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與本土的扞格

剛去過西九故宮文化博物館的諮詢,這次是給文化藝術界的,沒有了支持故宮組織的喧囂,反倒坦露出一種荒蕪的空虛。力推故宮的林鄭月娥已經辭職參選特首,擢職署理的張建宗很可能只是過客,「滴水不漏」雷霆萬鈞的故宮急降,忽爾呈現一種空心化。 諮詢會主持是藝術館前館長曾柱昭;台上是西九行政總裁栢志高、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茹國烈、故宮文化博物館設計顧問嚴迅奇,三位都很可能不會坐鎮於未來的故宮博物館董事局,對於已過去的行政程序只能護航,對於未來的故宮策展方向不能保證,台下發言批評就算有理有節,也彷彿向空氣發炮,最多是被記錄在案。此前的林鄭表態、新聞發布,已對巿民造成故宮急降乃盲婚啞嫁之印象;如果不是栢志高一再重複說,在這階段的諮詢中,「如果巿民真的說不要故宮博物館,就會沒有」,整個無可選擇的氣氛是十分痛苦的。 能夠作出自主的選擇是至關重要的——歷史以來,「尊嚴」的概念,都與獨立自決的「自律性」(autonomy)相關,如果不讓人做出自願的選擇,就有傷於人類的尊嚴。 故宮壓制本土 故宮的急降無疑是一個讓全港巿民嘩然的「特例」,尤其在於其以賽馬會35億作為故宮的建設經費,繞過立法會財委會的監察而言。誠如杜耀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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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可以建一座大都會博物館

有關在西九文化區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爭拗,主要集中在程序公義和決策的透明度;對是否應該建這樣一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反對聲音並不強烈。泛民陣營之中民主黨比較低調,公民黨則較勇進,原因之一是公民黨黨員陳淑莊是立法會監察西九文化區小組委員會副主席,媒體多引述她的發言;但她公開的言論,也從沒說過香港並不需要建這個博物館。政府自製危機 實令人不解事實上,政府向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中,簡述了過去10年和故宮博物院合作的經過,到2012年康文署與故宮博物院簽訂協議,雙方同意大致每年合辦一項大型專題展覽。據文件內提供的數據,每次展覽吸引的入場人次都非常踴躍,換言之,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展覽深受公眾歡迎,有「民意基礎」。把這種合作關係提升為在香港建一個故宮文化博物館,理應得到民意支持,整件事的籌劃安排何須在「滴水不漏」的情况下,以「密室操作」的方式進行?現在的結果,令北京故宮博物院尷尬、馬會的捐款反受質疑(巨額捐獻之後會否影響其他社會服務的資助),連著名建築師嚴迅奇也無端捲入風波,政府的決策過程和手法再次受到責難。一件本應是好事的計劃反而無端陷入困境,政府自製危機,何以至此,實在令人大惑不解!違博物館發展現代潮流過去幾年,政府對於涉及中國大陸的議題都提心吊膽,深恐在政治上犯錯,或怕惹怒北京、或怕港人產生牴觸情緒;在決策時,往往以各種方式繞過立法會或盡量「低調」,務求推行時較為暢順。然而,公共政策講求透明、公開、問責,要爭取各持份者支持,唯有如此,決策才可以成功推展,令社會受惠。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1974年6月在哥本哈根召開第11屆會議,其章程第三條規定「博物館是一個不追求盈利、為社會和社會發展服務的公開的永久性機構。它把收藏、保存、研究有關人類及其環境見證物當作自己的基本職責,以便展出,公諸於眾,提供學習、教育、欣賞的機會」。「為社會和社會發展服務」,就要得到民眾認可和接受。試問「滴水不漏」的決策過程又怎能達到上述目的?博物館對於一個大都會來說,往往是最矚目的地標,英國的大英博物館、巴黎羅浮宮、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都是一個城市文化「軟實力」的象徵。博物館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主要是歷史文化遺產的「守護者」,但早年的博物館,其實只是王室的私人珍寶收藏室。到了18、19世紀工業革命之後,教育開始普及,政治民主化席捲全球,博物館逐漸對平民百姓開放,發揮了知識普及和公眾教育的功能,成為日益重要的公共文化設施。博物館的功能愈來愈大眾化、公開化,香港搞博物館卻在公眾隔絕的情况下進行,完全違反了博物館發展的現代潮流。當代博物館對城市更新(regeneration)的影響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促進城市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提升城市文化形象;其次,博物館本身的文化資源可以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例如台北故宮近年推出2000多種文創產品,就是非常成功的例子;其三,博物館可以促進公眾的認同感,成為社會集體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喚醒民眾對歷史傳統的尊重、增強對城市的歸屬感。在香港搞一座高水準的博物館,絕對值得支持。港故宮館不應成北京故宮「分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1972年在智利與國際博物館協會舉行圓桌會議,提倡博物館要隨社會發展而變革,傳統博物館的哲學和內涵要改革,不應只關注「物」的收藏,而是以人為中心,直面社會問題;博物館在關注歷史的同時,也應該關注當下生活的世界,面對不同文化中人與人、人與自然的衝突矛盾,令民眾認識到社會和諧、文化共融的重要。北京故宮本身是一座皇室宮殿,它的地位獨一無二,無法複製。現在香港要建的故宮文化博物館,不應該成為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香港分館」,也不應把重點只放在文物展覽。馬會願意捐35億元建一個世界級博物館,對香港是好事;但是,未來的博物館如果能建成為「香港大都會博物館」,融合故宮的文物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藏品,成為一座兼容中西文化的博物館,讓參觀者可以比較中外文化、了解人類文明發展的軌迹,這樣不是更能彰顯香港國際化的特色?中央電視台拍製過一套12集大型歷史紀錄片《當羅浮宮遇見紫禁城》,分別演繹了古代中亞、埃及、希臘、羅馬,以及中世紀文藝復興等不同時空背景下東西方藝術演進的歷史。把兩座博物館放在一套紀錄片,目的是透過它們館藏的文物,對比整個中西文明。若不「以人廢言」,這套紀錄片水準甚高,主題曲《心依戀》更非常悅耳。內地也有這種中西文化世界觀,香港就更應該利用本身特點,建一座全國獨有、兼收中外文物藝術的大都會博物館。一念之間,怎樣把香港故宮博物館「變身」為「香港大都會博物館」,值得下任特首仔細研究。(本文參考了謝涤湘、禇文華〈城市更新背景下的博物館發展策略研究〉一文,《城市觀察》,2014第4期)作者是資深傳媒人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1月11日) 博物館 西九 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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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為什麼「好多嘢」

「我哋去西九睇吓有乜嘢……哇哇哇好多嘢」,這是政府多年前宣傳片的歌詞,或許是因為播出以後,「好多嘢」一直沒有出現而停播,而今值得重播,因為確實出現「好多嘢」,但還不是文化展覽的「嘢」,而是政治上的「好多嘢」。過去多年,每次坐船到中港城碼頭,看到西九在周圍高樓林立的包圍下仍然是荒蕪一片,都感嘆西九是香港的恥辱。記得跟西九同一年提出建議興建的洋山港碼頭,由於深水區處於浙江省內,上海要跟浙江解決地權所屬和管理,以及利益分紅的問題。而今上海港口已經成為世界吞吐量最大的集裝箱碼頭,而西九卻經歷了多少任總裁、提出了多少個方案又廢掉多少個方案、10多年來就多少個項目達成共識?要討論決策過程是否體現民主理念,很容易會轉移到內地的民主制度跟香港的比較、究竟民主與效率可以犧牲什麼的爭拗。討論如果是理性而大家都有求同之動機,存異也是可以接受的;但目前的討論往往是非理性的,包括有文化人認為,不要拿到「垃圾會」(立法會)去討論,那是個一事無成的地方。這當然也是偏激的說法,但事實上,西九的種種問題,包括這次「小故宮」項目,顯然已經超出諮詢程序問題,而是介入了太多政治因素的問題。梁振英參選上屆特首選舉,立即被挖出曾經做過某項目的評判。以前有人擔心西九會成為地產項目,結果經過反覆爭議,終於制定出發展方略,卻遭立法會質疑文化建築物的地積比率。而今故宮博物院選擇了香港作為第一個分館的地點,僅僅是由於主事人是可能即將參選的林鄭月娥,即被指控缺乏諮詢。這些一切都不禁令人懷疑,如果沒有政治因素,反對派真的會反對、口口聲聲說公義嗎?作者是資深傳媒人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1月11日) 西九 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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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欽點」建築師 違政府防貪要求

身兼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主席的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在未經諮詢、無招標的情况下,委聘建築師嚴迅奇擔任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設計顧問,做法備受質疑。林鄭上周五向立法會解釋,委任是經由西九管理局董事局批准,但再有傳媒引述多方消息指,嚴迅奇早於政府向西九董事局簡報計劃前4個月已經獲聘,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更於報道出街後當晚發表聲明,稱「管理層根據其賦有的權力,於去年6月委約嚴迅奇先生,就原本建設大型表演場地和展覽中心的地段進行進一步研究,探明該地段可否容納多用途展覽場館,作展覽、會議及表演用途,以及一間博物館,並就此提出可能的設計概念」。「欽點」代替招標 陷嚴迅奇於不義西九故宮事件爆出,的確令公眾及各界有許多疑問。林鄭的交代,說出故宮項目建築師的要求,包括要本地、熟悉中華文化、豐富經驗等。本人對嚴迅奇先生的資歷不會質疑,但符合有關條件又是否只有嚴迅奇一人才有?即使他是一個好人選,也不代表林鄭可以跳過所有程序。廉政公署的「防貪錦囊」,其中採購部分列明,所有工程需有公平公開、具競爭性的招標過程,包括要有公平報價的機會、足夠數目公司參與競投、不可偏袒個別承辦商,這是防貪的要求。但是次以「欽點」代替招標,如何符合公平競爭呢?有關做法其實也陷嚴迅奇於不義。美國於1980年代為設越戰紀念碑曾進行公開設計競賽,並以公開匿名的方式舉行,結果建築師評審員和雕塑家從1421個設計中,一致選擇了耶魯大學建築系學生林瓔為優勝者。林瓔最初設計了紀念牆來作為學期項目,最終獲獎,但因她的中國人身分問題,曾引起爭議,但因以公開匿名方式,由各不同專業界別中一致選出,大眾不會質疑有私相授受之嫌。30多年前的美國,都會採用匿名的方式去進行評審,避免爭議。相信任何有能力的人士,都希望在公平公正的情况下競爭。嚴迅奇本身是一名知名建築師,既然他是有能力的人,為何西九不跟正常招聘程序,讓他與其他建築師一起公平競爭?最終還是要將好事變壞事!看來政府還是沒有汲取當年數碼港單一批地的教訓。本人是全港業主反貪腐反圍標大聯盟的發言人,我們經常收到屋苑的圍標個案,有關工程也會故意裝作邀請多間顧問公司入標,從而選出其中一間。但現在的西九,卻連「造假」都懶得做,擺明車馬單一招標,跳過所有程序,一意孤行由一人上馬,手段未免太粗暴了。除此,香港現時的政府採購政策,只要相關工程的價錢去到某價值以上,便受《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規管,原則上需要公開招標,並對本地及海外投標者作公平對待。香港自1997年回歸起,便以「中國香港」名義保留世貿採購協定成員身分。根據協定,如政府各局及部門,以及公共機構的採購服務合約超過13萬SDR(特別提款權,1 SDR約為1.57美元,13萬SDR即約158萬港元),便須跟從世貿採購協定。建築設計合約,也屬於需受規管之列。其中世貿採購協定涵蓋香港採購單位,包括政府各局及部門貨品及特定的服務13萬SDR即約158萬港元、建造服務500萬SDR即約6000萬港元。而按政府的招標程序,是必須由財政司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委任或授權指定人員委任所列的顧問公司遴選委員會,由這些委員會審批有關遴選和委聘顧問公司的事宜。目前的西九項目,又有沒有跟政府一般的程序進行?有關委員會又有否成立或存在?林鄭月娥有必要交代。有違世貿採購協定之嫌雖然現時協定可容許有限度單一招標或局限性招標,但根據香港與世貿簽署的標準,是必須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不公開招標,包括時間極為緊迫、基於保安理由、保護專利、保障版權或其他獨有權利等。但如果西九的故宮是以機密作為理由,似乎便不屬於上述情况。換言之,港府如果只是因為政治理由或因為中國政府的所謂工作保密程序,而偷步在沒公開招標的情况下委聘公司進行香港故宮博物館的建築設計,便肯定有違反世貿採購協定之嫌。而對於招標等遇上不公平,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亦設有申訴程序,更寫着「我們致力維持公平公開的採購制度。任何供應商、承包商或顧問公司如認為受到不公平對待,可向採購單位或負責審批有關投標書或顧問建議書的投標委員會或顧問公司遴選委員會申訴」;同時,又列明「供應商/承包商/顧問公司如懷疑投標或遴選工作涉及貪污,可向廉政公署投訴」。政府與世貿的協定,現在有人卻忘得一乾二淨,而破壞香港沿用持之有效的招標機制,實在令人失望。文:林卓廷(立法會議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1月10日) 林鄭月娥 西九 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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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難成 心中有數

故宮文化博物館事件搞出個「大頭佛」。奇怪的是,至今為止,這次事件不見北京有高級的港澳官員保駕護航,而建制派議員也多採取支持但觀望的態度。猶幸傳媒之鍥而不捨精神,現在大抵知道事情之緣起,在於年前一次北京的晚飯,故宮的一方,問及政務司長有關西九可否有展館展出故宮藏品云云。後來港方就發生一連串之事情,包括涉嫌私下委約建築師處理、在向西九管理局匯報後繼續在沒有招標下委約了該建築師處理後續之事,以及項目由馬會融資,以及在今時今日才公布有關項目等等。搞到神神秘秘,完全與過往政府作風相悖,難怪外界提出質疑也。甘違原有程序 源於現政府民望不彰司長每日接觸不同人士,每人都有各種古靈精怪的訴求,以其行政經驗,必會先篩選某類項目是可為、某類項目是不可為。我也不會猜測,她決定拍板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是因為個人喜好,抑或是為了「擦鞋」,又或者為特首選舉等。但是,這次她甘冒違反原有行政程序,源於現屆政府民望不彰、管治能力低下、政治盟友太少,加上臨近換屆,只好匆匆上馬,結果就弄到「一頭煙」。例如有人問:為何政府不諮詢?相信政府公開諮詢此事,大部分市民都會支持。政府願意在文化政策上「放水」,豈有不支持之理?大抵會有小部分人認為,為何不善用現有博物館去做此工作、為何要選址西九等等。不要忘記,單單諮詢隨時要2至3年,到時本屆政府已經收工,此工程變相是下屆政府的事,下屆政府會否把之丟棄呢?例如有人亦會問:為何政府會要求馬會「埋單」?現屆政府行事乖張,導致立法會四分五裂,連建制派也不能完全統合,更何况要為此展館向立法會「求財」,除非有某些北方人士強力主導及背書,否則政府也只能見步行步,難以準確估計撥款幾時可以通過。這個「立法會黑洞」,隨時會把展館拖遲三五七年。司長轉頭找馬會「埋單」,可以說是較現實的做法。有人問,西九管理局可發債籌款;但發債需要行政支出修改法例等,一樣要立法會批准,對吧?又例如為何要找某建築師估價云云,這又是與時間急迫攸關。因為假如是跟足程序又先上立法會傾政策再問財委會撥款然後待招標後確認哪家公司做工程顧問,對了,又是那個立法會。而且,事情又有可能拖至下屆政府,到時下屆政府會不會做?天曉得。說到這裏,大家會問:為何總有一個立法會在「阻頭阻勢」?我就反而會問:既然現屆政府吹噓得自身口氣比打鐵更硬、鋪鋪迎難而上,4年來總是「馴服」不了立法會?無法有效馴服、駕馭,或客氣一點說,配合立法會,政府做事就會一事難成。故宮文化館就是例子。信焉?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1月10日) 林鄭月娥 西九 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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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故宮館與巴黎羅浮宮

近日的西九故宮館風波,有意見認為直接聘用方式聘請建築師的方法並非罕見,以巴黎羅浮宮直接聘用貝聿銘先生的例子作引證,並嘗試以羅浮宮的建築藝術成就說明直接聘用建築師同樣可以得出優質建築。事實上是否如此呢?如果將公共和私人建築一併計算,直接聘用建築師的例子當然有可能佔多數,但只論公共建築項目,直接聘用建築師可說是少之又少。在香港,公共建築項目聘任建築師,必定經過公開招標,而在歐洲和其他著重創意和設計的國家,更有法例規定公共建築項目的建築師,必須由比賽產生。巴黎羅浮宮的例子是一個不尋常的特例。巴黎羅浮宮改是密特朗總統任期內(1981-1995)的巴黎大建設計畫(Grandes Operations d’Architecture et d’Urbanisme)十多個項目的其中一個,所有這些項目的建築師均以國際建築比賽產生——除了羅浮宮改建項目。當時法國已有法例規定超過一定金額的公共建築項目必須以比賽方式聘請建築師,但密特朗總統以一個特殊的方法,繞過相關法例。他利用羅浮宮博物館有內部建築事務所的獨特之處,邀請貝聿銘先生成為此事務所的合伙人,貝先生便順理成章成為羅浮宮改建計劃的建築師。密特朗的這個做法有人認為是他欣賞貝聿銘先生的造詣,為了令法國人得到最好的建築,但亦有人認為這做法是剛上任的他展示權力的舉動。當然,這類動機猜測和估計永遠不會有結論,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這是一個活生生利用法律漏洞,「特事特辦」的例子。沒有人會否定羅浮宮的建築藝術成就,但邏輯上不能以這個結果推論出直接聘用建築師的決定是正確和充份,從而合理化西九主席和管理局的直接任命的決定。況且,社會上討論的重點並不是擔心直接聘用建築師會影響建築設計的質素,而是政府使用公共資源時,有沒有依照程序,令過程公平公正,保持廉潔。社會大眾質疑是和覺得不自然的地方是為何整個程序要在極度保密情況下進行?難道舉辦一個公開的博物館建築設計比賽,文物的價值就會下降?既然西九主席認為這是一件受全港市民熱烈歡迎、魅力沒法擋的事情,為何又怕反對聲音令持份者尷尬?同樣是博物館,為甚麼M+可以以建築設計比賽形式決定建築師,而西九故宮館卻複雜得非直接任命不可?為甚麼藝術表演場地長期不足,而政府卻一只咬定西九的大型表演場地會虧蝕?這些疑問,再多幾個羅浮宮玻璃金字塔也是解釋不了的。因為這些不單是建築規劃或者文化藝術的問題,更是政治和管治智慧的問題。還是請政府不要再以建築、建築師、文化或文物作為盾牌,開誠布公,交待所有過程和決定的細節,解決這個管治危機。文:關兆倫(建築師) 建築 西九 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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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超速」

興建西九故宮文化博物館一事,是「香港超速」的最佳示範。有一個人,於2015年9月在跟京官「閒談」間得悉北京故宮博物院願意借出文物在西九建館長期展出,即興奮莫名,然後本着「好有為」的精神,召集極少數的官員,秘密研究在西九建館的可能。為追趕文化博物館要在2022年即香港回歸25周年落成的死線,3個月後,「有為」官員快速為計劃「撲水」,初步接觸馬會,尋求捐款建館的可能。馬會今次神速許下捐款承諾,同月,特首梁振英正式向中央提交在西九建文化博物館的提議書。按《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是管理局的管治及執行機構,負責文化局的規劃、發展、營運及維持西九文化區的藝術文化設施及相關設施,但「膽自大」官員在特區政府向中央提交提議書後5個月,才就在文化區地皮建博物館一事諮詢3名資深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成員的意見。那時候,西九管理局尚未決定放棄在區內那幅臨海地皮興建大型表演場地。就在西九董事局於去年9月正式放棄在臨海地皮建大型表現場地前3個月,西九管理局已「委約」建築師嚴迅奇,就故宮文化博物館項目進行前期研究。究竟誰人決定直接委聘嚴迅奇作為博物館的設計師?為何可在西九董事局通過改變該地皮的用途前已委聘嚴迅奇進行設計工作?委聘過程有沒有徵詢過任何董事局成員?嚴迅奇也配合「膽大」官員的神級速度,在三四個月內已做好初步設計和估價,好讓馬會在2016年10月批出撥款。地、錢、人俱備,中央也就計劃開綠燈,「有為」官員在同年12月與北京故宮博物院簽署合作備忘錄,並同時向公眾展示博物館的初步規劃內容。只需15個月,一個重大公眾設施項目,可由本來只是一個閒談的空中樓閣,變成米已成炊的項目。在當選之初曾批評香港做事太慢、大談「香港速度」的梁振英,應向「有為」官員請教,什麼是「香港超速」了。作者是資深傳媒工作者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1月9日) 西九 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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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故宮的長官意志

充滿爭議的西九故宮文化博物館事件是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強悍作風的新近例子(當然還有河套區的發展計劃),自把自為,繞過應有的程序,視民意如洪水,就是她為官之道。按《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第19條,西九文化區管理局「須就關於發展或營運藝術文化設施、相關設施及附屬設施的事宜」諮詢公眾,然而從2015年9月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與司長的「閒聊」中,院長一句「西九還有沒有地方長期展出故宮文物」的詢問,到上月23日兩人簽署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合作備忘錄,長達一年多公眾完全被蒙在鼓裏。重大政策改變 諮詢公眾屬必須故宮是世界文化遺產,康文署每年都會定期展出故宮藏品,這種香港與中國內地的文化交流,相信香港人不會有意見。但要改變西九原來規劃,特別興建一個以故宮命名的博物館長期展出藏品,是重大的政策改變,諮詢公眾是必須步驟。不過,向來能言善辯的林鄭司長的解釋前後不一,上月底公布計劃時稱因為項目涉及中央及有關部委,公開諮詢的話,有任何一方表示不同意,就會產生非常尷尬的局面。到1月6日到立法會接受議員質詢時則說公開諮詢會將馬會及中央各部委這些持份者「擺上枱」,說「我在香港諮詢了,大家亦很喜歡,請你改變你的文物出境的政策來遷就我們去做這件事」。她不是應院長的要求建館嗎?為何「大家亦很喜歡」反而變成「對方遷就我們」?當中究竟有什麼難言之隱,林鄭實在欠公眾一個交代。1月6日的會議,有議員向林鄭送上稱得上是國寶的孔子的名言——「民無信不立」——批評她不依既有程序辦事,破壞與市民的互信基礎。這令我聯想到內地「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日子,只需長官意志,便什麼規章制度也不用管。香港之所以與內地不同,就是在「一國兩制」下,我們講求法治、講求程序公義,不是長官意志先行。作為香港的管治者,更應珍視這些珍貴的「遺產」,不能為了自己要有所作為、要行事方便或為了討好行事作風不同的內地官員,而輕易踐踏香港辛苦建立起來的典章制度,否則,「一國兩制」終將不保。林鄭說法有誤導之嫌可是,據「傳真社」的報道,該項目原來被神秘地冠以「Project P」的代號,並早於去年6月已委託了嚴迅奇所屬的建築師樓許李嚴建築師事務所着手設計,而保密工作做到「滴水不漏」,但西九董事局卻要遲至去年11月28日才通過博物館計劃,同時委任嚴迅奇負責設計。即是說,嚴迅奇所委予重任,是早在董事局通過聘任前,甚至未獲馬會資金之前。這就更令人質疑,身兼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的政務司長林鄭月娥,日前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聲稱,「董事局是在去年9月參考獨立顧問的意見,才放棄興建大型表演場地」的說法,大有誤導,以至有隱瞞事實之嫌。盼明辨「有所作為」與「有所不為」之別筆者無意針對任何人,也不想凡事政治化,只想以事論事,希望林鄭司長要清清楚楚交代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不要把市民和議員玩弄股掌之上。現任特首梁振英就因為剛愎自用、作風獨斷,要為香港不斷的紛爭與撕裂負上最大責任,結果被迫不再尋求連任。若作風強硬的林鄭司長要角逐特首寶座,更有必要開誠布公、取信於民,不可硬闖妄為,否則其所引發的西九風暴,只是才剛開始,不會就此罷休。期望司長能明辨「有所作為」與「有所不為」之別。文:陳沛然(醫學界立法會議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1月9日) 林鄭月娥 西九 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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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空降西九——為什麼官僚總是搞不好文化

「Soft power depends upon credibility, and when governments are perceived as manipulative and information is seen as propaganda, credibility is destroyed.」——Joseph S. Nye, Jr.就西九文化區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西九管理局今天起將展開6個星期的「公眾參與活動」,收集公眾對博物館設計和營運的意見,以及其展覽和教育活動的重點方向的意見。即使有不少市民仍然覺得要就「應否在西九建館」一事表達意見,但政府刻意將「應否興建」這個問題剔出諮詢範圍,不僅是典型的官僚手段,透過「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對「公眾參與活動」作出限制,也是赤裸裸的社會控制措施,更反映出負責此事的林鄭月娥的管治作風,所以值得我們仔細觀察。身兼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主席的政務司長林鄭月娥指「由於籌備過程有理由及理據需要保密,但簽訂備忘錄後則樂意以透明度高的方法交代」,就這樣一句說話便成了剝奪了香港人的知情權及選擇權的根據!早於2015年底,林鄭月娥已開始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探討計劃可行性,問題在於,整件事情相關的決策過程因有人希望保密而脫離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管治體系,參與核心小組官員「一隻手數完」,西九管理局在林鄭月娥的操控下未有根據《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第19條就博物館計劃諮詢公眾,明知故犯,導致原有的監察和諮詢完全沒有發揮應有作用。近年香港及中國大陸各地政府之間關係變得更緊密,官員為處理跨境環境污染、罪行、商貿、出入境等事宜而進行必需要的商討合作以外,在北京的「十三五」和「一帶一路」宏觀規劃下,一大堆促進更緊密聯繫或分工合作的構想由上而下降臨,而各地則由下而上迎合呼應,形成一股要求管治互通融合的風氣。在融合的過程中,「香港政府——內地各級政權——中港利益團體/業界自己人」的「鐵三角」正在不斷加強鞏固,並且在今次事件中明顯地暴露出來。政府文件指出,在諮詢北京故宮博物院意見後,西九董事局批准委任嚴迅奇為設計顧問。不過,政府未有提及是誰人建議直接聘任嚴迅奇、為何沒有公開招聘,林鄭月娥在立法會為這決定辯護時只能說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做法」。權術操弄 破壞公共決策林鄭月娥的支持者說,不應將故宮在西九建館一事「政治化」,又不滿批評的聲音將「好事講成壞事」,這個想法膚淺得令人失笑。本文開首引述Joseph Nye向政府和官僚的忠告,文化這類「軟實力」(soft power)的基礎是公信力和說服力,最理想的是由民間主導而不是官方帶領。他注意到中國政府愈來愈重視發展影響觀感和民意的「軟實力」,以配合其「和平崛起」的姿態。早在2007年胡錦濤就要求提升中國的「軟實力」、發揮多些親和力,試圖改善世界各地對中國的觀感,以抗衡主流的「中國威脅論」。獨裁統治的國家要建構「軟實力」肯定是一個矛盾重重的過程,親和力及公信力先天不足,例如中國在世界各地大學協辦成立孔子學院、向拉丁美洲及非洲提供無條件的援助和投資項目、2008年的北京奧運和2010年的上海世博,以及近年提出「一帶一路」的策略促進「民心互通」、促進多邊主義的全球經貿關係,這些都是開拓「軟實力」的一些措施。但是,中國同時在南中國海填海建造軍事基地、各級政府繼續打擊維權人士、因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而向挪威採取報復制裁行動、銅鑼灣書店事件、官方對互聯網和民間資訊的監控,以至中國旅客行為引起的負面新聞,中國的「軟實力」政策和資源主要落在官方包裝和大力宣傳的層次,愈是刻意經營就愈令人抗拒,這些是硬銷的反效果,隨時一子錯滿盤皆落索!事實上,林鄭月娥示範了官僚為何總是搞不好文化。如果她真的關心文化,真心相信在西九興建故宮博物館會得到香港人認同,就本應先引發文化界和持份者討論,給予公眾充足的時間及空間了解及回應,過程中官僚在土地、資金、政策等配合,增強公眾對這個項目的好奇心便成。因此,文化界本應問的是:為什麼林鄭月娥這個官僚不相信香港文化界可以在社會醞釀這宗「好事」?要求「去政治化」的人,應該先針對的是林鄭月娥為了「政治正確」而自把自為,以及反省自己的不足之處,而不是針對提出質疑的人。管治融合 刺激逆反心理Hilary Gallo認為負責任的決策者要學習鼓勵不同的意見表達出來,才能為複雜的問題集思廣益、找尋答案(being heard is more important than being right)。民主派議員批評今天開始的「公眾參與活動」是「假諮詢」,是因為最終都無法改變故宮博物館「空降」西九的決定。再想深入一些,香港人問為什麼故宮博物館「空降」到西九文化區一事可以缺乏公眾諮詢,問深圳河套區的計劃何故推翻了早前諮詢的結論,其實是質疑大權在握的那一小撮人神神秘秘的到底在做什麼!可惜我們見到權貴只知保駕護航,擔心「主子」會覺得尷尬、憂心保密工夫有沒有做足,還反過來奇怪香港人有這些反應。說到底,「好事變壞事」的始作俑者是林鄭月娥,她自稱「有為」,其實更像是害怕失敗丟臉和不信任香港人,活生生證明權力(或害怕失去權力)是使人腐敗的根源。作為一個比較,在全球一體化的現象中,歐盟堪稱是全球最具規模而成熟的整合模式,各成員國的國民透過自由選舉和公民投票體現「主權在民」的價值。儘管如此,人民與政府決策的疏離感同樣會因為跨國合作的事情而轉趨強烈,而且近年已經由金融、人口、難民等政策問題蔓延到質疑歐盟的合理性,由上而下的整合助長「疑歐」的情緒,逆反心理引致歐盟各國的右翼力量抬頭,令政局更不穩定。傳聞林鄭月娥快將辭職以準備參加3月的行政長官選舉。有香港人認為她是「梁振英2.0」,以她處理今次事件的手法和態度作為個案分析,未來5年很大程度是執行北京定好的「沒有梁振英的梁振英路線」。延伸閱讀:(1)Joseph S. Nye, Jr., The Future of Power, 2011.(2)Hilary Gallo, The Power of Soft, 2016.(3)Dacher Keltner, The Power Paradox: How We Gain and Lose Influence, 2016.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1月9日) 林鄭月娥 西九 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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