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銳輝:目標清晰 放榜安心

今天是中學文憑試放榜的日子。現在的放榜日,已不像以往中五會考放榜般,學生隨時要準備拿着成績單,趕上路去報讀學校。因為不少大專院校,早在放榜前已開始招生面試,並向學生提供有條件取錄,不少是成績能達到基本入學水平即可獲得取錄。因此,做好準備的同學,未必要成績很突出,已可以手持着兩三個有條件取錄回校看成績,心情也就安穩得多。未能取得足以入讀資助學位課程成績的同學,尤其是原本成績不錯的,常會不情願去報讀副學位課程,覺得是一種挫敗。因此,在剛過去的周末,我校就請了一些「過來人」校友與中六同學們分享經驗。副學位課程可以是進入大學的踏腳石,因為現時大學可以透過非聯招方式以校內成績取錄就讀副學位的學生,而政府也給予大學資源,額外增加大三大四的學額,取錄副學位畢業生。其中一位校友的經歷是,副學位第一年的GPA取得3.9,即成功獲香港大學取錄就讀一年級。此外,副學位畢業時取得GPA3.5或以上的校友,不少也能升讀大學三年級,從而一圓大學夢。就算不升學,一些高級文憑資歷,本身已是一個專業職級,是就業的起步點。那天,校友給中六同學的勉勵是:只要有目標,即使一刻成績未如理想,可能暫時兜轉了,但只要肯努力,目標定能達到。[張銳輝]PNS_WEB_TC/20180711/s00204/text/1531247510749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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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明樂:摺埋通識科

上回提及,文憑試通識科的及格率愈來愈高,學生的心態,也由認真思考演變為流水作業的填充式操作。「兩個論點一個駁論再加引言和總結」的框架,但求塞滿,胡混過關。最明顯的問題,是大家徒然浪費時間操練,漠視內涵。更大的問題卻是,萬千莘莘學子,就真的以為:框架就等於通識。此話何解?作答框架,每科都有。例如歷史科,總是要從經濟方面、社會方面、政治方面等等去作答。但我們都很清楚,這只是格式,不一定能夠盲目套用於真實歷史中。在真實的分析裏,也不一定是框架愈整齊分析愈獨到。通識科呢?由於它就像空氣,無處不在卻也無以名狀,唯一「揸拿」,就是框架。潛移默化,變成了審視問題的金科玉律。記得不下一次,當我在各大學教授「政府工AO/EO筆試/面試工作坊」,高材生們聽罷,呆了兩秒,問:「請問這個政策的兩個論點一個駁論是什麼?」「為什麼一定要有兩個論點一個駁論?」「因為爭議都是這樣分析的。」我啼笑皆非。由文憑試到大學畢業,事隔四年,還記得框架的,肯定都是勤奮的學生。但他們卻因為迷信框架等於真理,而失去了最珍貴的洞察力和判斷力。試想像老闆叫你分析沙士、金融海嘯、政改、雨傘運動……政治,就如人生,所有爭拗與危機,都比兩個論點一個駁論複雜多了。[黃明樂 wong_minglok@yahoo.com.hk]PNS_WEB_TC/20180522/s00196/text/1526925626815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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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惜姿:全民DSE

庫房水浸,財爺天女散花惠澤眾生,熟口熟面的派糖招數沒什麼好評論,唯獨政府代繳文憑試考試費以鼓勵人進修,叫人「O嘴」。香港地,哪怕是戲院早場,還是茶樓下午茶,只要稍微減價,有那麼一點著數,人潮便會魚貫湧來。你會驚覺此地民眾對價錢的敏感度,彷彿頭頂都裝了天線,接收各種減價信息。考文憑試不用付錢,網民紛紛嚷著要考,誓要「#全民DSE」。大律師想考英文,記者想考通識,幾十年前在會考拿幾個A的,他們都想知道拿五星星有多難。或者不是每個人都付諸實行,但觀乎睇早場和飲下午茶的民眾,湊熱鬧、貪得意的也大有人在。如果我是明年的文憑試考生,或他們的家長,我會怒不可遏。高中生奮鬥幾年,天天去補習,晚晚讀通頂,弄得滿臉暗瘡、不似人形,就是為與文憑試拼過,擠進大學窄門,成王敗寇,一試定終身。如今神聖的試場竟成了財爺派錢的遊樂場,身旁眈天望地的「老餅考生」,原來為了觀察社會,考試氣氛便不一樣。英語口試跟你同組的,可能是大律師,又或者是怪客,那些全副武裝、神經繃緊的考生如何應對?2019年文憑試的各科及格率或奪星率,因考生成分龐雜,成績將不能給以後的考生作參考。政府鼓勵港人進修本有很多辦法,此舉極為擾民。若可以,請財爺收回成命。[陳惜姿]PNS_WEB_TC/20180303/s00196/text/1520014041043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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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宇軒:「放榜」是甚麼一回事?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放榜,其實是一件什麼性質的事情?我們很易忘記,它也是一個分配資源(常說的「公帑」)的社會機制。它決定了一筆龐大的公共資源,要分給誰,不分給誰。 六萬多個剛成年、踏入人生第18個年頭的年輕人,忽然意識到身邊每個同齡的人,都變了競爭對手:每四個少年,將只有一人,在放榜後可獲得總數約80萬港元的資助,讀完一個學士課程。資助學士學位的成本,減去學費後的大約金額,是80萬上下。其餘三位少年,將得不到這筆人們時常忘記了的資助。將他們分開的,就是一場公開試的成績。 後者得不到的,不只是一筆公共資源,也是參與一次每人成本近百萬的學習和成長歷程。每年約有15,000位年輕人(今年大概就是25%人),在這樣的資源分配機制下,可去讀一個成本達百萬港元的學士學位——他們可說像中了獎,在18-22歲期間,可參與一次價值過百萬元的四年成長歷程。其餘的人,失去了這筆公共資源和這機會。 社會上75%的年輕人,因為公開試成績不在前列,是否就不應得到相等份量的公共資源,去支持他們在18到22歲期間的成長和學習呢?那成長和學習模式,是否必要像學士學位或現時高等教育的模樣,當然可以斟酌。可是,單就分配而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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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是文是理?或文或理?抑或是非文非理?

近來在網上有不少關於通識與科學之間的討論,身為一個理科本科出身,又受過通識師訓的教育工作者,筆者希望可以再補充一些觀點。 在將近大學本科畢業前,受筆者的論文導師提醒:其實筆者不是讀科學的人,大概是說筆者「對數據不敏感」之類吧。後來機緣巧合,進入教育界工作後,科學訓練反而令筆者從另一角度理解通識課程。雖說通識科是一科接近文科的科目,但其實不少相關技能及概念等都是與科學知識一脈相承。舉例說,通識科公開試卷一的 (a) 分題很多時候也有數據分析的考核在內;至於獨立專題探究(IES)的研究設計及資料分析部份,更是讓學生學習科學化研究方式的好機會。 說起思考方式與角度,筆者有個小觀察:選修理科的同學在通識科碰釘的機會好像比較高,個人估計可能與線性思維方式(Linear Thinking)與擴散性思維方式(Divergent Thinking)的分別有關。理科較強的同學因理科題目絕大部份只有一個解答,故此他們慣用線性思維思考問題。但通識科講求以多角度分析議題,若同學未能調適自己的思考模式,就可能會出現鑽牛角尖的情況。相對之下,選修史、地等科目的同學因比較習慣以擴散性思維思考,在掌握通識科課程要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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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埃貼士:如何作答本年DSE歷史卷

因為幾天前DSE歷史卷的資料題,考評局一時被網民盛讚是香港最有勇氣的政府機構。 不幸地給大家潑冷水,雖然考評局這些題目可能有新意,但是作答仍然是受限的,答案也不能暢所欲言,只能在考評局劃定的圈圈內發揮,不然會死得好慘。 就好像美國的歷史課雖然開放,但是非常忌諱提及左翼思想在美國的影響。例如美國歷史課本只教海倫.凱勒如何由聾盲人士成功大學畢業,以及提及馬丁.路德.金爭取民權;但是絕口不提前者長大後受左翼影響而加入工會運動,也不談及後者晚年覺得黑人僅有投票權並不足夠,開始醉心研究左翼思想。考試若談及左翼思想,恐怕是分數毒藥。 不幸的是,考評局的試卷內資料就香港政局和中共建國轉變,有很強的引導性,如果想把問題了解得深入,但極可能會低分收場,應該如何作答?我有以下山埃貼士(不過也可能高分,因為古人也有用山埃入藥)。 我的答案 就「是否同意香港前途問題提升香港人的政治意識」,我只會回答部分同意。自六四事件後,港人對政治的關心增加,強調民主認同和恐共,結果讓當時的港同盟及後來的民主黨在兩次立會局選舉大勝,親中派大敗。 不認同的是,香港前途亦局限了香港人的政治意識進步——由於恐共,當時的香港人「寧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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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室中的選擇題

近年在社會出現對立與分化,往往成為通識科的題目,亦是通識課堂的重點討論議題。例如,早年便曾有公開試題問及考生就發展大型基建,要求他們論證「應優先考慮整體社會利益還是個人利益」;也有題目問到「就中國目前的發展而言,經濟發展應優先於環境保護」。通識科一直強調的便是以這些看似分歧明顯的社會議題,利用其爭議性,訓練學生以不同角度提出論證,最終期望他們建立自己的價值判斷。但到底,這樣的價值判斷是一個怎樣的建立過程? 就以困擾社會多年的住屋問題為例,近年政府或發展商頻頻強調這是因香港土地不足,所以必要用盡一切手段找地。他們質疑「郊野公園是否神聖不可侵犯」,認為只要開發部分「生態價值較低」的郊野地方,對解決住屋問題將收立竿見影之效,但此設想引來不少環保人士的反對。這便是一個絕佳的「通識」議題,老師在設計課堂時,可以不同持份者的角度,包括政府、環保人士、普羅大眾、發展商等的利益轇轕,引導同學探討各人就社會發展的價值分歧;同學在學習此議題時,亦能跨單元地應用「可持續發展」、「發展與保育」、「生活素質」等相關重要概念。 正反對立 老師在設計課堂或擬題時喜以「滿足住屋需求優先,還是環境保護重要」這樣的二元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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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開心,如何活着?

今年DSE通識卷一,有一題擬將新加坡和香港的開心程度相提並論:「獅城」以平均7.56分,力壓「香城」的6.98分。 這種比較,其實意義不大。 開心不開心,有如飲水,冷暖自知。我的開心是否等於他人的?開心與否,其實相當主觀。何况,不開心其中一個來源,就是發現別人「好像」比自己開心。開心的死穴,就是比較。愈在社交網絡流連,愈感落寞。大概是人們總是將自己生活的姿彩展現人前,放閃、食好西、周遊列國,而可憐兮兮的我,卻在電腦前click來click去。 考題又要考生「解釋哪兩個香港生活素質的向度應優先獲改善,以提升香港的開心程度」。不用資料提醒,我們都知道香港的「政經社文環」都大有改善空間。政治層面,沒有普選,我們不開心。經濟層面,樓價創新高,我們不開心。社會層面,貧富懸殊,我們不開心。文化層面,廣東話被邊緣化,我們不開心。環境層面,綠化地帶、郊野公園備受威脅,我們不開心。 幾乎所有層面都可以令我們不開心。不過,改善了這些層面,我們是否就會開心? 這當然要通過具體的、經驗層面的社會科學研究才找到答案,而非「吹水」了事。但先要處理的其實是哲學問題︰開心是客觀的事,而非在主觀的心? 我不是說社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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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氛圍下香港歷史教育的處境:從DSE試題說起

「請問三位,你們認為在中小學教授香港、中國和世界歷史,是否同等重要?我們在教育下一代時,是否應該同時培養學生的本土、國民和世界公民的身分?」這道題目,原本是我在特首選舉論壇上希望向幾位候選人提出的。 日前揭盅的文憑試歷史科試題,引起市民,尤其是網民的廣泛討論。筆者當天先後接受新媒體、傳統報章以及網上電台共5個訪問,發現傳媒朋友大多關心個別試題是否抵觸了政治禁忌或底線。網上氣氛更加熱烈,社交平台上的一張試題截圖,竟然引來超過3,000個「分享」。有人為擬訂試題的考評局感到憂心,表示他們日後將受到政治審查,甚至「清算」;另一邊廂,有建制媒體訪問資深教師,借此提出題目難度屬大學程度,暗示對考生帶來不公;亦有自稱來自「愛國學校」的教師,在報章表示「希望各位不要再抱有狹隘的思維,認為愛國學校老師就會歪曲中國歷史。」的言論以作回應。在當今香港的政治氛圍下,以上情況實在不令人意外。然而,筆者期望從歷史角度出發,進一步審視這現象,並討論這事件為社會帶來甚麼啟示。 應屆歷史科有關「中國共產黨指導原則」的試題有政治含義嗎? 現時高中歷史科的課程共分為三大部份,其中一部分為:主題甲「二十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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