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家麟:德式愛國

柏林市中心,有一個住宅區停車場,常見三五成群的人在圍圈,不做什麼,就是聽故事。這個「景點」,附近沒有任何指示牌,沒有像樣的標誌;沒有紀念雕塑,當然更沒有墓誌銘。這裏正是希特拉最後日子藏身的地堡之原來位置,為何沒有任何標記?據說是政府刻意的,因為想避免這裏成為極右分子的聚腳地,不想納粹崇拜者找到悼念的誘因。這是理所當然的做法?不。你看看其他民族,有人把戰犯靈位放神社供奉,有人把大魔頭當作民族英雄。而德國人的懺悔,遠不止於此。二千多塊石棺形雕塑組成的歐洲猶太人遇害紀念碑群,選址就在柏林地標勃蘭登堡門旁。誰會把「恥辱」標記放在自己首都核心地帶?是德國人。在德國街頭,甚少見國旗飄揚,只會在世界盃時才見德國國旗滿街;不少德國人說,看見人們亢奮地搖動國旗,會感到不舒服不自在。此行還碰到一個記者,他當年對東西德統一有疑慮,擔心統一而強大的德國會是新一輪災難。看看一次及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她的憂慮並非無根據。德國人活在反思之中,二戰過錯成為國民教育主菜,罪疚感成為民族認同的一部分。誰說碰上國旗國歌要感動流淚?誰說國族認同必須自豪驕傲、搖旗吶喊、愛國家如同愛阿媽?[區家麟]PNS_WEB_TC/20180102/s00311/text/1514830135879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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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永欣:也談唱國歌

我在2002年當校長的時候,每在全校周會前,先唱剛被人大立法規管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隔鄰小學的校長察覺了,問我是否很「愛國」?我知道自己的學校並非「左校」,香港大部分學校也沒有唱「國歌」的傳統,這做法的確令人奇怪。但答案太複雜,故只能笑而不語。為什麼每周還要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今天中國不是已很強大麼?我曾向同學解釋說,我是希望大家都去看看此曲的抗戰歷史,由此銘記民族所受過的戰爭苦難,同時也希望從了解此曲作者聶耳和田漢的身世,明白一點中國現代史。聶耳23歲遇溺早逝,避過文革的浩劫。田漢活到70歲,只在暴力和批鬥中死去,《義》曲歌詞亦由於田漢文革期間被打倒而遭修改。人類利用強權進行侵略、踐踏和平公義,這些歷史教訓,是需要記取的。我當校長期間,還未有什麼刻意的「國民教育」。我也沒想過,作為校長是否要流露一點「愛國」情操?也沒研究學生有沒有選擇「愛國」或「不愛國」的自由?周會期間沒有老師學生看見升國旗而掉眼淚,但也沒有遇上過對升旗禮或唱國歌的挑戰。我認為毋須規管,認為那是自找麻煩。學校裏有非華裔的學生,也有華裔但不懂中文的學生,我私下對他們說:不懂唱或不喜歡唱的,有不唱的自由,只要在升旗和奏歌時保持站立即可。我相信教育是在最可能寬鬆的環境下的理性討論和潛移默化,故從來沒有對學生說過什麼問題「沒有討論的空間」。[龐永欣 pongdidit@gmail.com]PNS_WEB_TC/20170920/s00204/text/1505844220515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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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淳軒:誰的拯救:六年前,我在福音營歌頌祖國

每逢暑假,都是教會和各大福音機構舉辦福音營的時候,近年香港教會興起一種大型營會模式,讓數千青少年聚首一堂來個四日三夜快樂營會。教會當然樂得減省籌備成本,亦免卻思考營會內容的複雜問題。簡單直接的主題加上大量青少年決志信主的實績,自然深受不少教會喜愛。然而就在這年暑假,香港其中一個最大型的青少年營會——4C日營在最後一晚的聚會中,左一句「求主興起中國」,右一句「一帶一路是神預備的道路」,當晚整整用了十分鐘去解釋一帶一路如何有助福音廣傳,不論現場還是網上都是罵聲四起。 就在當晚,有年輕的教友私下傳簡訊給我,他問我為何今年營會如此維穩。事實上,過去我也曾參加這個營會,感覺當然良好,刺激的日間遊戲、動人的樂隊表演,我喜歡到這種營會中感受青少年的熱情和見證他們感動的時刻,但我一直最欣賞的,是營會鼓勵人關心基層,用行動推動社會公義。曾經令我覺得火熱的營會,今年也用另一種方式令人倍感火熱。然而,我並不打算大花篇幅去評論在這情况下推銷一帶一路有多不智,令我憂心的是,我們的教會和基督教機構在推廣一個政策前用過多久在研究、有多了解政策的影響,還是有沒有政治上的無形之手在指導教會方向。在眾多不安之中,我想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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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秉權﹕給蔡若蓮副局的一條題目

蔡若蓮校長,是信得過的人,將香港教育交託她,黨和國家最放心。美中不足,是她只能任教育局副局長,多了一個「副」字。 她信得過,是因為她原是教聯會副主席,立場、成績有目共睹。不信教聯會,難道信教協? 她信得過,是因為她是福建中學(小西灣)的校長。港英政府1966年的一份機密檔案,已經將福建中學、香島中學和培僑中學等學校列為共產黨控制的學校,且受控制年份始於創校時期(詳見江關生著作《中共在香港》下卷)。 這麼信得過,但政府新聞稿的簡歷卻隱去了她福建中學和教聯會的背景,小編居心叵測。 她信得過,是因為她是接下「紅色傳統」的人。她在中央台香港回歸廿周年的訪問中,談及福建中學創立香港學界第一支升旗隊,而他們很久以前的國旗,是傳承自1949年一面由北京運到香港的五星紅旗,並照此製成圖樣,令第一面國旗在香港問世。 「我們每個禮拜上學的第一天,我們都會舉行升旗儀式,讓我們的孩子,不光對香港有情,有寬廣的世界觀,更加有中國心。」 蔡若蓮對「中國心」是用上「更加有」而不是「還要有」,語氣上比香港情和世界觀更重一些。 「我想這個是我的使命,我也希望我這個接力棒,能夠接得好。」 如今,這個棒已由福建中學(小西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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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關注組:國教重臨?不,是香港教育的懸崖

習近平主席在香港回歸20周年紀念活動上致詞,特別提到教育跟落實「一國兩制」的關係。他指出「要加強香港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宣傳教育。這些都是『一國兩制』實踐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維護香港法治的應有之義。」 這段話和早前的一些事件放在一起,就當然引起教育工作者的疑慮︰教育局就《中學教育課程指引》作出更新,其諮詢稿提及中史科及生活與社會科,分別需以24小時及15小時教授《基本法》,初中未有開辦生活與社會科的中學,亦需以《憲法及基本法》課程教授15小時《基本法》內容;左派人士出任教育局副局長,安插人選推愛國教育的傳聞,都令人們不禁問︰國教會重來嗎? 國教科被推倒,是因為其「洗腦」的嫌疑。一本《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指中國共產黨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就令人覺得這種「國教」不能接受,因為這只是灌輸一些備受爭議的政治觀點。《香港教育專業守則》清楚列明一個專業的教育工作者與學生討論問題時,應盡量保持客觀,同時亦應鼓勵學生獨立思考作出理性的判斷。如果課程和這些原則違背,教育工作者當然也要發聲、抗議。 國教推倒後,這「原則」竟也被「運用」至通識科,一些建制派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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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任匡:再談愛國——從哲人身上看見的沉重

上一次,筆者在本欄分享關於愛國的看法:愛國與否應該只是純粹的個人選擇,而不應視作道德規範;筆者甚至質疑愛國主義的價值。其後,一代愛國偉人劉曉波先生逝世。哲人其萎,沉冤待雪,讓不少港人悲憤之餘,再重新思考愛國的意義。 我們今天就再從另一個角度來談談這個題目。劉曉波作為中國當代最偉大的愛國者,他教懂了我們什麼? 劉曉波教懂我們什麼? 由劉曉波先生患癌的消息傳出開始,全球媒體都非常關注。但即使如此,被送至瀋陽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期間,我們從來沒有聽見任何來自劉曉波本人的發言或者信息。一切只有醫院的官方發布,以及來自其他維權人士的零星消息和臆測。這自然是因為中共當局封鎖消息,嚴禁劉曉波本人接受任何媒體訪問的效果。看似合乎中共一貫的手段,其實背後隱含了一個重要的信息——直至死亡來臨的一刻,劉曉波先生都沒有絲毫退縮過。 大家還記得去年的銅鑼灣書店事件嗎?當時,作為「協助調查者」的李波在失蹤期間至少兩次接受內地傳媒訪問,稱自己「返回內地純屬個人行為」,「與他人無關」,後來更加此地無銀地再三澄清自己「偷渡回內地協助調查」是「自願」的,「不涉及綁架」。差不多同一時間,媒體又發放林榮基、呂波、張志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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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強:當只有死才讓人獲得自由

有人曾經寫過這樣的一首獄中詩: 「我怕孤獨,但連自己的影子也難得一見; 我怕黑暗,卻只能在鐵窗後面仰望藍天; 我只靠夢生活,但夢中卻永遠只是飄着染血的鞭子; 而我全部的罪名,卻只是對自由的渴望。」 他沒有敵人,但卻被始終把他當作是敵人的國家,最終囚禁至死。 不錯,他的所有罪名,就只不過是對自由、民主的渴望而已。 他的太太甚至什麼都沒有做,但卻同樣一直被軟禁,失去行動的自由。而她的所有罪名,也只不過是,她的丈夫被這個國家當作是敵人。 今天,他擺脫了塵世的枷鎖,終於自由了。只可惜,這份自由,竟然在這個國家奢侈得最終要透過死亡,才能夠真正獲得。 中國人史冊上永不能抹去的一筆 他是歷來第三位在囚禁中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人。他也是歷來第二位被囚禁至死的得獎人,第一位是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把他囚禁的是納粹——其中一個人類史上最殘暴的政權。 把一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囚禁至死,我相信,這將是中國人的史冊上,永遠不能抹去的一筆。 諾貝爾頒獎典禮上的空櫈,他終究沒有機會坐上。但歷史上他奠下的一席,卻再沒有任何人、再沒有任何權力、再沒有任何方法,可以從他那裏奪走。 75年前,這個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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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家麟:獨裁愛國主義

ViuTv 節目《經緯線》一集,專訪「生於一九九七」的年輕人,他們和特區一起成長,都是接受國民教育的一代,總有機會到內地交流。 其中一位受訪者,談交流團的深刻印象,他們到內蒙交流——飯局中要向內地官員敬酒,大家一起喝茅台。他只是一個中學生。 看這幕,想起自己年少無知時的遭遇。九十年代中,到湖南採訪,與官員晚宴,接待人員拿出一箱當地土炮烈酒。局長敬酒,我勉強喝了一口,難喝得很,其他同事經驗老到,竟然一開始就懂得堅決拒絕喝,於是局長盯著我:代喝一杯是應有之義啊。只恨當時年紀小,不懂拒絕,代同事頂了幾杯。 麻煩就來了,敬酒喝了,就要回敬,這叫禮數,一人回敬不夠,還要代其他三位同事逐一回敬。席上還有副局長、宣傳部長、副部長等坐滿一桌。局長敬了,然後副局長起來,你不敬我即是不給臉子啊,繼續敬酒、回敬;部長再來,又敬、再敬…… 敬酒數目以幾何級數上升,結果,一夜無眠、嘔吐頭痛;從此以後,我飲半杯啤酒就會胃痛,每次見到酒,就想起這故事。想不到,現在連中學生交流也來這一套了。 文化差異平常事,就當是一種體驗,往日的中國形象,縱使問題多,總算較開放、外向、肯虛心學習;今天強國崛起,由高官嘴臉到土豪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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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麗瓊:遼寧艦:一場沒有炮火的戰爭

一艘遼寧艦,像旋風般席捲全香港。即使無法搶到那2000張票上艦參觀,巿民也要爭相到它出沒之處一睹它的風采。畢竟航空母艦聽得多了,從未見過真身,即使遼寧艦是一艘二手的蘇聯航母,經過翻新,但總算是第一艘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的航空母艦,第一次開放給公眾參觀,就讓港人先睹為快,難怪叫人趨之若鶩。 香港人不是非常仇視大陸人的嗎?見到大陸人自由行拖篋,便摩拳擦掌誓要狙擊,聲言要港獨自決。為什麼忽然間180度轉變,變得熱烈愛國、爭睹遼寧艦的風采?如果要港獨,看見這隻充滿殺傷力的航空母艦,應該義憤填胸,咒罵是北京敵意宣示武力才對! 從此可見,所謂港獨自決,是不堪一擊拉雜成軍的政治潮流而已,是對現實不滿的情緒發泄,被政客包裝利用。諷刺的是,在遼寧艦訪港掀起熱潮的同一時間,自決派頭號人物黃之鋒等在高院就2014年佔領行動期間,旺角清場時違反法庭禁令,被控藐視法庭的罪名認罪,等候判刑。一強一弱的對比,突顯出港獨自決派,沒有政治策略和武裝實力支撐,走到今天,已經江河日下了。 遼寧艦訪港,是一場沒有炮火的戰爭,是意識形態上的宣傳戰。進攻是最好的防守,區區一隻航空母艦,在一夜之間征服了香港人,人性喜歡依附成功,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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