的美國記者撰文,寫當時的東德其實在共產集團中算是最穩定的地區,經濟改革也有成效,國內沒有團結的工會運動。對此,自一九八六年起進出德國近三十次的香港人Roland說起當年的東德,雖然物資短缺,但衣食無憂,「統一後,東德人民起初是充滿興奮情緒的,可是後來就發現不妥,沒錯是自由了,但也開始憂慮生計,憂慮企業倒閉、憂慮自己失業」。人到中年的Roland,現在是個商人,說當年畢業後不久,八六年開始踏上東德的土地。「香港沒有東德領事館,我是先到西德,然後乘火車到西柏林,到站下車後,就像現在我們到羅湖一樣,從那兒行到另一邊的東柏林,然後走入東德旅行社,申請簽證。」當時,Roland拿着殖民地時代的英國護照,申請旅行簽證,獲批准逗留18天。他說,他早就對這個鐵幕國家感興趣,八二年開始與當地的體育雜誌編輯寫信交流做筆友,「我是唯一一個香港人長期訂閱這本雜誌」,然後打開一個行李篋,展示已開始變黃的雜誌和信件,還有一本本舊照,還有當年的東德馬克紙幣。「柏林的氣氛是獨一無二的,它是個四國佔領區,一邊有英美法,另一邊有蘇聯軍隊。現在的柏林,有一款紀念品是一個罐頭,打開裏面,空的,問檔主為什麼要賣這樣的罐頭?他說那是柏林的空氣,是柏林獨有。」[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354"] 1987年,護照上東德的蓋章。[/caption] 自由以外 從衣食無憂回歸競爭八六年過後,Roland對東德念念不忘,「翌年,再拿了三十天簽證;八八年,四十五天。當地的旅行社也有問我,為什麼對他們的國家這麼有興趣?我說好想了解你們的國家。人們常說,圍牆之內無自由,但我呢個人包拗頸,人哋講,我唔信,要睇。歷史時刻的八九年倒沒有回去,當時不知道會發生這麼大件事」。圍牆倒下後,九 ○年十月三日,兩德統一,往後Roland不久都會回到德國,有時是為了做生意,有時是回去探望當地的朋友。雖然在最重要的時刻沒有親身見證,但他這二十多年來不間斷地進出德國,看到當地一直在轉變——如果說重新擁抱自由能讓人擁有更安穩美好的生活,在Roland眼中,圍牆倒下後,東德人實際上的生活,是從社會主義式的衣食無憂,回歸現實資本社會的殘酷競爭。「未統一前的東德,衣食住行很便宜,一個工人的工資約一千東德馬克,住的廉租屋大約七十馬克一個月,一餐飯三、 四馬克,一個普通工人,都可以無憂。當時外地人入境,政府會強迫你用西德馬克用一兌一的匯率,每逗留一天,換二十五東德馬克。很蝕的,黑巿價是一兌五,不能讓外人免費享用他們的廉價福利。」Roland覺得,東德人其實基本上滿足於當時現狀,人人有工開,只是很難買到西方的奢侈品,「他們要買電視機、錄影機、咖啡,都要用西德馬克去特別的店舖買。而且物資是短缺的,買雪糕、買麵包也要排長龍」。於是,除了自由以外,這也成了東德人期待圍牆倒下後能獲得的「優待」,兩德未統一,貨幣先統一,西德政府讓人們以一兌一、一兌二的匯率換成以西德馬克為本的德國馬克,手上的銀紙升值幾倍,人們於是歡天喜地湧到銀行換錢,在東德馬克取消前幾天,百貨公司也趁機減價促銷。「拿着通用的德國馬克,人們終於可以自由地買到想買的東西,可是就因為銀紙升值,東德地區原本出產的東西,就變得沒有競爭力。本來售一萬五千東德馬克的Trabi老爺車,統一後跌至五百馬克一輛。九一年,車廠也支持不住倒閉了。」 東德產品失競爭力 車廠倒閉一堵牆,把柏林分成兩半,一邊屋租二千元,另一邊月租七十元,可是兩國統一過程沒有好好過渡,牆倒了,東邊的屋租被大大扯高,物價騰飛。Roland在東德認識不少朋友,他說,醫生、工程師還好,經濟收入沒什麼大改變,最大影響的除了工廠工人,還有國營機構的職員。他認識一個本來在東德奧運紀念品店舖的員工,在統一後,因為「東德」不再存在,公司也當然結束了,後來轉了賣鞋;另外一個本來在東德駐華使館的職員,則轉行開旅行社,招待德國人到中國旅遊。「一個在洪堡大學教生物的教授,在圍牆倒後搞小政黨,說覺得東德統一是種侮辱,在社會主義社會生活幾十年都像白活了,東德如從沒存在過一樣。」統一後,九二年奧運,東西兩邊運動員首次一同代表德國出戰,勝了比賽,奏起的卻是西德歌,「有些運動員很反感,甚至寧願德國唔好贏」。他說,在投奔自由的興奮情緒過後,東部人憂慮生計,西部人不甘交稅接濟東部人,兩邊經歷好幾年互相仇視。 不再分東德/西德人二十五年過去,到了今天,本來的東德,變成怎樣?「經濟慢慢好起來,敵對情緒也減退了。尤其新一代二十多歲的,出生在已統一的土地上,沒有經歷過分裂的狀態。」雖然租金、技術、人才仍然稍遜西部,年輕人也大多會到西部工作,在他眼中,現在兩邊的分野已不大,沒有人會用「東德人」來介紹自己,大多說自己來自什麼州份、來自東部或西部。Roland最近一次去德國,是今年八月,他兼職帶團,從東部的柏林,經德累斯頓到南邊的慕尼黑。「感覺不到兩邊(東部和西部)有很大分別,當然,巿貌不完全一樣,西部是光鮮的,但東部也比以前光鮮了許多。」文/陳嘉文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德國

詳情

陳婉容:圍牆倒下:如果歷史有「如果」

每次想起共產東德,總想起一齣叫「快樂的謊言」(Goodbye, Lenin!)的電影。電影背景是八十年代末,柏林圍牆倒下之前的東德,片中主角艾歷的母親是個社會主義信徒,終身奉獻給黨和黨的偉大事業。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八日,柏林圍牆倒下的前一天,一場急病令她昏迷不醒,八個月後一覺醒來,世界已經天翻地覆,東德的社會主義被宣判死亡。孝順仔艾歷為了母親的健康,千方百計「重塑」東德,由「自家製」社會主義品牌食物到找母親教過的學生來唱革命歌曲,細微得無孔不入。但大門既已打開,又如何阻擋得住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的腳步?一張可口可樂巨型橫幅在家中對面大樓的天台驕傲地展開,母親終究發現社會主義已無力挽狂瀾。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她此時方知一覺醒來,半生信念已成無法撿拾的一地零碎。一九八九年風雨飄搖,有許多人的理想在這個動盪年頭破滅,但更多的是冷戰面臨終結,世界終於復歸一體的歌舞昇平。中國天安門廣場、東德亞歷山大廣場、捷克瓦茨拉夫廣場相繼被自由的呼聲淹沒,最後東西方廣場的命運截然不同,原因當然跟其各自的政治脈絡有關。然而從現今的世界理解二十五年前的歷史,容易叫人太輕率地斷言當日有人錯判形勢,被歷史與當權者的暴虐和意志打垮;或將柏林圍牆倒下,歸因於當時東德早呈敗象,共產陣營已是強弩之末,只待一個導火線就會令政權相繼崩塌。1989年11月9日晚上,東德政府宣布取消外遊限制後,大批東德民眾爬上柏林地標勃蘭登堡門的圍牆。 (路透社) 歷史有太多偶然與不可知矛盾的是,歷史最容不下如果,但卻又蘊藏了太多只能還原作「如果」的偶然與不可知。如果當晚東德發言人沙波斯基(Gunter Schabowski)在東德政府放寬國民旅遊限制的記者會上,沒有因為一時情急口誤,而令東德民眾相信他們終於可以自由出入東西德,從而在圍牆附近聚集要求衛兵開閘;如果天安門開槍鎮壓的血腥恐怖不曾震動世界,而東德政府因而果斷地在萊比錫大示威驅散群眾,令十一月九日民眾不敢攀越圍牆,歷史會否走往另一個方向?研究冷戰史的學者、普立茲獎得主Anne Applebaum就柏林圍牆倒下二十五周年為文,寫及更多偶然——當年西方不少國家領袖如戴卓爾夫人和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其實都對兩德統一抱懷疑態度。如果彼時的西德總理科爾(Helmut Kohl )沒有那麼堅定的政治決心,在柏林圍牆甫倒下,立刻向從東德湧入西德的德國人發放「welcome money」,避免了可能的暴力衝突;在一九九○年又跟戈爾巴喬夫周旋,要求蘇軍從德國撤出,容許德國正式擺脫戰後四個戰勝國的制約,成為獨立統一的國家,歷史未必不會改寫。科爾晚年捲入政治獻金醜聞,令世人對他評價不一;但沒有科爾的決心,或許也沒有今日的德國。而如果在蘇聯,逼使戈爾巴喬夫下台的政變發生在東西德統一之前,肯定也會令德國重新統一這場標誌着冷戰結束的歷史大事徒添變數。 歷史終結論未被印證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論,在那個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取得壓倒性勝利的時代,呼應了許多西方世界領袖認為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理應立於一尊的論述,例如戴卓爾夫人的「There is no alternative.」。福山認為馬克思同是歷史終結論者(雖然這個觀點甚有爭議),只是他認為歷史的最終方向不是馬克思的階級革命,而是自由與民主。在那個共產政權相繼倒下,世界似乎前仆後繼地奔向自由,各前社會主義國家以各種「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一頭栽進資本陣營的年代,民主自由似乎真的是人類歷史由低往高走的目的地。這種爆炸性的理論在最歷史中最適合的時候出台,成為了新保守主義的基石。 民主自由路尚要攀越高牆然而往後二十多年的歷史,明顯證明福山的歷史終結,說得太早——由英美領頭的新保守主義帶來了更多單邊外交、極端主義、戰爭與恐怖活動,還有近年在歐洲逐漸抬頭的排外意識;不受干預的自由市場帶來了數次幾乎把世界捲入一九二九年大蕭條式經濟衰退的金融危機,包括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以及二○○八年次按危機引起的金融業連鎖倒閉。許多國家明顯沒有走在通往民主自由的路上,而且那些國家在國際社會形成了一股新的,不能輕視的力量——例如今日的中國與俄羅斯。歷史明顯沒有終結,烏托邦沒有到來,當年前仆後繼地奔往人類之解放的力量,還需要後人延續下去。當年柏林圍牆倒下,東德人民或用鏟子,或用自己的雙手,去推倒那堵將他們跟世界隔絕的,象徵四十年苦難與匱乏的高牆,追尋自由的意志教人動容。不時想起最後一個死於東德圍牆衛兵槍下的青年Chris Gueffroy——如果他願意再等半年,就不必白白犧牲。然而歷史沒有如果,立於二十五年後的今天,唯一能夠改變的,是我們身處的,當年東德圍牆外的「自由世界」。世上沒有烏托邦,資本主義陣營顯然不是苦難過後的彼岸。當年西方社會的民主自由,回應不了世界的各種問題,於是仍有人抗爭,仍有人不住尋找解決的辦法,仍然有一堵又一堵的高牆,需要人們攀越。 堅持吶喊中成就轉變書寫之時,正值學聯同學上京,期望面見掌握香港政治權力,能夠改變香港歷史的人。在佔領期間香港與中央政府的態度看來,成功機會,微乎其微。當年共產專制政權被推翻,與歷史上所有進步一樣,建基於重重複複的錯誤﹑失敗與重整。二十五年後,但願我們懂得把路鋪好,再等待一些偶然;大概抗爭的路就是擊敗了又重新站起,往復開來,堅持吶喊,才能在那堵牆的一些錯誤,一些過失,一些軟弱之間,成就歷史轉變。文__陳婉容編輯/ 洪慧冰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德國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