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記六四是種本土

有人認為六四事件不夠本土,鄰國的人權事件不需要給予特別關注,所以悼念應終結,先著眼於香港民主。 但是,六四之於港人沒有特別意義嗎?在這一晚悼念,與香港本土理念相抵觸嗎?六四事件於香港民主而言是毫不相關嗎? 六四之於香港的的本土面向 八九民運發生時,香港人紛紛聲援。民主歌聲獻中華、黑色大靜坐,全球華人大遊行150萬人上街,印證著香港一個時代對於民主的渴望。而且六四事件亦影響到當年香港人對於中共的信任度,並引發移民潮。可見,六四事件或多或少影響到香港的發展進程及民主運動的發展。這亦能部分地解釋,為甚麼香港人會年復年地集體悼念六四,而沒有給予其他所有國際人權慘劇同等的關注,正是因為六四之於香港有特別的經歷及情感。 認清中共是香港民主的敵人 不以人道關懷及情感的角度,而是以香港以後的民主出路及香港人本位來說,無論2047年香港人的取態如何,中共必然是香港邁向民主體制的一大障礙。不論是爭取獨立還是「真點」高度自治,中共無時無刻都在阻撓香港人的民主進程。不只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多次發表言論表明中共反對港獨,實際上,中共人大釋法、港獨銅鑼灣書店事件、DQ梁游等事件無一不反映中共一直影響香港民主進程,是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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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祭,讓哀思成為民主記憶的泉源

八九之後,這城市每年就多了一個讓公眾哀悼的祭典──維園燭光晚會。一年復一年,持續了二十八年。無疑,一個有底氣的城市不止要跟居住在這地方裏活生生的人保持連繫,她還得跟象徵這個城市重要信念但卻只能居住在記憶和歷史中的逝者定期打交道。 如果問,有何死者能讓我城每年以同等規模和思念保持記憶中的連繫,我想,除八九學運之外暫時未有其他答案。像所有傳統一樣,這個有二十八年的紀念傳統也正在受到質疑。在新一代後來者跟往事日漸拉大了的時間距離中,維園內為誰紀念、為何紀念,以至為何要以如此方式紀念,都不再如八九一代香港人般心照不宣。 但當事情告別心照不宣的第一階段,或許恰是反思的適當時機,讓我們就更有需要說清楚,到底這一持續了二十八年的紀念傳統所為何事?為何香港人在二十八年前為這個城市多加了這個公眾祭典,為來自北方的逝者提供一條期待自己可以記住一輩子的記憶通道?或許弄清以上的問題將有助於人們明白六四從來不僅是一樁鄰國慘劇,而是深繫於我城的哀傷記憶;而在面對聲聲自命本土的喧囂噪音中,這也將有助於引領這段記憶走向未來。畢竟,遺忘這一哀傷,等於忘記了什麼是香港。 主體為何悼念 二十八年來,香港人都在悼念。香港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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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不要悼念要思考

「悼」字本有哀傷之意,《詩經‧衛風‧氓》有言﹕「靜言思之,躬自悼矣。」意思是當靜下來細想,就只有自己哀傷了。香港人慣以「悼念」作為對待六四的動作,顯然就是要保留對於六四的哀傷之感,當年風風火火,報人以「痛心疾首」四字一紓椎心之痛,到整整一代人以後,已淡化至痛感很輕的「悼念」了。但對於不少人來說,傷痛如影隨形,即使已淡化到一個小點,亦終不可磨滅;另一些人則覺得,時間是治傷靈藥,個人與社會都要生活,都得繼續前行,直至走出哀傷的陰霾。這是香港人悼念六四的情感結構。可是現在我們常被轉移視線,在政治路線和倫理責任的爭議泥沼中互相撲擊,反而忘記了「悼念六四」首先是一個情感問題。精神分析學上有一個關於「悼念」的著名劃分﹕哀悼(mourning)與憂鬱(melancholia),按祖師爺佛洛依德的說法,哀悼是一種對於失去所愛對象的反應,這所愛對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國家」或「理想」之類的抽象之物。哀悼者的慾望會從所愛對象身上撤退,但這撤退不能馬上完成,而是一點一滴的進行,直至哀悼者完全承認對象已經死亡或消失,哀悼過程才告完成。而憂鬱則是無法完成這撤退過程的心理狀態,憂鬱者堅持對所愛對象付以永恆之愛,由是哀悼亦將永無止境,創傷亦永不癒合。悼念有抽象的祖國認同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悼念六四是一種憂鬱症。這是近年批評悼念六四和支聯會的主要觀點。但對於香港人悼念六四的情感結構,我們還需要更細緻的分析。人們常說,悼念對象是死難者,然而六四悼念者的情感投射對象,並不限於素不相識的天安門死難者,還有更抽象的祖國認同,後者甚於前者更影響悼念者的情感結構。這種祖國認同不僅源於血緣上或文化上的連繫,更是對民主、正義和現代化中國的想像和盼望。八九民運以血腥屠城終結,中共政權仍穩如泰山,但香港人卻失去了一個經得起普世價值推敲的祖國。換言之,人們哀悼的,是一個「以為失去」其實「從未存在」的民主中國。同情地理解,批評支聯會患了憂鬱症是對的,但這對於梳理香港人的六四情感結構卻幫助不大,尤其當後六四世代已大規模進入公共領域,我們不難發現大部分對六四的爭議,都是來自一個假設﹕香港人對悼念六四這一樁事必須有個統一說法,而拒絕接受六四情感結構中的複雜性。年輕人沒有情感包袱,他們看到兩個迥然不同的六四圖景﹕一個是發生在當代中國歷史裏的人道災難,一個則是一群集體憂鬱二十多年的香港人。對年輕人來說,他們沒有失去什麼,亦無哀可悼。因此當上代人要求下代人悼念六四,並非薪火相傳,而是硬套哀傷,情形就好像父親要求兒子對其感情不深的祖父之死嚎啕大哭一樣。切割六四 即切割共同情感於是拒絕憂鬱,就成為了反對悼念六四的最強理據,而具體行動則是「切割」。在近日大學學生會的六四言論中,其徵兆性都很深刻﹕誤將當年接見學生的領導人說成是鄧小平、以鴇母論侮辱支聯會,甚至建議支聯會自行散解等。表面上,這些言論似乎只反映了學生政治以至道德水平低下,但其實,它更反映了這群學生用以切割的刀已落得十分精準,他們不僅拒絕認識六四歷史,亦拒絕向參與六四而誕生的命運共同體。學生拒絕接受跟六四哀悼者分享相同的「失去所愛」的經驗,拒絕接受大中華意識,但他們似乎刻意迴避了一個事實﹕六四的命運共同體不只是一個文化(中國)共同體,也是一個倫理共同體,六四哀悼者想像民主中國的死亡,也把自己想像成不義政權魔爪下的倖存者。這種倖存意識延續發展至今,已成為了今天香港人恐共以至抗共的情感結構之一。學生拒絕的,還有負起其中的倫理責任。總有人批評六四悼念者,如果六四只是一個普通的人道災難而非大中華意識的表現,那為何不去悼念別國的屠殺事件?此問題的陷阱在於它假設我們可完全置身於所有人道災難之外,以事不關己的立場去選擇是否紀念任何一場沒有差別的人道災難。但實情是,悼念六四與否,意味你是否願意分擔這份倖存者的情感結構,即是繼續憂鬱?還是化成哀悼?它亦代表了你是否願意肩負思考自身歷史的倫理責任,而最終參與這個「情感/倫理共同體」。而學生的切割,正是一種拒絕分擔情感、拒絕負起倫理責任的表現。這是十分危險的,因為他們本來只是打算跟同在當下時空的支聯會式憂鬱作切割,卻不意跟香港這個「情感/倫理共同體」也割了蓆。近年的本土意識思維往往帶着「正向思考」的色彩,即不要憂鬱,不要悼念失敗,不要抱殘守缺,而應該勇武抗爭,敢於創造未來。在某些政治議題上,這種正向思考或許比哀悼歷史更有生產性,但這不代表任何憂鬱與哀悼毫無政治意義。將六四改造成一個純粹的政治鬥爭場域,徹底抹去其中的共同體情感結構,乃是政治人物的政治手段,在很長的時間裏,支聯會也是以此維持他們的政治影響,直至近年才開始為人詬病。而反過來說,在近年日趨白熱化的本土政治路線爭逐中,六四不也成了兵家必爭之地嗎?而使我們這群不願涉足政治派系鬥爭的普通公民,在反思六四時,不是也免不了被牽絆着思維,以至干擾感受?繼續討論 新一代自有判斷所以對於六四,我們要思考的,並非切不切割,而是怎樣將共同體的憂鬱徹底轉化為哀悼,最後完成哀悼?今年壟斷六四輿論的,倒不是對悼念六四的批評聲音,而是反本土派論者的大規模反撲。這些論者所憂慮的,顯已不全是「中國vs.香港」的身分認同之爭,更是深懼本土派的「自利意識」會破壞香港的「情感/倫理共同體」結構,使香港走向一個不可預知的方向。至於不少對本土派持同情立場的論者,也開始以更接通歷史脈絡的向度,描述六四憂鬱的具體構造,以回應某些過度情緒化的悼念六四言論。我們應當樂見這種眾聲喧嘩,是否悼念六四,要不要「維園見」,不再是我們唯一要回答的選擇題了,反而對於六四的一切,我們必須繼續被討論,堅持挖掘所有關於六四的香港記憶、情感結構以及倫理思考,一併置放在公共領域裏,以供後六四的年輕人自行判斷。今年以後,在憂鬱式抱殘守缺和自利式斷然切割以外,我們將有紀念六四—而不是悼念六四—的更多方法。至於今年有沒有點起燭光,明年又會否把它吹熄,已不重要了。文﹕鄧正健編輯﹕利永倫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6月5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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