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明樂:助紂為虐抑或功德無量

間中跟公務員舊同事相聚,反覆討論這話題─我說,如果政策方向出了錯,幫忙落實,豈不助紂為虐?舊同事不同意,他們說,方向再錯,盡量減低傷害,一樣功德無量。我一直不懂回應這一點。直至讀罷《公義的顏色─王惠芬與少數族裔的平權路》,終於想通。原來,有些東西,我們一直搞亂了,本末倒置得很離譜。執政者、公務員和民間倡議者該如何分工?執政者掌握社會大形勢,最適合掌舵政策方向。公務員緊守崗位執行政策。NGO最貼近民情,可以在實際操作中補位。理想,合該如此。現實卻是,坐擁資源與權力的政府,政策老是走歪路。NGO大聲疾呼公義,卻勢孤力弱。公務員夾在中間,上司命令不可違,唯有努力替爛鞋繡花,美其名減低傷害。簡單講,三方互相消耗,三輸。王惠芬描述,社會服務理應是使命主導的,有需要就有服務。實情卻由金錢主導,有資源才有服務。為什麼會這樣?社福機構要扭轉政策,很難;順着資源走,比較易。事關主導的權力與責任,其實在執政者手上。問題是,何解執政者總是走錯路?視乎如何定義對與錯。我們相信,「公義」,就是對。執政者卻認為,「平衡利益」,才是對。兩者一旦存在矛盾,公義總是率先被犧牲。平衡利益的終極目標是─無人嘈。是以不難理解,何以沉默的少數,例如少數族裔,在政策中總是沒有位置,因為根本嘈不起。別怪抗爭者終日在吵。在平衡利益的泥漿摔角中,吵鬧是唯一被看見的方法。然後某天,余志穩走出來,相信她吵了這麼久,「she must have a point」,二人裏應外合,推動反歧視新一頁。余既是公務員,也是最終加盟NGO的前高官。原來助紂為虐或是功德無量,說到底也不是非黑即白的零和遊戲。[黃明樂 wong_minglok@yahoo.com.hk]PNS_WEB_TC/20170927/s00196/text/1506449690325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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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強:風災往往是英雄塚

都說,風災往往是政府的英雄塚。 雖說是天災,但往往讓災情雪上加霜的,卻是人禍,例如未有及早預警、救援不力、排洪基建落後、「豆腐渣」工程等。民眾亦因而會遷怒到政府身上,讓官員成了眾矢之的,聲望大受打擊。 近年被風災弄得灰頭土臉的政府,例子包括2005年美國卡特里娜(Katrina)風災下的小布殊政府、2009年台灣莫拉克風災下的馬英九政府,以及今次澳門天鴿風災下的崔世安政府。 小布殊和馬英九都曾被風災「吹倒」 2005年8月,颱風卡特里娜橫掃美國新奧爾良,造成重大破壞和傷亡。風災最初發生時,小布殊政府各要員都掉以輕心,紛紛出外度假,一時間無人領軍。小布殊自己在得州牧場,副總統切尼在懷俄明州牧場,他的傳媒主任Nicolle Devenish正於希臘舉行婚禮,國務卿賴斯更被發現身在紐約購物。 結果,就是如此這般,錯過了救災最重要的首個24小時。這名粗枝大葉的「牛仔總統」,後來才急忙亡羊補牢,但軍隊、物資、燃料、車輛、水和糧食被送到新奧爾良時,已嫌太遲。救災善後,沒有權、沒有資源的地方官員站在第一線,而有權有錢的聯邦政府則遠遠落到了後頭,整個災區淪為地獄。後來新奧爾良的官員猛烈批評:「這4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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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岳橋:城市的良心

執筆之際,颱風帕卡剛為香港掛起風球。天鴿的威力喚醒了我們對大自然的敬畏,颱風並不只是有假放與否的指標,而是一齣活生生的人神鬥。但願帕卡別要像它哥哥般勢兇夾狼,也祝願澳門一切平安,盡快好起來。鮮少到澳門,對她的印象依稀得只有大三巴和葡國菜的兒時片段;近年除了金碧輝煌的新建賭場群、居民每年都收政府的大利市,以及敏感時期民主派人士被原船遣返,就沒有太多認識。而一匹天鴿,正好讓我們香港人,重新、深入地認識這個姊妹城市。賭業和旅遊業是澳門的脊樑,地表上滿滿地豎着美輪美奐的拉斯維加斯式賭場建築,也有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歷史城區,賭博、吃喝、玩樂一應俱全,這兩項蓬勃的產業養活了澳門六十多萬人——每年政府豪派的現金,也眼紅了香港七百多萬人。需知澳門早就為廿三條立了法,隨時能拒絕「對內部安全構成威脅」的人士入境。執筆途中得知,澳門政府拒絕香港記者入境,再次體現了如何「保障澳門安全」。如此衣食充足,又沒有外人跑來顛覆的美好環境,面對風災的問題又出在哪裏?天鴿為澳門人帶來的信息應該是:政府的功能究竟為何?此時此刻,大概沒有人會質疑澳府每年派的那幾千元其實是掩口費,用來穩住悠悠眾口,粉飾這個賭城的太平。然而一個政府即使庫房爆滿,如果選擇走自欺欺人的路,專事包裝的工作,那,只需一場熱帶風暴,就能把這張漂亮的「花紙」吹個稀巴爛。已別說醫療、教育這些比較高層次的範疇,最基本的供水供電、防洪排水,以至氣象預警制度,以澳門的財力,沒可能比香港做得更差吧?問題只在於,政府有沒有意願去做、有沒有心去做。雨果說「下水道是一個城市的良心」,他說的其實不只是下水道,而是為了保障生命安全、讓人民安居樂業的基礎建設系統。天鴿對澳門的破壞也是對香港的警號,我們的基建和制度目前尚算穩定,若然在天晴時沒有時時自省、沒有努力鞏固,有朝一日一場(無論是形而上的還是形而下的)十號風球打到來,吹毁我們的家園,摧毁我們的制度,香港的傷亡損失,又豈止一句「今日澳門,明日香港」了得?[楊岳橋]PNS_WEB_TC/20170827/s00202/text/1503769784229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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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森:主教的左手和右手

我在天主教學校由小一讀到中七,共十三年。我缺慧根,始終沒有信教,但望彌撒聽神父講道,唔多唔少對教義有所認識。 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關懷弱小,對抗強權,耶穌言傳身教,為信徒們身體力行作出示範。雖然沒有入教,但必須承認,對建立自身的價值系統,天主教學校教育對我有莫大影響。 天主教香港教區,日前來了位新主教。說新也不新,信徒們對這位牧者的言行,早已知之甚詳,也為之側目。但當時他還未身處高位,雖不滿也就罷了,但今天榮升主教,對香港教區的影響不可同日而語,其主張更坦白更露骨,那就有討論的必要。 對與香港最高當權者的關係,主教坦率地說:「人梗係互相利用喇……你洗手時,左手都要利用右手,右手都要利用左手,因此我們大家不是講利用,而是互相大家去配合,目的都係服務社會,所以我不覺得我有任何理由要與她對抗。」 左手右手都是身體一部分,吃飯穿衣清潔,當然要互相配合才能把工作完成。主教把自己與當權者的關係,等同左手與右手那麼密切,那就非同小可了。 根據主教的比喻,教區與當權者不止如親兄弟,因為若然親兄弟有原則分歧,都可以疏遠甚至反目。 如果教區與當權者是同軀體的左手和右手,若當權者這隻左手無法無天、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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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傑:一地兩檢政府未必笑到最後

《明報》委託港大的民調,結果52.7%受訪市民支持政府提出的高鐵西九站「一地兩檢」方案,33.9%反對,13.5%唔知/難講/無意見/一半半,愈年輕、學歷愈高的受訪者,傾向反對方案。 特區政府擁有無窮的公共資源,宣傳攻勢鋪天蓋地,亦只取得五成多一點的支持,證明香港市民並不如有些人包括官員想像般功利而盲從、貪圖方便就輕易放棄原則。另一方面,要求政府撤回西九「割地」方案的「一地兩檢關注組」成員包括本人在內須加把勁,落區向市民講解方案的魔鬼細節,呼籲勿墮糖衣陷阱。 「割地兩檢」在憲政上造成的問題,可歸納為兩個重點: 重點一是將西九站部分地方、月台及在香港境內行駛中的高鐵車廂劃為「內地口岸區」,等於放棄在香港境內地方行使香港的司法管轄權。一旦在「內地口岸區」遇上糾紛、惹上官非,求助對象不是香港警方,而是只能向內地報官,內地執法人員執法,內地法庭處理,內地律師代表辯護。內地法律與司法制度製造多少冤假錯案,香港人耳熟能詳。 重點二是根據《基本法》第22條,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門在香港的人員必須遵守香港法律。具體而言,即使解放軍駐港軍營內都是奉行香港法律的。但現在特區政府要求中央授權香港自行放棄在西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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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豪﹕不停欺騙自己的政府

政府變得愈來愈不老實。有些事明明全世界都知道真相,偏偏只有政府裝作不知。 譬如高鐵一地兩檢。真的是香港政府主動要求把自己的一塊地「割出去」連司法管轄權都「大方割愛」嗎? 中央政府在高鐵工程真的這麼「被動配合」香港? 你知我知,只有政府裝作不知。結果當然是,難以自圓其說。 如果一地兩檢真是香港特區一廂情願的要求,即是說,中央政府沒有設限沒有定下枷鎖。那麼當香港民意反彈聲音如此巨大,特區政府按道理是有空間調整改變,畢竟你說主動權在香港手上嘛。 但結果,政府高官的口徑是「一地兩檢不是選項,而是必須要做」。一地兩檢和其他替代方案的經濟效益比較,一直欠奉,只是一味叫市民硬食。 既然無人逼,何苦要趕自己入窮巷呢? 蔡若蓮終於成為教育局副局長,泛民反對她曾強推國教的「紅色」背景,建制派則反問為何不能委任愛國愛港人士入政府?早幾日鄧飛在《明報》觀點版的文章更是把鄧小平的「聖旨」搬出來,直接拷問政府:政治任命應該是用人唯才,還是以愛國愛港人士為治港主體? 換言之,建制派已經不想偷偷摸摸,認為愛國背景本身便是得到政治任命的資格,否則天下有博士銜頭有校長經驗的教育人才何止百千,為何偏偏選中她? 但政府繼續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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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任高官,拜託不要來個「忽然正義」

特區政府新班子名單終於公告天下,人選談不上有任何驚喜,但總算四平八穩,也可幸沒有特別面目可憎的人物在內。有人說這份名單充分反映香港政治人才貧乏;但我認為這更說明在當前氣候下,政治忠誠的考慮壓倒一切。在中央明言擁有主要官員的實質任命權情况下,哪怕林鄭月娥原本心儀的人是「三頭六臂」、眾望所歸,假如港澳辦中聯辦對此人有半點懷疑,這些才俊也肯定會被摒諸門外。所以在有限的選擇下,公務員又或者前朝班子,便成為了最穩妥安全的人選。新班子有沒有能力帶領香港走出新局面、可否用成績表現挽回民心,大家沒有必要過早下定論。我也衷心祝願新政府能有所作為打破悶局,因為市民的福祉,始終有賴良好管治。但我有興趣討論的,反而是剛退下來的高官,離場後應如何自處。 今屆組班過程的一個特點,是有數名局長早已事先公開聲明不會留任,有部分人更是有意無意明言暗示與新特首作風不合關係欠佳。本來在官場以至職場,同事間因作風相異、意見不同而弄到關係緊張,是十分平常的事情。而與上司不咬弦,十居其九的情况下,下屬只能另謀高就,到別處闖闖,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近年不少問責官員退下來後,卻依然意猶未盡,繼續高調評論時政,逐漸成為了一種新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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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一遊行需額外注意

參加七一遊行,有很多的理由。但是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那當年50萬人當中,會把這看成一種義務或者使命的人,也就是之後十幾年都會參與的人,不可能多過30%。而大部分人都是因為相信七一遊行能夠滿足他們在當時短期的需要才參加的。也就是說,他們參與七一遊行是因為能有一些可見的進展。例如2003年時,大家參與遊行,是因為認為七一遊行能夠阻止23條以及令董建華下台。而這也成為了事實,這令大家感到十分滿意。 七一遊行有現實政治目的 那些靠義務感和使命感的人,也不是一種無限的資源。事實上,不論是他們的心力,以及他們的捐款,雖然很多人都未必察覺,但其實還是一種有限資源。也就是說很可能會在某天因為消耗殆盡而枯竭。也就是說,雖然他們沒有像2003年大部分人一樣都只是為了立即的效果,但是他們大部分還是追求中長期的效果,可能是相信5年、10年會有效,大不了20年有效。如果你說七一遊行最終只是道德感召,沒有效也沒關係,或者那個效果要100年之後才會出來,很多人就會覺得不值得這樣花自己的假期、心力和體力下去,而從這個遊行中退出。 畢竟七一遊行並不是聖地朝聖,它終究不是為了一些無法證明的人間外世界的事情或者神的恩寵,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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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府的角色到政治哲學

每當有考試題目問及政府應否推行某政策,大部份老師都會提醒學生想想政府的責任是什麼吧——這叫做「考試技巧」。想得來蚊子都睡覺了。最快捷的方法當然是背誦。但背什麼好?不如背《基本法》第六十二條吧︰ (一)制定並執行政策; (二)管理各項行政事務; (三)辦理本法規定的中央人民政府授權的對外事務; (四)編制並提出財政預算、決算; (五)擬定並提出法案、議案、附屬法規; (六)委派官員列席立法會並代表政府發言。 可是你又會發現,背誦其實無助我們回答千姿百態的問題。2016年文憑試通識科卷二第二題就有此一問︰ 「香港政府應否推行措施,以支持本地傳統行業的生存?論證你的看法。」 要思考如何回答這問題,讓我們先假定本地傳統行業是有價值的。於是我們便又回到政府的責任/角色是什麼的問題。是推動文化保育、歷史、文化教育?是輔助、規管、支援經濟發展?還是,制定發展策略(大市場小政府?維持公平競爭環境?)和作社會資源分配? 可以說,以上這些「答案」(的確是來自考評局的建議答案)都是很零碎的知識。它提供了一些「說法」,但政府應該做什麼,又豈是「知識」?「應該」是規範性的討論,當然也是價值討論。參考答案裏,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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