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

我看許鞍華的《明月幾時有》不是什麼愛國大片，倒是許氏一貫文藝小品王的風格，在抗戰大片的外衣下，還是有着香港視點和許鞍華一貫的女性筆觸。革命游擊隊女將方姑史上真有其人，而許鞍華把她塑造成一個文藝少女，偶像茅盾獲她營救後的答謝禮是送她一本簽名書，嘩，把讀者之愛上升到冒險救人的地步，比民族愛國情更實在。方姑加入東江縱隊的主要工作，其實是印版畫傳單的手作技藝，我說這也太浪漫了吧，許鞍華說「個時係咁上下」。 葉德嫻所飾演的方姑母親，壓場如故搶戲無比，自《法外/內情》以來訓練有素，我們香港人一見Deanie姐被人糟蹋，便肉赤到嗌出聲。馮睎乾說《明》中人人是英雄，但細看來，方母其實算不上「為國捐軀」，起意行動是想幫女兒完成派傳單的工作，憐愛下一代，過程中見到傷員而生惻隱，由親近至遠人，都是親眼所見，並無抽象的國家民族觀念，平凡得很。甚至，電影中點明方母「自私」、愛面子、貪小便宜、勸女兒「打日本仔多你一個唔多少你一個唔少吖」，這些都是港人常見習性，欠缺革命覺悟。但是我一直覺得，貪威識食的香港人，總有自己想要守護的人，於是在命運關頭不知不覺走到前線，因為血性和天性，賠上自己的一切。《葉問》中林家棟所飾的

說中國人有着奴才的基因，可能已是老生常談、陳腔濫調，只是，看着眼前的眾生相，又不得不佩服魯迅、柏楊對中國人的觀察入微。就基因而言，這些香港人，確實不得不承認他們是徹頭徹尾的中國人。 北大人南下，他們不叫訪問，他們叫視察，不喊駕到，已算收斂。當年那個如假包換的英女王來香港，也只是叫訪問，可見皇帝，還是中國的地道。既是皇恩浩蕩，視察民情，卻防民如洪水猛獸。平民百姓，除了特權人士，統統被灌滿了水的無情水馬，隔在咫尺天涯之外。有幸獲得大人垂青，握手秒數最長的，依然是城中最有錢的富豪。 最讓人倒盡胃口的是那些諂媚的笑容。這些特區高官，對着香港人的時候，可曾有過這樣的笑容？又或者，在他們當官的幾年日子，面對公眾，堆起來的笑臉，加起來有這幾天多嗎？除了一句又一句的謝大人、謝主隆恩，連警察之首，說到治安良好、犯罪率低，還要忙不迭多謝那聲稱不可以在香港執法的內地公安。 末代港督彭定康一語成讖，斷送香港自主權者，乃香港人自己。又或者另一句老生常談，有怎樣的人民，就配有怎樣的政府。 隨着一種價值觀的消逝，取而代之，俯首稱臣的香港人，只會愈來愈多。看着那些諂媚的特區奴才，看着那些對着外國人咆哮的「愛國」流氓，

二手艦遼寧號進入香港海域，有些大媽大叔興奮得充血，覺得這是中國人的驕傲、鎮攝港獨、人心回歸乜乜實實。 報紙訪問一個中國遊客，他可能充血的過了頭，說「我覺得中國很棒，改天要多欺負一下日本，韓國什麼的。」 看見這些充血活塞男，大家當然會share and dislike，不過也有人說這可能是個別傻B的狂言，不代表什麼。 我認識不少在中國受過教育的朋友，他們回憶中小學的教育，其實正在量產這種狹隘民族主義上腦的傻B。 舉個例子，之前南韓部署薩德飛彈防禦系統，中共在全國發動抵制南韓，尤其是換地給政府建基地的樂天。一時間，抵制樂天變成了小學「愛國」教育的課程內容，小學生戴著少先隊紅領巾誓師「抵制樂天，愛我中華」。 這種場景我見過–在紀錄片中的納粹德國，希特拉少年團的學生誓師反猶。(當然還有文革，不過都是中國的不算，免得double-count） 中共的狹隘民族主義教育，一直都是在製造一種受害者情緒帶動的仇恨–中國無時無刻都是受害者，所以一定要擁護中國共產黨，才能有偉大的民族復興。民族復興之後，就能以大國姿態去駕馭別國。明明南韓從來未「欺負」過中國，相反，朝鮮曾經是滿清的朝貢

一位來自北京的記者朋友問我，為何市面沒感覺到什麼慶祝回歸的氣氛？我笑說灣仔北那邊便有回歸的氣氛，不過那一帶守衛森嚴，閒雜人等不能隨便進入，也就是說，熱烈慶祝只是在領導人下榻和經過的地方，由官方一手營造出來，與我一眾平民百姓無關，難怪社會整體的氣氛是相當淡然的。 慶祝活動倒不是沒有，七一那一天便聽到不少朋友相約慶祝梁振英的五年管治終於告一段落！五年前「一支筆，一張紙，一張櫈去聆聽民意」的承諾言猶在耳，五年來卻是爭鬥不絕，發律師信控告平民和傳媒的次數冠絕所有特首。五年前說香港再沒有梁營、唐營或何營，只有香港營，五年後做到了，香港只有反梁營，就連建制派的中堅分子都望他早日離任，讓香港早點結束撕裂的日子！ 七一前夕，劉曉波終於獲准保外就醫，這不單沒令外界感到中央的寬大，相反，更多人的感覺是憤怒、悲哀和無奈。劉曉波在二○○八年《世界人權宣言》六十周年發表《零八憲章》，呼籲中共政府進行民主改革和改善人權狀况，因而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成，判囚十一年徒刑，妻子劉霞亦因此遭受軟禁多年。一個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一個在無形的心獄中飽受身心折磨。服刑差不多期滿，到患了末期肝癌，生命已走到盡頭時才獲保外就醫，

回歸20年，有什麼改變？這是過去幾個星期不斷重複的問題。坦白說，20年前的7月1日，我並沒有太大的感觸，因為當時仍在英國念書，即使整天坐在電視機前看直播，但隔着一道屏幕，始終不能完全感受到大家當年的心情，也體會不到當天烏雲密佈風雨飄搖的景象。但之後10多年，與大家一同經歷了無數高低起跌天災人禍，自然感觸良多，也體會到回歸以來的巨大改變。民主停步管治敗壞等制度問題，令人失望沮喪；貧富懸殊社會矛盾有增無減，更叫人痛心難過。但過去20年最教人難受的，是很多人把歪理謬論說得愈來愈振振有詞，甚至理直氣壯；而這些歪理悖論，卻逐漸蠶食我們珍而重之的核心價值。這種說法，多不勝數，但近年有3句說話，最令我憤憤不平。 鼓吹「敬畏國家」 是返回帝制年代 第一句，是香港人必須「敬畏國家」。這是中聯辦法律部長王振民的新近提法，他斥責部分港人不願接受回歸中國的事實，也要求香港人對國家有起碼的尊重和敬畏之心。 希望港人多嘗試了解內地政府的邏輯和道理的要求，我可以理解；但「敬畏」又是一個怎樣的概念呢？按常識理解，尊敬是必須出於感性上的接受和理智上的認同。假如缺乏了這些元素，順從態度便只可能是基於恐懼。就是說假如不識抬

網上短片，七一前夕，一群大叔在尖沙嘴圍着幾個外國記者叫囂，有香港人出手相助，這群大叔追着他反覆大罵：「你唔好做中國人吖，╳你老母！」 難怪，之前「網易文化」「如果有來生，你願不願意再做中國人？」的調查，超過65%的中國人說不願意。 為什麼在愛國教育無孔不入的中國大陸，依然有超過一半人不願再做中國人？對生活的不滿、對制度的失望、對外國的憧憬，以至看到中國人的質素，都可能是那65%中國人選擇不回頭的原因。 除了這些愛國流氓，還有那些嘴巴愛國、心裏崇洋的虛偽中國人，遇到有中國人批評中國，他們最常掛在口中、質問別人的也是這句話：「你是不是中國人？」 對於性格反叛的年輕人，得來的反效果是，他們乾脆不認自己是中國人，愈來愈多年輕人，只認自己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不要說來生，連今世也不願做一個中國人。 「你是不是中國人？」我想，我當然是中國人，我是在香港長大的中國人。可是，我不一定以做中國人為榮。尤其是我愛旅行，看得多中國人在國內外的醜行，我很難還可以阿Q地以做中國人為榮。看着尖沙嘴那群中國人，很難不羞與為伍。 如果有來生，我寧願視自己為一個世界公民，希望擁有法國人的美感，德國人的精密，日本人的紀律

今年是主權移交20周年，又有習近平君臨天下，自是一片歌舞昇平。除此之外，他們今年更高舉愛國主義。先有陳佐洱大放厥辭往港人的傷口灑鹽，重提SARS一役，說什麼當年「中央助港不遺餘力，就如父親關懷孩子」。後來警察都來參一腿，居然玩起北韓惡心的那一套來，找個警察對習近平咧着嘴說「主席，請你放心，我一定會努力工作。做一個愛國家、愛香港的好警察」。 好，既然他們談愛國，我們也就來談談這個。 何謂國家 什麼是國家？漢字的「國」本字為「或」。戈、口，即為手執武器守衛疆土的形象。現代社會學的創始人Max Weber把國家定義為「擁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權的群體」。總而言之，所謂國家就是指以軍事武力為基礎而建立的群體及其領土（當然，現代社會也有以經濟和政治力量取代軍事力量作為建國基礎的例子）。 那麼關鍵的問題來了：為什麼我們應當愛國？為什麼我們非得去愛這個「暴力使用權的壟斷者」不可？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要知道國家是如何形成的。 國家何為 不同派系社會學者的看法或許會有些微偏差，但國家形成的過程一般可以歸納為一個原因：解決問題。 首先，擁有相近血統、語言、文化的人，為了如狩獵、耕種等的基本生存活動而群居

納粹德國的法律理論家  Carl Schmitt 有句名言，道盡法西斯管治的精髓： 想摧毀一切現存規則，最重要乃聚焦於「例外」(exception) 的妙用。 掌權者最愛說，現在情況「特殊」、「緊急」、「例外」，故須採取非常手段，法律可以放下，自由可以剝奪。如何營造「緊急」的氣氛？《論暴政：二十世紀二十個教訓》一書中，歷史學家  Timothy Snyder 說，當權者一談「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強調「國家安全」時，就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施行暴政者，與恐怖主義者是好朋友，暴政需要以「反恐」為名，製造「特殊處理」之理由，沒有敵人，也要製造敵人。一聲反恐，可以剝奪你示威自由、限制出入境；一聲國家安全，可以凌駕法律，另立惡法。大家很快發現，所謂法治，是以法律作武器治人，法律由我訂，由我詮釋；所謂國家安全，原來是國家領導人安全，是政權的安全，是主子的顏面。 除了國家安全，還有「國家主權」，「主權」高高供奉於神壇之上，「獨立」行為固然十惡不赦，「煽動」也不可以，進而「主張」與「談論」皆視作煽動，「明獨」沒有了，則說你「暗獨」，指稱你「極端」。罪行一路延伸，「底線」愈劃愈緊，最新聖旨，「挑戰中

如果說「電影反映大眾所思所感」已是陳套觀念，我們至少可以將這套說法歸功於齊格飛．卡考爾（Siegfried Kracauer），他早在1932年便寫道﹕「大多音樂、軍事電影、劇情娛樂片愈是差劣而承受不了嚴格的美學審判，它們的社會價值便愈是重要（……）這些電影對普羅觀眾傳遞了什麼信息，他們又在什麼意義下影響了它？這是首要的問題。」所以之於卡考爾，「及格的影評人的責任在於，推敲主流電影當中往往只暗地裏表現的其他社會意向，在這些意向普遍能暗渡陳倉時將它們公諸於世。」（The Task of the Film Critic）這位德國學者雖然名氣不如阿多諾（Theodor Adorno）、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等其他法蘭克福學派成員，卻是早期開創電影理論的知識分子之一。 卡考爾很早就提出，電影的集體創作和消費模式，令電影成為分析民情的有力工具，同時也強調觀眾不是被動地對電影信息照單全收，反而他們或多或少也塑造了電影的意義，影響了電影的生產。而這個觀點在納粹（正式名字是「國家社會主義」）興起前夕的二三十年代的德國相當重要﹕在一戰後，行君主立憲制的德意志帝國終於被受到俄國十月革命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