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氣候當前支聯會可以做的不多

周日晚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大會宣布有11萬人出席。這不單與2012及2014年的高峰18萬人有一段距離,且已經是連續第3年出現人數持續下滑。會後媒體上不乏擔憂悼念六四將在港日漸式微的報道,記者亦紛紛緊張地問支聯會還可做些什麼來力挽狂瀾呢? 我相信這些擔憂和緊張都是出於好意,但我卻認為有兩點值得搞清楚的地方。 悼念人數是一直萎縮還是有起有跌? 首先,悼念人數是否一直萎縮?還是有起有跌、有高有低呢? 如果走勢是,打從首次六四燭光晚會,集會人數已經是頂峰,之後27年拾級而下,人數一年比一年少,那當然可以說,六四悼念在港日漸萎縮。但事實上,走勢又非如此。 以支聯會官方公布數字而論,不錯,在頭3年集會人數確是達到15萬、10萬、8萬這些高位(見表);但在之後十多二十年間,除了在「逢五逢十」的特別紀念年份人數會稍高之外,其實集會人數長期維持在4萬至5萬人左右。因此,4萬至5萬人其實才是六四燭光晚會的「基本盤」。 集會人數持續下滑責任全在支聯會? 2009年是一個轉捩點,集會人數突然從4萬至5萬的「基本盤」,一下子急升了兩倍至15萬。之後幾年集會人數居高不下,維持在10萬以上。 所以,看過這些數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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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燭光晚會的一點觀察和感想

1. 的確是少了參加者 當日晚上7:45天后站沒有往昔的人潮。9:40維園往銅鑼灣地鐵站也沒有從前塞人的情況。 2. 少了年輕人 如去年蔡子強一樣,呂秉權請在場的大學生和中學生舉手,舉目所見,也是比去年少。 3. 多了大家熟悉的義工 碰見劉細良、張鋭輝,他們都拿着捐款箱,希望是支聯會想募集多點捐款,建永久的六四紀念館,但我也擔心是不是連義工也少了呢? 4. 多謝中文大學學生會 中大學生會的言論,其實和2009年曾蔭權說「代表香港人」的六四言論一樣,人心是澄明的,原本不打算出席燭光晚會的,也因為這番言論而再站出來,你不代表我呢。 5. 論壇的結果? 去年和今年一樣,其他大學學生會舉辦論壇,討論六四,討論和香港關係,理性的討論探索是很好的,希望同學會整理論壇討論結果,為六四不要被遺忘,為平反,為公義,為民主找到啟示、方向和出路,否則幾年過去,論壇也會一樣淪為所謂的行禮如儀。 6. 問自己會做什麼? 燭光晚會對我和許多人來說,是一種群眾的力量,讓六四的生者和死者知道自己並不孤單,讓不民主的國度知道還有許多香港人沒放棄、沒忘記初衷,這份信念絕不是在每年的六四夜才展現,是一路的追求,是身體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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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悼念,請勿再 FF「結束一黨專政」

筆者 2014 之後對六四悼念亦有所反思,停頓兩年,坦言,當時對晚會不無反感。不過故宮地鐵廣告一事,筆者曾戲言支聯會若然夠膽在地鐵「慶祝」,筆者定必重回晚會,失蹤的話皇天擊殺。支聯會不負所望,筆者亦不食言,2017 重回晚會。 事隔兩年,冷靜過後但仍然要搖頭嘆息,六四晚會的確有深層次問題極需解決。 同日港大有一六四論壇「愛國情懷到盡頭,悼念燭光為何留」,練乙錚提議未來的六四紀念主題,其實值得支聯會認真考慮: 1. 紀念六四死難者 2. 警惕六四屠城(香港重演) 3. 放棄「結束一黨專政」主題 (video time from -33.05) 返回晚會,筆者感嘆是當晚支聯會宣言仍對中国著墨太多,香港只是輕輕一提,對「結束一黨專政」仍是 FF 無窮。 今時今日,如果仍見台灣集會高呼「反攻大陸」,大家會否忍俊不禁?事實上台灣今時今日為六四發聲亦會牽上大量本土議題: 1. 民進黨六四聲明 要求中國讓李明哲回家! 2. 馬英九:「六四」事件28週年撫今思昔 中国的事由中国市民決定,香港的事由香港市民決定,香港可以為人權發聲,猶如對國際任何一件人權事件一樣,對中国較為咬牙切齒亦屬合理,但是否需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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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情不再 悼念何時了

1989年6月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於天安門暴力鎮壓、屠殺八九民運人士,可見中共乃是殘暴不仁的殺人政權,本性難移,古今一轍。事隔廿八載,今日「六四維園邪壇」再現,「建設民主中國」綱領依舊,「平反六四」訴求遙不可及。支聯會不思進取,行禮如儀的悼念,意於消費六四,換取政治本錢。如此低劣之行,本會絕不予以認同,同時寄望港人認清六四之本土意義,以免使悼念淪為愛國情懷的政治搖籃,或是將悼念成為另類政治正確。 集體式悼念終要有結束一日 六四屠城28周年,中大學生會將不會舉辦或參加任何六四悼念活動。不舉辦紀念活動並不代表我們會遺忘六四,屠城史實已經記載於史書,記憶亦早已深印於腦海,燭光無助傳承和延續意義。本會絕對尊重當年六四學子為民主自由的付出,我們需堅守其所堅持之普世價值。港人廿八年來風雨不改的悼念,可印證我們對此之執著,如基於人道理由悼念六四亡魂,日後港人仍可自行悼念;而集體式悼念終需要有停頓或結束的一日。 面對赤化之禍,政權壓迫港人,不必依靠六四記住這個不義的政權。打壓民主、自由和本土價值的戲碼,每天都在香港社會上演,活生生地警惕着我們,港人應立身本土,先時刻認清中國殖民之事實,而非悼念2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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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中國情懷」的悼念六四意義

今年六四香港大學學生會下午的論壇主題為「愛國情懷到盡頭,悼念燭光為何留」。令我感慨的是為何要質疑六四燭光?要質疑一個控訴中共血腥鎮壓的集會?是否對新一代已是毫無意義?是否不出席就是政治正確? 愛國縱盡頭 堅持公義不斷再出發 我明白新一代的年輕人對愛國毫無感覺,這是不難理解的。支聯會亦非要大家抱着愛國情懷出席六四燭光晚會。愛國與否是大家自己內心的事。支聯會只是希望港人毋忘六四,控訴中共的血腥暴行,要求結束一黨專政丶建設民主中國。我們高舉的是普世人權民主自由的價值。愛國就算走到盡頭,但堅持公義民主絕對是不斷的再出發。 另一個年輕人否定的是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認為作為香港人,中國與我無關;港人要爭取的是香港的民主前途,「建設民主中國」反而是窒礙了香港想像。香港人身分變成與「支持中國民主化」對立起來,這是一個不必要也不利香港民主化的對立。我們不理中國,是否中國就不理我們?難道我們相信「河水不犯井水」論?中共過去及現在並肯定會在未來不斷干預香港。最近張德江的言論不正是再次示範專政極權不會放過香港,「一國」要大過「兩制」?中共不單止是講,而是在這數年間不斷在收緊香港的高度自治空間:人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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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良知 拒絕遺忘

立法會早前審議《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表決鐘聲由5分鐘減至1分鐘的動議,在建制派反對下,罕有地被否決。但同時間,民建聯議員黃定光公開地表示正採取拉布策略,多次要求記名表決,表明希望拖延會議時間,似乎是要令民主派不能在政府換屆前提出彈劾特首梁振英,以及阻礙由黃碧雲議員提出的「毋忘六四,平反六四」議案於6月4日前辯論。 事實不會因時間流逝而改變 28年前,一群充滿理想的大學生,他們為了爭取中國的民主自由,在北京天安門和平集會、絕食,提出「反官倒」、「反貪腐」的訴求,結果手無寸鐵的年輕人慘被軍人槍殺,甚至被坦克車壓成肉醬。香港支聯會過去一直風雨不改,每年六四前的星期日都會舉行大遊行,以及於六四紀念日當晚舉行燭光集會,團聚市民悼念這班民主英烈,憑數以十萬計市民手上的燭光,以良知照耀黑暗,以慰逝者在天之靈;以行動向當權者發出人民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的呼聲。 28年來,立法會一眾泛民議員都會在立法會嘗試提出平反六四議案。今年六四,有建制派議員卻連悼念六四和追究當權者責任的議案都容不下。六四屠城是不爭的事實,現在有人為了「媚共」,不惜變成健忘人,抹去這段令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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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華領導下的支聯會

今年六四紀念仍然有12萬人參加,相比於排外本土活動規模之小,顯示民心背向。但排外本土有多少群眾支持,本非關鍵,因為他們現階段的目標,是破壞民主運動,而非爭取多數。當晚維園,排外港獨企圖衝上台,無論其背景,客觀上不過是這套大戰略的小插曲。然而,香港民運,已經準備好抗衡黑暗力量嗎?傘運以來的發展證明沒有。而當中部分原因,是由於大家遺忘歷史,包括支聯會的歷史。1997年的爭論2011年司徒華去世時,可說生榮死哀,個人來說無有遺憾了。但我認為,司徒華及主流泛民的路線,要為香港民主困局負上政治責任。我們不妨回顧一下第一次關於支聯會的公開爭論。這場爭論發生在1997年7、8月明報世紀版上。先是劉健威,一面批評《另類回歸聯席》的一批朋友,在七一遊行隊伍抵達政總時,大唱國際歌;另一方面,他又批評「支聯會發言權、代表權、領導權永遠集中在幾個人身上,是對權力的無限戀棧」。此文一出,司徒華為文反駁,接著,葉蔭聰、孔誥烽、黑鳥、陳漢森、一群婦女團體、先驅社先後加入論戰。所圍繞議題,主要是支聯會領導者及其活動,是否民主。但這次爭論也反映本地民運的固有弱點,就是難以在政治路線的層面,去了解事物。支聯會的不民主組織路線,不過是為其鳥籠民主的政治路線服務而已。而早在1996年的六四紀念上,這條鳥籠民主路線,已經全面暴露,但當時的討論很少,到了1997年的公開爭論,也沒有涉及,以後亦無人再提。然而,正是這條路線,把本地民運送進困境。準備不戰而降1996年春,支聯會展開關於回歸後對策的討論,並向所有成員團體提出《支聯會跨越九七》這個文件。[1]這份文件證明司徒華等主要領導者,早就準備,回歸後一旦被禁止搞六四集會,就俯首認命。文件是這樣說的:「即使六四集會不獲批准,相信大家都會不約而同進行悼念」;「支聯會被取締後…香港市民就會起來抗爭。」他們呼籲市民自行紀念六四,呼籲市民「起來抗爭」,唯獨忘記自己作為領導者的責任!一句話,就是叫群眾食自己。當然,此外還是有對策的,就是「打官司」:「如果支聯會戶口被凍結,我們將控告有關部門侵犯私有財產」;「支聯會成員一旦被捕,我們將循法律途徑爭取合理裁決」;「如支聯會被指令解散,支聯會將進行法律訴訟」。我當時便為文諷刺支聯會領導者是「官司民主派」,他們「做最壞的打算,但作最小的努力。…保衛起碼的集會自由和結社自由,是有可能成功的,至少不能未戰先降。自稱堅持民主立場的黨派領袖,就應有這個責任。否則,一個只願享權利而不肯負義務的領導,要來何用?」[2]鳥籠民主路線正因為支聯會領導有曳兵棄甲的意圖,所以當時先驅社一方面爭取支聯會大會否決《支聯會跨越九七》,另一方面,主張行使公民抗命權保衛自由。[3]但這些提案被否決。於是先驅社在六四紀念之前,致信支聯會,告之將會在當晚,發起群眾聯署,之後向支聯會請願。先驅社當晚收集了幾千個簽名,並被安排上台遞交聯署橫額。之後,卻變成司徒華口中的「先驅社強行上台發言」。這當然大錯特錯。想不到20年後,才真的發生「強行上台發言」,不過不是先驅社,而是排外獨派了。這是後話。或者,1996年這份文件,不過是他們一時糊塗?不是的,如果大家記得1989年6月7日他們臨時取消三罷,就知道他們多麼一貫了。只因有幾十個人凌晨時分搞了街頭小破壞,只因收到鄧蓮如勸退電話,司徒華就決定取消三罷了。還記得事後張文光強辯:我們沒有取消三罷,只是取消大遊行。司徒文光的確有乃師的口舌便給,因為他技術上全對。問題是,三罷和大遊行是捆綁的呀!當時支聯會的《罷工、罷課、罷市告全港同胞書》,號召三罷之餘,也號召市民「參加當日下午二時的集會遊行」。你取消百萬人集會遊行,就連帶也取消三罷。更可笑的是,雖然他們取消遊行,市民卻行使了自己的「公民抗命權」,幾十萬人自發去新華社抗議,卻無絲毫亂象。這也不是群眾第一次拋棄支聯會的。1990年的六四一週年紀念,司徒華等人為了沖淡悲傷氣氛,安排了大量歌星演唱與主題及氣氛完全無關甚至衝突的歌曲,導致大量群眾不滿離場。而楊森尚說:「走就由得佢地走!」可以說,司徒華領導下的支聯會,客觀上扮演兩面派角色。積極一面,就是把分散力量,集中起來(雖然最早發起支聯會的不是他們);消極一面,就是當運動高漲到頂點之時,緊急剎車,客觀上幫助中共和港英維穩。司徒華等人還有一個辯護,就是那時市民基本上不想香港亂。這是栽贓了。觀乎幾十萬人照樣上街,又觀乎其結果秩序井然,就可以知道,多數市民並不以為那區區暴力事件,足以嚇怕自己;就可以知道,即使三罷如期實行,無論如何搞不亂香港的。更深刻的反思以上文字,固然不純粹是回憶,而是想探討支聯會路線之餘,更想反思整個香港民運。坦白說,司徒華等人如何不濟,但如果當時港人民主意識不是那麼薄弱,他們也不會那麼趾高氣揚。雖然,一旦他們的兩面派路線太過分,群眾還是能夠自己行動。但群眾又是善忘的,如果沒有一個真正堅定的民主派,那麼,不同路線的區分,就永遠難以彰顯。難怪那個《支聯會跨越九七》,如此可笑,如此分明的投降主義,當時的反對聲音卻小到幾乎聽不見。即使一年後明報上發生辯論,也幾乎沒有涉及到大是大非。所以,排外本土派若說只要當時主流泛民大膽三罷,香港說不定已經獨立,乃純粹癡人說夢。前年的傘運,更進一步反映港人多麼缺乏政治能力。當年事,俱往矣。我們這一輩人都老了。這一輩人是幸運的,因為事實證明,中共能夠等,多等20年。但正因為這一輩人太幸運,所以他們也沒有解決過任何一個問題,只是把包袱傳遞下一代而已。青年一代看不起主流泛民,良有以也。但如果青年一代以為,不需要吸取歷史教訓,不需要全面反思,只需不管三七二十一大罵主流泛民,便能獨自擊退專制勢力,其實也是幻想。如此下去,恐怕十年之後,我們仍然原地踏步;不,是更大幅倒退,因為時不予我呀。而反思,關鍵不是換人,而是換路線,換腦筋。從前如是,今天尤其如是。2016年6月8日[1] 這個討論稿,後來正式發表時有個別字眼修改,但基本精神不變。[2] 《寸土必爭還是束手待斃》[3] 《對支聯會的支持及建議》〈反思香港系列〉之一 六四 社運 支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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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評鴇母龜公論

今年六四前夕,香港多家大專院校學生會批評支聯會,不滿其舉辦六四悼念活動,人盡皆知,激發爭議。箇中是非,值得探究,不應因為他們是大學生或年輕人,就認為不可被批評。只要我們都是成年人,就應該跟和平的異見者理性討論,本諸相同標準,反省自己,冷靜沉穩,戒驕戒躁。香港樹仁大學學生會編輯委員會諸公,繼日前狠批支聯會是「鴇母龜公」、「職志就是要誘拐少女受污,上貢暴徒土匪」之後,其執行編輯王俊喬再發表一篇「調查報導」,表示支聯會歷年來坐擁龐大捐款收入,大約8373萬港元,用以製作制式化的悼念活動和永續社運,耗資龐大,成效低下,徒惹中共訕笑,所以要求解散支聯會,把資源全數捐獻給熱血公民、本土民主前線、青年新政、將軍澳青年力量、東九龍社區關注組等本土組織。該文還聲稱「當年六四義士為了民主自由而賭上性命,他們在天之靈,看到你們在放風箏,跑馬拉松,定必不會感到安心」。他又狠批這些活動「並非抗爭,只是極為廉價的精神自瀆,求個安心而已」。他更稱支聯會猛烈抨擊學生的批評和鞭策,顯示支聯會已跟中共沒有分別。他表示當今香港政治環境已非討論民主,而是統獨,建立香港主體;支聯會如非改組以建立香港主體本位,就需解散,轉移全部捐款給本土組織。除此之外,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孫曉嵐日前在訪問中聲稱:悼念六四對這一代年輕人無甚意義,相信未來一兩年將會剔出學界議程。傘後政團「青年新政」支持孫曉嵐的觀點,認為六四事件過去27年,中國人權未有寸進,而香港也日漸淪喪,現在應該撥亂反正,不要再被「強行綑綁至『建設民主中國』的偽目標上」;維園燭光晚會已成「習俗」,蠟燭只有「表面象徵意義」,支聯會「以參與人數自我陶醉」。文章把香港形容為「火場」,把中國形容為「廢墟」,表示「站在火場裏卻去關注鄰居廢墟重建便是不分輕重」。「青年新政」認為:「平反六四」的訴求是以中國為本位,變相認同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形容此訴求是「向殺人竊國獨裁政權跪求『平反』」;六四屠城已為世人共知,中共如何定性「根本不重要」;大家應該「背起六四給我們的教訓,抬起頭,邁步繼續向前走」。為了方便討論,我把我認為錯謬的部分用粗體字顯示。由此可見,上述年輕人或大學生的說法不全對也不全錯,是非對錯摻雜在一起。因此,分析的第一步就是要先指出哪些地方對、哪些地方錯,把兩者區隔開來,以免自己以偏概全,以免受眾轉移焦點。對於香港支聯會的諸多批評,我在先前文章中已有詳細說明,在此不贅,而上述年輕人或大學生也能點破若干關鍵重點,值得讚賞。然而,他們在上述粗體字部分卻顯然引喻失義,值得逐一攤開來仔細觀察,引發更深入的思考和反省。一、他們批評支聯會是「鴇母龜公」(經陳雲先生「賜教」而加上「龜公」二字)、「職志就是要誘拐少女受污,上貢暴徒土匪」。這些話是煽情發洩,而非理性批評。如果他們有理由,就直接說出來(他們也的確說了出來),但是絕對不用貼上如此不倫不類的比喻,還要在「鴇母」上加上「龜公」,層層加碼,自得其樂。批評者如果真的認為支聯會是「鴇母龜公」,那麼難道多年來參與燭光晚會的人都是「女妓男娼」嗎?批評者自己小時候或他們的爸媽有出席過燭光晚會嗎?如果有,他們又豈非「童妓」,或者「女妓男娼」之子女,或者「被誘拐上貢而受污的少女」之子女?只要大家撕走「鴇母龜公」這個標籤,冷靜地思考與評論,掃走這些無聊問題,可能更能有助於大腦發育。至於支聯會也無謂氣憤,人家罵你是一隻蟑螂,你也不會變成一隻蟑螂,像倪匡般「哈哈哈哈」就好了。講穿了,這些年輕人和大學生不倫不類比喻背後所傳達的訊息恐怕是:「支聯會幫共產黨做事」,所以充當了「鴇母龜公」和「誘拐上貢」的「馬伕」。如果他們說的是支聯會本身(而非少數個別成員),這是一個至今毫無根據的惡意指責。再退一步來說,如果他們的真實意思是:「支聯會幫中國人身分認同和大中華意識招魂」,所以充當了「鴇母龜公」和「誘拐上貢」的「馬伕」,這也是把歷史事實攪亂了,因為當年的「中國人身分認同和大中華意識」雖然比現在強,但說到底,當年的香港市民還是希望優先守護「香港核心價值」和促成「香港民主自由」,而「建設民主中國」正是清除一大障礙的重要政治手段,從來不因歷年的支聯會晩會而有所改變。此外,支聯會在主觀願望和客觀效果這兩方面,都沒有旨在培養起一種「不做香港人、只做中國人」的意識。二、他們要求解散支聯會,把錢財和資源全數捐獻給熱血公民、本土民主前線、青年新政、將軍澳青年力量、東九龍社區關注組等本土組織。這是個荒謬拙劣、毫無邏輯的講法。如果那些錢財和資源是他們口中的「臭錢」和「嫖資」,為何本土組織有權或有任何正當理由奪取?部分本土組織根本不想悼念六四,當年的支聯會捐款者真會同意如此挪用捐款嗎?想當年,孫大砲搞革命時即使再坎坷,也不會跟康有為說「你快把錢給我」。本土組織應該長點志氣,自行籌款,不是覬覦別人的錢包。否則各人分別號稱成立一家「本土組織」,圖個支聯會千萬百萬,然後大笑淫淫,還得了?至於解散支聯會一議,我看那是嫉妒和發洩的精神表現。說到底,某甲「要求平反六四」和某乙「要求解散支聯會」其實在精神本質上並無二致。況且,支聯會有結社自由,他們憑甚麼叫它解散?比較合理的說法,就是上面提到的「支聯會改組以建立香港主體本位」,亦即把「推翻中共專政、建立民主中國」視為「香港自治獨立民主共和」的可行手段和重要里程碑。對於這一點,我在先前文章已有說明,在此不贅。三、他們聲稱「當年六四義士為了民主自由而賭上性命,他們在天之靈,看到你們在放風箏,跑馬拉松,定必不會感到安心」。我認為真相絕非如此。他們可以問問被坦克輾斷了一隻腿而仍然在生的齊志勇,他們可以問問兒子慘遭殺害的丁子霖,他們可以問問目前身在台灣的王丹、吾爾開希,問問他們會不會因為支聯會安排放風箏和跑馬拉松而感到不安?抑或反而對這些學生的說法感到不安?想入非非,憑空臆測,抹黑別人,胡說八道,可以休矣。四、他們狠批這些活動「並非抗爭,只是極為廉價的精神自瀆,求個安心而已」。這是與陳雲的「集體精神病」和「美沙酮儀式」說法互相呼應。的確,維園燭光晚會不是有力的抗爭,也有很多人出席是希望做件好事,求個安心,但我不會稱之為求個安心「而已」或者「精神自瀆」。維園晚會是持之以恆的抗共民氣累積延續的重要方法,是一種年度表態,是一種自由意志,是一種反抗態度,是一種集體行動。中共對此可能不太害怕,但卻相當畏懼持續下去可能有朝一日將會失控,儼如江河決堤,因為這股政治壓力早已在維園的獨光下累積起來了。正因如此,中共才會派出高達斌等人年年說「廣場上沒死人」之類謊言,才會不斷向「六四紀念館」業主施壓,才會不斷找「某某真相」團體連年撒謊騙人,希望「淡化」事件。中共怕的是將來,不是現在;為了中共沒有將來,我們必須珍惜現在,集體行動。參與晚會,不只是為了求個安心,更加是為了延續這股不服從的精神到世上不再有中共存在的將來。五、他們聲稱支聯會猛烈抨擊學生的批評和鞭策,顯示支聯會已跟中共沒有分別。某人批評自己的建議,就等於他跟共產黨沒有分別?這是甚麼邏輯?批評有理,則反省自己;批評無理,則一笑置之,不用發狂叫囂,胡亂比附。歸根結柢,大學生和年輕人,只要都是成年人 ,都沒有「言論減免遭受批評」的特權。所謂「莫欺少年童」一說,說到底只不過是某些人的功利算計,絕對不能用作衡量善惡和公義的標準。六、他們認為當今香港政治環境已非討論民主。我同意他們所說的當今香港應該深入討論統獨問題(我在先前文章已有詳論),但卻不同意他們聲稱已經不應繼續討論民主問題。質言之,統獨與民主並非二律悖反,兩者都值得探討。只要不在人大831決定的框架內,香港的民主問題還是有很多值得精進的空間,例如直接民主的民間公投、參與民主及商議民主的民間凝聚與團結抗爭,以及在面對今年9月立法會選舉時,民主黨派之間的衷誠合作和鼓勵選民踴躍投票。這些民主發展的努力雖然不是大步向前,但卻絕對不能偏廢。七、他們聲稱悼念六四對這一代年輕人無甚意義,相信未來一兩年將會剔出學界議程,不要再被「強行綑綁至『建設民主中國』的偽目標上」。我再重申一次:「建設民主中國」是指推翻中共專政,引導中國走向憲政、民主、共和、分權的地方自治政府(可以是聯邦、邦聯或國家聯盟),亦即俗稱把中國「解體」,讓個人能夠自主地和民主地參與「解體」後各邦或各國的政治,優先關注地方切身利益,而非遙遠的伊犂或漠河,以及對其自己的決定負責,同時服膺憲政共和的法治理念,不再視大、一、統為善為美,妄圖用來掩蓋人權凋零的悲慘現實。對於這個理想或目標(絕非所謂「偽」目標),香港人需要參與,但也需要知道這只是一個里程碑及重要手段。歸根結柢,「建設民主中國」是用來更有效地保障香港的核心價值、自由、民主、法治、人權,進而成立自主、獨立的政治實體,在香港以外不會再有任何其他勢力在未經香港人公投授權下擁有任何剩餘權力。在這個目標底下,悼念六四與自決獨立完全相容,滿載政治意義,無礙寫入議程。兩者相輔相成,從無接枝綑綁。八、他們認為蠟燭只有「表面象徵意義」,支聯會「以參與人數自我陶醉」。對於「蠟燭只有表面象徵意義」之類的說法,我在前面已有回應,在此不贅。至於聲稱支聯會「以參與人數自我陶醉」的說法,則顯然與事實不符。支聯會主席何俊仁最近被問及會否擔心今年出席晚會人數下跌,他表示多年來出席維園集會人數有高有低,曾經只有數萬人參與,近幾年都有逾十萬人,實在難以準確預期今年出席人數。副主席蔡耀昌則表示,不論台上台下有多少人,他們都會堅持下去。秘書長李卓人也表示,參與六四集會本身就是對中共政權的控訴。綜觀這些說法,我看不出支聯會一直「以參與人數自我陶醉」,否則敬希批評者拿出反面事證加以說明。如果有人因為「嫉妒」或「眼紅」而說出這些話,那些人應該自我反省。如果有人把「對參與人數多而感動」跟「自我陶醉」胡亂劃上等號,那麼讚揚1989年民運人士聚集天安門廣場抗爭,或者讚揚2014年參與香港雨傘運動的人,又是否「自我陶醉」?「真誠感動」被說成「自我陶醉」或者「美沙酮中毒」,只不過顯現出批評者狂妄自大,值得好好反省。九、他們把香港形容為「火場」,把中國形容為「廢墟」,表示「站在火場裏卻去關注鄰居廢墟重建便是不分輕重」。這是「青年新政」人士所講的一個比喻,但是比喻不倫不類。中國這個鄰居既是「廢墟」,也是「大火場」,天天烈火熊熊,人權慘遭蹂躪,公義信仰蕩然,全是現在進行式;香港本土雖然不是「廢墟」,但卻是中共赤化的「小火場」,處處點火,黑煙密佈。以上才是比較貼近客觀事實的描述和比喻。如果香港只是關注香港本土「火場」的那些「火種」,不斷見招拆招,掩蓋宏大視野,遮藏心中虛怯,恐怕只是治標不治本。如果大家能夠擴大格局,認清這些「火種」的「火源」正是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獨裁暴政集團,然後奮力合作,聯合內外力量,把它滅絕、撲殺、瓦解、粉碎,那才能有真正機會去保存香港的元氣、公義、價值、自決、獨立,否則徒務枝節,卯足全力,終究也是事倍功半。在這一方面,社民連的頭腦比較清醒。他們以類似比喻回應,將「青年新政」的比喻改為:「鄰居縱火波及自家,優先阻止火勢蔓延至自己家中為理性選擇;但純粹關心自己,以為不理會隔離火源也可自保便是自欺欺人。」這是一個比較貼近事實的說法。依我看來,站在香港本土的火種旁邊,而不去關注如何根除中國大火源,才是真正的不分輕重。反觀台灣「太陽花學運」學生領袖林飛帆、陳為廷等人對中國六四慘案的態度,顯然優於香港上述學生領袖和部分年輕從政人士,值得香港各界深思和反省。沒有以「反共」為前提的「港獨」,只會變成莫名其妙的「容共建國」,後者顛倒黑白,更不可行,充滿迷思,值得警惕。 六四 支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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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的再定位——本土要如何承載社會記憶?

有關六四的爭議甚囂塵上,但大部分並不必要。也許是《明報》的soundbite太過聳動,將港大學生會會長孫曉嵐的發言以「悼念六四是否要有完結?」為題,於是引發輿論群起回應。但孫氏的言論其實十分清楚,其一直強調敬重六四志士,也無半點詆毀,更未有要遺忘歷史,只是不滿支聯會的愛國情懷以及流於口號的作風,才質疑悼念意義。然而大部分評論純粹衝著《明報》的標題及報導發議,批評其泯滅良心,不近人情,根本文不對題。及後樹仁學報編輯的「龜公」論,矛頭同樣指向支聯會而不是六四本身,但就再激起任建峰律師說「不要再對學生客氣」。而支持孫氏言論的網民,又覺得此即係「支教」霸權,不容許維園悼念以外的討論,卻也一樣不對題,因為各種批評的出發點只是惟恐六四被新一代遺忘,而不是支聯會的種種。雖然激起議論千重,但雙方甚少針對相同議題。常言道香港社會撕裂,恐怕輿情更在網絡及資訊的碎片中,互相誤解,紛亂迷茫。其實彼此若平心靜氣,分歧未必如此大。事實上對於支聯會行禮如儀的批評數年前早已出現。且正如施永青日前亦撰文指出,泛民一早就應反省除卻藉六四表演自身的政治貞操外,到底能為港人實際爭取甚麼利益?何況一方面要結束一黨專政,又堅持要平反六四,更是自相矛盾——既然中共暴虐,而六四早有公論,何必執著要北京平反?正因為支聯會多年來未有正視問題,方始在本土情緒高漲下釀成當前論爭。今時今日,本土情勢已難逆轉,「建設民主中國」也有如當年國民黨在臺灣高喊反共復國一般蒼白無力,欠缺實際意義。不如由此為「六四」重新定位,重新出發。六四的本土意義正如各方所指,六四事件及其悼念是香港本土歷史不能割捨的一部分。不但是因為當年港人熱切投入北京學運、觸發百萬人上街,以及參與營救民運人士、驚心動魄的黃雀行動;更在於六四是不少人的政治啟蒙。多年來不少老師就是帶同學生在維園,具體地教授何謂民主,何謂自由。年年的悼念更是將歷史潛移默化為香港社會的內在價值。即使多年來有幾多言論指六四歷程複雜,真相未明,要大家「公正對待」,但港人都不為所動。因為我們明白,無論箇中有何轉折,任何政府在任何情勢下都不應用軍隊對付人民;而這一點無比重要,因為這是一切政治倫理的起點——政府的建立應是為了保護人民;傷害人民的政權不能是合法政權。由此我們才再會進一步要求政府有各種的形式和表現,例如民主,以避免少數人操控政府來為所欲為。我甚至認為基於長年的六四悼念,港人遂對政權的實體暴力有深刻感受,方在前年九月對催淚彈的鎮壓有強烈反應,而引發了劃時代的雨傘運動。拿走了六四,我們甚至無法了解香港當前的社會心理。同時,亦因為香港是中國境內唯一能公開紀念六四的地方,多年來港人亦由此明確認識香港與大陸如何不同,成為港人身份認同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我們確實無必要再執著於維園年復一年的悼念儀式。不如遍地開花吧——在樓下的空地播放六四影片或在街頭派發八九六四的剪報,重溫中共暴行,警惕北京所為;深耕細作吧,辦社區講堂由政權的實體暴力引論到制度暴力,以求民主意識在大眾真正紮根;展望未來吧,一起想像面對如此過去,我們希望擁抱怎樣的政治,怎樣的社會。以本土視角,多元、積極地承載歷史,六四的意義才能真正薪火相傳。 六四 明報 支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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