撐警

日前閱畢同網胡啟敢兄關於警察集會，教協應負責文章。胡兄論述的，絕對是事實，校規和老師處理事情，確實常有不理想之處，但我比較喜歡尋根究柢，鄙人亦曾執教鞭，思考過後，我希望社會原諒他們。 首先，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問題比想像中複雜，老師沒有法官專業，絕對是事實。一個律師，讀書連實習及各種考試，起碼要七年時間，才能執業。區域法院法官被提名要求是起碼五年執業律師資格，但一般有十年。老師是大學畢業後，讀一年教育文憑便執教鞭。即使訓導有起碼兩三年經驗，但所受訓練完全是兩回事。沒有法官專業公正，是肯定的。 從客觀環境著眼，根據教育局網頁，今天大部分小學已實行小班教學，但魔鬼在細節，根據局方呈交立法會報告，試行級別是小一至小二，至三或四年級，會重回大班。一班四十人，管理秩序，對任何老師都有困難，而且小班試驗，不包括中學，加上教育改革起，老師能放在學生身上時間，變得更少。資源緊拙與現實環境，表現與社會期望有落差，可以想見。不少人指今天大學演講廳仍然過百人而成功，但大學生多數思想較成熟，與青春期反叛的中學生，是兩回事。 從老師心理著眼，有兩項值得求情之處，其一，自功能組別有教育界議席以來，選出議員，皆民主派

蕭若元之子蕭定一捐了二十萬元給七警家屬，一時間輿論譁然。蕭若元回應蕭定一捐錢事件，歪理有三(https://youtu.be/w5T0I5-Wyr8?t=10m20s)： 一、蕭定一已經是成年人，他所做的一切與自己無關； 二、蕭定一捐錢是給面子生意伙伴，所以沒問題； 三、七警家屬是無辜的。 第一，蕭定一已經是成年人，蕭若元不能強迫對方做或不做任何事，這當然沒有爭議。可是，輿論批評蕭若元不阻止兒子捐錢的行為嗎？當然不是。其實，不止是成年子女，其他親戚朋友做任何事，對或不對也好，其他人是無法阻止的。可是，若對方所做有違公義原則，則不應護短。因此，蕭定一捐錢給七警家屬，正常人不會期望蕭若元阻止，但是會期望他批評兒子的行為有否做錯。蕭若元的辯解明顯是「打稻草人」，故意模糊焦點。 另外，蕭若元以往在網台批評過不少人，從沒有說過因為對方是獨立個體，所以與自己無關而不批評。如果因為是獨立個體而與自己無關，世界很多事也與自己無關，根本不再需要時事評論員。 第二，給面子生意伙伴，絕對不能凌駕社會公義。敢問一句：如果蕭定一的生意伙伴要求他捐錢給李偲嫣、周融之流，甚至捐錢給黑社會毆打黃絲，這又是否沒有問題？

在佔中期間發生的七警案，攙雜太多的政治因素與仇恨，這種恨，已蒙蔽了不少人理智的心，是時候要整理一下。 佔中期間社會陷入前所未有的撕裂狀態，警員與示威者對立衝突，七警案只是暴露了當時警民相互痛恨的事實。七警被判罪成入獄，這股恨卻未有減退跡象，甚至令非理性的情緒主導着事件的發展。 在講求法治的香港，法院在聽取控辯雙方的證據和陳詞後，按法治的原則作出裁決，不滿裁決的人士，亦已向法庭提出上訴。若果我們還珍惜法治這座香港「最後的堡壘」，為何坊間仍有不少自以為撐警、實為陷警方不義的人士，肆意辱罵法官、不理《基本法》的規定，乘機批評外籍法官不諳港情；更離譜的是，要求特首特赦七警？這些警隊外圍「啦啦隊」，為求達到盲目撐警的目標，完全無視本港的法治制度，這對負責維護法紀的警隊而言，算是什麼水平的支持？ 其後有社會人士發動為七警及其家人籌款，以支援他們的訴訟費用及生活，本來也無可厚非。然而在一些「有心人」努力動員各界人士募捐，以營造「七警為維護社會秩序而不幸鋃鐺入獄的『受害者』」時，又再次為警方製造另一次尷尬萬分的局面。 部分影視界人士給予七警的捐款，惹起社會爭議。如果有捐款人士的背景，可能會引起執法人員

早前有萬七名警察集會反對七警被定罪，聲勢浩大，一如七十年代警察包圍廉署，法治受到執法機關的挑釁。然而，就這次事件，政治不正確地說：教協要為此負責。 因為現在警察如斯蹩腳的法治觀，多少來自教協多年來提升老師的人權素養不作為，讓這些老師在中小學「身教」出缺乏法治和人權觀念的學生。這些學生，有部份成為警察，參加了侮辱法治的集會。 其實，香港的中學是最反法治的地方，連戴教授所言的有法必依也做不到。正如普通法原則，法律沒有寫的都可以做，但是學校的老師和訓導經常學人大粗暴釋法，將校規的解釋權任搬龍門。早前有學校男生在便服日穿校裙回校，理論上便服日是穿著自由，但是校方竟然用一大堆荒謬理由對學生大刑伺候。法治質素和人大一樣低。 記得英國有所學校修改校規，禁止男生穿短褲上課，而有男生改為穿校裙回校抗議，學校遵守法治精神不僅沒有懲罰學生，反而讚賞學生有智慧！若果是香港，早已被訓導罵得狗血噴頭了——挑戰權威的公民意識很快被異化為揣摩上意的奴才意識。 至於學校的老師對於校服服飾和學生髮型的操弄，更加是對學生的人權作嚴重的侵犯。實在沒有理由限制學生就服飾和髮型打扮，不過對於「存在就是合理」、「屁股取代腦袋」的老

任建峰先生（簡稱任）發文〈言論自由與藐視法庭——回應李芄紫先生〉（2月27日《明報》）回應我批評他的文章（2月24日明報）。這種回應是有益的，我向任與公眾再次陳述我的理據。 先說明，我不站在建制派立場說話，因此任用建制派的言論指摘我，恕我無法回應。具體到討論港獨及批評法庭法官的問題上，我認為應堅持同一把尺，只要沒有構成「明顯和即時的危險」，都應屬於自由表達之列。任可能會質疑我沒在港獨問題上發文捍衛言論自由，其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在下人微言輕，沒法什麼文章都能上報紙而已，絕非持雙重標準。 審判後分析批判不應被視為干涉法庭 任與我都承認言論自由與司法獨立的重要，但在兩者發生衝突時，哪個更重要則持有不同見解。他認為司法獨立更重要一些，雖承認「公眾是有言論自由去批評法院或法官」，但認為「辱罵法官」即便沒構成「明顯和即時的危險」也不可接受，因為「如果公眾因一些對司法的無理謾罵或指控而對司法失去信心，我們的法治、司法獨立就會無辜地被損害」。 這種說法存在很多錯誤。首先，如我在原文寫的，言論自由是《基本法》第27條、第39條以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所規定的公民政治權利。1991年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通過時具

  七警案雖已審結，然餘波未了。藍絲建制，對法官口誅筆伐。愛港之聲高達斌成立組織，提倡監察法官量刑，判詞應以中文為準等，其實，現階段司法沒有改革必要。 首先，就監察法官量刑一項，藍絲除指責七警案判刑過重外，亦對黃絲被定罪後判刑「過輕」不滿。我們可以見到，他們除求減輕自己人刑罰外，更希望政見不同者加刑。 如果他們成功，只是得到眼前小利。現制度之公正，保障的是任何人，「任何人」包括他們。他朝彼等若不幸惹上官非，失去保護的，其實包含他們。 誠然，我城華人佔絕對多數，懂中文的人，比英文多是事實。然而，中文不適合作法律語言，也是常識。上世紀博學鴻儒梁啟超談中文，便言及一句說話起碼有三重解釋，有時候研究者自己也說不明白主題。英文比中文清晰是必然的。利益申報：鄙人大學正正主修中國人文，每一次功課和考試都用中文。 中文判詞不是沒有，但跨越港英時代法官，即使是華人如胡國興，以往受訓練也是用英文，他也不諱言用中文寫判詞，要花更多時間。 民主必須輔以法治是政治學常識，法律不是投票，即使終審和高等法院有投票制度，陪審團成員經過嚴格挑選，終院只有法官有權投票。是的，最原始的希臘城邦民主，是投票決定應否

日前，見旅美學人黎蝸藤教授就七警案評論，鄙人雖為後學，然實不能茍同，撰文一篇以駁之。 首先，對於黎教授引用短片，指有示威者意圖搶奪疑犯，「隨時」衝前，又指這些畫面是佔中期間警察「普遍遭遇」。佔領歷時兩個多月，廿四小時全天候有傳媒和示威者手機攝錄，黎教授貴為學者，必要教學研究，大學職場生態就是要定期交出論文，斷不可能把相關片段全部看完，所謂的「普遍遭遇」，相信只是以他自己看過的做枚舉歸納判斷，但有足夠資料而不去小心求證，便下「普遍」結論，有武斷之嫌。 根據已故歷史學者霍布斯邦在其名著《極端的年代》中所言，電視鏡頭只要出現十秒頭破血流，就能令社會出現動盪觀感。普通人可以出現這種盲點，但黎教授貴為學者，竟然犯這種錯誤，後學實大惑不解。 也許我要求過於苛刻，但歷史研究方法，就是要拿到所有可得到資料才可以下判斷。根據嚴耕望教授《治史經驗談》，研究一個朝代，要連帶找對上和往下朝代史料，才不至於有遺漏，鬧出笑話。 回到事情本身，雨傘時，除了衝擊立法會大門外，我們見到的，全部都是示威者舉起手任打任拘捕。水砲擊中，陳淑莊議員跪地叫警察冷靜。即使是親政府媒體，我也找不到所謂的「普遍」搶奪疑犯場面。只有警察

一單七警案，本來簡單至極——罪有應得。但誘發出的，竟是荒謬絕倫的另一個香港。警隊身為市民公僕，其一哥居然可以走出來以代表警隊的新聞否定法律制裁、於某程度上帶領及鼓勵同袍無視司法彰顯。更甚是，他可以大義凜然地宣告，將會以市民的血汗稅款支持被定罪的七警。究竟警隊作為公務員，能否有自己一套立場，甚至胡亂花錢呢？許多事情其實並無那麼複雜，答案呼之欲出。只是這年頭有不少人腦袋歪曲出了問題(twisted mind)，若要辯論，這又是另一個課題，在此不贅。 撐警一方的盲目與失智，以往屢見不鮮。然而今次值得關注的是，不少高學歷、具社會地位、身負公職、甚至是現任立法會議員均走出來對法庭指指點點。在三權分立的基礎下，「行政」、「立法」與「司法」最理想本不應互相干涉——此處，「干涉」所指並不是規範言論自由。若閣下不滿判決、甚至質疑本港被視為「世界級」的司法機制，當然可以一抒己見。然而，「言論自由」與「大放厥詞」完全兩回事，並只得一線之差。而今次的事件中，一班政客、社會知名人士紛紛走出來參與一場荒謬怪倫至極的（疑似）非法集會——而重點是，此舉是對法庭施行公平公正公義的施壓與攻擊。過火、甚至對法官作出威脅，老

星期三晚的警察集會可能是香港回歸以來第一個真正的社會危機。 組織者莽顧後果 首先，筆者甚是懷疑組織者有否考慮過集會所帶來的風險和後果？警隊作為維持社會秩序的最主要力量，如果前晚的集會失控，組織者是否有信心、有能力去控制場面和參與者的情緒？如果情況失控，那香港政府就只可以請求解放軍出動去鎮壓失控的集會人士。這將會使警隊的權威直接放在解放軍的管轄之下，不但嚴重損害警察的尊嚴而且也是對一國兩制的一種隱藏而且深遠的傷害。當年警廉衝突期間，港督本來也想派英軍鎮壓，只因英軍指因經常與警隊共同在邊境執行任務，想避免衝突而不想介入，所以港督才特赦當時的警員。組織者是否認真考慮過集會可能出現的後果？ 而且，在和平時期出動軍隊永遠是非常敏感的行動。警隊被軍隊鎮壓將會嚴重損害香港的國際形象和外國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其嚴重程度將遠超佔中所帶來的影響，因為警察從來不是如組織者和部份警員所言的「都係人」。警察從來都不是普通人，部分警員似乎忘記自己是紀律部隊。 警察忘記自己是紀律部隊 紀律部隊(disciplined force)與其他公務員最大的分別是在於服從性。公務員可以對上司提出異議但紀律部隊不能。紀律部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