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他們願意穿上炸彈背心?

就在過去短短一個月,全世界先後發生至少五宗恐怖襲擊,全部均由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混入各地的「孤狼(lone wolf)」所發動,合計造成百多名無辜市民身亡,過百人受重傷。由於襲擊者的行兇手法突兀且駭人,例如邊高喊「真主至大」邊駕駛貨車衝撞正在慶祝的人群,又或在不相干的示威中發現自殺式炸彈襲擊,除了人命傷亡外,在其他市民心中也留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在恐懼之中,社會大眾對於襲擊者種種反常的行為茫然不解,訝異什麼人才會狂熱得願意犧牲性命把炸彈纏在腰間,就是為了一個信念、一種信仰?究竟恐怖分子的心理構造有什麼特別之處?一般來說,就正如前陣子的隨機殺人案般,對於身邊未能解釋的罪惡,公眾慣性地把事件歸咎於一兩個膚淺的原因,貼上一兩個簡單的標籤。在恐怖分子這一議題,他們常見的誤解有「襲擊者一定患上精神病」、「那個組織首領一定懂巫術去操控人心」,甚至筆者聽過有人把所有的錯都推給伊斯蘭教本身。雖然伊斯蘭國真的以伊斯蘭教作思想中心,但得罪講句,現存的各大宗教其實在歷史不同的時段均犯過不同的駭人罪行,只不過我們這世代碰巧是「伊斯蘭教」罷了。而且全球有17億伊斯蘭信徒,佔全球人口23%,但犯下恐怖襲擊的佔10%也沒有,要這樣怪責伊斯蘭教是不公道。另一個錯誤的觀念是人們認為所有恐怖襲擊都是由一個至數個領袖去策劃,而他們又有魔力去驅使信徒做自殺式的行為。然而,有研究指出我們口中不少恐怖組織領袖,例如本.拉登,其實都只充當「精神領袖」,用自身的存在去穩固信徒的信念,但本身參與的行動其實很少。你覺得每天都在躲避美軍狙擊的他,還會有空暇時間策劃襲擊嗎?「恐怖分子的真身」現在發生在歐洲的恐怖襲擊,其實是由我們稱為「孤狼」的狂熱信徒犯下。有別於我們看電影那種每天和首領秘密聯絡的生活,這些襲擊者和伊斯蘭國本身的關係很微弱,甚至連幹部也沒有真正接觸過。他們可能只是在網上持續吸收伊斯蘭國的報道,或者瀏覽由他們操控的論壇,之後便決志成為「殉道者」。在犯罪學上來說,孤狼遠比其他恐怖襲擊難於防避,因為他們可以是任何一個人,可以是你的鄰居,也可以是你的朋友。你可能會質問在缺乏親身洗腦下,這些培養狂熱信徒有效率嗎?當然效率一定不及當年令數千信徒自殺的人民聖殿大。但我們換個角度想,假設一個網站每日有過萬人瀏覽,其實只要有一個人成為「殉道者」,便足夠發動一次撼動歐洲的襲擊了。縱使如此,這仍然不代表那些殉道者都是「精神有問題」,相反很多心理學研究指出雖然大多數恐怖分子都有「特徵性格」,例如對社會抱持憤怒,又或性格衝動急躁,但他們百分百肯定是「神志清晰、有思考能力的正常人」。所以為什麼這些「正常人」也會犯下屠殺無辜這一滔天大罪呢?要解釋這一現象,我們可以由兩個角度看。首先,心理學已證明人類天生有施展極端暴力的潛能。舉例來說,著名的史丹福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便展示出一個看似普通的社會人一旦被社會賦予「壓迫者(獄吏)」的角色,他一樣可以對無辜的人(其他參加者)施下最殘忍的暴力。另一個例子是米爾格拉姆實驗,同樣証明正常人也可以為了服從權威而向無辜市民大下殺手。雖然以上實驗說明了所有「正常人」有潛在暴力因子,但不足以解釋ISIS襲擊者的極端行為。畢竟環顧世界各地的社會糾紛,會用如此殘暴的方式解決問題的人始終佔很少數。究竟是什麼因素造成這一差別?社會心理學家Henri Tajfei在1980年便提出要衡量一個組織的成員會否為了奉行其組織的「信條」而不擇手段,取決於他們對組織的認同,和對其他組織的不認同。「我群和他群」簡單來說,人類天性便習慣把四周的人劃分「我群」和「他群」。一般而言,人們都偏心於「我群」,對「他群」則採取漠不關心,甚至冷酷對待的態度。而究竟他們對外界有多冷酷,則取決於該組織如何塑造信徒對於外界的認知。曾經有調查發生即使在美國、以色列如此文明的國家,仍舊有過半數市民認為即使軍事行動有機會殺害數百名他國的無辜市民,但都是「正確的方式」去消滅危害自己國家的組織。連文明國家的人也是這樣,更不用說那些被伊斯蘭國洗腦的成員。所以伊斯蘭國要令信徒自願為組織殺人的方法其實很簡單,只需加深襲擊者對伊斯蘭國的認同和對西方國家的蔑視就可以了。更加具體的步驟例如:一、提升成員對組織身分的優越感:告別他們是少數被選中的人,他們比「平凡人」聰明和幸福,只有伊斯蘭真主才救贖他們;二、讓灰色地帶消失:灌輸一個非黑即白、敵我分明的簡約世界,支持伊斯蘭國的人都是正義好人,反對的一定道德敗壞的壞蛋,忽略世界的複雜性 ,並由此強迫他們切割和所有「反對者(朋友和家人)」的關係;三、去人性化:要說服一個信徒去殺人,先要讓他相信被殺的人沒有生存權利。除了用歪理游說外,還有用「非人類別名」來消減反對者的「人的身分」,例如惡魔、白皮豬。「西方政治領導人的兩難」由於部分恐怖襲擊是由中東難民到達歐洲後發動,引發了當地居民強烈的反難民浪潮。不少人批評德國總理默克爾過於迂腐,狠評她的政策是打開門口讓敵人進人,要求把難民驅逐出境,送回來源地。無可否認,在保安的角度來說,鬆散的難民政策真的讓襲擊者有機可乘,但是強行遣返難民,或者完全拒絕接受難民是否一個好策略,筆者有點保留。這保留可不是出於人道立場,而是實際考慮。正如剛才所說,伊斯蘭國的動力其實是族群間的對立。我們的歧視,我們的拒絕,我們的異樣目光正正印證了伊斯蘭國向信徒塑造那個「敵我分明的末日世界」,間接使得更多人願意投身自殺襲擊行列。如果我們把少數族群遣返回中東,你認為他們在迷茫之下,他們可以投靠的對象有誰?就是伊斯蘭國。歐洲各國需要的是更迅速和針對性的軍事行動,剷除伊斯蘭國的大本營,折斷他們的資金,但是任何只會加劇種族仇恨的政策都絕不是根絕恐怖主義的好方法。文:恐懼鳥■世紀.profile恐懼鳥於香港城市大學,修讀犯罪學。2014年7月在Facebook開設專頁「恐懼鳥」,擅長撰寫各類型的都市傳說、犯罪文章、偶然也會創作短篇恐怖故事。有幸在網民熱心轉載下,文章得以在香港、中國內地、台灣、馬來西亞等地區廣泛流傳。在2015年及2016年,先後推出兩本書籍,並登上各大書局暢銷書榜。從小喜歡蒐集世界各地的都市傳說、恐怖奇聞和犯罪歷史,並希望將「恐懼」在人群中散播,在恐懼中認清生命和自我。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6年8月4日) 恐怖襲擊 伊斯蘭國 恐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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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襲

語言發展源遠流長,任何事情都有正正反反多種說法。例如「好心無好報」和「善有善報」,又如「你對人好人對你好」和「恩將仇報」,由於人性難測,無論你怎樣說都是對的同時是錯的。如何運用語言,最終視乎你是怎樣的人、相信哪套價值觀、誠實還是說謊。法國尼斯和德國多處屠殺事件都是個人行兇,要統稱為恐襲的話,就要將美國歷年來的校園槍擊案同樣歸納為恐襲,日本的無差別殺人事件也可稱為恐襲,全部都是濫殺無辜的。近年德國接收最多難民,卻被抨擊,反而「製造」難民的始作俑者置身事外,好心無好報,可見批評容易,處理難民困難。如果我是恐怖集團主腦,我會誇大個人屠殺為恐襲,令各國不敢收留難民,難民無處可逃,只能留在原地任人魚肉。肆意批評好人愚昧嘲笑善良的人只是散播仇恨,無視濫殺無辜者往往被欺凌和歧視多年,他們的惡行跟善心人的善行並無必然關係。有些保險寫明不包恐怖襲擊、革命和暴動等,在官方和法律界定之前,傳媒用字必須謹慎。順帶一提,一帶一路有多少是恐懼襲擊、革命和暴動的高危地方呢?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7月29日) 恐怖襲擊 恐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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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哀的源頭

若干年後,慕尼黑少年殺人事件必成歐洲電影的動人題材,典型的「仇恨暴力」和「復仇暴力」,而這樣的仇,這樣的恨,背景牽涉個人卻亦超越個人,用劇情片的手法拍之,或用紀錄片的方式攝之,皆足啟發思考。不是嗎?才十八歲的大好年華,本該把精力和心思放在尋夢逐夢之上,卻因仇恨積壓心底多年,鬱結難平,竟然日思夜念的是如何用子彈向人間宣泄不滿,終至屍橫遍地,煮鶴焚琴,因自身的不滿而引爆人間的更多不滿,個人悲劇,集體悲哀,悲上加悲,乃成慘劇。十八歲竟然積壓了這麼沉重的仇與恨,可憐啊。在德國出生,在德國長大,卻在成長的路途上處處遭受欺凌與排斥,仇恨的根源既是個人亦是集體,終於在一個錯誤的結構裡,選擇了一個錯誤的回應。錯上加錯,少年不知錯滋味,社會同悲,哀痛的是一個又一個再一個的許許多多人。所謂個人的仇恨根源,是成長路途裡的同輩欺凌。殺人事件後,有同學在網上承認多年以來一直欺凌這學生,德國警方已予調查,相信必會挖出欺凌的實質內容和真相。但,同學們為什麼會欺凌他呢?想必跟社會的集體排外和歧視有關吧?伊朗裔,德國人,卻終究不會視為德國人,out of place,格格不入,怨恨情緒終像洪水般以暴力形式湧出,淹死了自己,亦淹沒了他人。少年兇手據說一邊開槍一邊高喊「我是德國人!」其實等於說,「我也是德國人!」一言道盡所曾承受的萬千排拒。法國尼斯悲劇發生後,德國《明鏡》記者開車在兇徒每天上下班的路線上來往走了好幾回,結論是,望向車外街道,望向到處懸掛的廣告、標語、口號,盡是法蘭西民族的光榮偉大,但對像兇徒這樣的一位草根外來者、新移民來說,全無意義,不管看了多少年和多少次,仍是格格不入,仍是out of place,彷彿盡是嘲弄和反諷,似在告訴他,海角天涯,你有家回不去,可這亦不是你的家。當然承受排拒與屈辱的並非只有尼斯兇徒和德國少年,但並非人人都會像他們般選擇兇殘和破壞。集體再錯,個人仍應有個人的理智選擇,集體的錯說到底只是拉拉推推的繩線,個人畢竟不是木偶,自由的意志不見得全盤無能發揮。而若干年後的劇情片或紀錄片,如何拍出個人與集體之間的曖昧界線,正是一大考驗,這條難以捉摸的紅色界線,乃悲哀之源頭,面對它,我們竟是多麼無能為力。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7月27日) 恐怖襲擊 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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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襲擊的啟示

2016年3月下旬,4日內先後發生了3宗恐怖襲擊,分別是土耳其伊斯坦堡被恐怖襲擊、非洲馬里被極端分子恐怖襲擊,以及比利時機場和地鐵被伊斯蘭國恐怖襲擊,而其獲國際關注程度卻有天壤之別。4日3恐襲 獲關注度天壤之別土耳其伊斯坦堡的恐怖襲擊,是和庫爾德人有關,但也不能排除是總統嫁禍給庫爾德人,因為美國有情報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策劃恐怖襲擊,意在把罪責推卸給庫爾德人。土耳其本就經常借外力打擊庫爾德人;埃爾多安的舉止,還有恢復鄂圖曼主義的傾向,他曾使人研究恢復成立哈里發制度,政治野心之大可想而知。近年更對中東介入愈來愈深,令人感覺他是在想做伊斯蘭的蘇丹。但土耳其對歐洲的重要性是相當大,它不但是北約成員,而且在解決中東難民問題上起到關鍵的一角,因為它鄰近敘利亞,不久前土耳其更和歐盟協議,每遣返一名難民到土耳其,就可送一名在土耳其的難民往歐洲。再講,土耳其聲言加入歐盟多年,仍無所得,埃爾多安此舉是否想討好歐洲國家以換取加入歐盟?歐洲傳媒對土耳其被恐怖襲擊的關注程度卻很低,這或許是因為土耳其是伊斯蘭教國家,和歐洲以基督教文化為主有很大不同;而且土耳其在國際上並非是經濟強國,並非如歐洲那麼強,因此較難獲得國際關注。3月21日,非洲馬里發生恐怖襲擊,事件是在馬里首都巴馬哥發生。巴馬哥一間酒店,被轉成為歐盟軍事訓練中心,在星期一有一班武裝分子衝入酒店發動恐怖襲擊,一名武裝分子死亡,兩名疑犯被捕。事件懷疑和阿蓋達馬格里布分支有關。馬里本就經常有恐怖襲擊,阿蓋達馬格里布經常針對馬里,而馬里內部又不穩定,還要面對阿扎華德民族解放運動及其他極端組織博科聖地、西非聖戰統一運動等。內政的消耗使它不能專心面對反恐工作。然而這間酒店被轉化成為歐盟軍事訓練中心,發生事件卻仍得不到國際關注,原因正是馬里是非洲的弱國,人們對非洲觀感不佳,經濟又不是強國。相反比利時恐怖襲擊事件,很快就傳遍全球。一來它在國際機場發生,令人擔心航空交通的保安及安全,事件也反映比利時的機場保安漏洞;二來歐盟總部正在比利時首都,可以說是歐洲的中心;三來比利時和法國相近,南部說法文,北部說荷文,東部說德文,正在三大語系交替點。而且最近比利時逮捕在2015年11月的法國巴黎恐怖襲擊中逃亡的薩拉赫(Salah Abdeslam),比利時遭恐怖襲擊後不久,伊斯蘭國即承認責任,表示是向比利時報復他們支持攻擊伊斯蘭國,言下之意就是與薩拉赫被捕有關。法國或有新一輪恐襲其實如果將比利時和馬里恐怖襲擊事件,和不久前科特迪瓦南部城市大巴森(Grand-Bassam)被恐怖襲擊連在一起看,就會發現一個現象:全部受襲國都和法國或法國前殖民地有關,其中馬里和比利時更和歐盟有關。這是否說明,在極端組織界內,博科聖地、伊斯蘭國和阿蓋達馬格里布分支三者是否曾經有私下協調發動襲擊?如果是,那麼法國很可能會再有新一輪恐怖襲擊。伊斯蘭國事後揚言會有新一輪恐怖襲擊,未知指的是否就是法國,因為法國有意將巴黎恐怖襲擊者薩拉赫引渡法國審訊,這可能就是伊斯蘭國指的下一個恐怖襲擊。但馬里、比利時、科特迪瓦3宗事件皆和法國或法國前殖民地有關,而比利時和馬里事件又和歐盟有關,如果要防止下一個恐怖襲擊,是否應該從這點着手,尋找線索?美歐命運被綑綁不過這次事件,一是會令難民更感到無所適從,避到歐洲都會有恐怖襲擊,他們真的不知可避到哪裏。其實倒不如迎面痛擊伊斯蘭國才是上策,至少還歐洲和中東正常生活,難民不用湧入歐洲,而歐洲也可減少恐怖襲擊;二是可能會改變歐洲和美國的選情和政治生態。歐洲本來就已經為排外問題吵得很厲害,現在這事件更令他們決心排外,特別是排難民,這會為主張反難民居住在歐洲的政黨爭取不少分數;而美國方面,只會更令瘋狂和沒有政治智慧的特朗普更顯上風,因為他雖然瘋狂,但反難民卻是他的主張,在美國仍有市場。如果他日特朗普因為這件事而當選,恐怕美國和伊斯蘭世界的關係會更緊張,因為他說過禁止所有穆斯林入境,在國際外交關係上,這恐非美國之福。美國和歐洲已經開始因為這件比利時恐怖襲擊事件而使命運被綑綁在一起。作者是國際伊斯蘭政治研究員文:李振良原文載於2016年4月9日《明報》觀點版 恐怖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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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反恐 見美國身影

美國總統奧巴馬,早前和東南亞國家聯盟十國領袖,即文萊、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越南、泰國、老撾、柬埔寨、緬甸十國,聯同東南亞國家聯盟秘書長,一同在加州安納伯格莊園見面,而且奧巴馬還高調和各領袖拍照。是次會議主要討論東盟十國和美國的關係,在聯合國憲章下尊重彼此的領土主權和政治原則,以及促進地區經濟和人民來往,以加強可持續發展。美把台灣列反恐伙伴 已見端倪其實是次會議,實際成效不多,而且對東南亞目前局勢方面討論較少;但是就其象徵意義,決不止美國在南海主權問題支持東南亞國家那麼簡單,而是還有反恐格局的思考。其實,奧巴馬任期即將屆滿,但他後期對反恐政策,明顯有些少轉變,早在美國把台灣列為反恐伙伴國家之一時,已經顯見端倪。台灣其實風險相對較低,但美國把台灣列為反恐伙伴之一,可視為美國想在亞太反恐格局尋找落腳點的第一步。如果大家有印象,相信都記得,東南亞的極端主義風險並不低。泰國去年曾經就因為遣返維吾爾族難民,而在2015年8月發生曼谷恐怖襲擊事件,至今案件仍在審訊。而泰國本身軍人當道,經常發生政變,反恐工作並不容易。印尼雅加達之前在市中心發生恐怖襲擊,襲擊策劃者就是伊斯蘭國。印尼和鄰近國家因此提高反恐的格局,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都要派軍人在公共場所駐守。東南亞國家反恐能力弱其實美國心中都清楚,東南亞國家反恐是很弱的。這主要因為東南亞各國,除了新加坡政治上比較清明外,其餘幾乎都各自面對不同的問題,削弱他們的反恐能力。比如馬來西亞就陷入首相納吉布貪污舞弊事件,至今納吉布仍未能說明清楚他的26億馬幣是如何得來的;而馬來西亞的軍人和警察的反恐能力,仍備受公眾的質疑。文萊則因為推行伊斯蘭法,先後在聖誕節、農曆新年受到批評(被指對華人和非穆斯林有較嚴格限制,雖然當地華人和基督教徒可以繼續慶祝,但不能有影響穆斯林信仰的行為),以及刑法涉及人道問題。只是文萊推行伊斯蘭法,或能暫時減低受到極端主義威脅的風險。印尼地廣人多,雖名義上以雅加達政府為中央政府,實際上各地各自為政;然而地方政府仍是沒能力去反恐,而且印尼國內具規模的極端組織就至少有18個,包括伊斯蘭國遠方哈里發、伊斯蘭祈禱團、一神教和聖戰士團、一神教之虎等,印尼多年來貪污和貧窮問題令人懷疑其反恐能力。至於菲律賓,問題就更嚴重。菲律賓的警察治安能力,全世界都知道是很弱的,馬尼拉政府是否有能力應付南部阿布沙耶夫和哈里發勝利團等極端組織,仍是相當令人懷疑。菲律賓政府至今仍沒就摩洛民族前途明確表態。菲律賓2016年還要進行選舉,際此真空之時,要策劃恐怖襲擊是很容易的事。老撾亦曾發生不明恐怖襲擊事件,而老撾政府仍沒公開襲擊的真相。至於緬甸,由於緬甸曾經發生迫害羅興亞群眾事件,引起伊斯蘭世界的不滿和批評,指其不人道對待羅興亞民族,伊斯蘭國曾被指有招募羅興亞人往伊斯蘭國,相信就是利用這宗教和民族上的蒙難情感。搶反恐主導權 跟俄羅斯對抗從上可見,東南亞的恐怖主義風險是相當高的,而東南亞還要是人口比較密集的地區之一,全球70億人口之中,東南亞就佔了6.2億人,幾近十分之一人口。美國還在東南亞諸國置有不少跨國企業,這裏也有不少美國僑民居住,尤其菲律賓更是美國前殖民地,雖然菲律賓現時獨立但美國勢力範圍仍在。不久前,奧巴馬前往馬里蘭州清真寺探望當地的穆斯林社群,強調真正的穆斯林是愛好和平的。東南亞諸國,就有3個是伊斯蘭教徒較多的國家,其中文萊是美國唯一一個給予免簽證的伊斯蘭教國家,而這是不久前達成的。如果將以上的現實情况連成一線,就會發現,美國是想在文化方面,爭取團結盟友來搶回反恐主導權,以跟採用軍事手段作為爭取反恐主導權的俄羅斯對抗。作者是國際伊斯蘭政治研究員文:李振良原文載於2016年2月29日《明報》觀點版 恐怖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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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成立恐怖組織?斯里蘭卡泰米爾猛虎的故事

如果有一條安全舒適的路可以走,誰會選擇走在懸崖峭壁的邊緣?近年來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恐怖組織,究竟為何成立,又何以能招募到年輕人甚或知識份子,為其出生入死、進行自殺式恐怖炸彈攻擊?這些恐怖組織的成員,難道都不想擁有一段平穩幸福的人生嗎?懷著這樣的疑問,來了解斯里蘭卡於2009年被政府軍殲滅的泰米爾猛虎組織,其成立的背景或許可以成為其中一種解答。泰米爾猛虎組織,全名為泰米爾伊拉姆猛虎解放組織(Liberation Tiger of Tamil Eelam,簡稱LTTE),由組織領導人普拉巴卡蘭於1975年成立,為斯里蘭卡北部的反政府武裝組織,前身為1972年成立的泰米爾新猛虎組織(TNT)。組織成立以來,發動多起恐怖攻擊、種族屠殺,以及暗殺政府重要人士的行動,包括1983年在賈夫納半島埋設地雷,殺害13名政府軍;1984年在斯里蘭卡東北部的村莊進行「種族清洗」;1985年在佛教聖地阿努拉德普勒進行大屠殺,射殺146名僧伽羅人等。一開始的暴力手段以暗殺行動為主,後續轉為屠殺平民、炸彈攻擊及自殺式襲擊。累積至2008年時已被全球30個國家視為恐怖組織,並在2009年遭斯里蘭卡政府軍殲滅,歷時37年。泰米爾猛虎組織的成員多為斯里蘭卡北部的泰米爾人,這些泰米爾人是南印度泰米爾移民的後代,主要隨著南印度三大古泰米爾王朝的南侵而遷至斯里蘭卡,而後由於荷蘭、英國陸續殖民斯里蘭卡,鼓勵當地種姓階級較高者改種菸草、椰子、棕櫚等高經濟作物,並從南印度大量引進階級較低的泰米爾人成為勞工,使泰米爾人在斯里蘭卡的總人口中約佔十分之一的比例。泰米爾人的大量移入,對於斯里蘭卡當地的僧迦羅人來說,感覺備受威脅,且兩個民族各自擁有不同的語言與宗教,逐漸形成南北兩邊的對立。英國採行「分而治之」的殖民策略,為了制衡佔斯里蘭卡大多數人口的僧迦羅人,除了大量引進南印度的泰米爾人之外,也特意培養其成為政府官員等菁英知識份子,讓泰米爾人在教育、就業等方面享受較多資源,成為協助英國管理斯里蘭卡的幫手。在斯里蘭卡爭取獨立時,泰米爾人佔了政府職位約30%、自由職業約60%的比例。因此,在斯里蘭卡脫離英國殖民而獨立後,長期受到資源剝奪和政治壓制的僧迦羅人終於掌握國家權力,並於1940年代末期,開始訂定一連串以僧迦羅人為主的法律,例如:《僧迦羅優勢法》將僧迦羅語列為官方唯一語言,且依種族比例決定錄取進入高等院校的人數,提高泰米爾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限制。還有,剝奪山區泰米爾人投票權、強調佛教優先地位、取消少數民族保護政策、國家建設忽略泰米爾人居住地區等,這些報復性強烈的政策,在僧迦羅人一吐歷史上積怨的同時,也使種族對立的情勢越來越緊繃。一開始,高知識的泰米爾人以溫和的議會路線爭取自治,但一直未見成效,直到1970年代初期,一些忍無可忍的青年組成了激進的反抗團體,進行抗爭運動,僧迦羅人掌權的政府實行鎮壓制止暴亂,引起更多泰米爾人不滿,遂而轉向獨立建國,泰米爾猛虎組織也在此時成立,開始進行游擊、暗殺等武裝攻擊。泰米爾猛虎組織全名中的伊拉姆(Tamil Eelam),代表著對泰米爾民族主義的嚮往,期望能在斯里蘭卡的北部及東北部,建立一個政教分離,奉行世俗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獨立國家。所謂的世俗主義,強調任何宗教都不應該介入政治,由於泰米爾人奉行印度教,與僧迦羅人的佛教不同,斯里蘭卡政府所推行的佛教政策與民族差別待遇,對於泰米爾人來說極難接受。由於有了這層理念的支持,以及普拉巴卡蘭推行嚴格的軍事訓練與紀律:嚴禁士兵喝酒與抽菸;除非首領許可,否則須保持單身;戰士們隨身攜帶氰化物,落入敵方手中時隨即自殺,避免受酷刑而吐露組織機密等。這些理念和制度,都讓泰米爾族的年輕人認為,與其在僧迦羅族及佛教僧侶的不公平統治之下,度過平淡且受歧視的一生,不如投入對於獨立建國理想的追求,為自己的民族爭取平等對待的權利,這樣的人生即使絢麗而短暫,也遠比苟延殘喘來得更有意義。2009年,泰米爾猛虎組織被斯里蘭卡政府軍殲滅,領導者普拉巴卡蘭死亡。自內戰結束以來,對於泰米爾人聚居的東北部,斯里蘭卡政府較內戰前投入了較多資源,促進經濟發展,但軍隊在當地依舊強勢地控制許多行政機構,許多泰米爾人民收入微薄,只能在難民營裡生活。截至目前為止,斯里蘭卡當權者都還未做出明確的政策來處理民族衝突的問題,當遭受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譴責政府未追究內戰時造成的人權迫害,斯里蘭卡政府與許多僧迦羅人卻認為,此舉為國際組織干預內政過多。前泰米爾猛虎組織的成員,多加入政府執行的「改造」計畫,昔日的狙擊手變成體育場上的射擊選手,據政府宣稱,約有一萬多名前猛虎組織的成員在政府設置的訓練營中進行「改造」,國際人權組織擔心這些成員的人權問題,曾向政府要求進入訓練營訪視,卻遭到政府拒絕。關於泰米爾猛虎組織的成立背景,有其歷史脈絡,殖民者的統治策略造成族群間的對立和仇恨。獨立後的報復政策和壓迫,使泰米爾人在官逼民反之下,不得不走上武裝抗爭的道路。每個恐怖組織的背後,可能都有著令人同情的苦衷,以及渴望達成的理想,但為了爭取生存的空間,而進行濫殺無辜的恐怖行動,卻是和平社會裡所有人都不樂見的情況。若期望恐怖組織徹底根絕消失,最有可能的辦法還是落實人生而平等的國家政策,並尊重各民族和宗教,實現一個公平正義的國家社會,人民和平共處。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下,所謂的平等難以定義與達成,但至少政府、實得利益者、社會中的每個人,都可以努力去包容多元的文化與民族,傾聽對方的需求,體諒對方的難處。只要願意為社會平等貢獻一份心力,以及擁有開闊的心胸,相信這世界上的戰爭就可以少一點,年輕人除了被逼上絕路加入恐怖組織外,還能有更好的人生選擇,讓恐怖攻擊和屠殺都走進歷史。文:林映汝(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學生)原文載於「地理眼」網誌 恐怖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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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偉雄:陶傑的左膠

陶傑很喜歡寫左膠,頻密程度大概和基督徒講魔鬼差不多,在他筆下,香港有甚麼問題,幾乎都是左膠的錯,正如基督徒犯了罪就說那是魔鬼引誘一樣。我一直懷疑,陶傑的左膠只有他的「天眼」才見得到,我們這些凡夫俗子在現實世界從沒碰到這種奇異之極的左膠。陶傑應該多謝這些奇異的左膠,因為他們是他的運財小鬼 — 要不是有這些左膠可罵,他早就江郎才盡,哪能寫出這麼多垃圾文章來賺稿費呢?陶傑最近的一篇〈左膠即內奸〉,證明了我的懷疑,就是他批判的左膠只有他才見得到。陶傑的左膠說:『對付伊斯蘭國,要以「愛與和平」,只有「愛與和平」,才可以戰勝仇恨。』現實世界裏一些被稱爲「左膠」的人,也許會提醒我們不要過份簡化伊斯蘭國恐怖活動的問題,應該了解問題的本源,尋求根治的辦法;否則,即使暫時能以暴易暴,也不會真正解決到問題。這個提醒很有道理,而有識見作出這提醒的人,當然不會天真幼稚到認為對付伊斯蘭國的恐怖活動,用的應該是「愛與和平」。其實,所謂用「愛與和平」對來付伊斯蘭國,究竟是甚麼意思,根本就不清楚。跟伊斯蘭國的恐怖分子講耶穌、企圖藉此改變他們的世界觀?向他們提供金錢和物資以表示「愛」,從而感化他們?親身走到這些恐怖分子活躍的地區,以身犯險,為的是感化這些殘暴之徒?以上全都是愚不可及的做法,我想不到任何我認識的「左膠」會支持。當然,我認識的「左膠」和陶傑的左膠是兩回事 — 他的左膠是特別的蠢,特別的可笑。我認識的「左膠」都不蠢,大多聰明過陶傑;至少他們不會說出「只有復仇可以化解仇恨」這樣的蠢話。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恐怖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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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偉雄:陶傑的左膠

陶傑很喜歡寫左膠,頻密程度大概和基督徒講魔鬼差不多,在他筆下,香港有甚麼問題,幾乎都是左膠的錯,正如基督徒犯了罪就說那是魔鬼引誘一樣。我一直懷疑,陶傑的左膠只有他的「天眼」才見得到,我們這些凡夫俗子在現實世界從沒碰到這種奇異之極的左膠。陶傑應該多謝這些奇異的左膠,因為他們是他的運財小鬼 — 要不是有這些左膠可罵,他早就江郎才盡,哪能寫出這麼多垃圾文章來賺稿費呢?陶傑最近的一篇〈左膠即內奸〉,證明了我的懷疑,就是他批判的左膠只有他才見得到。陶傑的左膠說:『對付伊斯蘭國,要以「愛與和平」,只有「愛與和平」,才可以戰勝仇恨。』現實世界裏一些被稱爲「左膠」的人,也許會提醒我們不要過份簡化伊斯蘭國恐怖活動的問題,應該了解問題的本源,尋求根治的辦法;否則,即使暫時能以暴易暴,也不會真正解決到問題。這個提醒很有道理,而有識見作出這提醒的人,當然不會天真幼稚到認為對付伊斯蘭國的恐怖活動,用的應該是「愛與和平」。其實,所謂用「愛與和平」對來付伊斯蘭國,究竟是甚麼意思,根本就不清楚。跟伊斯蘭國的恐怖分子講耶穌、企圖藉此改變他們的世界觀?向他們提供金錢和物資以表示「愛」,從而感化他們?親身走到這些恐怖分子活躍的地區,以身犯險,為的是感化這些殘暴之徒?以上全都是愚不可及的做法,我想不到任何我認識的「左膠」會支持。當然,我認識的「左膠」和陶傑的左膠是兩回事 — 他的左膠是特別的蠢,特別的可笑。我認識的「左膠」都不蠢,大多聰明過陶傑;至少他們不會說出「只有復仇可以化解仇恨」這樣的蠢話。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恐怖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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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偉雄:陶傑的左膠

陶傑很喜歡寫左膠,頻密程度大概和基督徒講魔鬼差不多,在他筆下,香港有甚麼問題,幾乎都是左膠的錯,正如基督徒犯了罪就說那是魔鬼引誘一樣。我一直懷疑,陶傑的左膠只有他的「天眼」才見得到,我們這些凡夫俗子在現實世界從沒碰到這種奇異之極的左膠。陶傑應該多謝這些奇異的左膠,因為他們是他的運財小鬼 — 要不是有這些左膠可罵,他早就江郎才盡,哪能寫出這麼多垃圾文章來賺稿費呢?陶傑最近的一篇〈左膠即內奸〉,證明了我的懷疑,就是他批判的左膠只有他才見得到。陶傑的左膠說:『對付伊斯蘭國,要以「愛與和平」,只有「愛與和平」,才可以戰勝仇恨。』現實世界裏一些被稱爲「左膠」的人,也許會提醒我們不要過份簡化伊斯蘭國恐怖活動的問題,應該了解問題的本源,尋求根治的辦法;否則,即使暫時能以暴易暴,也不會真正解決到問題。這個提醒很有道理,而有識見作出這提醒的人,當然不會天真幼稚到認為對付伊斯蘭國的恐怖活動,用的應該是「愛與和平」。其實,所謂用「愛與和平」對來付伊斯蘭國,究竟是甚麼意思,根本就不清楚。跟伊斯蘭國的恐怖分子講耶穌、企圖藉此改變他們的世界觀?向他們提供金錢和物資以表示「愛」,從而感化他們?親身走到這些恐怖分子活躍的地區,以身犯險,為的是感化這些殘暴之徒?以上全都是愚不可及的做法,我想不到任何我認識的「左膠」會支持。當然,我認識的「左膠」和陶傑的左膠是兩回事 — 他的左膠是特別的蠢,特別的可笑。我認識的「左膠」都不蠢,大多聰明過陶傑;至少他們不會說出「只有復仇可以化解仇恨」這樣的蠢話。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恐怖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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