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平等(二)︰ 政治的平等為何比經濟平等重要?

(1) 如果要我選二十世紀的「世紀金句」,我會選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在小說《動物農莊 (Animal Farm) 》中一句:「所有的動物都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我們必須留意,這句說話的脈絡是在一個農莊裏。我們可以把農莊當作是社會的隱喻。 社會是平等的起源?還是社會才是不平等的溫床? 盧梭對於「平等的起源」作的哲學性描述,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晰瞭解平等的內在價值。在他眼中,進入社會前,人才是平等。進入社會後,因為人不平等,我們才要「講」平等。 在他的著作《論人類不平等 (A Discourse on Inequality) 》中,盧梭描繪了在自然狀態 (the state of nature) 的情況。在他眼中,自然狀態裡的人都是獨立、自由的。人是獨立,因為他們尚未建立任何社會關係。他們也是自由,因為不受法律限制。因為未意識到任何不平等,所以他們是自由與快樂,盧梭說︰ 讓我們下一結論,野蠻人在森林裏流浪,沒有工作,沒有說話,沒有家,沒有戰爭,也沒有任何人際關係,大家都平等地沒有對其他人有任何需要,也沒有任何欲望去傷害其他人,也許甚至沒有需要個別地去確認他們。 今天再看盧梭,或

詳情

投票的道德

陳系先生在回應我的一篇文章(見2017年2月3日《明報觀點版》),提及美國學者Jason Brennan的著作《投票倫理學》(The Ethics of Voting)。陳先生用這本書來質疑民主選舉是否保證人的自主︰「然而即使有了民主普選,個體就變得自主了麼?美國學者Jason Brennan在著作The Ethics of Voting中提出質疑——先不說個人一票在選舉中微不足道,毫不影響大局,設若「政治自主」的意思,是個體的選擇在政治上得到反映、意志得以執行,那麼選舉中我把票投給A,最後B勝出,於我有何自主可言?即使最後A勝出,也難保政策結果有如所願。投票行為本身能否對個人構成任何具有實質意義的自主,答案不十分明確。Brennan的論點很難辯,除非對「自主」另有理解。 這本書我也看過,不過我不認為他是想說我們投票沒有實質意義的自主,相反,Brennan想說投票是有其道德意義的,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投的一票負責——這當然是自主性的展現了。Brennan開宗明義︰「這本書的目的是去斷定公民應否投票和她如果選擇投票時應怎樣投票。」《投票倫理學》整本書關心的是能投票的公民,責任是什麼。他當然

詳情

從政府的角色到政治哲學

每當有考試題目問及政府應否推行某政策,大部份老師都會提醒學生想想政府的責任是什麼吧——這叫做「考試技巧」。想得來蚊子都睡覺了。最快捷的方法當然是背誦。但背什麼好?不如背《基本法》第六十二條吧︰ (一)制定並執行政策; (二)管理各項行政事務; (三)辦理本法規定的中央人民政府授權的對外事務; (四)編制並提出財政預算、決算; (五)擬定並提出法案、議案、附屬法規; (六)委派官員列席立法會並代表政府發言。 可是你又會發現,背誦其實無助我們回答千姿百態的問題。2016年文憑試通識科卷二第二題就有此一問︰ 「香港政府應否推行措施,以支持本地傳統行業的生存?論證你的看法。」 要思考如何回答這問題,讓我們先假定本地傳統行業是有價值的。於是我們便又回到政府的責任/角色是什麼的問題。是推動文化保育、歷史、文化教育?是輔助、規管、支援經濟發展?還是,制定發展策略(大市場小政府?維持公平競爭環境?)和作社會資源分配? 可以說,以上這些「答案」(的確是來自考評局的建議答案)都是很零碎的知識。它提供了一些「說法」,但政府應該做什麼,又豈是「知識」?「應該」是規範性的討論,當然也是價值討論。參考答案裏,其實

詳情

形而上的平等(四之一)

註︰第一篇是討論形而上的平等。第二篇研究一個國家之內的平等。第三篇探討國與國之間,全球層次有沒有平等。最後,我希望談談眾生(包括動物),是否平等。 我們都赤赤條來。雖不是赤條條去,但大家都要「去」。 來的意思是生,去的意思是死。 盧騷(Jeans-Jacques Rousseau)便提及死亡的「平等分配」︰ 人並不是天生就是皇帝、貴族、朝臣或富人。所有人都是天生赤裸和窮困,每個人都要面對生命中的不幸、悲痛、疾病、需要和各種痛苦。最後,每個人都會被判死亡。這是真正屬於人類的命運。沒有一個凡人可以避免。 這樣,很平等吧。 但我們生來,卻有不同的智商、外表、身高、體型、體力、家庭和其伴隨的社會地位。 那人生而平等,到底是什麼意思? 《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說︰「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 《美國獨立宣言》這樣說︰「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當任何形式

詳情

自決的未來——法農眼中的勇武革命與民族解放之路

選戰前夕,香港不少左翼陣營與本土派同被冠上「自決派」之名。的確,前者在競選時都時常以「本土」為競選口號之一。而在武力使用的議題上,部分激進左翼與本土派之間也立場接近。現在,選戰過後,被傳媒統一稱為「自決派」的候任議員,又將如何引領香港走上民主自決之路呢?我希望借法國非裔哲學家——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的晚期名著《此地被詛咒的人》,其中開首部分《論暴力》一章,來看勇武革命的可能性,同時介紹法農眼中的民族解放自主之路。當年阿爾及利亞 今天香港法農出生於馬提尼索(Martinique),即加勒比海以東的法屬島嶼。其家庭乃當時典型的中產階層,所以他自小便被送往當地的貴族學府就讀,拜非裔著名文豪塞澤爾(Césaire)為師。他把法語視為母語,並認為西方教育是文明的象徵。二戰時,他曾加入法國的反抗軍對抗納粹,並於戰後前往法國里昂修讀文學和哲學,曾到現象學大師梅洛龐蒂(Merleau-Ponty)的課旁聽。及後法農修讀心理學與精神病學,先後在法國西北部和阿爾及利亞(Algeria)執業;期間,他開始積極從事反殖民、去殖民的理論工作,以哲學和精神病學的知識與經驗,思考和批判歐洲中心主義,以至黑人對白人的崇尚與畏懼。他比傅柯(Foucault)更早以系譜學的形式和精神病學的角度來批判現代社會的權力關係。他於三十六歲時英年早逝,死前幾年才開始大力推動阿爾及利亞的獨立革命,臨終前所著的《此地被詛咒的人》對阿爾及利亞,以至今天的勇武抗殖奠下重要的理論基礎。於法農眼中,歐洲白人是暴力的殖民者。他們剝削非洲人民的同時,還自稱在拯救非洲的經濟和文明,而非洲人民也被其迷惑和恫嚇,不敢反抗專權。非洲知識分子和溫和左翼要求與專權談判。如果用本土派的眼光來看,香港和當年的非洲處境相似:中共是再殖民者,自以為是,剝削及赤化香港(歐洲白人);「港豬」懦弱怕事(非洲人);知識分子如戴耀廷和「大愛左膠」「和理非非」,包容內地人(非洲溫和左翼)。如果來一個時空交錯,那麼法農如何看待香港本土派提倡的勇武抗爭的想法呢?法農擁抱勇武抗爭的可能性:「暴力將被理解為最佳的調和手段。被殖民的人通過勇武抗命來自我解放,此種行動能啟蒙抗爭者,正因為暴力展示了手段與目的予他們。」 換言之,法農認為暴力可以是一種自我解放,以至解放他人的手段,它可以建立一種充滿創造性的抵抗。香港的「魚蛋革命」正是例子,抗爭者在現場(甚至互聯網上)臨急智生,創造出各式各樣的抗警手法。法農進一步寫道:「很多人被說服暴力無效;對他們來說,勇武抗爭無非是以卵擊石、自殺行為,因為殖民者船堅利炮,瞬間就能將抗爭者鎮壓。(但當他們這樣想時)……便未戰已敗!」法農的觀點為本土派的論調提供了理論基礎,後者認為沒事情是不可能的,因此人民不應輕易否定暴力的可能性,那只會未戰先敗。而且中共政權在香港有大量既得利益,所以本土派認為中共不敢輕易鎮壓屠城,也不敢讓香港淪為廢墟,勇武抗爭造成的暴力便可以成為威脅中共政權退讓的一面有效籌碼。乍看之下,法農與本土主義似乎有着同樣的觀點,本土派與一眾支持勇武的左翼也似乎是最近的同路人。但我們必須注意,法農與今天本土主義最核心的分別是,何為「真正的革命性去殖」(revolutionary decolonizaton)。殖民者與建制永遠是頭號敵人首先,縱使法農不時反對非洲知識分子的「和理非非」,認為他們無知,但他卻不會把批判中產和批判知識分子置於對抗殖民者之先。「或許與建制合作」或「寧投民建聯」這類想法從沒有在法農文章中找到對應。在法農眼中,殖民者與建制永遠是頭號敵人,誓不合作。他清楚明白,只有所有非洲被壓迫的人連成一線,革命才有生機。其次,於「去中央化」和暴力的運用這兩點上,也顯出本土主義和法農「真正的革命性去殖」思想之不同。對法農來說,任何政黨或革命團體的「去中央化」不只是為了避免菁英集權,更旨在體現每個行動個體的自主、參與和創造。應該讓行動者、抗爭者自我充權,從而達到自我解放。法農從不相信任何政黨或任何一群政治人物能超然地存在,永不變質地「帶領」群眾。所以縱使他支持社會主義,但他從不認為共產黨應「統治」國家,他甚至認為共產黨只有在野或存在於建制之外,才能保存其革命性。同時,法農反對過分歌頌某某革命先鋒,因為任何個別領袖的英雄主義只會造成「跟大佬」文化,掀起一股治標不治本的民粹風潮。法農如是說:「我們絕不應該說某某人是特別例外的,也不應尋找英雄來帶領革命,因那全是傲慢的菁英文化的變異而已。我們真正需要的,是高舉人民至上,讓他們自我發展、思考,令他們變成『真正的人』。」暴力——充權個體、自我實現手段關於暴力使用一點,法農研究者勒巴卡點出法農將暴力使用視為充權個體、自我實現的一種手段,而非任何情緒發泄,或奪權手段。正因如此,若在使用暴力過程中,忽略了充權和自我實現這兩大要素,這暴力便與復仇行為、宣泄負面情緒無異。抗爭過程中的暴力是建立主體、重建人的尊嚴和連結群眾的重要元素;因此,「真正的革命性去殖」不是在革命成功後才教育人民或幫人民建立,也並非要等待成功獨立建國後才由本土政府把這份權力「歸還」給人民。因此,重建人的尊嚴往往是革命過程中的首要任務,它體現在對基層、草根、弱勢社群的關懷與連結上。這解釋了為何法農如此看重深耕社區,並勢要將各個社區連結合作,對抗霸權和消費主導的資本主義。由此可見,香港在使用暴力的層面上尚未成熟。以年初的「魚蛋革命」為例,雖然不少抗爭者展現出其創造性,但運動大抵仍徘徊於黨派的推崇下,更在「保衛小販」的宏大口號下,竟沒有與任何小販產生連結行動(絕大部分的小販都不清楚事情始末),也沒有與周邊社區、街道的群眾產生互動。革命——共建社群才是根本說到連結和充權群眾的運動理念時,不得不提法農極之反對以效率和成本效益為主導的決策機制。他認為我們應該要珍惜每個參與者和個體(尤其在勇武抗爭的過程中)參與討論、辯論和決策的機會:「……最重要的不在於由幾百人(即一小撮人)定下計劃再由大眾跟隨,而應該大眾自己洽商計劃再自行跟從,就算要耗上多兩、三倍時間,那也是值得的!那『喪失』在群眾解說的時間、那『喪失』在將人視之為人的時間,將在人民自我實現其計劃時『賺回』,因為人民知道和明白自己在做什麼。」 這番話不單單在警惕着本土運動,更批判着過往多年來的學運、民運,以至那些大型動員的社運,他們那些宏大口號,旨在動員群眾,而非真正地、由下而上地改變這個社會的議決文化。大多政客、本土支持者,甚至不少的左傾社運分子只管論述戰,忘卻了如何讓群眾介入討論,以及直接民主的可貴。本土派雖然打破了暴力使用的禁忌,卻於此止步,放棄了討論文化,並未有推進參與式民主的進程。不少本土派以為民粹操作或身分政治可將革命推進至另一層次,但這其實本末倒置。如果他們真的視中共為「再殖民者」,他們必須明白「去殖民化」從來不是一項斷裂式的解放過程。容我引法農的話:「一個國民文化並非如民謠、風俗,更非一種抽象式、自以為找到人民本質的民粹主義……」。 無人民直接參與建構的文化,那只是想像,遑論作為一種解放;在建立這個文化的過程中,我們不是要篩選異己,而是要建立一個共同體文化。「本土」向來不是政治工程或綱領;過分運用偏狹的身分政治,在獨立或殖民者離開之時,人民只會比「革命」前更茫然迷失,最後新政府也只會輕易走回和殖民者外交合作、犧牲群眾利益的舊路上。 勒巴卡也指出「本土」意識只能作短暫的動員條件,但絕不能喧賓奪主,在社區內與人民對話,共建社群,才是根本的革命工作,這也是香港現時所缺乏的。抵抗——非要回到過去同時,本土文義的核心問題在於其思維大多停留於「回到英殖」的核心主義上。撇開「歸英派」不談,大多數人仍視「英殖時期」為光榮和文明象徵,他們從不批判英國人對我們的教導,不回看英殖的黑歷史,從不質疑英殖遺下的代議制精神或各式各樣的禮儀標準等等。香港的歷史跟法農時期的非洲有所不同,正因我們不算最受壓迫的一群人,所以我們的歷史充滿悖論:在受殖民政府剝削同時,我們也同樣像幫兇般建構着一個剝削的世界。九十年代時期,香港人北上尋歡、開廠、包二奶,盡做剝削他人的行為;時移世易,今天我們漸變弱勢,卻等於要「回到」過去那種剝削他人的世代?抵抗再殖民並非要回到過去,或崇尚歐美精神,或造神造英雄。我們還有很多可能。香港與中國大陸在地理上始終密不可分,縱使能獨立建國,或城邦自治,香港仍有大量問題不能單靠自己去解決,例如大亞灣核電廠要是發生意外,我們能干預多少?在文化上,香港仍承傳着不少中華傳統,我們的身分、文化認同也難以抽空於此歷史文化脈絡。因此,在抗爭路上,我們不應當上「大中華膠」,但也不可能無知地與內地或中華元素完全切割,不可能以簡單的二元對立思維將「中國人」定性好醜;唯有返回原點,從「去中央化」出發,讓我們每一個人皆成為真正的革命性主體!作者為法國土魯茲大學哲學系碩士文﹕Kenneth Yeung編輯﹕屈曉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9月18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政治哲學 哲學 自決

詳情

為何服從政權?港獨爭議反映的大哉問

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創了歷史新高,部分原因,很可能與港獨議題有關:支持或同情港獨議題的、反對港獨的、對「確認書」和部分參選人因此被取消資格而感到不忿的,都有強烈動機出來投票。但港獨議題對香港社會的影響,不會因選舉完成而消失。事實上,愈來愈多的學生對港獨議題感興趣,以至教育局和一些辦學團體,都要大張旗鼓的去「禁獨」(至於「禁獨」政策會否欲蓋彌彰?本文不討論了)。本文旨在討論的,是提出「香港應否獨立」這一問題,其實反映出一個政治學和政治哲學中經典的課題,即人民為何服從政權?誠然,政治學和政治哲學就「為何服從政權」有不同的着眼點:前者研究現實世界的人們的行為和意見,找出他們服從政權的原因;後者則探索有什麼好的理由,可以成功說服個人服從國家?但無論如何,這兩個相關的學科,都指出一共同點:一個政權,除了使用合法的武力外,有沒有其他因素令人民服從它的政令?契約論﹕政權由人民主使下成立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看,其中一個確立政權的重要理論是所謂「契約論」:國家的成立,人民負有服從其政令的義務,全因人民共同訂立了契約,據此互相協議放棄由自己使用武力,並將使用武力的權力都交予國家,而國家就負有保障人民生命、財產、自由生活等責任。簡言之,人民服從政權,只因政權乃由人民主使之下成立的、自己製造出來的政權,其政令自己理所當然要遵守。反過來說,自己沒有份參與成立的政權,自然就沒有服從它的義務。契約論貌似脫離現實,但2011年的冰島,就真的出現了一次自下而上、由市民集思廣益重寫憲法的初體驗。在香港,連任失敗的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其所屬政團普羅政治學苑,就以「全民制憲,重新立約,實現真正港人治港」為參選口號。當選成為全港最年輕立法會議員的羅冠聰, 其所屬政黨香港眾志,就提出「民主自決運動路線圖」,其中說明:「即使香港眾志並不提倡港獨,但為着體現『主權在民』的理念,我們同意公投應該包括獨立和地方自治等選項,而不管未來的主權狀態和憲政框架如何改變,大前提必然是要給予港人實踐民主自治。」以過通公投去決定香港的政治前途,就是說,要確立政權的正統性(legitimacy),必須得到人民的自主授權,這可算是契約論的變調。效益主義﹕為社會最多數人帶來效益確立政權不必然只得契約論一途;效益/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就認為,只要能論證出,對社會最多數的人來說,活在某一政權之下,比活在另一政權或者活在沒有國家之下,可以為他們帶來更大的效益(utility),那我們理應接受——甚至追求——某國家的統治。和契約論相反的是,這是一個相當「現實」的理論進路,我們完全可以根據現實的狀况去作判斷:對此時此刻的香港人來說,接受中國「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統治,與香港自立為主權國,究竟何者可為最大部分的港人帶來最大效益?屠海鳴4月18日在《明報》發表的文章〈中央堅決反對「港獨」也是為了香港利益〉,正是不從中央政府或中國利益,而是從大部分香港人的福祉着眼,試圖說服大家,港獨不(單)是現實是否可行、是否違法的問題,而是絕不符合大部分港人的利益的行為:「衆所周知,國家戰略中蘊藏着諸多發展機遇,在香港經濟增長乏力的今天,這樣拋棄機遇,勢必讓香港經濟更加艱難。經濟舉步維艱,哪來的錢保障或改善民生?與此同時,『港獨』令香港陷入內耗深淵,政治生態惡化,特區政府動輒得咎,無法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而中央『挺港』的政策勢必會減少。如此看來,『港獨』就是要毁掉港人福祉。」訴諸眾人所可能享受或可能損失的效益,貌似夠實際、夠現實,應該最能有效說服大眾:有國家保障市民生活,比沒有國家好;活在中國政權下,比香港獨立好。但這種論證的重要變數,只要代入不同的意思,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例如,什麼才是普羅大眾的最大利益?所有利益都可以量化、以金錢換算的嗎?考察一眾提出「自決」、「獨立」的組織,發現全部都認為,香港回歸中國政權之後,港人的福祉是每况愈下;繼續處於一國兩制之下,其實不符港人利益。例如社民連的《中港關係綱領》就指出:「中共自恃龐大的經濟力量,籠絡港台兩地的財團及政黨,官僚及親建制財團則從中漁利,壓榨普羅市民利益。面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力量,單單爭取一地之民主,已不能解決香港的政治經濟問題……當年中英前途談判及《基本法》起草,從未經過港人民主授權。主權移交以來,『一國兩制』愈趨崩壞。2014年,人大常委會更頒下違反《基本法》程序的8.31人大決定,公然背棄普選承諾。中共政權強迫在先,違約在後,『50年不變』已經如同空文。港人拋棄《基本法》,重新制憲,決定中港關係,實屬天經地義。」效益論更大的問題是,就算今時今日計算的結果,是活在某一政權之下更好,但這並不等於將來都永遠一樣好。即使根據固定的意思去理解何謂「眾人的福祉」,一旦滄海桑田、時移世易,效益主義可以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結論。由此可見,訴諸眾人的福祉利益,並不保證得出「香港人應該一直服從中國政權」。不能只以武力壓人 應以理服人刻下,支持和反對港獨的人,正為各自的立場爭論得不可開交,亦正在為自己的立場羅列支持理據。這顯示出不論正反相方,都同樣覺得,對於「為何服從政權」這一問題,不能只以國家武力去壓人,而應該以理服人。但這樣一來,港獨爭議不單止成功引發愈來愈多的人去思考此問題,更重要的是,應否統獨,已經成為香港人「自己」的問題。60年前提出以「民主建國」拯救儒家政治理想的當代新儒家學者徐復觀、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就提出「政治主體性」這一概念。意思大約是,我們作為現代社會的公民,理應有自由、有權利為自己的政治作決定,並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因此既不能任由他人為自己決定,更不應該放棄自主,自甘墮落為他人的奴隸。用現在的話說,這就是公民政治意識的覺醒。對中國當權者來說,部分港人提出的港獨只是一政治問題。但從以上分析可見,提出港獨,其實是對「為何服從政權?」所引發的其中一個答案。愈來愈多人思考這個由港獨反映出來的問題,其實代表愈來愈多人覺醒,並開始成為自己政治的主人。文:賴卓彬(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榮譽助理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14日) 政治哲學 港獨 政治學

詳情

香港不存在「三權分立」

文:陳詠華近期,在圍繞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提出的香港政制之行政主導論的爭議中,香港泛民和部分法律界人士提出「三權分立說」。他們認為,「三權分立」是普通法的基本概念,在香港存在已久,在回歸前就已經實行;香港《基本法》雖未有寫明「三權分立」,但從相關條文的寫法和關聯看,「三權分立」的概念躍然紙上;甚至認為,終審法院在解釋基本法和做出判決時曾多次引用「權力分立」原則,一旦否定「三權分立」,相當於否定司法獨立。筆者認為,香港並不存在「三權分立」。但在習慣於以普通法立場和法院視角看待基本法的香港社會中,香港政治體制「三權分立」的說法似是而非,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和誤導效應,值得在理論和事實上細緻辨析,以正本清源。香港政治體制「三權分立」似是而非首先,「三權分立」實際上是嚴格的成文憲法概念,而非普通法概念。從憲法思想史和立憲史的角度來看,「三權分立」是由18世紀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在17世紀英國思想家洛克的分權理論基礎上發展而來的。該理論成熟於孟德斯鳩的論著《論法的精神》,在制度上則成熟於美國的費城制憲。應該說,普通法上的分權理念只是「三權分立」的部分內涵,缺乏嚴格的成文憲法規定和權力等位元制衡結構。比如,參照美國,要想真正達到「三權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不僅要憲制地位均等,而且還要各自行使一些其他機關的權力和職能。因此,「三權分立」從來不是也不可能由普通法所確立,否則作為普通法母國的英國早就是一個「三權分立」的國家了。其二,普通法中的分權並非「三權分立」,「三權分立」也不是司法獨立的充分條件。如上所述,普通法中的分權與「三權分立」的內涵明顯是不同的。「三權分立」是一種嚴格的政體原則,需要訴諸立法原意和憲制文本予以確定,是嚴格的立憲決斷的產物,不可能由法官以普通法方式解釋出來。而若法官硬性改變政體原則,則屬於司法違憲越權,即便在普通法之母國英國也是不允許的。但目前香港法學教育和司法判例中卻確實存在着將「權力分立」誤解並等同於「三權分立」的情况,出現了將「三權分立」概念理解泛化的現象。有不少人簡單地認為只要有立法、行政、司法3種權力就是「三權分立」。有人甚至還認為沒有「三權分立」就沒有司法獨立。若按此邏輯,英國等多個不實行「三權分立」的國家也就都沒有司法獨立了。第三,不管是回歸前或回歸後,「三權分立」體制都未曾在香港落地。有人認為回歸前香港實行的是「三權分立」,這實屬是一種誤解。從香港憲制史來看,港英時期的政治體制採用的是獨裁式的總督集權體制。港督是英王的代表,有權委任立法局和行政局,同時兼任兩局首腦,這種體制明顯背離民主和分權原則,帶有強烈的殖民主義色彩,何來「三權分立」之說?又有人認為基本法雖未有寫明「三權分立」,但從相關條文的寫法和關聯可以看出,基本法想要確立的是「三權分立」體制。這種觀點明顯是歪曲了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和文本規定。首先,從立法原意來看,香港政治體制的決定權應是基本法制定權的一部分,專屬於中央,因此要了解基本法對政治體制的立法原意就要先追問中央的立法意志。衆所周知,鄧小平先生在1987年4月16日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草委時就講得非常清楚,香港的制度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他明確將不搞「三權分立」作為基本法起草有關規定時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由此可知,「三權分立」是不可能作為基本法的立法原意的。其次,從基本法的文本來看,基本法條文對自治範圍內的3個權力主體所作出的職權規定內容,不難發現,其對行政長官職權的權力配置,相對於其他兩種權力主體而言是有重大傾斜的。基本法第43條和第48條,則明確規定了特首的「雙首長」身分和「雙負責制」,這使得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三權之上的特殊憲制地位和憲制責任。因此,正如張曉明主任所指出的,基本法的相關條文所規定的其實是一種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而不是「三權分立」制。當然,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種行政主導制並不同於回歸前獨裁式的總督制,而是在其基礎上進行改造,即吸納了原有政治體制中行之有效的成分,如行政主導、司法獨立等,廢棄了原有體制中的糟粕,如總督獨裁等,增加了民主和自治的元素,如確立了香港地方選舉特首和立法會的制度,而且給出了普選目標。香港政制中的立法權也只有在基本法之下才取得相對自主性和民主化,擺脫港英時期之諮詢機構的窘迫境地。香港司法更是在基本法下才真正擁有終審權。但行政首長兩側的立法權與司法權的基本法規定及其演化,絕不意味着香港政制就是「三權分立」,而是行政長官依然在政治體制中處於核心和樞紐地位。因此可稱為行政主導下的有限制衡體制。誤讀「三權分立」源於狹窄普通法自由主義觀張曉明主任在說明「三權分立」對香港政治體制的適用性時指出,「三權分立」這種通常建立在主權國家完整權力形態基礎上的政治體制,地方政體不可能完全參照之。這實際上是說,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三權來自中央授予,其本身並非是完全獨立的權力,還要受到中央的監督。此外,特區除了橫向三權之外,還有縱向的中央權力。而為落實縱向權力調控香港事務,中央必然需要選擇其中某種權力作為主要樞紐,而從基本法的規定來看,行政主導和特首即服務於這一憲制目標,由此也導致了三權之間的不均等,行政長官具有在整個香港政制上的核心地位。顯然,香港泛民議員和部分法律界人士的理解卻囿於傳統的狹窄的普通法自由主義的視角,無法真正從一國兩制的憲制高度認知和闡釋基本法,由此也暴露出香港司法憲政主義在學理與實踐上的局限性。而反對派對「三權分立」的熱情信守與追求,則反映了一種不切實際的政治浪漫主義。因為既然「三權分立」根據美國經驗只能通過成文憲法確立,那麽香港要實現「三權分立」就必須另類詮釋基本法,或置基本法不顧而訴諸「港獨」路線,重新「制憲」。顯然,只有跳出傳統局限,基於一國兩制的本位,以理性和容納心態解讀基本法,才是正道。作者是中國法學會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理事 政治哲學

詳情

香港政制是三權分立嗎?

早前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一個《基本法》研討會上表示,香港的政治體制並不是實行行政、立法與司法的三權分立,而是中央政府直轄下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此語一出,旋即引起各方爭議。其中,有論者說只有美國的政治體制才完全符合政治學對三權分立的要求(註一);有說香港是三權互相制衡,而非三權分立(註二); 亦有說我們不能說行政、立法、司法機關有各自的權力,就簡單地歸類為「三權分立」(註三)。一時間,一個在政治學中甚為易懂的概念,落在香港具體政治環境中反而卻愈說愈亂。權力分立的基本意義我們常說的三權分立,英文為separation of powers,其實直譯應當是「權力分立」或「權力分離」,當中並無「三」的意思;但無論我們是說三權還是五權分立(註四),其目的和基本意義皆甚為明確:我們要防止統治者獨攬所有權力,權力集中(concentration of powers)是非常危險的;當所有權力被一個政黨、一班人或一個政治領袖所壟斷,人民的權利和自由就危在旦夕,因此,權力必須分散而置,用以防止獨裁專政的出現。這就是18世紀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提倡分權學說的基本理由。孟德斯鳩在《法意》(The Spirit of Laws)一書中指出,歷史說明任何人當擁有權力時,就容易濫用權力。要防止濫權,就必須施以有效制衡(註五)。孟德斯鳩說,每一個國家有3種權力:立法權、有關國際法事項的行政權,以及有關民法事項的行政權(即司法權)。若這些立法和行政權集中在同一個人或同一個機關手上,自由便不復存在了;因為掌權者將可為所欲為,甚至制訂和執行暴虐的法律(註六)。同樣道理,司法權也要跟立法、行政權分立而治。美國制訂憲法的時候,就是參考了孟德斯鳩的分權學說,明確訂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並互相制衡的政治體制。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Madison)就認為,權力集中永遠是自由的嚴重威脅。他說:「把所有立法、行政和司法權置於同一手中,不論是一個人、數個人或許多人,不論是世襲的、自己任命的或選舉的,我們也可公正地稱之為暴政。」(註七)要防止暴政,就要把權力分散,並使權力與權力之間互相制衡。但麥迪遜同時指出, 孟德斯鳩的分權思想並沒有說三權需「完全分離」(”totally separate and distinct”)(註八);相反,麥氏認為三權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連繫和融合」(”connected and blended”)(註九)才能達至互相制衡(”checked and restrained”)(註十)。三權分立的原則在政體設計和具體操作上,三權如何分立而又適度連繫以達至互相制衡,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做法。若從大體原則上講,有以下幾點。第一,在一般情况下,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人事不重疊;例如,行政機關的官員不能同時是立法機關的立法者或司法機關的法官。 第二,在一般情况下,三權各自有獨立的產生方法;例如,行政首長和立法機關的議員是分別由獨立的選舉產生,產生方法互不相干。第三,各機關需要在一些事務範圍內交叉重疊,才能發揮互相監察制衡的作用;例如,行政機關有法案否決權或提案權,司法機關有司法覆核權(judicial review),立法機關有彈劾行政首長及調查行政失誤等權力。三權分立同適用國家地方政體明白了上述三權分立的原則,我們當可釐清一些誤解。首先,三權分立是容許三權在一些職能上重疊,藉此產生有效的互相制衡作用。其次,三權分立沒有三權平等的意思,它主張的是把權力分散和作出有效的制衡,三權分立是可容許其中一權享有較大或較多的權力;例如,依據美國憲法,總統既是國家元首,也是政府首長、外交首長、三軍總司令,享有極廣泛的權力,但美國仍然是三權分立。因此,我們不能因為香港行政長官的權力較大、憲政地位較高,便說香港政制不是三權分立。第三,三權分立的核心意思是權力分散和制衡,這適用於國家政體層面,亦適用於地方政體層面。例如,美國每個州也是三權分立的政體。我們不能說因為某地方政體不是主權國家,便說三權分立並不適用。現代政治學所說的三權分立,大抵就是上述的意思(註十一)。今天,法律界在討論權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時,他們所指的是司法獨立於行政和立法機關。在此狹義下,英國也可以說是奉行權力分立。但對政治學學者來說,司法獨立是既定的,他們更關心的是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的權力關係。目前世界上的民主國家,主要的政體模式都是總統制(presidentialism)、議會制(parliamentarism)或兩者的混合體(如法國)。在總統制中行政和立法機關的權力和產生辦法是分立的,而在議會制中兩者則是融合的(fusion of powers),由立法機關產生行政機關。所以,在行政立法機關的關係上,英式議會制並不行權力分立。香港政體明顯是三權分立雖然香港特區不是一個國家,亦不是一個民主制度,但我們仍然可以問,特區的行政、立法關係,是傾向哪一種政制模式?從基本法的規定來看,香港特區的政體,明顯是三權分立,傾向總統制而非議會制或混合制的。理由很簡單:第一,特區的行政和立法的權力是分散而置的,特區行政長官(及其他政策官員)和立法會兩者的產生辦法或權力來源互為獨立,各自以不同選舉或任命方式產生。第二,行政和立法機關人事不重疊,例如,根據《問責制主要官員守則》第4.1節,司長和政策局長均不合資格被提名為立法會選舉候選人。雖然特區政府的行政會議有吸納一些立法會議員這項安排,但這並沒有明顯背離三權分立的原則,因為行政會議只是為行政長官提供意見的諮詢組織,沒有制定或執行政策的實質權力。第三,特區的行政和立法機關在管轄範圍內部分職權重疊,且互相制衡。例如,基本法的第74條給予行政長官一些專有的立法提案權(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立法)及限制立法會提出法案的權力(涉及政府政策的立法提案須得行政長官同意),以及第50條說明「行政長官如拒絕簽署立法會再次通過的法案或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可解散立法會。但與此同時,基本法第52條亦說明重選的立法會仍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所爭議的原案,而行政長官仍拒絕簽署,則行政長官必須辭職。而第73條亦賦予立法會在行政長官嚴重違法或瀆職而不辭職時,可彈劾行政長官,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以上種種皆說明特區政體顯然是行政和立法互相制衡的體制。第四,當然,特區司法獨立是另一符合三權分立的制度。基本法第19條訂明香港「享有獨立的司法權」,第85條則規定香港的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法院亦可透過司法覆核來制約行政、立法部門的行為。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由獨立委員會推薦,立法會同意,行政長官任命。但為確保司法獨立,基本法第89條訂明「法官只有在無力履行職責或行為不檢的情况下,行政長官才可根據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任命的不少於3名當地法官組成的審議庭的建議,予以免職」。因此,說香港特區不是三權分立,是混淆概念,不符基本法規定。鄧小平在基本法訂立前曾說過香港不搞三權分立是一回事,但基本法所規定的政制是什麼則是另一回事。北京官員和學者多年來都說,香港特區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我認為,我們只能說在基本法的政制規定中,有些機制(如行政長官提案權)是為了強化行政長官的主導作用而設,但不能因此說這就是有別於三權分立的行政主導政體。充其量是三權分立下偏向行政主導。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在基本法規定下,從來都是行政、立法、司法權力分立而互相制衡,此基本格局一直未變。註一:〈劉兆佳:「行政主導」或「三權分立」?〉,《端傳媒》,2015年9月18日,取自: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15-opinion-lausiukai-separationofpowers/註二:〈饒戈平:部分法官誤解基本法〉,《now新聞》,2015年9月15日,取自:http://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151005註三:張志剛,〈糾纏三權「分立」 不如認清「分寸」〉,《經濟日報》,2015年9月17日,取自:http://www.hket.com/eti/article/7a38d566-7f03-43a8-ba97-37ca5693bb60-187587註四:例如,孫中山提出的行政、立法、司法、監察及考試的五權分立註五: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Laws, ed. David Wallace Carrither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Book XI, Chapter 4.註 六:同上,Book XI, Chapter 6.註七:Alexander Hamilton, James Madison, John Jay, The Federalist Papers, ed. Clinton Rossiter(New York:Signet Classic, New American Library, 2003), No. 47, p. 298.註八:同上,No. 47, p. 304.註九:同上,No. 48, p. 305.註十:同上,No. 48, p. 308.註十一:讀者若有興趣探究三權分立的意思和學說,除了可參考各本政治學入門教科書外,亦可閱讀M. J. C. Vile, Constitutional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2nd edi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政治哲學

詳情

「忠誠反對派」有多忠誠?

最近有新聞說中共想香港的民主派做「忠誠反對派」,今次就稍為談談這個詞彙。所謂「忠誠反對派」,英文就叫 Loyal opposition,首先出現這叫法的是英國的「女王陛下的忠誠反對派」Her Majesty’s Most Loyal Opposition,通常被簡稱為「官方反對派」Official Opposition。反對派都有官方認可?反對派可以有很多個,例如在現時英國國會,工黨、自民黨、蘇民黨等都是反對派,但「官方反對派」一定是議席最多的那個反對派,而該黨的黨魁亦成為「反對派領袖」Leader of the Opposition,全寫是「女王陛下的忠誠反對派的領袖」Leader of Her Majesty’s Most Loyal Opposition。現在的「官方反對派」是工黨,「反對派領袖」是工黨代理黨魁 Harriet Harman。「官方反對派」的地位亦確實跟其他反對派不同,例如「反對派領袖」會獲委任入「樞密院」Privy Council 有額外銜頭,還能領高於一般議員的薪水(*)。「官方反對派」亦可以組成「影子內閣」Shadow Cabinet,在國會的首相答問會上優先問問題,還能確保國會有一定時間討論他們提出的法案。(*) 根據以下這篇 BBC 報道,一般議員薪水是6萬英鎊,反對派領袖是12萬,副首相是13萬,首相是14萬。http://www.bbc.co.uk/newsbeat/article/31970289/the-uks-highest-paid-politicians-who-gets-what一些歷史和政制受英國影響的國家,像加拿大、澳洲、印度等,都有「官方反對派」的存在。印度就有個特殊規定,反對派領袖除了要來自最大反對黨,該政黨還須有至少55個議員 (下議院十分一議席)。可是最近一次大選中,沒有一個反對黨是有超過55席,於是現時印度是沒有官方反對派和反對派領袖。以色列亦有法例規定反對派領袖的產生辦法、工作、薪酬、還有每月可跟首相會談一次。一些歐洲國家雖然不設「官方反對派」,亦會有規定讓反對派參與一定的議會工作,例如讓反對派當上不同委員會正副主席,和讓他們參與制訂議會議程。德國下議院議長通常由執政黨出任,但副議長設有多位,總之所有其他政黨不論執政黨反對黨都有代表能當副議長。意大利下議院議長通常並非由最大黨出任,70年代更試過由意大利共產黨出任,即使意大利共產黨是跟蘇聯關係密切。但「忠誠反對派」的忠誠,是說即使執政反對兩黨對立,也應視為只是政綱和路線不同,不應質疑對方是對國家不忠。這無阻反對派攻擊政府。在所有這些國家中,反對派在議會中與執政黨針鋒相對,逢政府提出的法案就反對,必要時使出拉布手段,不斷揭發政府的黑材料拉人下台,在下次選舉中取而代之等,都是常見的。英國的「反對派領袖」和「影子內閣」往往又被稱為「候任政府」government in waiting,因為在政黨輪替的常例下,「反對派領袖」和「影子內閣」隨時有取代現屆政府的可能。還有,概念上說「忠誠反對派」對國家忠誠是一回事,實際上誰當「忠誠反對派」都是很公式地看議席決定,總之就是最多議席的那個反對派,不會有測驗真的去試他對國家的忠誠度。例如1993年加拿大選舉,陰錯陽差下讓魁北克黨 Bloc Québécois 成了第二大黨,於是一個要求魁北克獨立、分裂加拿大的政黨就成了「忠誠反對派」,黨魁成了「忠誠反對派領袖」。類似地,澳洲的工黨在當「忠誠反對派」時亦數度提出過要廢除君主制。講到底,「忠誠反對派」忠誠的對象都是選民罷了。這樣的「忠誠反對派」,中共接受到嗎?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政治哲學 泛民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