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中文科和通識科經常考核學生審辨建議的能力，或者能否提出建議。「可行性」、「有效性」、「針對性」、「根本性」等等作為判斷建議的一些準則，就會自動自覺走出來。相信老師和學生都會琅琅上口。 建議如果是違反科學定律的、技術上不可能、資金上不可能、沒有人支持，這當然不可行的。若建議可行，才進入有效性的討論。針對性則似乎就要找到問題的癥結，治標更要治本。 要判斷一個建議是否可行，並不是如此靜態的分析。比如政府在進行「大嶼山物流園發展計劃可行性研究」，這個可行性研究本身就可以令建議變得更可行，因為我們要研究才知道技術上的困難是什麼，影響是什麼。如果一無所知，本身就是不可行。研究可行性往往會令一件不可能的事變得可能。 如果一個中學生在通識卷建議填平水塘建屋，相信會被老師質疑。但如果是大學研究或者專家的構想，又好像不能立刻給個大交叉——這就是權力與知識的關係了。 可不可行，也要看如何做。在香港建故宮是可行的，但如果興建時要不合乎香港建築條例或者諮詢程序就不可行了。又如果政府權力膨脹到「一個點」，「想點就點」，那這就又變得可行了。所以問什麼是可行，本身就要看一個權力關係網。對於一個有知識、有財力的人來說，

教育局向學校提供多份「學與教資源」，當中的基本法教材被批評為「偏頗」。教育局回應稱「編製各科教材時本着公開、專業和認真的原則，會徵詢專業人士意見，亦會邀請前線教師參與，確保內容準確及不偏頗。而且教材多以探究式教學活動設計，載有不同人士的論點及立場，以求啟發學生思考，讓師生討論各種觀點，培養學生客觀評論事物的能力和尊重不同意見的態度」；又認為政府不會亦不可能篩選學生接觸的資訊，最後更強調「相信秉持專業精神的教師不會灌輸單一角度的資訊」。(明報2017年8月29日)　筆者今天就談談「多角度」。 「多角度」(multiple perspectives)是指批判思考者的共通能力，能夠綜合不同來源的資料(Halpern, 2014)。簡單而言，多角度就是不只從一個角度去看事情，而是從不同的角度，以達致一個全面又客觀的決定。根據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考評局)香港中學文憑考試通識教育科的等級描述(Level Descriptor)，最高級別的第五級這樣描述考生的典型表現：「貫徹地從不同的角度闡明和分析個人、社會、國家和全球議題間的相互依賴」、「評估不同觀點，並以有力的理據和充分的例子重構其個人的觀點及提

這個多星期，聽到報道，瞥見影像，讀到評論，都淚盈於眶。臉書、群組的朋友，無一不為因追求公義，卻被送入牢獄的年輕人而悲憤。這些年輕人，不崇尚「四仔主義」，不投身金融地產，炒賣致富，不逢迎吹捧、鑽營上爬，不夠醒目、「非」香港仔，難以事業有成、位高權重。他們只會身體力行，為民主普選而奮鬥，為弱勢社群而發聲，正是「行公義、好憐憫」的好榜樣。我們的威權政府，刻意把他們收監，以展示不夠「乖」的下場，更振振有辭，依法辦事，卻迴避責任，不理前因。我尊重法治，被法律精英，教曉我什麼是rule of law，不是rule by law。我尊重傳媒，維護新聞自由，真的以為是三權以外的第四權。確實很失望，大律師公會前主席及《明報》社評主筆，都以為用超然中立專業的評論，說判入獄是「求仁得仁」，是維護法紀，最衰有人教壞你們。求「仁」是爭民主、行公義，卻得到最「不仁」的囚禁。我是教師，慣了對人，不是條文，亦可能太感情用事，卻做不到冷漠涼薄。乖乖跪下求情減兩月，一臉正氣囚多半年，這是法治精神？而不是法、理、情的考量？帶頭破壞三權分立的愛國領導、官員，竟然說要維護司法獨立。我們都讀過歷史，遺臭萬年的，是被囚冤獄、為公義而犧牲的義士，還是施嚴刑峻法、視蟻民如草芥的霸權佞臣？你以為我們做教師的，教學生要崇敬、作學習楷模的，是耀武揚威、專權獨斷的領導，還是被專政鎖在監獄的甘地、昂山素姬、曼德拉、馬丁路德甘？[趙志成]PNS_WEB_TC/20170824/s00204/text/1503510433227pentoy

為我城付出無私大愛的年輕人，最終身陷囹圄。成年人慨嘆，世道若此，我們還如何教孩子？ 這個問題，不是第一次去想。過去五年，哪一天沒這慨嘆？未來十年只會更恐怖。翻來覆去思前想後，得不出答案。但有些感受，是深刻的。 歷年來遇上不少具正義感的孩子，他們都有好些共通點：一、擁有健康的家庭關係；二、不是書呆子，社會接觸面較闊；三、有一定的自信；四、怕死。 對，怕死。當我們擔心，如果孩子太正義就會被捕，大部分學生告訴我，見義勇為，無問題，但絕不公民抗命，因為不想坐監。 好消息是，盡情教吧，把大愛的思想種在孩子心裏，孩子才沒那麼容易死掉。壞消息卻是，如果人人都那麼惜身，社會豈不是進步無望，民主遙遙無期？ 關於這一點，我嘗試這樣想：革命要成功，最重要是誰？不是領導者，是群眾。沒有百萬市民參與，多少個黃之鋒也搞不出一場感動世人的雨傘運動。 群眾形成一種氛圍，撐起一個整體，令抗爭的漣漪輻射成歷史。我們不是要教一個孩子，而是要教出一代的孩子，明辨是非，在關鍵時刻，甘為群眾守護公義。 寂寂無名的群眾，是大多數，卻甚少捨身成仁。走在最前的領導者，總是求仁得仁，但他們是少數。 我們不必害怕教出一個黃之鋒，也不必刻意

新的初中中史課程快推出，其中會加重現代史和香港史的分量，中史教師教新課題沒有老本可食，要認真備課。在現代史和香港史中，有部分課題是富爭議的，尤其是在國民教育的陰霾下，不少人擔心官方有既定的教學指引，企圖塑造學生的價值觀。 國內的歷史書，對中國歷朝農民暴動多作肯定，把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奉為神聖不可侵犯，不提六四李旺陽劉曉波……澳門有部分學校改用國內的歷史教科書了。歷史博物館中的香港史，史前史和上古史佔地很廣，但六七暴動只有一幅照片和一段說明，很難說在這些設計中沒有隱蔽的意識形態。 香港未來的中史課怎樣教六七暴動？起碼有兩種不同的敘述方式。①反英抗暴論：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人民生活困苦，怨聲載道。香港的共產黨人（左派）動員香港的民眾，與港英統治進行抗爭，最後被武力鎮壓，但也迫使港英推行一連串有利民生的政策。②文革震盪論：一九六六年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各省當權領導都被民眾暴力轟下台，香港左派領導人害怕被撤職或調回內地批鬥，於是模仿澳門「一二．三事件」，動員民眾攻擊港英政府。香港市民多支持政府，動亂最後被武力壓平。 論述此事有三本好書：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江關生《中共在

老友的兩個女兒都富音樂才能，於校際音樂節中獲獎無數。香港名女校畢業後，赴美升學，先後入讀著名的茱莉亞音樂學院，都得碩士學位。大女在加拿大結緍生子作歸家娘，每天柴米油鹽接送子女，除了教子女學琴外，生活與音樂無直接關係。 妹妹在紐約結婚後與丈夫開了間三文治店，就靠賣三文治為生。夫在電台掙得每周一晚介紹古典音樂節目的職位，工資僅夠付汽油錢。她兩口子留在紐約，為的是有較多演出機會，因為可以接些臨時散工演出，包括：在宴會中組個小型室樂或四重奏、年中各管弦樂團要演出人多的曲目時，要增強陣容，也會多聘些人手。她告訴我，若離開紐約，這些機會也少了。 平日一周五日每天十小時在夫妻檔工作，非常困身。倘要放假，也就聘個大學的師弟妹來頂檔。她指出隔鄰餐廳的侍應廚師中，約七成都是藝術學院的畢業生，有唱歌劇的、作曲的、寫劇本的、跳舞的、做電影／戲劇演員和導演的……人才嘛，要啥有啥，實在可以夠組個劇團搞演出了。他們待在紐約，因為這裏較能掌握市場的動向脈搏，盼着有多些機會演出。 來美前，你可知道是如此謀生嗎？「讀書時大約知道一些，只不知道這麼久都還是這樣……不過見多了，心也平靜了。」 有個後輩問，侍應廚師賣三文治的都

香港青年協會轄下的研究組織「青年創研庫」在上月底發表研究報告《高中生對「休學年」的取態》，指出大部分受訪中學生贊同推行休學年計劃，並引述數名專家意見，支持休學年具備多種好處，結論是建議政府及各界支持休學年計劃，供高中畢業生參與，使他們適當地規劃人生。 報告引述專家所言，指「現時生涯規劃及中學教育比較偏重單向式向學生傳授知識或經驗，缺乏讓學生有自主探索和體驗的機會。」（報告頁ii）休學年為學生提供各種機會，包括工作實習、造訪外地、學習新技能等，正好應付上述專家所說的問題，這也成為本報告推銷休學年的關鍵依據。 若當面詢問中學生是否贊成推行休學年，多半贊成。姑勿論他們會否希望從繁重的學業中休息、趁機遊玩、逃避責任等，他們也自覺生活體驗貧乏，亟需機會增進在學時未能獲取的經驗。就連文憑試中文科寫作考卷的評卷報告，也常批評考生日常體驗不足，導致文章內容空泛，講得道貌岸然，彷彿教育失敗的責任全在學生，卻有多少人細想青少年生活體驗闕如，原因何在？ 不知是誰說起，叫中學生面對公開試時「搏盡無悔」，好像這場考試重要得要用性命換取，得之則獲天下，失之無以保父母。當考試是青少年生活的焦點及終點，他們——以及週

香港不少人抗拒國民教育，其主要理由是擔心它「洗腦」。但我倒卻聽過不少教 育工作者說，「教育跟洗腦沒有分別。」不過，有的會加多一句︰「好過邪教嘅！」 這樣說，人人都在洗腦，你洗我，我洗你，問題只是誰勝誰負而已。教育和洗腦真的沒有分別嗎？如果沒有分別的話，我們褒教育而貶洗腦是否自欺欺人？ 但根據常識，教育和洗腦是有分別的。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制訂的《香港教育專業守則》，就列明︰ 與學生討論問題時，應盡量保持客觀。 應鼓勵學生獨立思考，作出理性的判斷。 但說沒有分別的，當然是認為問題出在何謂「客觀」、「獨立思考」和「理性」等哲學概念了。我們很難找到一個清晰完備的標準來。 什麼是客觀？是指意向，還是態度？一個老師可以因為其知識的不足、或者識見不夠，而作出「自以為客觀，實際上主觀」的判斷並且影響學生。不過，他們可能的確符合了「盡量」的要求。但結果卻是未必叫人滿意的。 於是，有一些有心的老師，就將各家各派的看法都陳列出來，那就似乎更客觀了。但是我們都知道，有一些意見的「份量」明顯比其他的低很多，比如一個博客對全球暖化的意見，跟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C）真的可等而論之嗎？ 不過，我們從以

抓教育與「法治」，是中共鞏固權力、駕馭人民的工具。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七一在香港致辭，開到口叫特首林鄭月娥未來五年「着力加強對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而習近平口中的愛國與愛黨是同義詞，二○一五年他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體學習時說明「只有堅持愛國和愛黨、愛社會主義相統一，愛國主義才是鮮活的、真實的，這是當代中國愛國主義精神最重要的體現」。 教育局長楊潤雄接受耶穌會學校教育，是個有獨立思考和仍具良知的人。因此，中共必須安插根正苗紅、紅到赤的蔡若蓮為副局長，才能執行「加強對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這個硬任務。 中共對蔡若蓮的祝福非同凡響，出動中央電視台為她加持，新聞聯播日前播出她的被訪片段，大談她擔任校長的左校福建中學（小西灣）的升國旗儀式如何培養學生「更加有中國心」。 儘管蔡若蓮如何低姿態履新，楊潤雄如何強調會與副局長「相輔相成」，但蔡的紅底與洗腦國教推手的往績實在無法令人信任她。正如任何一位政治立場鮮明的律師，即使他有能耐可以勝任要求政治中立的法官工作，但司法機關都不會任命他，因為公眾觀感直接影響對其信任與否。法治的重要原則，是秉行公義必須有目共睹；這原則放諸任命抓教育政策的副局長，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