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傑:心盲最可怕

公民廣場案與東北撥款案的在囚良心政治犯,都是事奉公義而非以公義事奉自己,他們與在外的支持者來往書信公開了,封封情感真摯,從中可見未來一波香港民主運動的新領袖和新方向;但願這些書信可以感動愈來愈多原本對政治無興趣的香港人,勿因今天香港已被威權政治籠罩而認命。與此同時,有一些屬於建制的既得利益者,以精英姿態對在囚良心政治犯不以為然。袁國強獨排眾議,堅持要求上訴庭覆核量刑,明明是政治決定,以求剝奪新一代政治領袖的參選權利,建制精英們卻為他保駕護航,對香港人提出的各種合理質疑或視而不見、或避重就輕。不禁令人嘆息,心盲是最可怕的!明明是中共背信棄義,推翻「一國兩制」承諾,如果香港各界人士選擇做鴕鳥,逆來順受,長此下去,「一國兩制」不能保,「港人治港」亦不再。猶幸仍然有一班年輕人心裏有團火,並未放棄香港,我就呼籲「大人」們即使不能重燃自己心中那團火,或難重拾當年那顆赤子之心,亦請盡量以同理心,嘗試了解和珍惜年輕人,他們是香港與中國未來之所繫。英美就有兩位「大人」,雖已屆古稀之年,在最近大選卻成為年輕人追捧的偶像,他們是英國工黨領袖郝爾彬及美國聯邦參議員桑德斯,年輕選民在二人身上看到本身同樣追求的價值,寄望二人所代表的陣營將來執政,能實現更平等公義的政治、經濟、福利、外交政策改革。英美由於有民主選舉制度,郝爾彬與桑德斯倡議的改革有可能在體制內發生,震盪比較小;香港和中國大陸現在無民主制度,改革前的過去與未來之爭會有較大的角力和衝突,在所難免,這是歷史的宿命。但願香港人在此歷史關頭,選擇行公義而非只顧私利的道路。我相信,未來在香港推動民主的人會更堅毅,這是歷史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互動產生的必然結果。社會制度改革,古今中外都是這樣走出來的。一個人人眼裏只有金錢和權力的社會,最終必敗於行公義、好憐憫的價值。今天掌權的人或既得利益者,只要對異見者多一分體諒,少一點跋扈囂張,也是為自己積福,改革到來時,不至太難受。改革必定會出現,問題不是會否,只是何時![梁家傑]PNS_WEB_TC/20170907/s00202/text/1504720773965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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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永生:想劉曉波 念奧西茨基

劉曉波病情嚴重,危在旦夕,看來中國第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也將會以在囚之身,死於中國。 劉曉波是歷來第三位在監禁中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人。其他兩位,一是納粹時代的卡爾.馮.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一是緬甸的昂山素姬。昂山素姬於1989年被緬甸軍政府軟禁,1991年獲頒和平獎。她今日不單已經獲釋,更加成為緬甸的民選領袖。改變劉曉波政治生命的也是1989年,因為他參加了北京學生發起的民主運動。他於2010年獲頒和平獎,可是他看來已不可能與昂山素姬有相同的結局,而是更像死於納粹政權下的奧西茨基。 奧西茨基是魏瑪時代(1918-1933)德國一位記者和作家。他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深感和平及民主之可貴,之後在德國各地不斷發表宣揚和平反戰思想的演說和文章,孤身抵抗當時洶湧澎湃的法西斯浪潮。 1931年奧西茨基在《世界舞台》雜誌上發表了針對希特勒的政論,希望喚醒國民對納粹主義和希特勒的警惕,文章提到:「一個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淪落到何種程度,才能在這個無賴身上看出一個領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隨的人格魅力?」同年,他發表了德國可能違反了《凡爾賽和約》而重新組建空軍的報道。雖然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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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的理想國

傳來劉曉波患末期肝癌的消息。 不要忘記,他妻子劉霞被誅連軟禁情緒崩潰,他胞弟劉暉被指控莫須有的詐騙罪重判十一年。除了劉曉波一家,還有一眾在囚與世隔絕的敢言維權律師。 掌權者、小粉紅與愛國賊一干人等,批評香港人回歸二十年都不夠愛國。愛,首先要搞清楚,你究竟愛的是甚麼?當國和黨難分難解,你如何去愛。 香港愛國教育風再吹,深紅愛國學校校長傳聞獲委任做教育局副局長,林鄭月娥謂要由小學開始教孩子「我是中國人」,現時有幼稚園已經每天唱國歌,灌輸國家民族意識,教育局長謂國民教育從未停過。國歌聽得多,電視台每日主要新聞前,播了十幾年,大家有沒有更愛國?所有血脈沸騰無意識亢奮,一個劉曉波就讓人看清,都是精心堆砌收買人心的一台戲。 愛國推手們都有一個錯覺,以為大陸的一套在香港行得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在內地灌輸得淋漓盡致,有其歷史源由。從赤貧到暴富,從鎖國遺民到去外國旅行店員都要遷就你學普通話,乃這一代中國人的經歷,真的很愛國未必,但自豪感總會有。香港人經歷的,乃從最高峰緩步衰落,真的不愛國未必,但就是熱情稀缺,也不須日講夜講。 內地愛國教育成功關鍵,也在強力操控傳媒,黨的新聞喉舌中,西方社會只見爭拗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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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敘利亞憲法和政治篩選

還記得去年9月初一張令人鼻酸的敘利亞幼童伏屍海灘的照片嗎?一年過去敘利亞戰亂依然,最近一段關於敘利亞空襲下劫後餘生男童安藍(Omran Daqneesh)的影片,亦暫時使世人的目光,再度投向這個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從2011年爆發開始至今,由於國內外種種勢力間接或直接的滲入,使這場內戰某程度上成為美中俄及周邊國家的代理戰爭。但本質上這還是一場內戰:一方是由1971年便開始統治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另一方就是對抗這個政權的,由大大小小反對派組成的反抗軍。有說教派衝突是敘利亞內戰的深層原因,認為阿薩德家族所屬的阿拉維派(Alawites,什葉派的支派)和遜尼派之間的矛盾是導致戰況加劇的主因。的確,什葉派(佔敘利亞人口約10%)和遜尼派(佔敘利亞人口約70%)的歷史恩怨,加上周邊國家的宗教及政治勢力的介入,使得局勢變得異常複雜。但有兩點我們不妨留意一下。第一,阿拉維派並不屬於極端的回教派系,這和其他阿拉伯之春國家的情況略有不同。第二,內戰的起源在於人民對於高壓專制的威權統治的不滿。第二點尤其重要。就是因為敘利亞政府遲遲不願回應人民對於經濟和政治改革的訴求,尤其是在憲法權利方面的缺陷,人民,尤其是低下階層的民眾,才開始仇視阿薩德家族的威權統治。那麼,到底敘利亞的憲法權利有什麼缺陷呢?直到2012年以前,敘利亞的憲法就是一部在1963年草擬,然後在1973年由老阿薩德總統(即現任總統的父親,在1970年發動政變上台)採用的臨時憲法(「臨時憲法」)。臨時憲法第八條把阿拉伯社會主義復興黨(「復興黨」,即阿薩德家族控制的政黨)寫進憲法,作為國家唯一的執政黨。[1]這一條憲法提供了老阿薩德總統通過控制復興黨,從而上上下下、裏裏外外操縱政府和軍隊的合法性。結果,政府和軍隊裡都是復興黨的「自己人」,工會、學校也必須在復興黨的陰影下生存。2010年的時候,全國有120萬復興黨員,接近人口十分之一。這樣的環境下,孩子們必須學習「愛國愛(復興)黨」為己任,也就不足為怪了。吊詭的是,由於阿薩德家族可以通過憲法,完完全全地控制整部國家機器,就算選舉是完全公開透明,阿薩德家族或得到其「祝福」的候選人,也可以毫無懸念的勝出。老阿薩德總統於2000年去世,死前早已安排本為眼科醫生的二兒子巴沙爾‧阿薩德繼任(大兒子之前因車禍去世)。但由於巴沙爾當時只有35歲,尚未達到憲法要求的參選總統的最低年齡40歲(臨時憲法第83條),敘利亞國會竟然修改憲法,把參選總統的合法年齡降到34歲。復興黨還在憲法修改後數天內,一致通過將巴沙爾選為黨領導,且為唯一的總統候選人。結果,巴沙爾在全國總統大選得到99.7%的選票,並在7年任期完成後,再次在2007年的大選得到全國97.62%的選民支持。但一個經篩選的、不符合公平原則的選舉,給予選民的只是一個沒有選擇的選擇。威權統治帶來的不公義,並沒有因為政府給予敘利亞人民一張選票而消失。正因如此,內戰爆發後,為了平息民怨,巴沙爾急忙推出包括地方行政、媒體和選舉程序各方面的法律改革。2012年2月27日,新出台的憲法(「新憲法」)獲得全民公投確認後上場。[2]新憲法的第八條廢除了一黨制,並且在第88條下加入總統只能連任一任的限制。新憲法表面上看來確實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可惜這只是一個假象。總統只能連任一任的限制並沒有追溯性,巴沙爾在2014年任期完結後,可以再任兩屆總統,即延至2028年。此外,儘管憲法規定了總統的競選辦法,要成為巴沙爾的競爭對手可謂難如登天。首先,新憲法第84條說候選人不可有任何和誠信有關的刑事紀錄,就算該案是冤案,候選人沉冤昭雪也無效。第84條還要求候選人必需在敘利亞連續居住滿十年以上。基本上,所有曾經在巴沙爾統治下成為政治犯的反對派全部不合格。因為這些人坐完牢後(如果沒有被放逐的話)經常會流亡國外。這還沒完,新憲法第85條要求總統候選人必需得到最少35名國會議員的支持(敘利亞國會有250名議員)。這個要求在巴沙爾控制之下的敘利亞國會也就成為了政治篩選的利器。制度上的不公義使得敘利亞的反對派,沒有可能通過正式的渠道參政議政,這某程度上或許解釋了,為什麼反對派要通過武裝反抗來向政府奪權。行筆至此,香港也在政治篩選的陰影下完成了一次具歷史意義的選舉。投票過程中,還出現了不少由於票站安排混亂及出現漏洞(如允許部分人士使用身分證副本投票),使選舉沾上不公的嫌疑。當然,相比敘利亞,香港的情況要好得多,但如果我們不去珍惜且捍衛我們的憲法——基本法——以及基本法給予我們的權利(包括沒有篩選的參選權),也許有一天我們也要為了一個更公平公正的選舉,而付出更高的代價。[1]復興黨外,敘利亞其實還容許一些少數政黨,但條件是必須接受復興黨的領導。[2]該全民公投實際上受到反對派的杯葛,後者認為該憲法改革不過是一場騙局,後來事態發展證明了這個看法。文:吳宗鑾@法政匯思 憲法 敘利亞 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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