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敏:搖旗吶喊

最近和一位中國學者閒談,他慨嘆在中國做學者難,做研究憲法的學者更難,因憲法研究的課題涵蓋政府與人民的關係、憲制的理念、設計和實際運作,這些問題往往涉及政治敏感的議題。當年鄧小平提出黨政分家、領導人任期受限制,以及不搞個人崇拜,當時不少學者均認同這是中國政制現代化重要的一步,不少學者紛紛研究權力制衡等議題。事隔才三十多年,當年熱烈擁抱鄧小平主張的人,不少今天仍坐在人民大會堂內,以同樣的熱情否定當年他們曾經擁抱的信念!當然,識時務的俊傑,古今中外,比比皆是,但在中國,當黨領導一切的時候,學者不能做一些政治不正確的研究,否則輕則遭削減研究經費,重則教席不保,甚至付上人身自由。國內的大學有七不講,憲制、民主、人權、法治統統不能公開講 。他寄語香港人,要好好珍惜僅餘的自由和法治,在形勢比人強的情况下,無力感是無可避免的,但知識分子最少可以不去為政權搖旗吶喊,不去作政治獻媚!不知何時,香港也開始有些不能講的議題,假若港府不是自尋煩惱作高調譴責,相信大部分人都不會知道戴耀廷在台灣講了什麼。儘管我並不認同戴耀廷的莽撞,但我看不到他有觸犯任何刑事罪行,更遑論除去教席的理據,我更看不到為何維護國家安全便得以言入罪。文革十年,不少知識分子因其思想言論被折騰至死,難道我們真的這樣善忘嗎?[陳文敏]PNS_WEB_TC/20180411/s00202/text/1523383566780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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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家麟:專政

「專政」這回事,憲法是怎麼寫的?憲法《序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是多黨合作,不是「一黨專政」。憲法正文第一條是「人民民主專政」,也不是「一黨專政」。就算剛修改的條文,也只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特徵」不是「專政」。正常人的閱讀理解,憲法無所謂「一黨專政」,人大新貴卻謂,主張結束一黨專政的人不符憲法,社會應討論是否讓他們參選或擔任公職。本來無一物,係要左到盡才算愛國愛黨又紅又專。還記得九七回歸前,很多香港人擔心回歸後自由褪色,問過這樣的問題:回歸後還能喊「結束一黨專政」嗎?回歸後還有公平公開的選舉嗎?這些年來,我們可以肯定,以後的日子你或許還可以投票,點票過程或許無人作弊,但香港的選舉已離「公平公正」愈來愈遠。由禁談「港獨」到「自決」也成敏感詞,燒紙皮道具就誣衊你燒《基本法》,「結束一黨專政」就是違憲。紅線飄移,愈勒愈緊,事前要簽確認書,當選後永續追溯,啟動法律程序玩弄你。不經不覺間,公平的制度已遠我們而去。發展下去,人臉辨識系統認住每個不滿「一黨」的人,大數據記住你一言一行,寒蟬效應深入骨髓。憲法無寫,但你已被一黨牢牢專政。[區家麟]PNS_WEB_TC/20180327/s00311/text/1522087484592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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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家麟:為主席憂心

當三位一體的習主席舉起右拳,宣誓忠於憲法時,我不禁為主席憂心。本來,法律作為武器,大家都不需認真;現在又說憲法是阿媽,是國家根本法,就職要宣誓,問題就來了。發誓不是食生菜,發假誓很大罪,不真誠會遭DQ。根本大法的最根本第一條第一款,道明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三位一體習近平,既非工人亦非農民出身,他大概是紅二代,管治班子也非工農聯盟為基礎:主席宣誓忠於憲法的當下,同時就顛覆了自己。一個非工人階級的領導人一宣誓就任,就違反了憲法第一條,也代表發了假誓,恐怕罪加一等。此外,憲法第五條第四款表明:「一切違反憲法與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到此為止仍無人追究,不按誓詞去「維護憲法權威,履行法定職責」,該當何罪?又有人大新貴說:凡提出有違憲法的主張的人,例如「結束一黨專政」,皆不能選議員或擔任公職。那麼三位一體習主席提出修憲時,其主張也有違原來憲法的本意,怎麼辦?現實中,違憲又如何?憲法仍然是武器,黨要服從憲法,也可以不服從憲法;黨可以隨時修改憲法,但不用問你意見;憲法規範每個人,但不會用來框限權力。不需冠冕堂皇大談法治與憲法,說一句「我惡晒」就夠了。[區家麟]PNS_WEB_TC/20180326/s00311/text/1521999258821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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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森:認真你就贏了

唔講唔知,原來中國有個憲法日。廣大中國同胞都不會人人知道,遑論受殖民統治150年的香港子民,又豈知憲法為何物?感謝駐港黨官,對香港同胞循循善誘,帶領蟻民認識中國憲法與香港《基本法》的母子關係。但我認為應再提高一個層次,港人習慣叫中央做阿爺,應該是爺孫關係才對。黨官更提醒港人,自97年7月1日開始,香港已由紅色中國統治,紅得發紫,不存在逐步染紅。香港同胞要認清政治現實,認同中共管治。黨官們的提示,我全都舉腳贊成,沒有異議,有兩點我特別認同,一是憲法日應列為香港公眾假期,無端端多一日有薪假,相信不用公投,大家都會噴飯叫好。二是黨官提出要從教育着手,讓港人認識中國憲法,我當然也拍手和議。不止要認識,更要認真研讀。不要只研讀偉大光榮正確的序言和總綱,更要細讀共138條憲法條文,特別是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有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嚴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名目繁多,不能盡錄,引用下去,這個框框肯定載不完。試想想,在高中政治科研讀憲法的課堂上,學生由憲法第33條開始把整個第二章認認真真的讀完,必然會有開心大發現,因為認真你就贏了:中國憲法真是一部好憲法!但問題來了,對比劉霞、維權律師、被拆十字架的教堂、異見人士、低端人口的遭遇,引用中國憲法,老師如何向學生解釋?[陳惜姿]PNS_WEB_TC/20171209/s00193/text/1512756303693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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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梁游案的終局判決

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必須證明上訴涉及重大廣泛或關乎公衆的重要性問題需要終院裁決,梁游案最少涉及三個重大的憲法問題。第一,人大釋法是否具追溯效力? 原審法院以本地法律為依據作出判決,避開了釋法是否適用的問題,上訴庭則將釋法照單全收,作為判決的主要依據,於是,釋法是否具追溯力便成爭議的焦點。終院一方面認為釋法並不影響判決,但另一方面又指釋法具追溯效力,前者可以理解,後者則影響深遠。法院提到過往的判決,但在莊豐源案,終院同意釋法屬立法行為,那為何立法行為在普通法制內具追溯力?在劉港榕案,政府要解決因吳嘉玲案引致大量內地人士享有居港權的問題,釋法在那案若沒追溯力便解決不了問題,但梁游案要處理的問題正由法院處理,釋法沒有必要具追溯力。再者,釋法是否具追溯力這問題在國內學術界仍眾說紛紜,普通法應怎樣看待釋法的追溯力,這些問題是否毫無爭議的空間?第二,議員拒絕宣誓是否即時喪失議席?這一點在基本法和宣誓條例均沒清楚說明,唯一說法來自人大釋法,若法院認為釋法並不影響判決,那這問題只能取決於對本地法律的解釋。基本法說宣誓由本地法律規定,宣誓條例在褫奪議員資格有明確的程序規定,原審法院認為這些規定只適用於議席已經確立的議員,而不適用於尚未宣誓就職的議員,但兩者皆涉及褫奪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議員資格,這個分別是否符合基本法及人權法對選舉權的保障?這為何不涉及重大廣泛或關乎公眾重要的問題?第三,議員拒絕宣誓後立法會主席可否讓議員再次宣誓?這涉及法院和立法會的關係,終院以梁國雄拉布案為由,認為這問題已無爭議空間,立法會的權力由法院裁決,如何行使權力則會尊重立法會的決定。這一點終院的理據較強,但拉布只涉及程序問題,如何處理議員拒絕宣誓卻是一個政治多於法律的問題,兩者是否可相提並論?終院可能在上訴時維持原判,但若認為這些問題完全沒有爭議的空間而拒絕批准上訴許可,則較難令人信服,亦喪失一個理性平息憲制危機的機會。[陳文敏]PNS_WEB_TC/20170906/s00202/text/1504634493957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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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芬﹕習主席提及中國憲法的玄機

早前國家主席習近平專程訪港為新一屆政府監誓,其間在幾次重要講話中都提及中國憲法及香港《基本法》的重要,並多次希望香港市民特別是公務員及年輕人對國家憲法增強認識。 習主席為什麼要在此刻強調憲法的重要呢? 國家最高領導人在新一屆政府上任後的講話中花了這麼長的篇幅去提及中國憲法與基本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重要,信息很明確:香港人認識基本法不能只看樹木不見森林。在香港,很多人認為中國憲法中只有第31條與香港有關係。其實,中國憲法是香港基本法的母法,雖然根據一國兩制,有部分條文並不適用於香港,但其實只要跟一國兩制沒有牴觸的部分,對香港都是有效的,例如國家主席的選舉又或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等。 在基本法的很多條文中,實際上是隱含了中國憲法的特徵,尤其是基本法的第17、18、158及159條。例如基本法的第17條提及特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對香港特區立法的備案權,實與內地憲法第100條一致。而基本法第18條的緊急狀態宣布,與中國憲法第67(20)條也是如出一轍的。第158條的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權,更是與憲法第67(4)條同氣連枝。基本法第159條的修改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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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制責任 是政府為市民負責任

政府是一個收費服務整個社會的機構,本質是服務業。跟你上網用的寬頻服務,或者是付費健身室,或者是「月餅會」、腳底按摩,甚至是娼妓,是同一種東西。就像我們付錢給電訊商,就可以取得寬頻服務;付錢給健身室,就可以使用它們的健身房一樣。市民透過負責稅付,以及遵守法律令政府得以運作,政府就有義務要保障市民的權利和服務市民。 憲制是政府承諾約束自己的服務契約 而相信大家都用過某些獨佔市場的服務,服務不良時往往沒有選擇,所以獨佔的事業需要受各種約束,不然就會變成禍害。同樣地,政府作為一個服務業,有收稅等眾多獨家權利與權力;一旦誤用,就會對所有市民構成影響,甚至對整個社會構成破壞。為免這種事情發生,營運政府的人,需要向國民許下白紙黑字的承諾,寫下政府的使命、所保障的權利,以及所提供的服務,以便公眾檢查它是否有依其「服務承諾」般運作。 也因為有這樣明確的服務承諾,客戶——也就是市民——才會感到安心,確定政府做的事是保障自己、服務市民,而不用害怕政府某些員工心血來潮,或者公器私用下,用權力去實現自己一廂情願的計劃。所謂憲法,或者憲制,正是政府向市民承諾,約束自己營運方式的服務契約。 因此,憲制是為了服務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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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法為何總是導致更大的混亂?

《基本法》存在着一個莫名其妙的制外解釋權,這是整個基本法的規則漏洞。「解釋權」這種東西根本沒有明確定義,我們不知道它會和能發揮什麼作用。如果我們照字面看,這是否一個能曲解任何事情的權力?比方說,基本法保障了香港人有言論自由,但解釋權可否把言論自由扭曲解釋為「自殺的自由」?即在當事人的解釋下,言論自由就是「自殺自由」,而不是發表言論的自由?法治與法律,追求的是原則明確可認、白紙黑字,減少含糊的灰色地帶,這也是我們整個法庭與契約信用的根基。讓事情一切都循規守則,不至於受任何人主觀的意志和搖擺的理解所左右。而這個解釋權,產生了一個幾乎無法消除的巨大灰色地帶。解釋權的存在理由是很明顯的,就是為了政治目的,給予北京政府介入香港司法判決的窗口,使北京政府能夠在香港實現一些想法。這自然是效果論的,北京需要的是「達成某個結果」,舉個例子說,讓某甲死掉、禁制某種言論,或者香港政府讓北京取得多少貸款之類。這些都是最後要的結果,就像我們想要從荃灣去黃大仙一樣,我們需要的是「最後自己去到黃大仙」。而基本法上面有什麼條文授權了政府做什麼,政府才可以做什麼。用回上面港鐵的比喻,基本法的條文就像是車站,如果有黃大仙站,你就可以乘港鐵去黃大仙;港鐵上沒有土瓜灣站,你就不能直接乘港鐵去土瓜灣,最多是在最接近的車站下車之後再自己找辦法走過去。港鐵只能在軌道上行駛,你要它去哪裏,就必須先建好路軌,這就是憲制文件。北京政府的解釋權,就像是隨便修改決定路軌去向的權力,看起來似是能為所欲為;但實際上,無論多橫蠻的釋法,還是難以直接達到目的。你要港鐵撞進一個人的家,你就要把路軌鋪到去那裏。釋法令基本法變成糊塗帳同樣地,在基本法上再有解釋權,也只能改變規則,卻不能直接控制規則的結果,因為審的還是香港的法院,即使北京解釋了,那也只是改變了條文的意義,法院還是根據條文去裁決,很難精密的瞄準一個目標達成。結果往往導致了沒有達成釋法者想達成的結果,特別是現在很多時釋法,根本就不是某條條文有任何爭議,而是想要在基本法中,硬要找出理據來攻擊一些政敵時,根本已去到無中生有的狀態。你連要釋哪條條文都已經是問題,更遑論怎樣釋。最後不僅釋法沒有達成想要的結果,而解釋一次後,條文的定義被扭曲,而其適用範圍卻會比你想要對付的目標廣,往往會波及其他沒想過要影響的對象,而產生了各種釋法時沒有想像到的副作用。而這些釋法並沒有任何社會基礎,最終產生了各種和社會現况完全不相合的規則。故此,解釋權的設定,以及「釋法」這個行為,最終只會令基本法變成了一個混亂的糊塗帳,而喪失了其信用與權威。這樣的話,再怎樣叫人去擁護也不會有任何效果了。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5日) 基本法 一國兩制 法律 憲法 人大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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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敘利亞憲法和政治篩選

還記得去年9月初一張令人鼻酸的敘利亞幼童伏屍海灘的照片嗎?一年過去敘利亞戰亂依然,最近一段關於敘利亞空襲下劫後餘生男童安藍(Omran Daqneesh)的影片,亦暫時使世人的目光,再度投向這個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從2011年爆發開始至今,由於國內外種種勢力間接或直接的滲入,使這場內戰某程度上成為美中俄及周邊國家的代理戰爭。但本質上這還是一場內戰:一方是由1971年便開始統治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另一方就是對抗這個政權的,由大大小小反對派組成的反抗軍。有說教派衝突是敘利亞內戰的深層原因,認為阿薩德家族所屬的阿拉維派(Alawites,什葉派的支派)和遜尼派之間的矛盾是導致戰況加劇的主因。的確,什葉派(佔敘利亞人口約10%)和遜尼派(佔敘利亞人口約70%)的歷史恩怨,加上周邊國家的宗教及政治勢力的介入,使得局勢變得異常複雜。但有兩點我們不妨留意一下。第一,阿拉維派並不屬於極端的回教派系,這和其他阿拉伯之春國家的情況略有不同。第二,內戰的起源在於人民對於高壓專制的威權統治的不滿。第二點尤其重要。就是因為敘利亞政府遲遲不願回應人民對於經濟和政治改革的訴求,尤其是在憲法權利方面的缺陷,人民,尤其是低下階層的民眾,才開始仇視阿薩德家族的威權統治。那麼,到底敘利亞的憲法權利有什麼缺陷呢?直到2012年以前,敘利亞的憲法就是一部在1963年草擬,然後在1973年由老阿薩德總統(即現任總統的父親,在1970年發動政變上台)採用的臨時憲法(「臨時憲法」)。臨時憲法第八條把阿拉伯社會主義復興黨(「復興黨」,即阿薩德家族控制的政黨)寫進憲法,作為國家唯一的執政黨。[1]這一條憲法提供了老阿薩德總統通過控制復興黨,從而上上下下、裏裏外外操縱政府和軍隊的合法性。結果,政府和軍隊裡都是復興黨的「自己人」,工會、學校也必須在復興黨的陰影下生存。2010年的時候,全國有120萬復興黨員,接近人口十分之一。這樣的環境下,孩子們必須學習「愛國愛(復興)黨」為己任,也就不足為怪了。吊詭的是,由於阿薩德家族可以通過憲法,完完全全地控制整部國家機器,就算選舉是完全公開透明,阿薩德家族或得到其「祝福」的候選人,也可以毫無懸念的勝出。老阿薩德總統於2000年去世,死前早已安排本為眼科醫生的二兒子巴沙爾‧阿薩德繼任(大兒子之前因車禍去世)。但由於巴沙爾當時只有35歲,尚未達到憲法要求的參選總統的最低年齡40歲(臨時憲法第83條),敘利亞國會竟然修改憲法,把參選總統的合法年齡降到34歲。復興黨還在憲法修改後數天內,一致通過將巴沙爾選為黨領導,且為唯一的總統候選人。結果,巴沙爾在全國總統大選得到99.7%的選票,並在7年任期完成後,再次在2007年的大選得到全國97.62%的選民支持。但一個經篩選的、不符合公平原則的選舉,給予選民的只是一個沒有選擇的選擇。威權統治帶來的不公義,並沒有因為政府給予敘利亞人民一張選票而消失。正因如此,內戰爆發後,為了平息民怨,巴沙爾急忙推出包括地方行政、媒體和選舉程序各方面的法律改革。2012年2月27日,新出台的憲法(「新憲法」)獲得全民公投確認後上場。[2]新憲法的第八條廢除了一黨制,並且在第88條下加入總統只能連任一任的限制。新憲法表面上看來確實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可惜這只是一個假象。總統只能連任一任的限制並沒有追溯性,巴沙爾在2014年任期完結後,可以再任兩屆總統,即延至2028年。此外,儘管憲法規定了總統的競選辦法,要成為巴沙爾的競爭對手可謂難如登天。首先,新憲法第84條說候選人不可有任何和誠信有關的刑事紀錄,就算該案是冤案,候選人沉冤昭雪也無效。第84條還要求候選人必需在敘利亞連續居住滿十年以上。基本上,所有曾經在巴沙爾統治下成為政治犯的反對派全部不合格。因為這些人坐完牢後(如果沒有被放逐的話)經常會流亡國外。這還沒完,新憲法第85條要求總統候選人必需得到最少35名國會議員的支持(敘利亞國會有250名議員)。這個要求在巴沙爾控制之下的敘利亞國會也就成為了政治篩選的利器。制度上的不公義使得敘利亞的反對派,沒有可能通過正式的渠道參政議政,這某程度上或許解釋了,為什麼反對派要通過武裝反抗來向政府奪權。行筆至此,香港也在政治篩選的陰影下完成了一次具歷史意義的選舉。投票過程中,還出現了不少由於票站安排混亂及出現漏洞(如允許部分人士使用身分證副本投票),使選舉沾上不公的嫌疑。當然,相比敘利亞,香港的情況要好得多,但如果我們不去珍惜且捍衛我們的憲法——基本法——以及基本法給予我們的權利(包括沒有篩選的參選權),也許有一天我們也要為了一個更公平公正的選舉,而付出更高的代價。[1]復興黨外,敘利亞其實還容許一些少數政黨,但條件是必須接受復興黨的領導。[2]該全民公投實際上受到反對派的杯葛,後者認為該憲法改革不過是一場騙局,後來事態發展證明了這個看法。文:吳宗鑾@法政匯思 憲法 敘利亞 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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