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正確 力度不足 如何讓50億更用得其所

候任特首林鄭月娥在競選期間承諾增加50億元教育經常開支,並於當選後優先處理這個項目。早前林太會見包括本人在內的20多個主要教育團體代表,討論她提出的初步建議。筆者認為,林太提出的不少建議回應了教協會及教育界的訴求,為新政府的教育施政訂下了正確的政策方向。可是,部分政策的力度仍與教育界期望有一定差距;只要新政府願意繼續廣納言路,接納教育界的意見,則可令這50億元經常開支更為用得其所,為教育界帶來更理想的新局面。 為教育界重新注入動力 部分人可能會感到疑惑,為何新政府要如此厚待教育,甚至急於要在新政府就職之前便要落實50億元教育經費的用途?事實上,筆者在議會內外也多次提到,教育長期受到忽略,加上局長怠惰,令教育發展停滯不前。近年教育經常開支佔整體開支的比例連連下跌,由回歸時的25%下跌至現時的21.2%。而比較衛生及社會福利開支方面,過去5年這兩個項目的經常開支的累積升幅達約34%及約71%,而政府同期整體經常開支的增幅亦達到約40%,但教育開支在同期卻只上升約30%。這不僅落後於上述兩個主要開支範疇,更遠遠落後於政府整體開支的升幅,反映本屆政府並不重視教育,亦沒有投放足夠資源讓教育界應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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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終的權利

陶淵明《與子儼等疏》云:「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然而,人卻諱死貪生,迷信科技,抗拒死亡。但卻原來,在現代醫療、法律、科技、道德等等枷鎖下,人類的死亡,不再自然,反而變成了莫大的悲哀。正如瓊瑤所言,「『有救就要救』的觀念,也是延長生命痛苦的主要原因!」 瓊瑤今年(二○一七年)三月十二日在「面書」發表《預約自己的美好告別》的公開信,叮囑兒子和兒媳,「千萬不要被『生死』的迷思給困惑住!」成為她自然死亡的最大阻力。瓊瑤在信中指出,「生命中,什麼意外變化曲折都有,只有『死亡』這項,是每個人都必須面對的,也是必然會來到的。……(死亡)是當你出生時,就已經註定的事!那麼……我們能不能用正能量的方式,來面對死亡呢?」 中華傳統思想中的「五福臨門」,源自《書經‧洪範》。「五福」指的是「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其中「考終命」,也就是指「能得善終,安祥離世」。其實,自然死亡的觀念,對於中華人來說,從不陌生。《莊子‧齊物論》有云:「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這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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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營的士服務建議能符合市民期望嗎?

政府在3月17日立法會提交一份有關的士的討論文件,名為《個人化點對點交通服務》。提出發出3個專營的士牌照,每個牌照可營運200部高級的士,提供優質的士服務。這建議,引起部分的士團體強烈反對,聲言會發動600部的士抗議,圍堵政府總部,甚至罷駛,製造交通混亂,不惜將市民利益作為賭注,迫使政府收回有關建議。這樣做,必定令市民反感,把同情的士小生意的市民,尤其是立法會議員,都推向支持政府,實在不智。現代社會是講道理、鬥智力,不會容忍鬥武力。我作為香港的士業議會主席和市民,呼籲有關團體慎重考慮應否採取圍堵和罷駛行動。 政府提出用競投形式,發出有年期(即5年)的3個專營的士牌照,每個專營牌可營運200部高級的士,如果真的能提供優質的士服務,市民是歡迎的;的士團體反對,只會給市民為保障既得利益與民為敵的壞印象。不過,市民和立法會議員都應該問:政府的建議能滿足市民的期望,即提供優質點對點的個人化交通服務嗎?對現有的士服務提升有幫助嗎? 政府構思極可能是「四不像」 約兩年前,優步(Uber)登陸香港,突顯部分市民不介意多付一些錢,享受貼心的個人點對點的交通服務。政府要回應這部分市民的訴求,是責無旁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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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係候選人:金融經濟篇

我們早前向四位特首參選人發出公開信,提出十個我們認為現時香港最迫切面對的問題(註一)。我們 其後以【修補撕裂篇】(註二)為題發表我們對修補社會分裂的意見,今次我們將提出對金融及經濟方面的建議。 問:在中港融合下,香港正逐漸由一個國際大都會下滑至中國一個邊緣城市,並趨向市場單一化,而且對內地經濟過份倚賴,請問閣下如何帶領香港重回正軌,令香港重拾競爭力? 除「一帶一路」式的空口號之外,閣下有甚麼實質經濟政策 ? 答:思言財雋自成立以來,一直堅持香港必須保持本身國際大都會的角色及優勢,切忌過份倚賴內地經濟。我們對來屆政府有以下建議: 一)發展債市 多年來本地財資市場之發展均側重於股市方面,我們建議下一屆特區政府應積極推動債市及商品期貨巿場。債市方面,由於特區政府長期坐擁巨額盈餘,無需舉債,令香港缺乏長息率的指示價格(indicative pricing)。香港現時透過外滙基金票據,建立由現價(spot price)至一年的孳息線 (yield curve);兩年以上只有不定期的機構債券發行計劃,未能發揮穩定的指標作用。政府應考慮經半公營機構,如香港按揭證券公司及機場管理局,因應本身的財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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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選舉 會關心住屋權嗎?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最近發布了一份題為《適足生活水準權所含適當住屋權以及在這方面不受歧視的權利問題特別報告員的報告》(A/HRC/34/51)文件,檢視「住屋金融化」的狀況及其對人權的影響。所謂「住屋金融化」,是指住屋和金融市場以及全球投資的結構性變化,即住屋被視為商品和累積財富的手段,以及成為全球市場中交易和出售的金融工具的一種擔保。 「住屋金融化」令住屋脫離社會功能 報告分析,「住屋金融化」起源於不少奉行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國家放鬆住屋市場管制,以及由金融機構實施經國家同意的結構調整方案。由於各國側重吸引資本和富裕的投資者,推動不少歐洲國家實施嚴厲的緊縮措施——例如減稅和削減福利——以吸引外國投資者進入其國內房地產市場;加上全球資本過剩問題愈加嚴重,住屋和城市房地產已經成為金融公司的首選商品,作為資本過剩的存所,使住屋脫離提供安全和尊嚴生活住所的社會功能。結果,一些對?城市(例如香港和倫敦)的房價自2011年以來都上漲了50%以上,為富人增加了巨額資產;對於尚未在該市場投資的大多數家庭,則再無能力購買住屋,被逼遷到就業和服務稀少的城郊地區(第8、19、23、25、26、37段)。 報告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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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鎮的孤島效應

興建新市鎮的主要目的,除了提供公屋以外,提供在地職位以達致自給自足亦是主要的規劃目標,但經過多年的發展,自給自足的政策目標已經難以達成。根據《香港2030+》規劃署列舉的數據,香港有41%的人口居住在新界,但只提供24%的就業職位,與此同時,都會區有59%的人口,但卻提供了76%的就業職位。面對居所與職位的分佈失衡,《香港2030+》的解決辦法,是透過興建東大嶼都會及新界北兩個策略增長區,提供總共約41.5萬的就業職位,以舒緩現時香港規劃上就業與居住地區嚴重錯配的情況。 這套策略是否會成功?三十年前成功的策略,不等如三十年後的今日也可以原封不動地套用,尤其是我們明白,香港早已不是六十年代需要急速發展的工業城市,並沒有二百多萬的人口需要吸納,衛星市鎮再也不是簡單地套用公共屋?–工廠區–馬路的格局與發展邏輯。當我們明白現時的就業錯配、交通擠塞與空氣污染的問題,都是源自於昔日發展新市鎮的思維,這種「離散城市」(dispersed city)的發展想像,亦到了不得不徹底反思甚至是被顛覆的時刻。 2011年林鄭月娥女士為時任發展局局長時,曾經說過要在「新發展區」中加入自給自足的元素,但香港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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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康復者的污名化 基層與弱勢社群慘遭同樣困境

對精神病復康者的觀感與實況 近日新民黨容海恩稱被判住院令(應該是入院令,精神健康條例第45條)的精神病患者,「大部份都係有暴力傾向」。這說法很以偏概全,亦只是她個人觀感,似乎沒有實質數據支持。一般而言,香港報章引述精神科專科醫生的資料,只有少數精神病人有暴力傾向,約佔5%。而根據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指出,只有3-5%的個案與暴力行為相關。因此,絕大部份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並不會比任何人暴力,甚至沒有暴力的問題。所以,容海恩的言論,既無助於推動精神健康教育,更做成不必要的誤解,甚至令一般巿民無法忘記精神病的傷害性,使公眾排斥、標籤與污名化持續。 無助解決露宿者與劏房的問題 本月初,多名議員到露宿者臨時收容中心、劏房及深水埗通州街天橋,了解弱勢社群情況。有媒體報導,新民黨容海恩在車程中擔心會沾上木蝨,問及沾上木蝨衣服的處理方法,也有問如帶返屋企怎算等對話。事情是真是假也好,要關心露宿者與劏房問題,去探訪看看關心了,部份尊貴議員與政府長期也是很離地。現在,社署單身租金津貼約$1800元,這津貼只夠租住木蝨滿布的籠屋或床位,甚至近來劏房豪宅化,津貼都不夠租住。結果部份人可能住過收容中心,也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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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交通擠塞到基建治港

相比起房屋、土地及教育等較熱門的民生議題,交通運輸似乎是一個較少行政長官參選人關注的項目,雖然他們大都見到交通擠塞問題的嚴重性,但解決的辦法仍然是政府一貫倡導的鐵路為交通的骨幹,無視現時港鐵系統已經超載的現實。雖然一眾行政長官參選人都一致認同要引入電子道路收費解決中區交通擠塞問題,但對未來香港的交通運輸,似乎並沒有宏觀的前瞻性規劃。 交通擠塞源於財政規劃失誤 回歸後二十年間,由於香港一直奉行基建帶動發展的策略,以至興建及維修的馬路面積不斷增長,與道路維修相關的開支亦不斷上升,由1998年的8.6億,上升至2016年的13.68億,總共增加5.08億或59.1%。有趣的是,當我們比較同期已維修的道路總面積,只是增加了18.4%,遠遠低於道路維修的開支,可預期未來即使道路哩數的增長空間有限,道路維修的開支只會不斷上升。 圖一 1998-2016年道路維修相關開支 (所有圖表資料來源:綜合各年財政預算案)   政府花大量的金錢用於維持不斷增長的道路網絡,但卻沒有撥出足夠的相應款項,改進香港的交通規劃及發展。例如政府一直拖延進行第四次整體運輸研究,對上一次的研究已經是1999年,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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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十年:香港智庫 沒有研究,也沒有發言權?

(星期日生活編按:電影《十年》以想像香港十年,一石擊起千重浪。電影以「為時未晚」四字作結,提醒決志,寓意希望。想像十年,如果不想香港繼續失去,現在可以做什麼去挽救?討論要如何開展?本系列希望廣納社會各界賢能,從政治經濟社會多方切入,執數據與調研觀察抽絲剝繭,到底為時已晚抑或未晚,未晚的話又該做什麼。)1930年,毛澤東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存在的教條主義思想,發表了《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批評黨員沒有做過實際調查工作便胡扯瞎說,極不負責任。即使我對老毛本人很有意見,可我十分認同這論斷。十年前,我加入政策研究的行列,從民間智庫到政府智囊,曾參與過不少重大政策研究,始終抱着老毛的信念,認為從政者不單只在發言時要對有關議題認真做過調查研究,而且在公共政策制定的過程中也要以客觀、科學證據為依歸。十年過去,核心的外圍始終沒有成為核心的內圍,政策研究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十分有限。我認為原因有三:首先,不少智庫沒有認真做好研究工作;其次,做好研究的也沒有運用其「發言權」,變成只「think」不「do」的智庫。更重要的是,政策制定過程由意見主導,缺乏循證為本(evidence-based)的文化。下一個十年,智庫的發展如何,沒有人能知曉,但以上三個問題,卻是當下最值得我們深思的。有研無究 官民冷待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自2007年起每年發表「全球智庫指數報告」(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公布全球智庫排名。2016年的報告顯示,全球共有6,846間智庫,當中美國有1,835間,排名第一。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分別是中國(435間)和英國(288間)。至於香港,雖然最近吹起一股成立智庫的熱潮,但報告指出香港只得30間智庫,全亞洲排名第七,位列孟加拉之後。但若以人均比例計算,香港的人均智庫比例,幾乎是亞洲各國之中最高,平均每24萬人就有一間,這個比例較全球排名第五和第六的德國和法國還要高,反映香港的智庫已經發展到一個相當成熟的程度。不過,我認為值得我們關注的,是智庫的影響力,而非其數量的多寡。從全球175間最重要的智庫來看,中國有九間、日本有五間、新加坡有三間,香港一間都沒有。顧名思義,智庫就是智慧的寶庫,是指由專家學者組成、匯聚各方智慧和才能,以影響政府決策為研究目標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倡議機構。在香港,什麼是智庫,沒有界定;怎樣才成為智庫,也沒有限制。基本上你自己說是智庫便是智庫,沒有人會在意,更沒有人會challenge你。事實上,過去幾年間,香港的智庫愈來愈多,有些有政治目的,既非研究,也非倡議,只喊政治口號;有些旨在透過選舉「造王」,到處拉攏,爭奪話語權;有些則由幾個青年人、專業人士、前高官等湊成一堆,擺出「壓力團體」的姿態但實際上與某某街坊福利會搞的專題興趣小組無異,聯誼味道甚濃。這個看似百花齊放的發展景况,存在着不少掛羊頭賣狗肉的智庫,真正會做研究的卻少之又少。這些「智庫」的共同特徵,就是他們都不會也不懂做很嚴謹的政策研究——有些寫文章登報紙,交出一兩條所謂「絕世好橋」;有些一年搞幾場研討會,三五成群reinvent the wheel,得出「阿媽係女人」的結論後就沒有下文;有些善於舉辦交流活動,搞幾個認祖歸宗拜訪團,飲飲食食、遊山玩水,志在完成歷史性任務。比較像樣的會做民調、開記招,手執報告影幾幅大頭相,發個新聞稿交貨了事。財雄勢大的則會把研究外判給專家學者,也會拍廣告、買air time,但報告寄到政府部門亦逃不過石沉大海的厄運。香港的智庫規模細、資源少、人才缺,很多行家都知道在智庫打工並不會致富,但依然有不少人抱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冒險一試,其志向及勇氣實在可嘉。這些人積極投入、無怨無悔,為的只是政府接獲研究報告後,公開回應和跟進,甚或採用其政策建議。可惜結果不似預期,有關政策局通常都是「多謝都無句」,研究員只有默默地等到《施政報告》或《財政預算案》出台後,「核對」其建議是否獲得接納,「中獎」的沾沾自喜,落空的繼續埋頭工作。畢竟,在香港的政策制定過程中,做了研究,不保證你有發言權;沒做研究的,卻有很多發言權。擁有最多發言權的,莫過於主導香港政府的政務官。政務官是公共行政管理體制的重要支柱,負責提供政策建議,參與政策制定、執行和檢討工作。政務官長於官僚體系,重論據不重數據,輕視政策研究,亦甚少與智庫溝通。政府偶然會聘請顧問做研究,但他們只可在設定框架之內做一些符合政府構想的東西,換句話說就是政府先寫好劇本大綱,然後再由顧問將人物故事填上去。另一種做法就是利用現時四百多個諮詢委員會,通過意見領袖、民間團體的介入來加強政策的支持基礎和認受性,以便政府採用意見領袖的觀點來支持自己施政。這種「意見主導」的政策制定方式,或者有助促進決策民主化、透明化,建立社會共識,但對政策的可行性和科學性卻沒有半點幫助,而且討論範疇往往局限於眼前要處理的具體問題,缺乏高瞻遠矚的長期想法。循證為本的政策制定過程當香港還停留在「討論式的政府」時,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地政府都積極提倡「科學制政」、「科學執政」,以提高政策選擇的正確性和政策實施的有效性,英國更是其中的佼佼者。1997年,貝理雅當選英國首相後,提出政府政策應以扎實的理據為基礎,他在內閣成立的首相策略小組(Prime Minister’s Strategy Unit),先後發表過兩份指導性文件,包括《Professional Policy Making for the 21st Century》及《Strategy Survival Guide》,強調政策制定必須要以證據(evidence)為基礎,用意是防止政府施政的隨意性和盲目性,優化施政資源分配,減少施政成本和提高施政效率。文件指出,良好的政策制定有賴於從各種研究方法中採集證據,這意味着決策者需要接受社會科學的訓練,對方法學、統計學等相關的知識有充分的了解。同時,由於循證為本的政策制定過程着重專家學者的參與,決策者亦需要有足夠的能力去理解和闡釋技術成分較高的研究報告,細察背後的計算方法和假設,挑出錯誤,並將研究證據翻譯成為政策語言。政策研究淪為政治工具很可惜,香港的政策研究一直只被視作政治工具,用來測試水溫或拖延時間,呼之則來,揮之則去,未有認真看待。我舉兩個例子。2008年,前特首曾蔭權因應全球金融海嘯成立的經濟機遇委員會,參考了中央政策組的建議,提出發展六項優勢產業。誠然,要發展一項戰略產業,一定要有精密的研究,「六大產業」的發展尚未經歷研究論證的階段便倉猝出台,很多重要論述包括挑選理據、發展優次、產業規模、經濟效應等都通通欠奉,令市民覺得政府「得個講字」。不過,過了海就是神仙,「六大產業」成功引起社會討論,讓曾蔭權得以轉移視線,化解了可能由經濟危機引發的政治危機,政府民望止跌回升。另一個例子就是退休保障研究。政府委託周永新教授就退休保障問題深入研究,研究報告有充分的數據分析和政策建議,理應為討論了近三十年的退休保障作最後結論,但政府卻拋出有預設立場的諮詢方案,將退保與扶貧混為一談,將周永新的老年金方案講到一文不值,但將政府的模擬方案講到無懈可擊,目的只為打垮老年金方案,難免令人有輸打贏要、拖延時間的感覺,不尊重研究學者的專業。近年智庫是多了,又有團體搞政策比賽,但當政府和市民不諳也不追求更好的政策研究,再多的智庫也是徒然。我想說的是,並非智庫報告「堅離地」,而是科學研究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未有發揮它應有的作用。十年後,普選或許會激發更多智庫、更精密嚴謹的研究,但若決策者的「政策問題,政治解決」思維不改變,政策研究成果將難以變成落地的政策。循證為本的道路仍很漫長,目前智庫界惟有做好政治層面的游說工作、做好社會層面的傳播和教育工作。香港的智庫比較內向,對外交流不多,智庫間各自為政,鮮有共同合作,未來要爭取與國內外研究機構合作,提升曝光率。另外,政府亦可委託智庫進行政策諮詢,由相對獨立的智庫撰寫諮詢文件,客觀、科學地收集民意和提交政策建議,可避免政府既是「球證」又是「球員」的雙重身分,看似是智庫的另一條出路。文:陸偉棋編輯:曾祥泰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7月3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智庫 政策 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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