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兆輝:追求有成本效益的公共理財

香港坐享財政盈餘超過13年之久,現財政儲備近1萬億元。這本是一件令眾人羨慕之事,但我們應為此而感到驕傲嗎?事實是,社會大多數人並未能共享豐厚的財政盈餘。與此同時,在過去20年,特區政府並未有很多具策略性及長遠可持續發展的政策,這些盈餘並非是政府悉心計劃和政策實施的結果。事實上,前任財政司長曾俊華在其任期內的財政預算案一直都存有大幅度的偏差,若將這些預期外的盈餘善用於香港的長遠發展,未嘗不可。但由於缺乏改變政策的決心和動力,香港錯失了很多健康快速發展的機遇。這些預期外財政盈餘,主要來自比預期理想的賣地收入及印花稅。這些超乎預期的收入導致房價更令人難以負擔;對許多人來說,自置物業更是望塵莫及。整個社會都在承擔財政盈餘的高昂代價。 更重要問題在政府如何運用資金 香港GDP(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約為2%至5%,但工資水平並沒有跟隨上升,這意味着財富不均的現象正在不斷拉大。若社會整體的生活質素是提高了,香港是不介意多幾個億萬富翁。政府對公共事業的開支,從1997年回歸前殖民地時期的16%,增至特區年代的20%(圖1)。政府在社會福利方面投入大量資金,社會福利開支佔公共事業的總開支比重從9%升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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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鍵一:香港人中國人身分其實不對立

早前港大民調公布新一輪香港市民「身分認同指數」,結果指青年人當中認同自己是「廣義中國人」的比例見九七後新低。我們其實不需要太過從中港政治的角度去閱讀這個結果,該題目問受訪者「你會稱自己為『香港人』、『中國人』、『香港的中國人』還是『中國的香港人』」,意味着受訪者必須在「香港人」、「中國人」之間選擇傾向性,不能認為兩者同等重要。換言之,當受訪者對「香港人」的認同愈強,數字上他們對「中國人」的認同就必然愈低。無可否認,受訪者選擇傾向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對我們理解民情有一定作用,我們也不應該無視僅餘3.1%青年自稱為「中國人」或「香港的中國人」這個事實。然而,這個問卷題目未必最能夠幫助我們理解香港青年如何看待自己是「香港人」與「中國人」之間的關係。 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有自成一體而且普遍認為優於中國的政經制度、公民權利及生活方式,在香港成長的青年人自覺與其他中國人不一樣,是自然結果。任何人要求香港青年認同國族先於認同香港,都是不符現實的期望。處理香港身分與國族身分的議題時,我們更應該問,其實青年人有幾大程度上把國族身分視為香港人身分的內涵?即是,當某人的香港身分認同上升的時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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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峯:人們如何從網絡中接觸新聞? 跨國研究中香港的狀况

十幾年前,不少學者已經指出,互聯網提供了一個「高選擇度」的資訊環境。網絡空間無限、互動性強、頻道「井噴」、小眾媒體湧現,人們更容易按自己的興趣或態度選擇接收什麼樣的資訊,結果就可能是人們所接觸到的資訊愈來愈窄。這個論點,也就是後來「迴音谷」或「資訊泡沫」等說法的基礎。 不過,互聯網早已不是一個單一的媒體,人們通過網絡接觸新聞和資訊的方式有很多。到底今天社會上人們如何通過網絡接收資訊?不同的接收資訊方式和渠道,對人們所接觸到的資訊的多樣化程度有什麼影響? 本文想借用牛津大學路透社新聞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最近的研究成果來淺談以上的問題。該研究所自2012年起每年均進行跨國網上調查,並發表「數碼新聞報告」(Digital News Report)。他們剛於上星期發表了2017年的報告。2017年的調查繼續由英國研究機構YouGov進行,覆蓋36個國家或地方,其中包括香港、台灣和新加坡等東亞地區。36個地區的受訪人數共超過7萬,香港的受訪者則有2015人。要留意的是,由於調查的目的主要是探究人們如何在網上接收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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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還是抗爭?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的4種模式

早前蔡子強及陳雋文一系列文章,羅列應屆立法會選舉的數據,印證香港大部分青年人傾向支持標榜本土及激烈抗爭的政團或候選人,一些政團更極之依賴青年票源。正如作者所言,這很可能意味着香港政治的範式轉移。同時,他們的觀察牽引出另一個問題:對不同選民來說,投票的意義是什麼? 最基本的答案:投票是公民責任,是建立一個有認受性議會的必須過程。這個想法,在已經有幾十年選舉經驗的香港社會,植根極深,政府也視鼓勵投票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不過,在香港的政治環境下,投票除了是公民責任之外,也有不少人視為民主運動以至抗爭行動的一部分。無論他們期待民主派守住「關鍵三分之一」,抑或希望有人在議會適時拉布,投票對他們來說,都已經超出了純粹的公民責任。不過,如果投票可以視為政治抗爭的其中一種方式,也有可能有一些人會認為議會作為運動或抗爭平台已經失效,乾脆不去投票,直接參與抗爭。畢竟,無論投票目的為何,這或多或少意味着對議會的角色或作用仍然抱有信念,也認同投票是公民責任。如果他們連這種信念、認同都失去了,「不投票,只抗爭」其實有可能。 「自我實踐公民」出現 隨着青年人接觸資訊、討論政治的方式轉變,有學者討論到,一些青年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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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認同不易變 充其量改善成見——親身經驗如何影響香港青年的「中國印象」?

回歸20年,近年聽得最多的,不是兩地唇齒相依、互惠互利,而是「本土政治」、「中港矛盾」。2011、2012年,香港出現了以反移民、爭取獨立為綱領的本土派,現已成為不能忽視的政治勢力。本土化趨勢及抵抗中國的情緒在青年之間為甚。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2016年10月的調查顯示,15至29歲的受訪者當中,首先認同為香港人(「香港人」及「香港人,但也是中國人」)的佔85.1%,而首先認同自己為中國人(「中國人」及「中國人,但也是香港人」)只有13.6%。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2016年7月進行的調查更發現,在15至24歲的青年中,支持港獨的比率接近四成。 香港青年「本土化」的原因眾說紛紜,其中一種講法認為,問題出於青年對中國不夠了解;而解決方法是鼓勵青年多到訪內地,使他們認識及熱愛國家。近日「國務院印發,共青團中央牽頭其他30餘個中央部門聯合制定」《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提出要創造更多港澳台青年交流機會,提高他們的國家認同。香港政府每年亦有投放資源為學生提供資助,令更多青年有機會回內地讀書或交流。可是,這些內地經驗真能如政府所預期,強化香港青年的中國民族認同嗎? 在趙永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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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政團得票年齡構成

上個星期(5月11日),通過整理兩個於2012年及2016年立法會選舉後所作研究的數據,並作出分析,我們探討了近年青年人的投票取向,並點出愈年輕的人,愈會在選舉中投票給泛民,尤其是本土/自決派;相反,愈年長的人,卻愈會投票給建制派。 今個星期,我們再把分析對象,從三大政治陣營,進一步再收窄到不同政黨身上。 表1和表2皆是從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於2016年立法會選舉後所作的一個研究中取得的部分數據。 表1先看看不同政團,在青年、中年、老年三大年齡層,各自取得多少百分比選票。當中可見,公民黨、人社聯盟、熱普城及眾志列陣(羅冠聰、劉小麗、朱凱廸)4個政黨或選舉聯盟,都分別拿到超過一成青年選票,高於其他政團;與之成為強烈對比的是民主黨和民建聯,兩黨卻在老年人中盡領風騷,拿到超過一成選票,當中又以民建聯尤受歡迎,得票甚至超過兩成。 有朋友或許會問:為何青年新政只拿到4%青年選票那麼少?這不是與大家的印象不太脗合嗎?這牽涉到表1的局限:它是以整體選票作為基數,若然像青政般只在5區中2區(九龍西和新界東)參選,其他3區缺席,便會影響到其總得票,未能盡顯其實力。 為了彌補這個局限,表2再看看每個政團其得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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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年輕愈投本土/自決派一票

上個星期(5月4日),通過整理選舉事務處公布的立法會選舉投票數據,點出近年年輕人投票行為模式的兩大重要特徵,分別是: 一、在雨傘運動之後,年輕人無論在區議會選舉或立法會選舉,投票意欲都有明顯的上升,尤其是立選,投票率增幅尤其驚人,遠高於中年及老年人的增幅; 二、年輕人對立法會選舉的投票意欲,要遠遠高於區議會選舉。 今個星期,通過整理兩個於2012年及2016年立法會選舉後所作的研究,再點出年輕人投票行為模式的另外一些重要特徵。 愈年輕愈投票泛民 愈年長愈投票建制 表1是我與同事馬嶽及前同事黃鶴回兩位教授,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後所作的一個研究當中的部分數據。 當中可見,這些數據所呈現出來的圖象,與大家的常識脗合,那就是愈年輕的人,愈會在選舉中投票給泛民;相反,愈年長的人,卻愈會投票給建制派。在青年(18至39歲)組別,有差不多三分之二的人投票給泛民,與投票給建制的,相差42個百分點;至於中年(40至59歲)組別,雖然投票給泛民的仍然佔多,但差距已經明顯收窄,只餘7個百分點;到了老年(60歲或以上)組別,情况更出現逆轉,投票給建制的已經反佔多數,而且多出近12個百分點。 青年人初出茅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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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運前後年輕人的投票模式剖析

過去一年,筆者在本欄分別撰文,以2015年區議會選舉及2016年2月立法會新界東補選的投票數據,來看看一個大家都關心的課題,那就是:雨傘運動後,年輕人的投票意欲有否改變? 結果發現,以區議會選舉而言,縱然2015年比2011年有所上升,但年輕人的投票率仍然遠低於長者,即年輕人的投票意欲要低於長者。同時,年輕選票佔全港整體選票數目的百分比,亦同樣低於長者,即年輕選票的影響力亦低於長者選票。 那麼立法會選舉又如何?在新東補選中,相對2015年區選,年輕人的投票率出現了勁升,反而老年的卻有所下跌;同時,年輕選票佔整體選票的百分比,亦超越了長者,即年輕選票的影響力大過了長者選票。 當然以上說的只是一次補選,未必作得準。那麼到了正式立法會選舉又如何? 較早之前,選舉事務處終於公開了今屆立法會選舉的投票數據,但近幾個月,筆者都忙於在本欄撰寫有關特首選舉的文章,到近日才有空整理數據,再結合上屆立選以及兩屆區選,共4次選舉的投票數據,終於可以勾畫出一個比較全面,比較雨傘運動前後香港不同年齡層的投票面貌。且在這裏與大家分享。 如果細閱表1,就年輕人的投票行為模式而言,我們可以察覺到兩大重要現象: 傘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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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整體的助人指數反思:為何被低估?

2014年年中,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發布了首次「香港助人指數」調查研究結果,當時發現本港居民熱中慈善捐款,78.8%的人都曾捐過款,但做義工的比例不高。兩年之後,本中心再次就此做出全港調研,隨機訪問了3016名本港居民,發現本地居民對助人行為的總體參與率由61.4%增長至80.4%。尤其是義工服務(包括由學校或公司組織的,或者慈善機構組織的)的參與率升幅最大,由39.1%升至88.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65歲或以上的長者參與義工服務的比率由2014年的19.2%上升至75.8%。 如此大幅度的增加或許令人驚訝。有趣的是, 當我們請受訪者分別對自己有多樂於助人以及香港人整體有多樂於助人給出分數時,兩次的調研結果都顯示受訪者普遍低估香港整體的助人水平。以7分為最高分,在2014年,受訪者對自己的助人水平評估為平均3.09分,而對香港整體的助人水平給出的是平均3.01分。2016年,類似的情況再次發生:受訪者給自己的打分為平均5.51分,明顯高於給香港整體的打分4.01分。另外,我們的調研還發現,本地居民的社會信任度在兩年間沒有明顯變化。 「媒體現實」與「社會現實」 為何大家各自都在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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