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傑:一地兩檢政府未必笑到最後

《明報》委託港大的民調,結果52.7%受訪市民支持政府提出的高鐵西九站「一地兩檢」方案,33.9%反對,13.5%唔知/難講/無意見/一半半,愈年輕、學歷愈高的受訪者,傾向反對方案。 特區政府擁有無窮的公共資源,宣傳攻勢鋪天蓋地,亦只取得五成多一點的支持,證明香港市民並不如有些人包括官員想像般功利而盲從、貪圖方便就輕易放棄原則。另一方面,要求政府撤回西九「割地」方案的「一地兩檢關注組」成員包括本人在內須加把勁,落區向市民講解方案的魔鬼細節,呼籲勿墮糖衣陷阱。 「割地兩檢」在憲政上造成的問題,可歸納為兩個重點: 重點一是將西九站部分地方、月台及在香港境內行駛中的高鐵車廂劃為「內地口岸區」,等於放棄在香港境內地方行使香港的司法管轄權。一旦在「內地口岸區」遇上糾紛、惹上官非,求助對象不是香港警方,而是只能向內地報官,內地執法人員執法,內地法庭處理,內地律師代表辯護。內地法律與司法制度製造多少冤假錯案,香港人耳熟能詳。 重點二是根據《基本法》第22條,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門在香港的人員必須遵守香港法律。具體而言,即使解放軍駐港軍營內都是奉行香港法律的。但現在特區政府要求中央授權香港自行放棄在西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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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森﹕一地兩檢是一國兩制的試金石

港大法律學院陳弘毅教授是我一直尊敬的法律學者,經常就法律問題特別是與《基本法》有關的問題,都能指出問題所在,增進市民對基本法的了解。但剛於本月1日在《明報》觀點版刊出的文章,題為〈持平理性務實面對一地兩檢法律問題〉,我是不敢苟同的,故寫下這篇回應。 只重服務而輕視港人擔心 講法「離地」 首先,陳教授指出一地兩檢安排的目的,絕不是擴大內地執法部門在香港的權力,或有意擴大內地法律在香港的適用範圍。他特別指出一地兩檢的通關程序,應理解為主要是一種服務多於執法權力的行使,而通關服務一定程度上是可由機器來處理,正如港人出境或入境的手續,只需把身分證放在機器裏然後讓機器檢驗其指紋,毋須接觸任何出入境的官員。故此,他認為這部機器提供的是一種服務多於一種權力的行使或法律的適用。繼而,他指出海關的檢查現在也一定程度上是由機器檢查行李的。 陳教授認為海關檢查本身是一種服務多於執法權力的行使,這種說法其實是相當靜態和片面的。港人乘搭高鐵,過了香港海關,進入設在西九的內地口岸區,若高舉「平反六四」的紙牌,或於行李袋中被檢出存有反對一黨專政的書刊,可能已被內地海關人員帶去扣留和問話了。所以在本港西九高鐵總站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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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鱷:關於DQ案的反面觀點——一個九十後對政治理想主義的反思

當每人的心裡都有著一股相同的信念,而這股信念又被一層道德的高尚外衣包裹著,任何與這種信念相對的觀點都會被打成邪惡。但這不代表這種觀點不需要被提出,因為假如失去了它的制衡,道德在人的心底也會腐化成萬惡的根源。 七月十四日中午,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四位議員違反宣誓守則,即時褫奪他們的議員資格,連同早前被取消資格的議員,一共已經有六位被選民授權進入議會的代表被行政機關起訴並最終被立法機關裁定議席無效。 乍看之下,這劇本就跟那些奉行假民主的地方,統治者隨時透過政治打壓剷除異己的手段別無兩樣。所以一時間,社交網絡又是烽煙四起,人人爭著喊民意不容褫奪,然而這就是故事的全部嗎?我們真的應該繼續為這個信念搖旗納喊嗎? 雨傘運動後,一派人繼續走街頭抗爭的路線,一派人選擇走入議會內部,掃蕩現有制度的不公義,那個時候,我們對這群人寄予厚望,所以把手上的一票投了出去,讓他們擠身議員之列。 但不足一年,當中竟人六位被掃了出議事堂門外,這是制度暴力底下的結果嗎?是政府視民意於無物的表現嗎? 抱歉地說,我認為真正視人們意願於不顧的,正正是那六位被褫奪資格的議員。 他們當初既然選擇進入議會內部爭取改變,那他們原則上就是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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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宣誓是什麼東西?

宣誓是什麼東西?如果你捉着一個三歲小孩,問他是否正在說謊,他會說:「我發誓說的是真話!」小孩的意思是他真誠地在說真話。換言之,普通小孩也明白宣誓是什麼東西。真的不明白,也可找辭典看看。辭典會告訴你宣誓是真誠和莊嚴的承諾; 那麼為何竟然有律師板着臉孔一本正經地說,宣誓只是「形式」而已,法官為何看得這麼嚴重,要取消議員資格!「形式」的意思是表面做了便算,不用真心誠意的。這可能是中國人「發誓當食生菜」的態度,但從一位律師口中說出,着實令人吃驚;難怪世人看不起律師! 有政客說法庭「剝奪」了選民的權利。但從任何一個角度看,選舉也是憲制秩序中的法定程序。選民投票只是選舉程序的其中一環。議員是應該根據憲制秩序和法律規定而被選出的,否則街頭巷尾,三五成群,自己選出一個人來,不用理會選舉的法定要求便硬把這個獲得「民意授權」的人送進議會裏,選舉是否這麼簡單?政客說是;難怪世人看不起政客! 有人說,法庭判決摧毁了行政立法建立良好關係的基礎。有點莫名其妙,執行法律是律政司的責任,這與行政立法關係有何相干?是否說為了行政立法維持良好關係,所以律政司不可以執法?是否說律政司與法官狼狽為奸,利用法律打擊政見異己?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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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搞個workshop啫,犯法呀?

最近,中國對待維權人士的方式——包括劉曉波、部份709律師,以及一些中國維權人士仍被關押而未能自由地與外界接觸,備受社會關注;然而,在世界另一端的土耳其,其政府對捍衛人權人士的壓迫,其實不遑多樣。 不幸地,今次事件,與一直致力捍衛及推廣人權工作的國際特赦組織,亦即敝機構,相關。 捍衛人權,都需要裝備好自己;在香港,參加講座和工作坊「正常過食生菜」,不少公司和機構均願意出錢出時間讓員工前往,增進知識,而且可藉此機會認識行內人士,建立關係;然而,在土耳其,國際特赦組織土耳其分會總幹事Idil Eser,早前與幾位人權捍衛者參與一個有關網絡安全的工作坊時,卻與同行的學員以及導師一同被土耳其當局拘捕,而且她一直未能與外界接觸,亦未能聘請律師,違反國際公約中對補捕者最基本的人權標準。她們一行10人被指與恐怖組織有關,並指控她們企圖顛覆政府。而於六月初,國際特赦組織土耳其分會主席Taner Kiliç亦同樣被以無中生有的反恐罪名被捕,至今仍未獲釋。 然而,不論是國際特赦組織土耳其分會主席、總幹事、以及其他人權捍衛者,他們所做的是捍衛人權 ——往往人權捍衛者對真相的揭示以及一些直率的批評對政府來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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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豪賭

英國大選在昨天陸續公布結果,本身被看好、在民調一度大幅領先的保守黨,在大選當中失去獨立執政地位。大家一致認為英國首相文翠珊提前大選的「政治豪賭」失敗,議席數目不升反跌,令保守黨最初的如意算盤打不響。即使保守黨最終有望可以與北愛民主統一黨組成聯合政府,維持執政黨的地位,但政治實力亦下降。 現時英國政府最大問題,就是當前較急的脫歐談判。懸峙國會的情况,隨時令保守黨難以主導整個談判,令最終的脫歐協議更難達到廣泛共識。之前的首相卡梅倫一手推動脫歐公投,希望可以透過公投令英國可以取得更大認受性留歐,可是那次政治豪賭最終失敗,他也辭職下台負責。文翠珊會否為是次豪賭失敗而下台就不得而知,但這樣的結果又再告誡我們一次,即使一開頭手握的籌碼很多,最後還是要看大形勢,豪賭還是有相當風險。 在文翠珊宣布提前大選時,保守黨支持度領先近20%,可是在這段時間,工黨推出政綱力挽狂瀾,推出80多年最靠近左翼的政綱,最終得到不少選民支持,得票率和席位數目同樣上升。保守黨原本希望可以透過今次大選,取得更多議席和政治實力,可是結果最終顯示,選民不滿執政黨的表現,尤其是不滿保守黨提出的緊縮政策,從而將票投往其他黨以制衡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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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的變與不變

還有不到一個月,現政府就走人了。新政府在組班,消息傳出來的都是現屆舊人。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但假如新政府的人士都是以舊人為主,那麼要求新政府搞改革以至創新,可能要求太高。 這裏並不是說,舊臉孔不能有新思維;而是想說,自北京挑了林鄭月娥當特首之後,反映其希望新政府可以小變,不能大變。所以,她的政綱,只是在原有政策上作改動,不能完全擺脫現屆政府的政策,該延續的就要延續。而且,她既然當了政務司長5年了,而政策由醞釀到推行短則五年長則十載,總不能為改革而改革,一下子否定過往5年的施政。 即使想改革 空間也有限 北京的思維,其即時效果,窒礙了新政府選擇外界人士加入政府的管道。既然北京大抵是想蕭規曹隨,外間的有為精英自會感到無法舒展所長,加入「熱廚房」儼如進入「五指山」,發揮空間不大。加上「熱廚房」外還有不少輿論「[目及]實」新政府官員的行為,外界的精英如果不想所有人和事完全透明及曝光的話,還是最好別加入新政府。 更重要的是,由於整個思路以穩定交接為主,換言之,即使新政府想改革,其空間也相當有限。因此,只能在不大幅度改動原有政策為主的思路下,做一些修補的工作。例如早前競選時,林鄭提出要增加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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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候當前支聯會可以做的不多

周日晚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大會宣布有11萬人出席。這不單與2012及2014年的高峰18萬人有一段距離,且已經是連續第3年出現人數持續下滑。會後媒體上不乏擔憂悼念六四將在港日漸式微的報道,記者亦紛紛緊張地問支聯會還可做些什麼來力挽狂瀾呢? 我相信這些擔憂和緊張都是出於好意,但我卻認為有兩點值得搞清楚的地方。 悼念人數是一直萎縮還是有起有跌? 首先,悼念人數是否一直萎縮?還是有起有跌、有高有低呢? 如果走勢是,打從首次六四燭光晚會,集會人數已經是頂峰,之後27年拾級而下,人數一年比一年少,那當然可以說,六四悼念在港日漸萎縮。但事實上,走勢又非如此。 以支聯會官方公布數字而論,不錯,在頭3年集會人數確是達到15萬、10萬、8萬這些高位(見表);但在之後十多二十年間,除了在「逢五逢十」的特別紀念年份人數會稍高之外,其實集會人數長期維持在4萬至5萬人左右。因此,4萬至5萬人其實才是六四燭光晚會的「基本盤」。 集會人數持續下滑責任全在支聯會? 2009年是一個轉捩點,集會人數突然從4萬至5萬的「基本盤」,一下子急升了兩倍至15萬。之後幾年集會人數居高不下,維持在10萬以上。 所以,看過這些數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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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檔案 尊重歷史

近年來,愈來愈多朋友喜歡閱讀香港歷史,也開始重視檔案研究。出現這種以認真求知態度去了解這個家的過去的潮流,自然是可喜可賀的現象。我不是歷史學家,但大約從10年前開始迷上了歷史檔案,每年都會往英國的國家檔案館走走。近年每到一個地方,假如語言相通,也總會嘗試拜訪當地的檔案館,感受一下當地人民的歷史研究氛圍。所以,也許有一些閱讀檔案的經驗,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翻查歷史檔案的樂趣,在於過程有一點做「偵探」的吸引力:要找出答案、要「重組案情」,便要抽絲剝繭、順藤摸瓜,一步一步小心求證,當中也講求一點經驗和技巧。我們看到的歷史檔案,其實大部分是各個政府部門的文件,或者內部溝通紀錄。我個人經驗,是不管是否民主政體,也很少會出現由領導人一句說話說了算的決策情况。大部分情况,決策都是經過不同部門討論磋商,才會得出結果;同時一般來說,決定也會牽涉多個政府單位。在細閱這些材料時,我們可以看官員個人風格、部門利益以至長官的判斷如何左右決策,這對了解公共行政和現實政治操作,相當有用。 然而,由於決策有多個部門參與,有關檔案如何分類、應存放在哪裏,就難以有一套簡單辦法可以處理。很多時候,文件如何存檔,取決於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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