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志森:滅蚊與滅貧

有人說勞福局長羅致光由反對黨轉身政府高官,變了另一個人,我卻不盡同意。無論是羅教授、羅議員,還是羅局長,一路走來,始終如一,主張理念作風都沒有太大改變。眾所周知,羅致光與林鄭是親密戰友,今天不少搞到怨聲載道的社福政策,與羅致光都脫不了關係。學者出身的羅致光是理性數據派,對任何社福政策,只要有數據支持,羅致光都會雷打不動,推行到底。但作為問責官員,主理的是勞工福利政策,如果全由數據佔領全部腦細胞,顯露不出丁點人性,對窮人所受的苦難沒有絲毫惻隱之心,沒有良知和良心,絕對做不出好政策。羅致光對「愈扶愈貧」的批評,顯然動了氣,他直指批評者「志在揶揄政府」,質問「政府是否應停止扶貧?」,跟往常一樣,羅致光也引用大堆數據,說明政策介入後減貧成效顯著。總之千錯萬錯,不在政府,而在你們怪錯政府。講數據其實沒有什麼錯,道理上說得通就可以了。但羅致光最大敗筆,是在網誌的結論中引述朋友的說話。最近的常識告訴我們,引述朋友肯定出事。他說:「更有朋友說,我們都不能完全滅蚊,但仍會採取滅蚊行動。說得真好,不過我明知不能滅貧,而不能將滅貧掛在口邊。這或許是坦白之罪。不過,雖不能滅貧,還需努力扶貧和防貧。」貧窮原因複雜,可能是個人因素,但制度的結構更難撼動。長者為社會貢獻了大半生,換來的卻是晚景淒涼,被迫執紙皮餬口過活,作為富裕社會的問責局長,應該感到羞恥。將滅蚊比作滅貧,將窮人比作蚊子,不但叫人反感,更要問:局長的良心良知哪裏去了?[吳志森 samngx123@gmail.com]PNS_WEB_TC/20171130/s00193/text/1511979587173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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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銀髮慘劇,確保老有所顧

早前,筲箕灣耀東邨有宗銀髮慘劇,事緣一名80歲的男士,他的妻子現年76歲、3年前中風後行動不便,生活困難,由於這位男士不忍多年相依為命的老伴長期患病、受病痛煎熬,故希望送老伴一程、勒使老伴窒息至死,然後隨即報警自首。 他們兩位老人家,無其他家人同住,據鄰舍表示他倆感情相當要好,過去亦無任何家暴紀錄。原本有一位兒子,奈何數年前逝世,他們白頭人送黑頭人。 每次看見這類報導,我內心都深感難過,不禁問:為何香港作為一個如此繁華的都市,但社會上還有這麼多老人家的處境如此悲涼? 另一邊廂,前幾日亦看到一篇報導,講述一名年逾65歲、於將軍澳任職街道清潔工作的玉姐。由於工作需要,須身穿制服及反光衣在街道勞動,汗水長時間「醃」着皮膚,故玉姐的手背至手臂長有因汗水引致的濕疹,尤其腰部及頸部較嚴重,濕疹令皮膚變得痕癢,甚至「拮肉」。更甚者,她需要求醫時,醫藥費都只是自己負擔! 政府內的官僚們,你們少落區,在辦公室內高座軟枕,自然不明白民間很多老友記的疾苦;加之你們退休後亦有份豐厚的退休金,自然可以冷漠地搬一堆數據說不能全民退保云云,置身事外而不負責任。據說林鄭短期內會正式向中央推薦張建宗出任政務司,長期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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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華研推「負入息稅」扶貧】文章重溫:林兆彬評負入息稅解決香港貧窮問題

特首參選人曾俊華今日發表政綱,在稅制改革方面,他建議探討負入息稅制度的可能性,亦即是收入低過某一水平,毋須繳稅,還可獲得政府補助,有助改善貧窮家庭的生活,亦可理順現時的福利津貼機制。究竟何為「負入息稅」?國際上有哪些國家推行?評台特別重溫前學聯副秘書長、註冊社工林兆彬的一篇評負入息稅文章,解構負入息稅解決香港貧窮問題的可能性。 原題:林兆彬:以負入息稅解決香港貧窮問題可行嗎? (原載2013年10月2 日) 香港政府公布官方首條貧窮線,以住戶平均每月收入中位數的一半劃線。在稅項及福利轉移前的貧窮人口為131.2萬,而稅項及福利轉移後的貧窮人口則為102萬,當中竟然有23.5萬綜援領取者,以及高達53.7萬在職貧窮人士。 這無疑是證明了政府扶貧政策出現了極大的問題,一直未能夠對症下藥。有消息指,政府正研究向在職貧窮家庭發放低收入家庭補貼,其實這是一種類似「負入息稅」(Negative Income Tax) 的概念。 何謂「負入息稅」? 「負入息稅」這措施在美國、英國、新加玻等國家也有推行,它其實是由主張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美國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在上世紀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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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貧政策的闊度和深度:精準和有效

本屆政府於10月15日舉行了其任內最後一次的扶貧高峰會,以向社會各界闡述直至2015年香港社會的貧窮情况。在《2015年香港貧窮情况報告》內,除了一如往年的恆常分析外,政府今年引用了我們的一篇學術文章,加插了一項新的分析,旨在解構2009至2015年間不同因素如何影響貧窮率的走勢。該分析量化了近年人口老齡化(年齡效應)和家庭小型化(住戶人數效應)這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如何抵消了原本貧窮率應有的減幅。分析顯示若撇除年齡效應和住戶人數效應,2009至2015年期間,政策介入前及後的貧窮率跌幅分別應為1.96和2.51個百分點,而非現時觀察到的0.9和1.7個百分點。另據該報告,2015年政策介入前本港貧窮人口為1,345,000人,貧窮率為19.7%;政策介入後,貧窮人口為971,400人,貧窮率降至14.3%。這些數字反映了2015年政策介入有效降低了整體貧窮率。那麼進一步要問,到底哪些人受益於這些扶貧政策呢?特別需要關注的一群年輕人基於政府統計處提供的2015年按年齡組別和住戶人數劃分的貧窮率和人均每月貧窮差距(即貧窮住戶每月收入與官方貧窮線的平均差距,簡稱「貧窮差距」),我們考察了政策對不同群組的影響。透過比照各組的貧窮率及貧窮差距在政策介入前後的變動,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扶貧政策在改善貧窮闊度和深度兩個維度上的效果。研究結果可見的是各個群組的貧窮率在政策介入後都有所降低,當中尤以較年長並居於小型住戶(包括獨居)人士的貧窮率跌幅最為顯著。同時亦可以看到政策介入對大部分人口群組的貧窮差距都有所改善。在各年齡層中2人住戶錄得的實質減幅(相對其他類型住戶)是最大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政策介入後15至24歲及25至34歲的獨居人士的貧窮差距不跌反升。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兩群組內部存在很大的異質性:一方面,大多獨居貧窮青年於政策介入前收入遠低於貧窮線,同時需要繳付一定的差餉和租金,更沒有接受政府恆常現金資助(或只是小量,如鼓勵就業交通津貼);另有小部分青年的收入稍低於貧窮線,政策的介入較容易把他們的收入推至貧窮線以上。因此,這兩組的貧窮率在政策介入後有小幅下降,而其貧窮差距卻被拉大。雖說這兩組的貧窮人口不多,對整體貧窮狀况的影響亦不大,但他們卻是特別需要給予關注和支持的一群年輕人。在職貧窮仍是當前一大挑戰整體來看,2015年政策介入使得本港貧窮率降低5.4個百分點,人均貧窮差距縮小約645元。以此貧窮率及貧窮差距的跌幅為參照,我們比照了各人口群組從扶貧政策中的受益狀况,劃分出了4個組別:(1)貧窮闊度和深度都得到有效降低的一組,即貧窮率和貧窮差距跌幅都大於參照水平;(2)貧窮闊度得到有效降低的一組;(3)貧窮深度得到有效降低的一組;(4)貧窮率和貧窮差距跌幅都小於參照水平的一組。分類結果見附表。如表,政策介入後,貧窮闊度和深度都得到大幅改善的主要是居住於2人住戶的年輕人口(0至24歲,多為單親家庭)和老年人口(65至74歲),以及75歲或以上的獨居老人。這部分人口約有33萬,佔政策介入前貧窮人口的24%。扶貧政策在這部分群體上投入約5.6億元,佔總投入的38%,人均受惠約每月1695元。另外,政策介入對貧窮闊度和深度影響都比較有限的一組多為居住於3人以上住戶的工作年齡人口(25至64歲之間)。這一組的貧窮人口約有53萬,佔政策介入前貧窮人口的39%左右;相應的扶貧政策投入約3.7億元,佔總投入的25%,人均受惠金額卻僅為694元,遠低於其他3個組別。這部分人很有可能是那些在職貧窮家庭。他們工作收入不高,家裏上有老下有小需要照顧,入不敷出的同時,政策援助也十分有限。由此可看,在職貧窮仍是當前本港的一大挑戰。政府需因人因戶而施策今年5月,政府推出了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為每月工時滿144小時的在職家庭提供每月600元津貼、為工時滿192小時的提供1000元津貼。這一政策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紓緩本港的在職貧窮問題。總體來看,扶貧政策不管在改善貧窮的闊度還是深度上都有一定的成效,令人欣慰;但是其作用卻在不同群組之間存在較大的差異。因此為全面改善本港貧窮問題,政府需因人因戶而施策,以兼顧各類貧窮人士。此外,我們需要做一些追蹤研究來進一步考察這些群體貧窮狀况的變化,以提高扶貧措施的針對性和有效性,真正幫助到有需要的人。要令在職貧窮人士脫貧,更需要與商界攜手以提高工人的工資水平。本港政府在推行社會福利政策上並不吝嗇,在2016至2017年度社福開支高達600多億元,佔政府經常開支19%。社福開支的大幅上升固然表明當下政府改善本港貧窮和民生狀况的決心,但是可能治標而不治本。正如《2015年香港貧窮情况報告》所建議的,改善就業才是最有效的扶貧策略。筆者盼望政府可以更多投資於人力資本,鼓勵自力更生,從根本上減貧的同時,亦可節約政府的社福開支。(鳴謝:此項研究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及行政長官社會資助計劃的支持,以及政府統計處提供相關數據)作者葉兆輝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黃浩傑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研究員,陳夢妮是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博士生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21日) 貧窮 扶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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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匱乏指數

扶貧委員會在2013年的扶貧高峰會公布本港的首條官方貧窮線,採用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作為貧窮線。高峰會亦發表了一份長達160頁名為《2012年香港貧窮情况報告》,詳述貧窮線的分析框架、貧窮線的局限和制訂貧窮線的其他技術性細節。報告提到「扶貧委員會認為作為制訂貧窮線的第一步,制訂相對貧窮線是合適的做法」。言下之意,制訂貧窮線將會有第二步、第三步,一直發展下去。而且「委員會決定以住戶收入作為量度貧窮的標準,在未來可再就其他標準量度貧窮作出詳細的可行性研究」。但是已經過了4年,委員會仍未定出以其他指標為本的貧窮線。兩成八長者活在貧窮線下其實報告中已經提出由於貧窮線以收入作為量度貧窮的指標,並無考慮資產的因素,因此有一些被界定為「貧窮」的長者,其實可能是「低收入、高資產」的。另一個國際上認可、直接量度生活水平的貧窮線是「匱乏指數」。筆者於去年用面談方式訪問了2339名60歲或以上的長者,了解他們的生活水平。結果顯示超過一半長者認同我們列舉的28項為本港生活必須條件,只兩項例外(見表1)。而在28個基本生活水平項目中,超過一成長者因不能負擔而沒有擁有9個的基本生活水平項目;有2項是關於衣食的,3項是關於醫療的,亦有3項是關於社會聯繫的。筆者將每一個長者因負擔不起而沒有的基本生活水平項目加起來,便是他們各自的匱乏指數。根據學者Peter Saunders的方法,我們發現匱乏指數超過4的,便應界定為「貧窮長者」。依照這個定義,本港有約兩成八長者生活在貧窮線下,情况令人關注。我們亦發現匱乏指數和其他客觀和主觀的經濟狀况指數的相關性非常高(表2)。量度貧窮標準何時才可改善?研究亦發現本港長者匱乏指數平均數是2.96。獨居、未受過教育、沒有應急錢、領取綜援、沒有就業家庭成員和住公屋的長者,他們的匱乏指數都顯著較高(表3)。最後筆者希望指出,根據匱乏指數界定為「貧窮」的長者,只有6.7%擁有超過50萬元資產;但是以入息界定為「貧窮」的長者,有兩成九擁有超過50萬元資產(表4)。結果顯示,相比起以收入為量度標準的貧窮線,以匱乏指數界定的貧窮線,更能排除「低收入、高資產」的長者。第四屆扶貧委員會高峰會已在10月15日舉行,但究竟我們量度貧窮的標準,何時才可以有所改善呢?文:周基利(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座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17日) 貧窮 長者 扶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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