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家輝:五十年前的少年政治犯

早前說法官判決令本人甚感高興,因為一來判詞顯示香港已經有了「法律回歸」的大好勢頭,對於什麼叫「法治」什麼叫「公義」,跟中國大陸的眼界和視野高速接軌,正好作為回歸廿年的隆重獻禮。 二來呢,接軌中不忘創新,法官對「奪」字的中文意義做了劃時代的新詮釋,認為這字深含暴力意味,足以顯示行事者的暴力傾向。 如此法官,如斯英明,豈能不使吾輩開心得睡不著覺? 其實,還有其他值得高興的理由呢。 香港經歷百年殖民浩劫,飽受鬼佬蹂躪摧殘,回歸以前,每當有人抗爭,港英政權例必毫不手軟地鎮壓,有時候施用直接暴力,有時候借用法律審判,總之,如那個不知道從什麼地方讀回個法律學位的立法會議員所說,「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無毒不丈夫。 三十年代,有人借日本侵華之勢,渾水摸魚,質疑殖民者的統治地位,鬼佬二話不說,立即抓人,有些被驅逐出境,有人被扔進黑牢,有人更被送上船,載到大嶼山附近,一二三拋進海裡餵魚,名曰「鯊魚點心」,手起刀落,從不囉哩囉嗦地說什麼上訴加刑。 五十年代,右派雙十暴動,港英事後拉人,故技重施,亦是關了一批、趕走了一批,動作粗暴,完全不拖泥帶水。 六十年代,更不必提了,六七年的「反英抗暴」風起雲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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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家麟:威權時代來臨,二十個歷史教訓

二十年大慶,香港特區製造了第一代良心犯。完美的極權於北方攬政經大權於一身,一方面瘋狂建設,收買人心,一方面嚴密審查媒體,操控思想,以法律之名,殺滅異己;以國家安全之名,肆無忌憚。 威權時代,近在咫尺。耶魯大學教授 Timothy Snyder的最近出版的小書 On Tyranny, Twent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 (《論暴政:二十世紀的二十個教訓》)。作者主要引用上世紀暴政與抗爭的歷史教訓,警告世人,歷史在開倒車,你在史書上讀到的暴政,有可能重臨,Snyder總結了二十個教訓。 早前已寫過四篇,如今不厭其煩,詳列二十種教訓。此際重讀並撮要,下文有引述,亦有自言自語,希望有參考價值。 不要自覺馴服 (do not obey in advance) 專制者的威權是平民奉上的。人性習慣服從,甚至愛揣摩上意,當權者甚至還未開口,大把人自動獻身,平民無條件的順從為專制鋪路搭橋。   捍衛你珍重的制度與組織 (defend institutions) 所謂institutions,包括憲法、法治、民主制度,也包括各種組織,例如你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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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真的被壓迫到需要全面抗爭嗎?

一直以來,我怎樣也想不通,為何今天社會有部分人士認為被政治壓迫至無可接受之地步,必須「全面抗爭」。回想殖民地時代,除了港督是英國委任外,主要官員如唐明治、夏鼎基等,均由倫敦政府直接委任至香港出任律政司和財政司,不要說華人,便是香港人根本也沒有任何機會出任政府主要官員。 到了八十年代,《中英聯合聲明》對香港民主發展也是無片言隻語,其重點是嘗試把整個殖民地架構轉交中國。事實是要到了九十年代,我才第一次感到改變的起端。當時港督衛奕信爵士找人接觸我,希望我出任大法官,甚至暗示,希望我能過渡至首位華人首席大法官。我經過詳細考慮後,最終還是婉拒了。衛奕信不死心,又找人游說我出任律政專員,並承諾三年內,我可成為首位華人律政司。我一向討厭政治,想也不想便回絕了。也許我的決定是錯誤的,但我實在看不見一兩位香港人出任主要官員怎能改變整個制度?為何那時候沒有人高呼被政治壓迫? 這一切在《基本法》制定後開始有所改變。立法局由只有寥寥幾位委任的社會代表充當顧問議員,至今天有半數議員由民選產生。很多人批評今天的主要官員不能代表民間社會,但最少他們全是香港人,而政府缺乏代表性,多少也因為民主派拒絕走入政府影響施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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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培興:沒有政治想像和組織,就沒有群眾

我不贊成現在撤出立會,除了撤出不會影響立法會運作,建制派更容易(沒有拉布,夠票就行)修改議事規則,通過政改、廿三條、一地兩檢以及各種大白象工程撥款等一系列理由之外,還有大大小小藉身份而來的資源和便利。其實過去的議會抗爭都不是徒勞,像是爭取最低工資、令財委會無法撥款,將來還有同志性別議題會打。不過,這些理由都不夠,因為支持總辭的重心是改變現在的政治困局。所以不能夠只是說明後果,還要回應其他考慮。而最重要的是,DQ始終不是我心目中過度至政治組織和抗爭模式來一次大轉變的引爆點。 我同意中共需要的是維持香港繁榮穩定,不會作多餘的行動,讓中資可以在香港出入,同時不過分激起香港人不滿。這樣下來,香港可能會慢慢變成與內地差不多的二線城市。為達到這個目標,中共會針對港獨和自決派的勢力進行清算和打壓。而我考慮的是,那些政治組織本身都背負不少民間團體和工會的組織工作,全數撤出議會,即是奉送相關的議會資源,權力優勢和身份連帶來的曝光度,這會令他們全心投入組織工作,還是會因為失去條件而放棄,更甚步入犬儒,我不肯定,但傾向後者。 本來做這些民間團體、組織工會,或者其他議題的團體工作,其實是應該洗去鉛華,專心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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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立:社運與選舉的矛盾

社運本來是就某些議題對政府或法律不滿而抗爭,例如國民教育、反23條、反對「網絡23條」、反對高鐵、反對東北發展、守護菜園村之類。而使用各種方式施壓或者構成威脅,迫使政府讓步,或者說服議員支持以達至自己想要的政治訴求。 因為種種原因,在香港,選舉似乎會被社運人士視為社運的終點,或者是下一步。也就是說,從事社運而發光發亮的「社運明星」,往往就會走去參選,就像讀書好的書生去考科舉一樣;而成功的話就會成為各級議員,至於他們的同伴也通常會成為議員助理。不論是梁國雄議員還是梁天琦,都是由從事社運開始走到選舉的。 這是因為很多背後的合理性。從事社運鬥爭進而成為電視新聞的主角,引起社會的注意與關注,本來就是抗爭的目的之一,也會大幅增加當事人的知名度。而這個知名度使大家都知道他從事社運。這怎樣也會改變從事者的一生,從好的方面看,成為名人會較容易交朋友也會有更多人想認識這人。 從壞的方面看,從社運產生的名氣會讓很多僱主敬而遠之,覺得僱用這樣的人會惹麻煩。並不一定是覺得他們是「搞事」或「難以控制」,但他們的抗爭對抗的總是強權,這可能是政府或者是其他經濟集團,作為商人往往對此有所忌憚,害怕影響大家的商業合作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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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秀賢:積穀防饑 充實民間

記得特首選舉前後都提過不論曾俊華上台還是林鄭月娥上場,表面溫和的政治氣氛將佔上風,民主派在新政府的換屆初期也不會有太大的對抗。當然這個推論被一些年齡、立場近似的人訕笑。不過觀乎近日泛民主派的表現以至七一的整體氣氛,這個推論也較近似當下的現實。 在這個政治氣氛的低谷,我們最需要做的是「積穀防饑」,在議題、論述、政策上深耕細作,創造一個可達至在野派別政治或政策共識的空間。我們闡述政治理念、倡議政治路線都是為了展現一些對香港未來的願景和想法。倡議和研究政策就是為了將政治願景變得具體,達到社會改變與轉化。 我們認為民間組織應該主張經濟自主、社區自治、體制自強、文化自成、國際自立,就是為了促進政府政策轉變,透過自強和政策改變充實民間社會實力,鞏固整個城市的優勢,為香港未來累積最大的條件。 大家都必須承認,即使未來要促進什麼政治改革甚至捍衛一國兩制、希望「永續《基本法》」,都需要條件才可以提升以上政治目標可達到的機會。假如香港優勢殆盡、失去國際獨特的地位,屆時只會淪為中國的普通城市,一國兩制也自然名存實亡。 現時香港最需要的未必是非常激烈和大型的政治抗爭,而是在目前空間為未來爭取最大的籌碼。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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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認輸吧!

回歸廿載前夕,大專生群起宣稱七一不遊行。香港輸了。香港自二○○三年七一開始,輸到二○一七年七一。當年不是說有幾十萬人上街之後迫使廿三條未能立法並且導致董建華腳痛下台嗎?不是說市民以腳投票展示最大的民意嗎?怎麼說是輸了?我們得承認那年七一本來只是市民的人,數天之內竟成為了有理想、捍衛自由的公民,政治冷感都被「掃把頭」掃清光,為了反對一條惡法,在經濟不景氣的大環境中,成為香港自一九八九年以來規模最大的遊行紀錄,不管十萬、二十萬、五十萬哪個才最確當,鏡頭裏的港島馬路,全是追求民主自由的身影。 這是香港難得一見的公民覺醒。可是,我們的確輸了。我常常回憶自己跟隨家人自新界乘車到銅鑼灣的情景:我們在維園外排隊進入公園草地,樹蔭擋不住陽光的兇猛,小徑上站着不願離場的人,陌生人點頭微笑,像在港鐵車廂裏擠着,等四五小時。這一家人,曾在八九年圍住電視機哭過,後來許多親人移民,政治與社運都不再成為家裏的話題,工作、學業、生活,才是當前要務。若非掃把頭的言論與舉措,誰會在難得的假日再走上街頭。 遊行回家,我們宣布,我們贏了!翌年老董腳痛下台,我們又宣布贏了!回顧「贏」了什麼:香港政治局面由公民主動改變,迫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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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遊行,做最實際

有人問我,今年為何還要七一上街?年長的說︰「年輕人,阿爺不是順應民意,選了個賢士當特首了嗎?法治尚存,制度尤在,在這中央保佑的褔地,你還是不要多搞事了。」七一還要上班的說︰「喂,唔好阻住我返工啊!年年都遊行,你地係咪得閒得滯?唔好忘記,有幾多人畀你地遊行阻住做生意啊。」就連一向支持的身邊朋友,都說︰「遊了十多年,政府寸步不讓,仲想用行禮如儀既方式去爭取,豈不是對牛彈琴嗎?」似乎,大家都對七一已經失去希望,不是心灰意冷,就是嗤之以鼻。七一的意義,真的是一去不復返嗎? 其實,七一遊行的目標很簡單︰在這言論自由天天收緊的社會,遊行是警鐘、是決心;它不僅是對政府的當頭棒喝,對社會現象不公的吶喊,也對市民大眾是個不可多得的宣洩渠道。 七一遊行是警惕政府,尤其是所謂高票當選的特首,不要以為自己真的充份代表民意,官員們深受廣大市民愛戴。就算得到所謂的一千二百個選委加持,中央的首肯,這樣選出來的特首,到底不過代表這兩方的利益。那市民的利益福祉呢?七一遊行是提醒政府,社會還有非常可觀的市民,不滿政府的作為,不滿我們的政制仍然如此封閉,更不滿我們的自治被天天削弱。 七一遊行是告訴市民大眾,我們仍然在一個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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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六四活動怎會沒特殊性的政治考慮?

稍早前中大學者陳健民表示,他悼念六四,不僅是基於對中國人身分的認同,而是出於維護普世價值的考慮。這種嘗試超越族群認同和民族認同的思維當然值得尊重,但從實際的操作來看,這種思維並未成為香港推動悼念六四的主要精神支柱。正因如此,香港在近年才爆發有關應否悼念的爭議。 悼六四者有特殊政治考慮身分認同 簡單來說,我們並不需要否定昔日中共派遣軍隊入城屠殺手無寸鐵的示威者的暴行,亦不用刻意貶低悼念六四的意義,但時至今日,地球村其他角落也曾不幸發生過程度相若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暴行,例如1990年代米洛舍維奇在巴爾幹半島發動種族清洗(南斯拉夫內戰)、2000年代在蘇丹爆發的種族滅絕(達爾富爾戰爭)、由2011年持續至今的敘利亞內戰等,當中不但成千上萬被無辜殺害的人迄今仍未得到平反,而且惡名昭彰的暴行有延續下去的迹象。然而,在香港,要好像悼念六四般情感動員一大群人上街譴責其他地區發生的暴行,以及聲援當中的無辜受害者是天方夜譚的事情(最少至今仍未出現過如此情景)。由此可見,悼念六四的參與者或有意識、或不經意地加入了特殊性的政治考慮或/和身分認同。 相信不用長篇大論去解釋,不少港人也知道支聯會主辦的六四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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