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家輝:英佔與收回

對於「香港位於中國南方」和「收回香港」之厭棄,之於我,與其說是政治上的爭議,毋寧等同文化上之荒唐,以及倒退,以及弱智,充分彰顯了特區教育官吏之文字水平低落,以及「愛國唯恐不及焦慮症」之大爆發。 如傳媒所指,歷屆領導高官包括鄧老爺子都用過「收回」二字,外交部也用過,特區教育官吏如今厭其有欠精準,先不說是否「以下犯上」,且就文字水平而言,已是遠遠比不上阿爺阿公阿哥阿大。須知「收回」如同所有中文修辭,特色在於彈性靈活,具備inclusive的語言威力,對聽者和看者的理解能力有所信任,不必畫公仔畫出腸,不必畫蛇添足,不必囉唆辭費。北方的老大哥們惡雖惡矣,卻絕不像特區教育官吏般弱智,所以,開口閉口即說「收回」,絕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攤開任何一張一九九七年以前的中國地圖吧,請看看香港那個小點,地名旁有個括號,括號裡寫著什麼?是「英佔」。英國佔領,英國人佔領,英國洋鬼子佔領。既然在北京眼中,香港九龍新界是被佔領之地,一九九七年把香港「收回」,有什麼問題?把被佔領之地拿回手裡,不叫做「收回」,又叫什麼?何况「收回」沒有專指主權,也可指向治權以及各種各類的相關權利,完全正確,完全準確,特區教育官吏糊塗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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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家輝:其實是文化罪人

「香港位於中國南方」八個字竟然惹起爭議,可笑之餘,更屬悲哀。悲哀有三: 首先顯示香港教育官吏的「愛國唯恐不及焦慮症」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失控地步,在北風凜冽的狂吹壓境下,執起雞毛當令箭,手持放大鏡審查香港日常的每個細節。 其次反映香港教育官吏的中文水平已經到了令人倒胃的不堪地步,以九流的語文思維去檢查香港課本的每個字詞,既令莘莘學子本已脆弱的文化根基加速沉淪,更直接綑縛他們的思考彈性。 最後是上述兩者相加相乘,令香港人的頭腦和語文皆像吃了大量的三聚氰胺,從此膠化,永不超生。 問題其實非常簡單:如果「香港位於中國南方」不對,是不是,美國課本也不可以說「紐約位於美國東方」、「洛杉磯位於美國西方」、「倫敦位於英國南方」、「曼谷位於泰國南方」……?難道這麼一說,人家就是搞紐獨、洛獨、倫獨、曼獨?為什麼人家不怕,我們卻怕?這不是焦慮症嗎?這不是自己心裡有鬼嗎? 真正關鍵在於如何理解「位於」,以及「收回」。漢語方塊字向來具備理解和表達上的強大彈性,亦即一般所說的「言簡意賅」,作者選用某些字詞,不一定是為了別有用心地「一語雙關」,而只是不會和不願低估讀者的理解水平。任何寫讀溝通皆有所謂「語境」,在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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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關注組:從課程指引原文說起——對通識科課程的反思(一) 文:張往

2005年,教育統籌局(教育局前身)發表報告書,公布2009年將在高中實施新課程。通識科現行的課程及評估指引,初稿在2007年編訂,到2015年完成更新,一直沿用至今。筆者在過去大半年間,有幸與一眾通識科同工,透過不同平台檢討前線經驗,討論此科的未來發展方向。下文將嘗試透過再一次細讀原文,分析通識科的理念與現實處境之間落差,從而思考改革的方向。 關於1.1背景 2000年,教育統籌委員會提出「提供一個寬闊的高中課程,讓學生有機會獲得涵蓋各個學習領域的經歷,建立一個廣博的知識基礎,及加強從不同角度分析問題的能力。」2003年,在過渡期階段,當時的課程發展議會透過開設會考程度的「綜合人文科」及「科學與科技科」,希望分別補足文科生和理科生在不熟悉的學習領域的知識。至於後來的通識科,按原文是「回應香港社會的需要⋯⋯提供跨學科的學習機會。本科(通識科)應與其他高中學科互相補足⋯⋯」。 自文憑試制度實施以來,政府一直強調為高中學生提供多元的學科選擇,是新學制的一大重點。然而,就通識科的角色而言,若要有效達致「與其他學科互相補足」,進而實踐具革新意義的「跨學科」學習探究,筆者認為具彈性和自主性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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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永欣:TSA風繼續吹

教育局吹風,傾向明年小三復考TSA,並指檢討委員會做過「全面」調查,校長和家長都支持復考云云。但在這段期間,官方對TSA作出了什麼改變,改善了什麼,令人對TSA刮目相看?我們能理解的,就只在調整試題的題型和難度。但TSA為人詬病的操練壓力,並不單在於題型和難度,而是源自官僚制度利用測考分數,作為問責、評鑑、監控個別學校和學生表現,甚至是向學校施壓的工具。TSA這種屬於由上而下的「總結性評估」(summative assessment),還說能改善教學、促進教學,實難置信。事實也證明它沒有這樣的效能。令人不安的是,今次的所謂檢討調查,雖稱由教授設計,但處處存在偏好,就像做了手腳的骰子一樣,擲出來的結果當然是「支持復考」。這一點我在從前的文章已揭露過。這一切距離全面公正的檢討甚遠。大家提出過的不記名、不記校、抽樣考、隔年考,保證個別學校和學生身分不泄露,TSA只進行對「系統」的評估,不會變成架在老師頭上的一把刀的一切建議,基本上是零回應。TSA這場爭議,實在令人疲累。大家好像對着一幅牆說話,道理講過百遍,但官方和檢討委員會的態度是「睬你都傻」,認為改改題型和難度就夠。最令人擔心的是,學校把考試操練埋在課程裏,滲入日常教學,學生因此變成考試的機器。[龐永欣 pongdidit@gmail.com]PNS_WEB_TC/20171206/s00204/text/1512497316799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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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森:集體洗腦

中央要牢牢掌握對香港全面管治權,果然講得出,馬上做得到。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下月來港出席基本法論壇,就「在國家憲法及《基本法》下香港作為國家特別行政區的角色及使命」發表講話。歷次人大釋法,李飛都有來港解畫,港人對他並不陌生。今次李飛來港,正值中國進入習近平新時代,特區政府高度重視,除了林鄭和張建宗會在開幕閉幕致詞外,教育局也動員中學老師和學生,在上課時間,起碼用兩節課時,齊集聽訓,觀看李飛講話的電視現場直播。十九大開幕習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幼兒園學生排排坐聆聽習爺爺,照片在網上瘋傳,愛國主義要從娃娃抓起,成為一時「佳話」。不知香港教育局是否有樣學樣,要幼稚園生集體聽訓可能稍嫌虛假誇張,教育局動員中學師生聽李飛就習近平新時代對《基本法》「一國兩制」的新解釋,體會中央的新精神,也正好配合中央牢牢掌握對香港全面管治的新指示。集體聽黨官訓話,香港人始終不習慣,年輕人反叛,不只悶出鳥來,更會引起逆反心理,效果肯定適得其反。但都可能在官員預料之中。內容是否入腦?洗腦是否成功?都不重要,關鍵是學校是否積極配合。教育局承認已邀請辦學團體安排觀看直播,但強調只屬自願性質。官校辦學團體就是政府,校長老師都是公務員,自然要聽話。至於資助學校,政府早已牢牢掌握了辦學團體的命脈,當然不敢怠慢。若辦學團體全面配合,集體聽訓的要求,老師又豈能抗拒,學生的愛國教育自然水到渠成。學生玩手機也好,齊齊睡覺也罷,只要師生在禮堂齊齊睇電視,數字肯定可觀,紀錄已成,創了先例,這類聽指示、聽傳達、聽中央精神的愛國活動,肯定陸續有來,將成為新時代的新常態。眾所周知,中學老師追趕課程進度,早已追到氣咳,白白浪費兩節課時,用來集體洗腦,師生當然千萬個不願意。教育局以鼓勵為名,變相強迫為實,如果師生不抗拒,多做幾次,就會成為習慣。電影《十年》話齋,對不合理不公義的事情,千祈唔好慣。教師組織、家長團體、學生領袖,又到集體發聲的時候了。[吳志森 samngx123@gmail.com]PNS_WEB_TC/20171028/s00193/text/1509128435571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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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同盟:「家課」到底出了甚麼問題? 文:Percy

這個學年才剛開學個多月,在網上就見到不少家長提出跟家課相關的問題,有些還成為媒體的報道。而問題林林總總,不過大多都離不開家課內容、程度和量的多少。但何謂多?何謂少?何謂深?何謂淺?當中有標準嗎?又,到底學習是否必須要有家課?因看到大部份家長提及的情況大多也是和量有關,所以我們先就量方面開始探討,再淺談一下學習是否必需有家課;至於家課內容和程度深淺,日後另文再談。 爭論多年的家課量問題 家課量多少才合適,其實一直存在爭議,這不單是香港教育獨有的問題,幾乎世界上所有有學校有家課的地方也為此爭論不休。 以我所知,外國有些地方已立例禁止家課(如法國),有些則會為家課量設限,當中由教授 Harris Cooper 提出的「10分鐘規則」比較受歡迎,很多時會成為參考。 而所謂「10分鐘規則」,就是說第一班(G1、即大約等同香港K3),每日最多只能有10分鐘的家課;第二班(G2、即大約等同香港小一)每日最多20分鐘,如此類推,一直到高中畢業,最多每日為120分鐘家課。 留意以上是最多的量,即只可以少於甚至沒有,但不可以超過。 而香港,我們的教育局對小學家課量亦曾經有過家課上限指引,內容如下:「初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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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森:田漢是怎樣死的?

正當《國歌法》要在香港推行之際,教育局的網頁,突然大幅刪去作為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的創作歷史背景,內容只剩下五分之一。大幅刪除內容的原因是什麼?動機為何?雖然新科局長的回應是:「整體嚟睇,我睇唔到有乜嘢大問題。」局長含含糊糊的說了,但仍無法釋除外界疑慮。教育局的網頁,對國歌的曲詞作者,都有介紹,作曲者聶耳的內容頗為詳盡,其中包括:「年少的時候,他已對音樂有濃厚的興趣。輾轉到了上海發展,並寫下《義勇軍進行曲》的曲譜。他不幸在1935年於日本溺斃。」聶耳生於1912年,逝世時只有23歲。但教育局的網頁,對作詞人田漢的介紹,就簡單得多,跟他豐富而坎坷的一生,完全不相稱。教育局網頁對田漢介紹的全部內容是這樣的:「田漢(1898-1968),字壽昌,湖南長沙人。中國現代戲劇的開拓者,戲曲改革運動的先驅。曾留學日本。」特別要注意的是,聶耳英年早逝,在日本溺斃,教育局的簡介有提及,但田漢是怎樣死的?卻諱莫如深。為何有如此分別?當然有莫大隱衷,無法宣之於口。聶耳好在死得早,沒有田漢的悲慘遭遇。作為全國知名的劇作家,與不少中共文化人一樣,難逃被打倒的命運。文化大革命期間,田漢被扣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鬥倒批臭,受盡折磨侮辱,兒子更公開宣布與他劃清界線。田漢在囚室一樣的醫院病房中度過生命最後的歲月,死時身邊一個親人都沒有,更有記載說,為防泄露死者身分,用了假名。田漢被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的歌詞當然不能再唱,之後曾經出現民間改編版本:「起來!忠於毛主席的紅衛兵,把我們的血肉,築成中國的反修長城!」其後又有官方修改的版本:「高舉毛澤東旗幟前進!前進!前進!進!」直至1982,才恢復《義勇軍進行曲》的舊詞,並正式寫進憲法,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以上內容並非什麼機密,只要按幾個鍵就可在網上找到。國歌要納入中小學教育,成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但當學生提問,田漢是怎樣死的?老師如果據實回答,會不會觸犯《國歌法》?[吳志森 samngx123@gmail.com]PNS_WEB_TC/20170907/s00193/text/1504720772733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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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料洗腦工程在教界捲土重來

曾在2013年接受左報專訪,聲稱「在教育局工作十多年……到學校接觸學生,會更有意義……如果我在學校做10年,可以培養過千學生,比較在教育局,做多20萬份文件,最後都是拿到碎紙機碎」的教聯會前副主席蔡若蓮,履新教育局副局長,被傳媒追問其政治聯繫,竟然大言不慚欺騙公眾,聲稱自己「無黨無派」。即使蔡若蓮未曾加入政黨,但早在有上萬會員的教聯會擔當愛國教育重要推手。既然教聯會曾經出版聲稱共產黨「進步無私團結」的洗腦教材,以及發起反佔中大聯盟成立「舉報罷課熱線」等往績,說領導全港最大親中教師組織的蔡若蓮獨立於任何政治派別,也實在說不過去。 瞞得了自己 瞞不了港人 若然愛國愛黨理直氣壯,又何須隱瞞其建制背景和親中立場?也許這跟教聯會過去的言論尺度有關。雨傘運動前夕,為了打擊中學生罷課,教聯會竟把學民思潮形容為黑社會、毒販和伊斯蘭「聖戰」分子,結果引來社會各界甚至是建制派嘩然。恐怕蔡若蓮也深知理虧,若她以教聯會「又紅又狂」的取態擔任官員,繼續發表如此令人心寒的言論,只會為她的從政仕途引來災難。難怪她急於劃清界線,只可惜她作為教聯會前副主席,的確要為過去多年的教聯會立場負責。只能奉勸蔡女士無謂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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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建源﹕委任蔡若蓮 嚴重破壞教界與政府互信

雖然已有足夠的心理準備,知道壞消息有機會到來,但當政府發稿公布教聯會前副主席蔡若蓮獲委任為教育局副局長之際,心裏仍然滿是不安和遺憾。 筆者懷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委任蔡女士一事上有否猶豫?因為她清楚明白,蔡女士極具爭議,主流的社會意見和教育界都反對這項任命,倘若她一意孤行逆反民意,結果必然會破壞以至摧毁與教育界的合作和互信基礎;但另一邊支持甚或推舉蔡女士的人士,不少來自建制,有權有勢,得罪不了。最後,林鄭選擇了離棄民意,殊甚可惜。 本來,林鄭在選舉期間及當選後在教育界開了一個不錯的局面,包括清楚表明不會續任劣迹斑斑的吳克儉為教育局長、出席由教協會主辦的教育界選舉論壇——這也是唯一一場3名特首選舉候選人參與的業界論壇——以及吸納教育界的意見並兌現選舉承諾,在上場後立即增加教育的經常開支等等。這些舉措,讓教育界對新政府有所盼望,尤其經歷了過去5年的撕裂和分化的痛苦時期。 林鄭在當選後提出「管治新風格」,強調用人唯才、與民共議及釋出善意,給人希望,本來這些都是好的管治準則。可是,蔡女士的委任便徹底與這些原則背道而馳。當有傳媒報道蔡女士有可能獲委任時,教育界即時自發啟動聯署及一人一信方式,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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