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有錯,但請原諒他們

日前閱畢同網胡啟敢兄關於警察集會,教協應負責文章。胡兄論述的,絕對是事實,校規和老師處理事情,確實常有不理想之處,但我比較喜歡尋根究柢,鄙人亦曾執教鞭,思考過後,我希望社會原諒他們。 首先,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問題比想像中複雜,老師沒有法官專業,絕對是事實。一個律師,讀書連實習及各種考試,起碼要七年時間,才能執業。區域法院法官被提名要求是起碼五年執業律師資格,但一般有十年。老師是大學畢業後,讀一年教育文憑便執教鞭。即使訓導有起碼兩三年經驗,但所受訓練完全是兩回事。沒有法官專業公正,是肯定的。 從客觀環境著眼,根據教育局網頁,今天大部分小學已實行小班教學,但魔鬼在細節,根據局方呈交立法會報告,試行級別是小一至小二,至三或四年級,會重回大班。一班四十人,管理秩序,對任何老師都有困難,而且小班試驗,不包括中學,加上教育改革起,老師能放在學生身上時間,變得更少。資源緊拙與現實環境,表現與社會期望有落差,可以想見。不少人指今天大學演講廳仍然過百人而成功,但大學生多數思想較成熟,與青春期反叛的中學生,是兩回事。 從老師心理著眼,有兩項值得求情之處,其一,自功能組別有教育界議席以來,選出議員,皆民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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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職業保障的起點——記《香港教育法︰教師註冊及僱傭合約篇》新書發佈會

活動資料 新書發佈會 日期︰2月12日 下午3時至5時 地點︰九龍旺角山東街51號中僑商業大廈7樓 嘉賓︰林壽康教授(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客座副教授)、余惠萍博士(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榮譽專業顧問) 主持︰霍梓楠老師(教育工作關注組成員)、方景樂老師(教協理事) 香港教育法系列的寫作緣起 主持人之一,操守議會前副主席和教協理事方景樂,提到跟其中一位特首侯選人會面時,解釋一些教師遇到的法律問題,該候選人驚訝原來教育界的法律問題的複雜。他作為教協理事,也得悉有43宗被取消教師註冊的個案,就特別明白《香港教育法︰教師註冊及僱傭合約篇》一書的重要性。 另一位主持人霍梓楠老師是教育工作關注組成員,在修讀PGDE時選了兩位作者教授的法律課。完結後,還得到老師的鼓勵撰寫有關教育法律的文章,並投稿報章,取得積極回應,對這議題越來越有興趣。 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榮譽專業顧問余惠萍老師,既是學校中層管理,亦曾是教協投訴部主任,長久以來深感業界缺乏法律知識,在施政及行事時往往誤墮法網而不知。這都推動了她在教育法方面的寫作。 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客座副教授林壽康教授,曾幫教協辦法律講座。他發現大部份法律人不懂教育,教育界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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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應開放培訓活動予所有註冊教師參與

社會一直都對教師的專業質素有所要求,而政府也一直聯同院校、非政府組織及不同範疇的專家為教師舉辦不同類型的培訓活動,由數小時的講座、研討會,至5星期的「全日整段時間給假制(Full-time Block Release)」的課程也有。現時大部分的培訓活動都由教育局資助,參加的教師都可免費參與。其中報讀「全日整段時間給假制」課程的教師,其學校亦可獲撥款聘用代課教師,讓參與課程的教師可以暫時放下學校繁忙的工作,安心進修。政府在這方面的支持,是值得肯定的。這些由教育局舉辦或資助的培訓活動,目標都是現時在校有教席的教師,他們可以通過教育局的「培訓行事曆」得悉各項培訓活動的資訊,以及可以經由網上報名系統報名參加大部分的相關活動,並由校長批核申請。然而近年由於適齡入學的學生數目持續下降,不少學校因為收生不足而「縮班」、甚至「殺校」,不少教師因此失去教席,需要暫時離開教學前線。當他們離開了學校,意味着他們不能夠再透過「教育局電子化入門網站」獲得報名參加在「培訓行事曆」內載有的培訓活動。他們當中很多仍然對教學工作抱有熱誠,只是暫時未能在校執教,但他們仍希望持續更新對教育工作的知識,可是在現行制度下,當他們離開了學校,便不能再參加上述的培訓活動。這是對他們不公道的。他們大都跟在校的教師一樣,是根據《教育條例》下註冊的合資格教師,只是因為不同的原因而暫時未能覓得教席或需要暫時離開教學前線。政府不應該因為他們未有在學校工作而剝奪他們可以參加培訓的機會,反而應該向他們開放報名,讓他們可以持續更新教育知識,更好地準備重新投入教育工作的一天。應一視同仁 為社會儲備良師對政府來說,接受這些教師參加培訓,並不會在財政上有太大的額外承擔,尤其是一些大型的講座及研討會;反之,讓他們參與培訓,卻可令社會儲備好一批富經驗的教師,他們可以隨時重投教學,這對教育發展肯定有益。當然,在有效運用資源的角度看,讓在職教師可獲得優先權參與各項培訓活動,是無可厚非的,但當局也應同時考慮讓非在職的教師參與(例如可讓他們以候補的身分參與),既可滿足在職教師的培訓需要,也可讓非在職教師有持續進修的機會,更可使資源充分運用,是多贏之策。前師訓與師資諮詢委員會(即今「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會」)在2009年發表的《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第三份報告》曾說:「我們希望能夠為教師提供一個推動及支援教師持續發展的架構,使他們能夠成為積極、善於協作及樂於反思的學習者,並且對其所屬的學習社群及學習專業作出貢獻,使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文化穩固地植根在學校以至整個教學專業中。」我相信不只在校教師,非在校的教師也應有同樣的機會持續參與培訓,他們既是按例註冊的教師,教育局也應一視同仁,使他們可以參加培訓,並為他們再可以投入教學作好準備,也能為社會儲備良師,面對未來的教育挑戰。作者是香港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一級專任導師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29日) 教育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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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長黑箱作業的「校本管理」制度

近日全城議論紛紛,不少輿論對於政府及建制派人士就「港獨」議題向教師施壓表示關注。筆者認為,官方對教師施以政治監控,侵犯專業自主,固然可恥。然而若我們更深入地檢視現行於中小學的「校本管理」制度,將發現教師權益欠保障,專業自主受侵害,實已非一日之寒。新學年開學在即,再驚聞李求恩中學有教師報稱,僅因曾計劃於一項台灣運動體驗營活動中,安排學生參與「高危」體育項目(如獨木舟、踏單車及騎馬等,其後已修訂活動內容)而遭校方解僱。[1]在此教育專業面臨重重危機之際,筆者欲透過早前幾宗有關學校管理層被指控、質疑的事件,與個人在工作崗位上的見聞,指出現行「校本管理」制度的弊端,並懇切呼籲社會各界,奮起為改革中小學的管治制度而努力。無力排解糾紛的機制近年來,教師訴諸傳媒、以至入稟法庭與學校管理層抗爭的事例屢見不鮮。例如本年3月下旬,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的楊老師,控訴校長爾區巧芬對之造成精神傷害,入稟高院提出索償。該校長於2012年,亦曾因發出警告信,被學校訓導主任李老師入稟高等法院控告誹謗。雖說是非曲直,自有法庭定奪,但不約而同的是,兩位老師的入稟行動,均得到一定程度的「民意」以抗議行動支持——李老師曾得到舊生和學生家長拉橫額力撐[2];楊老師除得到學生在facebook設立群組(現時群組成員超過400人)外 [3],6月中旬更有媒體報導:在該校畢業禮中,有舊生展示標語,亦有應屆畢業生在致謝詞中加插特別內容致意,都在聲援面對訴訟中的楊老師。[4]既已訴諸公堂,法官自有定奪,學生、校友、家長卻仍然選擇以行動表態支持教師,大概是有鑑於一個強弱懸殊的狀況:在現行的體制裡,若前線教師在工作崗位上與校方有所衝突,至於對簿公堂,學校管理層(包括校長、法團校董會)一般有「責任保險」作為後盾,訴訟費用方面,往往可分文不付,由保險公司承擔,無後顧之憂;但教師卻要自掏腰包,獨力承擔動輒以十萬計的訟費。就教師自身來說,面對龐大的精神和財政壓力,承受傾家蕩產的風險,仍要與校方在法庭上較量,更可見現存的機制,在維護前線教師權益、或排解前線教師與管理層之間的糾紛上,是何等失效、無力!繼基協中學的個案後,6月下旬,於facebook傳出一群聖公會諸聖中學教師「求見校董」的事件。有該校教師在facebook中發佈聲明:「一群老師,認為備受高層無理欺壓,不但使老師們受辱、更影響著我們立志要守護的學生。老師們只好求見校董開會反映學校高層問題,我們連月來分別透過多重途徑求見一些校董但不成功,高層在老師要求下亦沒有提供有效聯絡方法協助反映意見,教育局願意出手協助反映開會意見但亦未能成功開會。」[5]事件細節雖未有在聲明中交代,但若聲明所述屬實,其中的現象實在是令人驚訝的——教師作為學校關鍵的持份者,其與掌握決策大權的法團校董會之間的距離,竟有如千百光年之遙!恆常有效的聯絡方法欠奉已不在話下,甚至教育局願意居中協調,基於「校本管理」的原則,法團校董會仍可拒絕與前線教職員會面。據筆者知悉,有中學教師曾因主動透過校友校董轉發,向其他校董傳送一份與學校事務相關的文件,因觸犯了部份校董的禁忌,竟被法團校董會判為「行為失當」,被發口頭警告(具書面紀錄)以作懲處。傾斜的校董會架構在現行的校本管理制度中,在中小學的法團校董會中,有投票權的教員校董一般只有一名(另設在一般情況下無投票權的替代教員校董一名)。除了教師校董、家長校董(另設在一般情況下無投票權的替代家長校董一名)、校友校董之外,由辦學團體委任的辦學團體校董,最高可達校董總人數的60%,再加上多由辦學團體邀請加入的「獨立校董」,辦學團體的基本上可完全主導法團校董會的運作。從分享治校權力的角度看來,在懸殊的人數比例下,設立各種不同持份者的校董席位,只能算是聊勝於無。在上文所述有教師因向校董傳送文件而被懲處的事件中,據說校董會在討論該個案時,教師校董和替代教師校董,竟被指有角色衝突,被要求離席!——於教師校董最需要發揮監察、代表功能的時候,他們竟然不能在席,實令人難以理解。該校校長曾在教員會議中向教師們宣稱,教員校董的角色並不是維護教師的權益,而只是以教師的角度提供意見。可見在學校管理層的心目中,維護其他持份者的權益,以至讓其他持份者分享治校權力,乃何等微不足道的理念!持份者權利不受尊重雖說教員、校友、家長校董的設立,只是聊勝於無。然而,這種聊勝於無的權利,往往也會遭受侵害。基協中學繼教師控告校長的風波,7月上旬再發生校友請願要求恢復校友校董選舉的事件:一群基協校友,不滿法團校董會內的校友校董,無理出缺超過九個月,集會、聯署要求校監及法團校董會關注事件。[6]據悉基協中學法團校董會成立後,首兩屆校友校董均通過校友會籌辦選舉、由校友普選產生。然而,校友會於2015年6月、第二屆任期行將屆滿時,卻以校友會會章未有設定校友校董選舉細則為由,要求法團校董會提名校友校董,而非按前兩屆方法由校友普選產生。[7]校友質疑自2014至15學年末至今,校友會竟仍未見有任何與修訂會章或復辦校友校董選舉有關的舉措,校監身為法團校董會的負責人亦竟以為忤。校友去信詢問教育局及中華基督教會,亦未獲回覆。事件當中可有不為人知的複雜內情,在此不便深究,然而校友們至今已被剝奪了參與治校的法定權利近一年(法團校董會每屆任期只有兩年),卻是不爭的事實。教師、校友等成年持份者的權益尚且未獲保障,更遑論年輕學子參與校政的權利了!6月中旬,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就因校長於未有諮詢學生的情況下,增加模擬試次數,取消夏令時間,並延長每日上課時數,引致學生不滿,繼而爆發學生展示橫額、收集聯署等抗議行動。該校學生會會長早前已向校長表達反對意見,惟校長聲言已與校董會商量,故仍堅持推行新政策。[8]學生的抗爭行動,只成了社會一時的話題,卻難望對校政產生任何實質的影響。以上種種事例,在在說明現行的校本管理制度,雖宣稱「讓各持分者得以參與校務決策[9],卻實際上未能讓教師、校友等持份者擁有足夠左右校政決策的權力。反而在強調「透過校本管理,學校有更大的自主權」[10] 的情況下,學校容易變成封閉王國,在許多校政事務上免受公權力的監督。例如前述諸聖中學教師與管理層的糾紛,教育局雖稱欲居中協調,但終究亦「愛莫能助」。對於學校管理層給個別教職員的陟罰獎懲,無論合理與否,教育局亦往往只會「尊重學校法團校董會按其理據及人事管理原則」[11]行事。明可免責,暗可操控校本管理實行之初,有輿論曾關注辦學團體的影響力被削弱的問題。筆者身為教育界的局中人,卻看到校本管理更為複雜、吊詭的一面。由於法團校董會代表比例懸殊,在一般情況下,辦學團體實際上仍可掌握校政的控制權。但同時因為在校本管理制度之下,學校的管治責任由法團校董會獨立承擔,辦學團體大體上在各種校政問題上可以免責。這就造成辦學團體進可攻、退可守,明可免責,暗可操控的吊詭狀況。例如前述有關基協中學教師控告校長的事件中,曾有基協校友發表公開信,呼籲中華基督教會總幹事蘇成關注校長向教師施壓的狀況,蘇牧師卻只消一句「此信會交學務總監聯絡校監跟進」[12],把球傳給法團校董會,已算盡了責任。這種「明可免責,暗可操控」的吊詭狀況,亦存在於教育局在學校管理的角色上。名義上,個別學校的校政由法團校董會承擔;實際上,教育局通過新生派位、財政資源的發放、以至人手編制的調控等種種行政措施,仍然緊緊掌控著以資助學校為大多數的中小學界的走向。但同時,在校本管理的名義下,各校內部種種行政事務,如人事上的陟罰任免,只要沒有明顯違規,教育局大可撒手不管。就算新近李求恩中學的個案,校方涉嫌違規解僱教師,教育局亦被批評態度被動,沒有立即跟進個案,只等待教協來信才採取行動,被質疑意圖「冷處理」,罔顧教師權益。[13]在「校本管理」的格局下,學校教育的大方向仍由教育局牢牢操控,例如各種不同形式的「國民教育」、以至近期封殺港獨議題的討論,各種號令依然通行無阻。另一方面,學校的管理層只要不逾越官方的大框架,則可對校內各種事務操生殺大權。曾有教師組織人士指出,現行的校本管理模式下,校長容易因權力過大而成為學校的「土皇帝」;反之,教師因擔心教席不保,只能當「順民」。[14]這種說法絕非無的放矢。尤其當校長及以校監為首的一眾辦學團體代理人結成利益同盟的時候,前線教師、校友等各方持份者的權益,更是難以得到保障。以上幾個個案,無疑只屬冰山一角。諷刺的是,上述一切弊端,都是在「校本管理」、「提高學校管治方面的透明度和問責性」[15]的幌子下滋長的。刻不容緩的學校管治民主化教育乃百年大計。尤其當香港社會各種核心價值,諸如法治、程序公義、思想自由等均瀕臨崩壞之際,我們更有需要力求學校管治的公正、合理。我們期望教師群體、學術界、以至各界心繫公義的人士,從速檢視現行「校本管理」的弊端,切實推動學校管治的民主化,讓學校真正能成為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的堡壘,而非淪為權力運作的黑箱。註釋:[1]李求恩中學被指無理解僱教師,教協:或違《中學資助則例》。(2016年8月29日)。香港01。線上檢索日期:2016年8月26日。網址:http://www.hk01.com/%E6%B8%AF%E8%81%9E/39916/%E6%9D%8E%E6%B1%82%E6%81%A9%E4%B8%AD%E5%AD%B8%E8%A2%AB%E6%8C%87%E7%84%A1%E7%90%86%E8%A7%A3%E5%83%B1%E6%95%99%E5%B8%AB-%E6%95%99%E5%8D%94-%E6%88%96%E9%81%95-%E4%B8%AD%E5%AD%B8%E8%B3%87%E5%8A%A9%E5%89%87%E4%BE%8B-[2]基協家長撐收警告訓導主任。(2012年11月21日)。蘋果日報。線上檢索日期:2016年8月19日。網址: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21121/18074780[3]見「給楊老師的心聲」facebook群組,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916910305088367/[4]基協畢業生舉牌,力撐「良心教師」。(2016年6月15日)。星島日報。線上檢索日期:2016年8月19日。網址:http://std.stheadline.com/daily/news-content.php?id=880080&target=2[5]見「鍾紹瓊」facebook專頁帖子。(2016年6月27日)。線上檢索日期:2016年8月19日。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820710584641842/photos/a.821319381247629.1073741828.820710584641842/1099795896733308/?type=3&theater[6]基協校友要真普選校友校董,校監:修章過程或較長。(2016年7月10日)。壹週刊。線上檢索日期:2016年8月19日。網址: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xtmag/art/20160710/19688434[7]校政風波︰基協中學校友起義,不滿校董會代表無理出缺。(2016年7月8日)。壹週刊。線上檢索日期:2016年8月19日。網址: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magazine/20160708/55332066[8]不滿模擬試一變三,取消夏令時間;銘賢學生聯署,抗「暴政」治校。(2016年6月14日)。蘋果日報。線上檢索日期:2016年8月19日。網址: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60614/19653306[9]教育局。(2014年)。校本管理簡介。線上檢索日期:2016年8月19日。網址: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sbm/gov-framework/Introduction_SBM%20(tc)%20-%20Nov%202014%20released%20ver.pdf[10]同上。[11]引錄自教育局就某校人事個案發出的真實函件。[12]一群基協中學校友致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的公開信。(2016年6月30日)。立場新聞。線上檢索日期:2016年8月19日。網址:https://thestandnews.com/society/%E4%B8%80%E7%BE%A4%E5%9F%BA%E5%8D%94%E4%B8%AD%E5%AD%B8%E6%A0%A1%E5%8F%8B-%E8%87%B4%E4%B8%AD%E8%8F%AF%E5%9F%BA%E7%9D%A3%E6%95%99%E6%9C%83%E9%A6%99%E6%B8%AF%E5%8D%80%E6%9C%83%E7%B8%BD%E5%B9%B9%E4%BA%8B%E7%9A%84%E5%85%AC%E9%96%8B%E4%BF%A1/[13]津校違例解僱教師,香港教協促教育局介入。(2016年8月29日)。大紀元。線上檢索日期:2016年8月26日。網址:http://www.epochtimes.com/b5/16/8/29/n8245359.htm[14]校本管理校長變土皇帝,為校譽不適禁召白車。(2015年7月25日)。東網。線上檢索日期:2016年8月19日。網址:http://hk.on.cc/hk/bkn/cnt/news/20150725/bkn-20150725175715443-0725_00822_001.html[15]教育局。(2014年)。校本管理簡介。線上檢索日期:2016年8月19日。網址: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sbm/gov-framework/Introduction_SBM%20(tc)%20-%20Nov%202014%20released%20ver.pdf文:子規(中學教師,香港教育大學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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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不應是主體——論如何說服社會支持教師職業保障

《香港01》以「政府無承擔 損九千合約教師尊嚴」(http://www.hk01.com/%E6%B8%AF%E8%81%9E/27904/被奚落沒資格-學生問考試貼士-政府-無承擔-損合約教師尊嚴) 為題,探討香港津校及官校的合約教師、副教師及教學助理(以下統稱「合約教員」)所面對的不公之處,並衍生出學校無法建立穩定專業團隊、受師資訓練的教師因心灰意冷而求去等問題。筆者得知有傳媒有意探討此議題,記者亦表示希望向公眾展示合約教員面對的具體情况,故欣然受訪。唯筆者讀過報道後,發現主題只圍繞合約教員的辛酸。筆者希望透過此文,表達報道所忽略的其他訪談重點。應先爭取社會支持筆者認為同工們要「成功爭取」,最重要是令社會認同以下兩則信息。如果教師團體得不到社會普遍支持,局方一句「社會未有共識」就可把訴求打回頭,工會發起的工業行動不會構成壓力:一、合約制會使教師氣餒,他們亦可能面對與教學表現無關的續約壓力,影響教學質素。二、教師值得有職業保障,因為教學涉及專業知識,教師亦需要穩定工作環境磨練教學技巧。常額制可鼓勵教師運用其專業判斷,嘗試新教學方法及積極向校方與政府表達改善意見。校方也可透過各種教師聯誼活動,保持團隊的教學熱誠,必要時須果斷以既有程序解僱不稱職的教師。關於第一個信息,筆者清楚記得,上年陳力坦老師輕生後,不少教育工作者紛紛撰寫文章,力陳教師合約制的潛在問題,尤其是對合約教員造成的心理壓力。結果,他的輕生只換來政府在不增加支出的情况下,容許校方自行決定「以津貼轉常額」,最後卻只有近一半學校落實之。合約教員苦况 無法迫使局方改善其待遇香港打工仔女普遍得不到完善的工作保障,不僅大部份工種是合約制,而且即使他們沒有犯錯,僱主只要跟足簡單的法例要求就可解僱他們。所以,「常額制」很可能引起社會的妒忌,合約教員的苦况根本不能對局方造成壓力,也無法爭取大眾支持。報道有引述筆者經歷,指出現時合約聘用制度、教師考績方式及續約機會不明朗對學生的負面影響。筆者受訪時多次強調這點,因為市民未必了解現時制度如何影響學生,若合約教員站出來爭取權益的話,容易被視為「只為私利」。可惜報道忽略了下述其他觀點。若合約教員苦况不足以推動實質改善方案,則第二個信息更形重要。同工們日常的認真工作,遵從應有操守,固然可慢慢建立社會對教師的信任。可是,現今教育政策缺乏前瞻性,若所有教師只著眼於日常工作,很容易被錯誤政策牽著鼻子走,反而對學生有負面影響,令社會覺得教師不稱職。筆者認為,教育文憑課程(PGDE)提供的師資訓練有助教師辨識政策缺失與陷阱,而這類知識對獲得社會支持有重要作用。PGDE課程內容可回應教育議題筆者就讀PGDE前,常聽到過來人說課程「無乜用」。筆者今年畢業,認為有必要為課程辯護:所謂「無乜用」,可能指的是課程中關於班房實戰的內容不多;筆者亦認為現時觀課安排未必對受訓教師有很大作用,反而實習學校所給予的支援更為關鍵。的確,PGDE課程內容大部份是教育政策、歷史、教育本質等較學術的知識,而且合約教員能否獲續約,與教育文憑的成績可能無甚關係,所以身邊有些師訓同學覺得不值得花時間在這類知識上。可是,在社會環境動盪、法治及人權意識日漸提高、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的背景下,筆者認為同工更需要透過上述學術知識摸索新一代教師在社會的角色。筆者的教學助理生涯,花了不少時間思考PGDE課程與現今教育議題的關係。筆者於大半年來所發表的文章,涵蓋教育法例、教師專業本質及教育政策批判等範疇,意念大部份來自PGDE所學。筆者認為PGDE的知識是一種特別「裝備」。這種「裝備」並不是為了服從現時被扭曲的遊戲規則,而是為將來參與教育專業活動(例如倡議政策、改良課程等)作準備。警惕未來成為剝削者現時較年經的教師,大多經歷過待遇被剝削、前途不明朗的困境。當我們未來有機會成為管理層或領袖時,絕不應甘於服膺不合理的政策,例如被逼剝削對教育充滿憧憬的下一代新教師,而是從分析教育政策、參考教育理論入手,藉此帶起輿論,向社會證明教育專業知識可改善政府決策。現時教育界中的確有領袖希望扭轉困局,可惜缺乏和應者,導致施壓力度不足,原因之一可能是殖民地時期的教師行業相對簡單,使現今不少學校管理層的眼光主要放在教學技巧上,未必有捍衛權益及政策分析的意識。筆者無意作出指摘,畢竟這現象牽涉當時教育政策及時代背景等歷史問題。不過,改變總可以由我們這一代開始吧?常額教師與合約教員並非必然對立有不少匿名教員在網上群組分享職場的不公待遇,瀰漫一種常額教師與合約教員對抗的氛圍。筆者的教學助理生涯中,可說比較幸運,遇上不少願意分擔筆者憂慮、分享教學經驗及指點迷津的常額教師。筆者留意到,克盡己責的常額教師因為處理行政及宣傳工作,少了備課及與學生相處的時間。他們抱怨經常轉換人手,要花額外時間協助他們適應。他們的工作量亦因為校方減少人手而增加。合約教員固然有其苦况,但筆者亦希望社會了解,不少盡責的常額教師受限於短視政策造成的困局,會因發揮不了應有的教學水準、無法照顧不同學生的需要而自責。筆者回顧教學助理生涯,雖然薪水微薄,也看不到爭取教學助理合理待遇的希望,但從沒有妄自菲薄,珍惜從教育學院及校內資深教師所學到的專業知識及實戰經驗。筆者相信「權責相依」:教育界為社會提供專業教育服務,自然可贏得大眾支持同工爭取合理職業保障。文:霍梓楠@教育工作關注組(中學教學助理,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碩士(物理)。鋼琴義教組織「We Wah 音樂家」幹事及街頭表演者。) 教育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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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教育局停止歧視及分化教師

教協於今年3月進行一份有關合約教師待遇的調查報告,指出約兩成現職教師為合約同工,獲教育局在新聞公報〈公營學校非編制人員與學校發展正面睇〉中稱為「與事實不符」。筆者詳閱公報內文,發現教育局又再施展語言偽術,透過玩弄統計數字,意圖掩飾合約教師問題對教育生態及質素造成的嚴重影響。筆者為正視聽,希望在此逐一駁斥其論據邏輯。教學與非教學人員分類是問題根源教育局表示全港合約教師只有3000多人,佔整體教師不足一成。換言之,一間有60名教師的學校,就只有不足6名合約教師。相信一眾同工看畢會不禁失笑,一間學校的合約同工又何止這數目?這正正說明,大部分合約教師,皆因被教育局歸類為「非教學人員」,而完全被無視。可是,若各位到《明報》JUMP的教育界招聘廣告一覽,便發現學校聘請的卻大多是這類「非教學人員」。所謂「教學助理」、「助理教師」或「副教師」,其實是大多年輕教師入行後的首個工作崗位,工作性質與「教學人員」相近,除了肩負行政帶隊等工作,也很大機會要入課室教學代課。教育局把這些教育崗位與持教席教師分割,只針對後者收集及公布資料,就有如因為督察或經理待遇不俗,就可無視警員或MT(management trainee)的薪酬一樣。由此可見,教育局所謂「合約教師數目穩定」之說,完全是建基於分類不當的統計之上。諷刺的是,陷於水深火熱的,偏偏是一眾默默耕耘的「非教學人員」。他們獲得的薪水最低,飯碗最不受保障,卻又是最被忽略的一群。根本原因,正正在於教育局把這班年輕教師粗疏地標籤並邊緣化後,就任由他們自生自滅,然後自我感覺良好地、以偏概全地,只向外公布早已「上岸」的常額教師狀况。如此掩耳盜鈴的行徑,既不負責任,又自欺欺人,還歧視年輕教師及分化同工。試問各教育局官員,你們是在支援學校,還是拖垮教育界?兩津貼轉常額教席使問題惡化教育局又在文中展示政績,指出由2016/17學年起,學校可將高中課程支援津貼及生涯規劃津貼轉為常額教席,變相減少合約教師。但事實上,這政策雖然保障部分合約教師的教席,但卻犧牲了更多合約同工的工作機會。須知道常額教席比可彈性調配的合約教席成本更高,隨時是把兩個合約職位換成一個常額教席。津貼轉為常額的代價,就是年輕教師的入職及就業前景,短期內或對部分合約教師的工作有穩定作用,但長遠而言,一眾準教師或「非教學人員」或因職位減少而難以入職,甚或被辭退,可謂「一將功成萬骨枯」,造成合約同工間的分化。這種朝三暮四的政策,難以達至「提供人手資源及優質教育」的目的。反過來,這只會使年輕教師更難持續於教育界效力,對中小學教育的長遠發展絕對弊多於利。提高師生比與財政預算無助解決問題最後,筆者不得不拆穿教育局的數字遊戲。師生比在近年改善是不爭事實,但需要澄清的是,改善原因是學生大幅減少,而非教師人數增加。反過來說,正由於學童減少,加上原有的常額教師,年輕教師入職就更見困難,所以師生比提高根本無助改善「非教學人員」情况。教育局以此回應合約教師職涯階梯問題,完全是混淆視聽。此外,財政預算成本增加,與常額教師薪酬按公務員薪級表調整有更大關係。以薪點15(學位教師入職薪點)為例,2007年薪金為18,915元,在2016年4月起則可達2.8萬元以上,10年間升幅達四成多,加上各式各樣應教育政策而生的現金津貼,才造成撥款增加。可見財政預算的多少,只反映佔大多數的常額教師薪酬上升,又或近年教育政策頻頻推陳出新,根本與年輕教師待遇及工作穩定性無關。教育局以花費多少回應合約教師問題,就更可見其資源錯配及政策邏輯之荒謬。筆者由當年「非教學人員」的教學助理身分,逐漸融入教育界,幸運地獲得教席,深深感受到兩者對於教育界同樣重要。而對不少未能獲得教席的年輕教師而言,教育界對「非教學人員」的重視及支援,就更是他們會否留效的關鍵。教育局赤裸裸的標籤與歧視,對他們是極大的傷害及侮辱。面對如今的教育局長,我們要求一句道歉未免異想天開。唯寄語各教育局官員,請在工作上給予年輕教師應有的尊重,以顯示你們對教育界持續發展的承擔。文:陳曦彤@教育工作關注組(通識教師)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6月15日) 教育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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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i的不幸源於甚麼?

Mayi 在《懷孕騷擾》(連結:http://wp.me/p2VwFC-hG2) 一文中講述她懷疑因懷孕而不獲學校續約。當時她腹大便便,認為就算求職也沒有人請她,她亦試過向各部門及組織投訴,但最後投訴不成立,主要是因為她是「合約教師」,以及她無法舉證校方是因為歧視她懷孕而拒絕續約。本文主要就她文中經歷簡述津校教師的職業處境。我希望她的故事只是個別事件。現時資助學校教員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以局方發放的薪金津貼聘請的,稱為「常額教師」或「正規教師」。另一類是校方運用局方的各種恆常或一筆過撥款聘請的,職位名稱通常是教學助理、副教師等,一般統稱為「合約教員」。前者經過兩年試用期後,可享有優於《僱傭條例》的職業保障,須經過一定程序才可被解僱,而且薪金與公務員掛勾;後者工作性質雖然大多以教學為主,部份更須入班房「擔大旗」授課,卻只受《僱傭條例》的基本保障,也會被校方以「合約期滿」為由不獲續聘。兩者享有天淵之別的職業保障,本已殊不公平;局方沒有撥亂反正之餘,反而容許校方因「實際需要」為某些常額教師定下合約期限,稱為「常額合約教師」。如果當年Mayi是供公積金的話,校方卻又可以「合約期滿」為由解僱她,則她很可能是「常額合約教師」,否則她就是一般的「合約教員」。我一直很懷疑為甚麼「教師權益」不是師資訓練的必修科。教師通過對權益的充分理解,不僅了解自己的職業處境,也可明白權益伴隨著的責任其實不輕,例如保障學童校內的安全與關心他們的身心健康。或者很多年輕教師都基於信任而沒有懷疑與校方簽下的合約細節;當他們被解僱後,大多認為是自己力有不逮,或者相信校方無法為其開設職位。Mayi其實已為自己權益付出了很多,但她可能因為當時過於信任校方,所以沒有留下通知校方懷孕及其他有關的會面文字紀錄,而這些證據有可能證明「被投訴人心裡歧視懷孕員工的意圖」。我間中讀到Mayi的文章,知道她擅於從日本文化觀照香港時事與現况。她是一位媽媽,所以字裡行間流露出一種關懷——不僅是對孩子的關愛,也是為孩子成長地「香港」著緊。我無法求證文中所寫是否事實全部,但感受過Mayi的文字,我武斷地覺得她是一位認真的教師。近期有不少人討論有學校存在「老油條」文化,令人質疑類似「鐵飯碗」的「常額制度」給予的保障是「養懶人」。合約制當然有其好處,不過那是否適用於教育專業?如何保證合約制不會淪為人事管理手段?一個良好的教育制度應鼓勵師生交流,而不是製造與教育本質不相關的機械式工作及失去飯碗的恐懼。教師行業若要得到社會尊重,有賴同工以專業態度運用教育學知識教好學生。所以教師組織爭取合理職業保障之餘,也須檢討現有的師訓模式、持續進修安排及考勤制度等,能否回應社會與家長的合理期望。我尊重Mayi離開公營教育的決定。至於堅持崗位的同工,我們不僅要教好學生,還肩負改善教育制度的重責,向家長與社會分享教育工作的苦况與掣肘,才有望團結社會力量,迫使無動於中的教育局正視問題。謹節錄《香港教育專業守則》其中兩則作結:「保持專業自主是教育專業履行其社會職責的必要條件,並致力於創造有利於專業自主的工作環境」「在教育政策、教學工作、社區關係各方面,參與及影響涉及專業服務的決策」。文:霍梓楠(教學助理) 教育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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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眼中的所謂「教師專業」

曾家洛先生於〈年輕教師能接過火棒嗎?〉(《明報》,2月1日)把年輕教師的困局置於團隊傳承及社會發展的角度思考,建議教育局把焦點放在如何扶持年輕教師進入常額編制以及加強學校教師團隊的建立。陳曦彤老師則於〈調整學校班師比例以外的出路〉(《明報》,2月23日)提出將「功能教席」常額化,避免教師團隊因適齡學童人數波動及教育政策變動而受到影響。他們的建議均有助教師行業邁向專業化。筆者透過教育局「往績」嘗試指出,如果當局維持一貫思維,曾先生與陳老師的建議永不會實現,香港教師成為「專業」只會遙遙無期。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 沒對症下藥《施政報告》在沒有增撥資源的情况下,把現有津貼改為常額教席支出。雖然常額教師數目增加,但有機會令合約教員進一步受到剝削甚至失去工作。對於上述憂慮,局方只說會交由學校彈性決定。筆者質疑局方的決心:若容許學校彈性決定,到頭來會否只有很少學校願意加開此常額教席?至於《財政預算案》「培育人才」部分,焦點放在學生實習交流及職業導向培訓上,隻字不提改善合約教師權益及探討小班教學可行性。看來政府不認為可從改善教師行業的待遇及工作環境提升教學質素。超額教師是偽命題教育局以「三保」及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應對「少子化」,使超額常額教師暫不會被裁。學校需透過自然流失「修正」編制人數,在「超額」情况下不能另聘新常額教師。局方更要求學校確定「三保」限期過後過剩教師的名單及離校先後次序;幸而政府決定延長「三保」,學校可延後處理這個名單。以上做法折射出局方根本無視教師是一個需穩定發展的專業團隊,又迫使校方不是基於不稱職的情况下標籤離校教師,影響士氣。陳曦彤老師已解釋了以班師比計算人手的盲點,也指出現實情况:即使學校有了合約教員與「超額」編制教師,教師工作量卻依然繁重,顯示現今學校工作的多元性質與事事問責的現實,人手根本不足。所以,「超額」標籤其實是偽命題,是源於短視政策,與教師能力無關。教育界實在不應把「三保」施捨當德政,被離職的教師也不要妄自菲薄。「應該可以在界別裏面找到一個位置」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在《視點31:「師‧未來」》(2015年11月3日)接受訪問時表示,教育局認為未有檢討「班師比」的迫切性,應先待學校適應新高中學制。面對記者問及如何解決合約教師飯碗朝不保夕的苦况,楊副局長說不能夠保證他們可在同一間學校繼續任教,但相信他們只要是有心教、有能力的話,應該可以在界別裏面找到一個位置。曾家洛先生提及年輕教師「需要情緒支援,以應對面臨合約完結,考慮是否需要轉校的壓力」。筆者疑惑,這種轉校壓力是否有利他們的專業發展?首先,他們需在日常繁重教學中花時間求職;假若他們不被續約而任職別校,他們需花時間適應新教學環境。再者,好教師在事業起步的時候屢屢碰壁,也常將學生問題歸因於自己而產生無力感。他們需要多年的磨練,亦理應陪伴學生整個求學階段的成長,因為這有助於教師檢討教學及立定志向的決心,也是滿足感的來源。舉例說,筆者從師訓課程學到,教導特殊學習需要學生(例如自閉症)是滴水穿石的過程,往往需要極大耐心,可能要經年累月才可見證他們的進步。在短視政策下,楊副局長是否肯定未能入職者就是無能力?教師被裁後另外「找到一個位置」是否等於踏上專業發展階梯?局方是否肯定沒有迫切性檢討一個讓有意投身教育的青年「知難而退」的制度?局方眼中的「教師專業」其實局方的「教師專業」到底是什麼呢?師訓與師資諮詢委員會(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會的前身)發表過3份關於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報告,焦點在於推動教師「自我增值」,以回應社會各界的期望,並透過具體措施落實,例如教育局為教師舉辦講座及課程、鼓勵教師的專業交流及學校舉辦「教師發展日」等。然而這些措施均只從提升教師質素的層面入手。局方有沒有考慮從職業保障層面思考,讓教師有空間自我突破呢?在工作「朝不保夕」的環境裏,年輕教師如何集中精力「持續發展」?教育局一方面明白教師須掌握的技能與知識廣度已今非昔比,要求他們持續學習;一方面卻營造不利專業發展的就業環境及不穩定的教師團隊。盡快研究改善計算編制教員方法遠至「殺校」、近至「三保」等各種短視政策,使彷徨的合約教員、工作繁重的編制教師及苦於編排人手的校長「曾踏遍刺腳的彎路」,難以令人相信局方決心推動教師專業化。筆者希望局方盡快透過審視教師的工作量,檢討現行計算編制職位的方法,從根源處解決入職困難、缺乏職業保障及團隊傳承出現斷層的問題。假若局方一再拒絕,筆者希望民間智庫及工會組織推動有關研究,以堅實的數據及論述支持日後發起的工業行動,以免蹉跎歲月。文:霍梓楠(教學助理)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3月29日) 教育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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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樂:失誤

同事皺眉,問她何事,原來女兒昨天默書,但前晚女兒沒有說,所以沒有幫她溫習,致默書成績欠佳。我驚訝這位資深同事竟然如此緊張女兒失誤,但真正令她擔心的,原來是她媽媽見孫女默書成績欠佳,嘮叨趕快請一位補習老師跟進。同事的擔心是對的。先不說補習的功用和合理性,就是這位外婆不許孫女失誤於人前的要求,確實會令孫女繼續失誤。把生活的每一件事情安排妥善是他人的責任嗎?難道子女忘記做任何一件事都是父母的錯?當然小孩子未成熟需要長輩從旁提點和協助,但不等於小孩子完全是長輩的附屬。小孩子的成功是小孩子的,父母應該稱讚他,但那不是父母的功勞;同樣地,小孩子的失誤是小孩子的,絕不是其他人的失誤,父母應該幫他反思和檢討,然後鼓勵他卷土重來。經常遇到一些學生,連書包都沒有執拾好,發現竟然是不懂執拾。這些學生自理能力之低,未必是父母疏於照顧,反而可能源於父母過度呵護備至,以致學生根本不明白甚麼是責任,遑論養成甚麼自理能力。大家不妨要求小孩子每天寫好自己的手冊,甚至開一本日誌,記下每天應做和要做的事情。再開一個文件夾,要小孩子把通告、家長信放進去。不過重點是:這些工具不是給父母用的!每天放學請不要翻查小孩子的手冊、日誌和文件夾!應該詢問他們手冊上、日誌上和文件夾內有甚麼東西要處理,也應該追問還有甚麼遺留,要小孩子想清楚,然後要求小孩子排程逐一完成。這樣不是苛刻,想子女成為頂天立地的人,必須先讓他明白甚麼是責任、怎樣是承擔。以前的人叫這種堅持做栽培。文:陳為建 @進步教師同盟成員原文載於進師盟網頁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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