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回憶錄 談歷史教訓

最近看了許多回憶錄,有正面的、反面的,有本港的,有內地的。羅海雷寫他的父親羅孚(羅承勛),周恩來的衛士寫周總理,此外有羅瑞卿的兒子羅宇(也是狄娜的丈夫)寫的一本。還有四人幫爪牙的《戚本禹回憶錄》。這些書都有若干政壇內幕,也有引人入勝的故事。不過其中情節真真假假,有為自己的歷史塗脂抹粉的。最惡劣的就是戚本禹的兩大本回憶錄,在扉頁大書「謹以此書紀念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文革已為中共中央決議中確認為一塲浩劫,這家伙還敢於為文革招魂,真是可惡之至﹗功過三七開其實,俗語說,人無完人,金無足赤。世界上不少偉大的人物,都是既有功勛,也有缺點,哪有偉大到了極致?自奉為世界無產革命領袖的斯大林,死後還不是被揭發也是一個暴君,鎮壓反革命擴大化,殺了多少無辜的革命幹部和無辜平民﹗毛澤東生前說過,他死後能得到後人評價他三分錯誤,七分成績就很不錯了,即所謂七三開。毛去世已經40年,至今還不能說已經論定。有受害者認為他是一個暴君,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害死了多少人!但也有人認為他開國有功,成績是主要的。總之,歷史人物,要加評說不容易。秦始皇逝去逾千年,又如何評說?對人,特別是對時代有影響的人物,歷史上的評價總有反覆,要作定論不容易。隨着歷史資料的發掘和重現,對一些偉人的評論也就有了變化。不過,對毛澤東的三七開的論定,卻是可以「下錘」了,因為這是他自己生前自評的。當然,對毛澤東的對錯三七開的評論還是有爭議的。是三分錯誤,還是七分錯誤?在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從肅反、三反、五反、反右直到文化大革命,都是在毛澤東倡導和發動的,都不免有過左的成分。歷年從內地跑來香港的人及其後代,都會對內地的政治運動抱有反感,因此對毛澤東也就與官方的評價有不同的看法。這也難怪,身受其害的與冷眼旁觀的感受當然大不相同。蓋棺未定論所以,說毛澤東是三分錯誤還是七分錯誤?中國人民的看法與官方評定頗有距離,現在還不好妄下結論。中共中央當年作出的決定,還是有爭議的。所以當年鄧小平說作出的決議,只能是「宜粗不宜細」。因而連他也說,1957年反右鬥爭以後,毛的「錯誤就愈來愈多了」。甚至犯過「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大錯誤。但是他又說,如果否定了毛,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麼亂糟糟的一段時候,也不能說是一無是處。比如,外事工作就取得很大成績,中國的國際地位有所提高。1971年7月美國基辛格訪華,同年聯合國決定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之後,尼克遜總統訪華,中日恢復外交關係,這些都是成績。鬥劉少奇 搞大運動說起鄧小平,人們記得的是,他對毛澤東說過「永不翻案」。這個永不翻案,是對毛澤東在解放後的一切過左的行動不加翻案,還是對鄧的評價和處分不翻案呢,這就不知道了。上世紀60年代初期,毛澤東大談「階級鬥爭」,準備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對劉少奇指出大躍進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強烈不滿,準備要鬥倒劉少奇。為了鬥倒一個人,鬧了這麼大的一個運動,一個害死逾百萬人的悲劇,這才是真正的浩劫。俱往矣,讀回憶錄,就是要汲取歷史教訓,中國現代史的歷史教訓可多着,但人們汲取教訓了嗎?也許還要再待後人來評價吧。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6年8月6日) 書 毛澤東 文革 文革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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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文革的思想源頭:毛澤東思想基調檄文

上文(5月28日)說到毛澤東在1956年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出台後一段時間,對待蘇共全面批判斯大林的做法,其實並非後來外界想像中馬上全盤否定,大概有一半支持或模糊的態度。但自從報告2月出台後,國內外形勢在餘下10個月發生很大變化,尤其是向毛忌諱的方向發展,從而促使他完全改變了對蘇共的態度。這不但令他急於推行新一輪的整風即反右運動,且成為4年後中共蘇共徹底決裂的導火線,進而改寫了後來的冷戰歷史。這一年6月波蘭波茲南市工人要求加薪被彈壓,然後匈牙利共產黨及人民受到蘇共否定斯大林主義啓蒙,爭取命運自主結果受到蘇軍大規模鐵腕鎮壓。11月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在演講中,不但批判了斯大林個人崇拜,更批判由社會制度催生的斯大林主義,引起包括中共在內全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大論戰。暴露「與人鬥其樂無窮」思維日益恐懼的毛澤東在年底讓《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矛頭已轉為針對「全世界出現了反蘇反共高潮,國際共產主義隊伍思想混亂」,「當前反蘇反共浪潮,是國際範圍的階級鬥爭尖銳化表現」,「特別要講清楚斯大林的錯誤不是社會主義制度造成」,「那些離開無產階級專政而高談民主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是要求資本主義而反對社會主義(作者按:即後來毛澤東定義的黨內走資派)」,「當前的問題是教條主義(作者按:其意思其實更接近於官僚主義)還沒有肅清,又來了修正主義思潮,而且來勢兇猛」。那麼各國共產黨尤其是中共應該怎麼辦呢?毛澤東與人鬥其樂無窮的思維暴露了:「我們要硬着頭皮頂住,不僅要頂住,而且要反擊」,「主要鋒芒是反對修正主義(作者按:在國內主要是指黨內高層的走資派,在國外則是指蘇聯修正主義,簡稱蘇修)」,「把斯大林這把刀撿起來,給帝國主義(作者按:當時還未把蘇聯定義為「社會帝國主義」,所以專指美帝國主義)一刀,給修正主義一刀(作者按:其實已暗指赫魯曉夫領導的蘇共)」。至此毛澤東對待蘇共報告的少許溫情默默已一掃而空,企圖由自己重新樹立斯大林主義權威,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同時向黨內、蘇共、美國吹響反右、反修、反帝三大戰場反攻的號角。毛認為這三大國內外危機,決定了他必須推行「新三反」。這篇文章的重要研究價值在於,它是毛澤東往後20年的思想基調和主要檄文之一,奠定了翌年反右運動的主軸,以及10年後文革的思想根基,歷史意義非同一般。1956年國內政治形勢又如何呢?其實〈再論〉一文出台前個半月,即鐵托總統演講後4天,毛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有一些與〈再論〉不同,但又互相關聯的重要說法。為什麼在後來的文章中反而沒有寫進去?這點尚待研究考證。毛在發言中重提一年前被他打倒的「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認為這些裏通外國的更危險敵人,潛伏在中高級幹部中,隨時準備配合帝國主義的突然襲擊,進行「反革命復辟」。毛十分害怕:「像我們這樣的人,可能犯錯誤,結果鬥不贏,被別人推下去,讓哥穆爾卡上台,把饒漱石抬出來。」毛這種把國內外問題作主觀臆測、無限上綱的鬥爭習氣,在建國前已經萌芽。「高饒事件」鞏固了他的判斷,終於在文革中發揚光大,劉少奇、林彪成為被打倒的同類最高代理人。「毛式大民主」毛還全盤推翻了10年前自己在抗戰結束前後,為了反蔣奪權作出的「新民主主義」論述,認為「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幹部」,要搞的大民主,就是採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毛的獨裁專制思想至此完全表露無遺。為了預防和反擊,毛首次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大民主」,去對付「資產階級大民主」,亦即文革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表述前身。毛式大民主是如何操作的呢?「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狠狠地鬥一下」,也就是文革時全國流行的「鬥、批、改」,「鬥資批修」、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與人鬥其樂無窮」。附帶的好處,是無產階級的「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自延安時期開始,毛對官僚主義者已毫無好感,只不過從他的鬥爭順序來說,反右、防修、防止反革命復辟是主要的,是與反帝並列、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但官僚主義嘛,是次要的「人民內部矛盾」,只要借群眾之手輕輕教訓一下,繼續感恩戴德地為我所用,願意乖乖地當個奴才,那就功德圓滿了。鬥爭方式早在文革前10年現形這就是毛式拉一把、鬥一把,以民治官、以民鬥民的封建權謀平衡哲學。可見這樣的統治思維和鬥爭方式,早在文革前10年已全部現形,只是黨內外都未加以注意預防,繼續奉之為神明,終於演變成全國山河一片紅的全民浩劫。再追溯下去,其原始思想又來自於秦朝加明朝的嚴刑峻法,法家為主、儒家為輔的封建理想國。從毛自小學習的內容,曾崇拜洪秀全和孫文等,皆是其雜家式的吸收對象。不過這離開文革主題比較遠,屬於另一個研究範疇了。但研究文革歷史的人,必須記住1956年是中國政治思想急轉彎的開端。(下篇)作者是澳門時事評論員原文載於2016年6月17日《明報》觀點版 文革 文革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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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拓的死:文章滿紙書生累 人間長記此深情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文化大革命50周年,曾經興風作浪、釀成十年浩劫的中央文革小組,最後成員戚本禹終於病死了。當年,戚本禹靠一枝筆與姚文元等極左悍將,被毛澤東稱為「南姚北戚」,指鹿為馬,害死了無數的知識分子。但戚本禹靈堂的輓聯,竟寫上「光明磊落一生正氣,作風淳樸品德崇高」,彷彿忘記了文革刀筆殺人的罪孽。據說,直到晚年,戚本禹仍不承認他對文革悲劇的責任,還厚顏的說:「我沒有指揮過打人殺人。」在意識形態凌駕一切的時代,筆如刀,殺人如草,何須親自指揮?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他的刀筆迫使《人民日報》前社長鄧拓自殺而死。鄧拓是極有才華的知識分子,常掛在心的是:書生習氣不可無。這書生不是呆在書房,而是走在抗日的烽火路上,寫在黑白分明的文章中,如他贈友人的詩所言:當年風雨讀書聲,血火文章意不平。他一直對共產黨忠誠,直到毛澤東大鳴大放和反右運動,導致劉少奇與毛澤東的路線分歧,作為《人民日報》社長,憑現實與良知站在劉少奇一方,而他的社論更觸怒了毛澤東。毛澤東遂公開批評鄧拓:書生辦報,死人辦報。鄧拓深知留不下去了,便在鬱鬱不得志中,離開了《人民日報》。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報社同人的告別宴上,書生習氣又來了,他寫下一首感人至深的詩:筆走龍蛇二十年,分明非夢亦非煙,文章滿紙書生累,風雨同舟戰友賢。書生辦報,一士諤諤,何罪之有?詩雖言志,但種下以言犯上的禍根。離開了《人民日報》,政治稍平穩後,經不起同事的邀約,寫下《燕山夜話》與《三家村札記》的雜文,抒發胸臆,針砭時弊,為政治八股的時代輸入正氣的風尚。好日子總不長,毛澤東兩個文字打手:南姚北戚,姚文元評「海瑞罷官」拉開了文革序幕,戚本禹起草了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更藉鄧拓文章誣陷他為「叛徒」。鋪天蓋地的批判,萬念俱灰的鄧拓,經不起戚本禹最後的一擊,在一個寂靜的深夜自盡了,他的死見證了知識分子的悲劇,也印證了他的詩:文章滿紙書生累。文化大革命50周年,毛澤東最後一個文化打手戚本禹死了,他的回憶錄剛面世,對那一場延續10年、死去2000萬人的文革,死不悔改。歷史不容歪曲,被戚本禹誣陷「叛徒」而自盡的鄧拓,就是對文革血淚的控訴。鄧拓,是一生跟共產黨走的書生,在鳴放和反右歲月,他領導的《人民日報》沒有響應毛澤東的「陽謀」,被批評書生辦報;往後更寫文章針砭時弊,種下殺身之禍,而戚本禹借助毛澤東的權威,定性鄧拓為叛徒,受不住全國的謾罵,鄧拓以死明志。一個寂靜的深夜,他給妻子丁一嵐留下遺書:「你們永遠不要想起我,永遠忘掉我吧。我害得你們夠苦了,今後你們永遠解除了我給予你們的精神創傷。永別了,親愛的。」但鄧拓的家人,真能解除叛徒的創傷嗎?在那恐怖的時代,鄧拓自盡了,妻子還來不及悲傷,便要趁警衛未醒來之前,膽戰心驚地銷毁一切惹禍的遺物,然後才讓政府抄家。政府的決定是:丁一嵐不准告知孩子,他們的父親已死。兩年後,消息傳開了,孩子回家追問,她還要請示政府後才敢跟孩子說,父親確實死了。鄧拓的骨灰也不能放在家,怕紅衛兵隨時抄家搶走骨灰,只能將骨灰送到親人的家,等待黑暗的日子過去。等待是漫長的煎熬,丁一嵐工作的機關,整整5年沒有人敢跟她說話,只能在絕對的寂寞與孤獨中過活。然而,無盡的痛苦總有療傷的辦法。每年鄧拓的死忌,她會寫信傾訴內心的憂傷,把信點燃算是祭奠,照亮了陰陽的世界。她更將鄧拓年輕時送她的、寫滿深情詩句的絹絲手帕,縫在絲棉襖的大襟內,日間穿在身上,視為鄧拓的守護和安慰;晚上蓋在被面,視為溫暖的精神支柱。那是超越生死的愛,如此堅貞,像鄧拓年輕時送她《心盟》的詩:如此年時如此地,人間長記此深情。如今,讀着鄧拓與丁一嵐的悲劇,彷彿看到那時代,神與魔、人與鬼、愛與仇的盲目瘋狂。中國,像一個着了魔的民族,創造自己的神去殘害他的人民。如今,時光雖走過50年,但文革的悲劇不應被遺忘,歷史仍在提醒善良的人們要永遠警惕。原文分上下兩篇,此篇為合刊。原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5月13日及5月16日)。圖片取自人民網。 中共 文革 文革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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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毛澤東遇上六四事件

各位讀者見到上面這個標題,大概十居其九都會先入為主地以為筆者嘩眾取寵,居然在一份著名的知識分子大報上惡搞穿越,玩弄歷史,欺騙世人,應受唾罵,對吧?不過筆者相信只要論據充分,何妨暫時拋開正統史學,在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基礎上,多角度分析研究爭議性問題,擺脫沉悶的線性思維,為血腥沉重的血淚史注入一點活力與新養分,相信反而有助於回過頭來,進一步看清主流歷史的對與錯。這總比因為27年前那段歷史太沉重血腥,認為與身處的時代格格不入,缺乏興趣繼續關注,從而令當權者鬆一口氣,要來得有意義吧?「忘記歷史,意味着背叛」。「一個忘記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民族」。對於陸續有人一朝得志,忽然忘記,又有人不斷宣揚,要求新世代主動跟27年來偉大的民間抗爭運動及其歷史切割,不應再用傳統無意義的方式悼念民主先烈,以此作為世代交替先進性的標誌,來彰顯其本土自主意識的獨特,那請先讀一讀上述兩位先哲的金句,再從普世價值和人類良知的角度,獨立分析、撫心自問,自然就不會人云亦云。今年是毛澤東去世及其領導的文革結束40周年,而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發生在這之後13年。所以在現實世界中,兩者當然不可能在同一時空中相遇,由毛澤東決定這場自發民主運動的結局。但不妨從毛的性格及其講過、做過的事,去研究毛、鄧二人,在對待群眾運動時的手法,到底會否相同?毛害怕一開槍萬劫不復2015年4月24日,筆者在本報神州論壇〈牢記六四 毋忘四五〉一文中,已簡介了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民主運動中,毛澤東只是下令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吳德負責清場行動。面對200多萬聚集民眾,官方只動用1萬名首都工人民兵、3000名民警、1600名北京衛戍區步兵。以銅頭皮鞋、皮帶、木棒作武器,抓獲388人,拘捕了其中十分之一人,打傷了數百人。其間沒有人帶槍,當然由始至終未開一槍。這是偶然的嗎?非也,早在1950年代反右運動,其實已提前反映出毛澤東將會在19年後結束事件的底線。他當時的講話就是最好的證據。1957年1月毛在內部講話中曾警告說:「不要輕易使用武力,不要開槍。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慘案(作者按:筆者在去年4月3日本報神州論壇〈段祺瑞侄孫(六四)被殺 成大時代縮影〉一文,已嚴肅否定了這一以訛傳訛的主流說法),就是用開槍的辦法,結果把自己打倒了。我們不能學段祺瑞的辦法。」這段話清楚表示毛尚有自知之明,十分害怕一開槍萬劫不復,從此威信掃地。他認為黨外勢力就是要逼他走這一步,所以絕不能上當。還有沒有更早的證據呢?當然還有。水能載舟 亦能覆舟在《炎黃春秋》前社長杜導正所著《趙紫陽還說過什麼?》有云:「1990年9月27日上午,蕭克一位秘書對他說,去年六四時,蕭克等7位老上將上書中央,反對開槍鎮壓。那時我們在蕭克身邊,七上將上書後,仍有幾位上將來電要簽名。我們答:你們自己上書吧。蕭克在旁補充說,王平也上書了,是單幹。他說,事後李先念給張愛萍打電話,說國家已到生死關頭,不開槍不行。張愛萍答:我沒感到什麼生死關頭。以後王震打電話給張愛萍批張上書事。張答:我是接受歷史教訓的。東北解放戰爭時期,老百姓哄搶我軍繳獲的軍用物資。我們急電中央,請中央指示能否開槍。毛主席答:你們這是要中央承擔開槍的責任,辦不到!要不要開槍?你們自己決定。這位秘書說,蕭克上書後,心情非常沉重。6月3日夜聽到大街上槍聲大作,蕭克難過地說:這下完了!以後兩餐飯吃不下去。」這一段既有歷史,又有歷史中的歷史精彩內容,進一步把毛在建國後反對動用軍隊向人民開槍的歷史加以旁證,並把時間再前伸到約1948年建國之前。為什麼他在這一點比鄧小平英明?也比鄧小平害怕呢?原因在於毛的封建帝皇思想比鄧嚴重得多,對中國歷史認識也深刻得多,至死前仍在看《明史》、《二十四史》,自然明白中國歷史遍佈農民起義,明白農民這樣的水能載中共的舟,亦能覆中共的舟,所以才不敢向人民開槍,更遑論動用坦克了。精於借刀殺人 更具封建色彩但毛不直接開槍,卻精於借刀殺人,文革中發動工農和學生鬥垮官員、知識分子和右派,更具有封建色彩。故此兩人處理群眾運動孰優孰劣,實無從說起。只能說毛若能活到六四,天安門應該真的不會死人,但事後大規模監禁、批鬥、勞改,情况不一定更好。至於傳聞雨傘運動中,當局沒有開槍的原因,其實上面已多少能找到答案。不過如果勇武抗爭是把成功寄託在這樣的浮沙之上,只能說太天真太儍。還是那一句,要抗爭就要知己知彼,先好好學習中國古今歷史吧。自以為跟歷史劃清界線,文革早已發生過,結果就是被毛澤東利用了10年。希望下一個10年不會這樣。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6月11日) 六四 毛澤東 文革 文革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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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文革的思想源頭:1956年

上文簡單回顧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共頭兩次黨內鬥爭史。雖然其規模及殘暴程度跟文革相比,可謂小巫見大巫,不過那種敵我不分、真假不分、善惡不分、人鬼不分、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的邪惡種子,當時就已播下,到建國後遇到更適合的政治土壤,終於一發不可收拾,快速蔓延全國。從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到1966年文革之間,除了1950年代初的鎮反、三反、五反等針對舊政府黨、政、軍漏網人員,即所謂反革命分子的全國性抓捕工程外,僥倖未擴展成為全黨、全國、全軍、全民的瘋狂政治運動。然而文革的思想源頭,正是在國共內戰開始的1946年,與文革開始的1966年之間,即1956年不幸萌芽了。事情的發生,要進一步追溯到反右運動之前的蘇聯及東歐集團。今年正是這一影響全球社會主義陣營的一系列大事60周年,可惜人們普遍都忘記了,以致只知文革不問源頭,這不是一種科學的探索精神。因為歷史從來都是環環相扣的,切忌割斷之間的聯繫,孤立地去做表面文章。1956年2月24日晚蘇共二十大秘密會議,中共代表團並未參加。會後不久西方傳媒開始披露內容,3月10日《紐約時報》陸續刊登全文,新華社馬上翻譯,中共才發現一場政治大地震來臨了。一周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10人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專門討論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對國內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毛當時反應不像後世研判,而未對此持完全否定態度。據吳冷西回憶,毛雖未閱畢全文,但初步定調兩點:一是指揭了蓋子,即揭露了蘇共及斯大林諸多弊端,有助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因此是好事;二是捅了漏子,指內容及方法上過了頭,有嚴重錯誤,用現在的政治術語就是政治不正確,那當然是壞事了。由此可知,毛此時的心態是喜憂參半,這跟後來反右運動開始時心態很相似,思路亦有連貫性。換個角度,這亦反映了毛對斯大林的內心想法:雖然厭惡,但絕不能在黨內否定,更遑論黨外了。所謂對領袖功過「三七開」、「六四開」等黑白二分評價,逐漸由評價斯大林開始形成。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 刺激毛澤東由1956年開始這種傳統,就一直延續到中共至今對毛的歷史評價,以及對鄧小平的評價。亦要注意自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後,大大刺激了毛澤東對黨內重臣疑神疑鬼的想法: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周恩來、鄧小平,這些在黨內外足以功高震主的左右手,全部都是被他處處防範的「中國赫魯曉夫」,分別在反右和文革受到毛的迫害。按毛的思路和心態去理解,他們主要被視作應該打倒的類別之一:黨內修正主義分子,即使劉少奇表面罪名是「叛徒、內奸、工賊」也罷。總之生前畢恭畢敬、死後可能全盤否定的黨內隱患,都必須在他生前剷除。可笑的是在斯大林眼中,毛澤東同樣是當時社會主義大家庭中「半個鐵托或準鐵托」,即半個修正主義或準修正主義分子罷了。毛初期這種對蘇共秘密報告相對溫和、有條件地接受的態度,反映在同年4月〈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月底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即後來被解讀為「引蛇出洞」的「雙百」學術方針。但同年底〈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中,已依稀可見其心態逐漸發生了轉變,這中間究竟又發生了什麼大事?對毛帶來了哪些更恐懼的思想衝擊?使其政治態度由相對開明、局部接受否定斯大林,變成完全不能接受?其對文革又提前埋下了哪些影響深遠的種子呢?(中篇)原文載於2016年5月29日《明報》觀點版 毛澤東 中國 文革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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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遺害與今日中國

文化大革命50年前爆發,歷時10年。由於這場運動破壞中國傳統文化的程度、範圍都是歷史罕見,因而也有歷史學家稱為「十年浩劫」。但現時香港竟有極左團體,慶祝文革發動周年紀念,高舉所謂毛澤東思想。這種做法疑似借紅打紅,啼笑皆非。但文革運動的遺害,不可忽視。回顧這場運動的起因,固然與中共內部權鬥有關,但同時也是中共建國運動思想發展的頂峰。為了實現馬克思主義預言的歷史最後階段,建立共產主義社會,誓要鬥倒「萬惡資本家」、「資本家的走狗」不可。但這種所謂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想法,只是按鬥爭原則實行,集中批鬥對抗力量,根本就沒有考慮如何着手營造新秩序。從1949年建國以後,雖然各種政治運動都已把中國內的資本家鬥死,但共產主義社會卻未出現,於是鬥爭原則應用便由黨外部轉移至黨內,也即在黨內找所謂的敵人。典型例子便是當時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標籤為「蘇聯式修正主義」,破壞中國共產革命。所以文革可說是中共的「自殺運動」,許多忠實的中共黨員也在這場鬥爭被鬥死。民間觀念與制度脫軌愈來愈嚴重經過「十年浩劫」,中共高層自此意識到,不能再用鬥爭原則處理經濟問題。於是中共便拋棄共產主義理想,轉至實用至上、唯利是圖的想法。50年後,雖然中國的社會、經濟有一定的進步,但文革的影響卻遺害無窮。當時流行「破四舊、立四新」主張,傳統文化幾近連根拔起,但卻不見得因而建立新文化秩序。民間因為缺乏傳統道德觀念制約,人的原始動物性便演變為劣根性,橫行無忌,例如中國遊客的不文明行為,遠比其他國家遊客要多。但要數劣根性影響之大,莫過於現時中國的資本主義觀念。在很多中國商人眼中,就只有獲取最大利潤原則,其他道德問題根本不需考慮,因而毒食品、豆腐渣工程便比比皆是。雖然政府極力呼籲商人要按良心做生意,但毒食品、豆腐渣工程問題仍然有增無減。相比其他國家,中國的資本主義是更徹底的資本主義。當然,中共高層也意識到價值觀念崩潰問題,於是不時高調宣揚傳統儒學觀念。但政府有多了解傳統道德價值,又有多大決心在制度內推行這些傳統價值,大家有目共睹。雖然文革使中共明白「自殺運動」的恐怖,轉而接納資本主義,決心推行中國現代化,但不代表中國現代化運動走上正軌。一方面中共強調社會、經濟要現代化,但政治制度卻堅持維持在前現代的獨裁階段。換言之,中共只是把現代文化肢解為幾部分,只選了對自己專權有利的經濟現代化,對自己獨裁不利的自由民主政治部分則極力排斥。於是民間出現了現代化經濟制度、生活,與政治、法治觀念維持於前現代的古怪結合,也是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但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民間的觀念與制度脫軌問題愈來愈嚴重,社會根本無法整合而建立穩定秩序,維權事件因而無日無之。這種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模式高增長的經濟制度還可以維持多久,已令人甚為擔憂。盲目崇拜權威想法仍揮之不去文革50年後,我們見到更多文革年代的照片。群眾瘋狂投入文革運動的程度與數量,絕不比德國納粹、意大利法西斯統治時代低,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三者的主張不一,但都有一個非常明顯的共通點,就是群眾把領袖人物神化崇拜。一小撮人神化政治人物,為害或許不大;然而一旦所有國民放棄理性反省是非對錯,預定領袖是人而神,做事永遠不會出錯, 事事順從領袖,則為禍深遠了。 或許今日中國民間已擺脫了把領袖神化的想法,但盲目崇拜權威的想法卻仍然揮之不去。這種「只問關係、不問是非」的思考方式,就肯定將會是國家的厄運。難保另一個文革不會在中國出現。作者是旅德學者原文載於2016年6月2日《明報》觀點版 文革 文革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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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文革的思想源頭

5月16日,一般認為是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50周年的黑色日子。這源於當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出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亦即歷史上臭名昭著、俗稱的「5.16通知」。雖然在歷史學界,對這一天應否被視作文革的開端,目前仍然存有爭議,不過已取得多數共識已是不爭的事實。文革及之後半年澳門所發生的「12.3事件」,也成為了翌年香港「六七暴動」的推手及前奏。今日香港政壇一些仍然活躍的建制派大佬,亦即當年的造反派、港式紅衛兵,對此應該不會健忘吧?對這一天的印象應該特別深刻吧?所以要清楚今日港事的來龍去脈,讀者諸君又怎能不多認識文革的根源呢?中國處「亞文革」狀態了解歷史,才能更好地建設未來。目前兩岸關係面臨倒退、中外關係空前緊張、北京打壓港澳民主政制發展無所不用其極,是由於中國已再一次處於歷史的十字路口,處於「亞文革」狀態,是由於40年來對文革清算不徹底所致。今日要爭取民主,不能再以硬碰硬,而是要知己知彼,必須先了解中國現代史。要了解中國現代史,必須要了解中共。要了解中共,最好的反面教材就是文革了。今年合該是多事之秋,既是鄧小平等中顧委(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八老,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和八六學潮30周年;也是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去世,四五天安門民主運動及文革結束40周年,林彪事件45周年等等。當然還包括了下文所講到一段更早期的黨史。這當中都或多或少脫不了跟文革的直接或間接關係,而文革的思想根源到底又來自何處呢?記得當時最高官媒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流傳甚廣有一篇文章,名為〈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而要了解文革的邪惡思想是從哪裏來,就必須先追溯到中共自己都不知道紅旗到底能打多久,還是流寇時期的艱苦歲月了。延安文藝批判 奠定鬥爭模式這段不堪回首的歷史要追本溯源,遠因乃是中共內鬥內行、與人鬥其樂無窮的叢林獸性本質使然。早在南昌暴動3年後的1930年,毛澤東還未上台,王明在中央蘇區即江西瑞金根據地,就引進和活學活用斯大林在全國「肅反」的紅色恐怖統治模式。借口「清查AB團」,發動第一次打擊異己的殘酷政治運動,濫捕濫殺無辜首開中共特色暴政先河。抗戰進入相持拉鋸階段的1942年,滿腹經綸的毛澤東不思全力抗日,卻一方面思量如何加快與日軍的秘密談判,企圖進一步借日軍之手削弱國民政府,與國軍製造更多的小摩擦並擴大地盤、擴軍備戰,另一方面又把矛頭指向黨內。毛澤東親自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文作為導火線,首次引爆對王實味等文藝界的批判,並進一步把目標轉向黨內高層,鞏固了自己的權力,清除了異己,埋下了個人崇拜的基因,奠定了日後黨內政治及權力鬥爭的基本模式,亦為建國後中共推行反右及文革等政治運動所全盤繼承。這方面的研究論述,首推高華先生的出色遺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對文革的遠因,已有中外公認權威性的清楚說明,筆者就不在此班門弄斧了。(上篇)文:黃東作者是澳門時事評論員原文載於2016年5月20日《明報》觀點版 文革 文革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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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文革才能捍衛改革開放

5月17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對近期圍繞文革的爭論作了定調性表態,內地各大新聞網站都全文轉載。署名文章為何會有一日時差?這篇題為〈以史為鑑是為了更好前進〉的署名文章,登在人民日報要聞版。作者「任平」是人民日報評論組的筆名。該文重申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革的結論:「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文化大革命在理論和實踐上是完全錯誤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任文特別強調要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文章表示,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將堅決維護對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結論,決不允許這樣的錯誤重演。值得注意的是刊登的時機。5月16日是標誌文革揭開序幕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5.16通知)發表50周年。按慣例,相關評論應該在當日見報,但是該文卻在翌日凌晨上網,早上見報。為什麼會有這一日時差?更值得注意的是,5.16當日,微信朋友圈中所有關於文革的鏈接,包括支持否定文革的文章均被屏蔽,深夜任文發表後,網警才高抬貴手。有人估計,這是因為高層要觀察國內外的反應後再表態,以便後發制人。但另一種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就是中央高層內部未統一認識。事實上,近年颳起的肯定文革風潮,不僅僅是部分網民所為,不少體制內重量級人物都在台前幕後參與其事。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就曾發表長文,聲言「階級鬥爭是不可能熄滅的」,並全面論述和肯定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學說。而此學說正是發動文革的理論基礎。翻案實為發泄對改革開放不滿中南海最終打破沉默,並不值得奇怪。這場爭論絕不是一場單純的評價歷史事件的學術之爭。它不但影響當今政壇的變化,還直接關係中國未來的走向。這場翻案活動表面上在頌揚文化大革命,其實是在發泄對改革開放的不滿。近年互聯網上「批鄧」文章多不勝數,而且擴大至其接班人,指名道姓斥鄧、江、胡為「資改派」。對這些出格論調,網管竟視而不見。在文革50周年前夕的各種「紀念活動」中,鄧小平再次被扣上「死不悔改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帽子。這些人的真正目的,是全面否定已實施30多年,為中國帶來翻天覆地變化的改革開放政策。他們把近年揭露出來的官場腐敗全部歸咎於改革開放,鼓吹再搞一場文革來「解放受苦受難的中國人民」。說明了深入改革的必要誠然,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確實出現了不少問題。有些是壞人利用改革辦壞事,例如有人趁股份制改革之機,將國有企業化為己有。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則導致愈來愈嚴重的貧富懸殊。另一些問題則是當局決策失誤所致,例如把衛生事業產業化,其實是濫用市場化原則,最終造成高藥價、高收費,民眾看病難、看貴病的惡果。上述問題的出現,主要因為當局在推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沒有適時推行政治體制改革,因此未能建立和健全監察和制衡機制。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話來說,就是未能「把權力關進籠子裏」。因此,這些問題不但無法證明改革開放做錯了,反而恰恰說明了深入改革的必要。現在有人宣揚文革期間民眾生活比現在好。例如說,當時月薪38元,卻可以養活一家10口。因為豬肉6角3分一斤,一個月工資就可以買60斤,幾個月都吃不完。此話雖然不假,卻隱瞞了重要事實:當時肉類憑票供應,每人每月只發半斤肉票。還有人說,文革時工農群眾有當家作主的自豪感。其實,當時大搞階級鬥爭,對少數「階級敵人」專政。這種靠壓迫別人形成的自豪感本來就不足取,而且完全不能令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善。如果不是捂着良心說話,誰都不會否認今日農民生活和文革時不可同日而語。錯估形勢逼習近平攤牌 自討沒趣中央終於出手反擊為文革翻案的風潮,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人要把習近平拉下水。這一企圖在5月2日於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在希望的田野上」紅歌會上暴露無遺。會上大唱文革時期的歌曲,背景出現文革期間的宣傳畫和大幅標語,給人以時光倒流的感覺。晚會特地安排了《包子舖》、《不知該怎麼稱呼你》等歌頌習近平的歌曲,而《在希望的田野上》則是習近平夫人彭麗媛的成名作。往常舉行紅歌會,會有歌頌幾代領導人的歌曲;這次紅歌會卻只歌頌毛、習兩人,舞台布景板上交替出現毛和習的身影。如果聯繫近期互聯網上有人鼓吹「習總是繼毛主席之後最偉大的領袖」,以及對「資改派」口誅筆伐的情况,不難發現,有人要把習近平包裝成毛澤東文革遺產的繼承人。4月下旬,習近平曾到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發祥地」的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調研,專門接見當年冒着坐牢危險打紅手印、推動分田到戶的領頭人。此舉其實已是以行動表態。也許為了維護黨內團結吧,他當時沒有正面回應肯定文革、否定改革的聲浪。一些人卻錯誤估計形勢,一廂情願地逼他攤牌,最終自討沒趣。原文載於2016年5月25日《明報》觀點版 習近平 文革 文革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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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50年:誰敢撕《毛語錄》擦屁股?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也是我遭受寃假錯案五十二周年。兩個「周年」疊加,佔據了我大半輩子。看着身上的傷疤,令我痛之又痛,苦上加苦,秉筆疾書。我出生於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即一九四二年,被稱為「生在舊社會」。卻是「長在紅旗下」,在「新社會」受學校教育。學醫畢業被國家分配到市人民醫院當醫生,做「白衣天使」,這是多麼榮耀和崇高的職業啊!我真的能為人民服務了!由於父親不堪因「右派言論」被押回鄉飢寒熬病,一九六二年深圳邊境大開放時到香港討生活,母親也接踵千里尋夫。我卻因此被株連而受「勞教」三年,又因疊加「文化大革命」,多捱了兩年半,共受牢獄之災五年半。「平反」之後獲准赴港侍奉高齡父母,居港近卅年,盡心盡孝地善終了慈愛的雙親大人。勞教場建有高牆,我在高牆內外都生活過;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也都生活過;如今年過古稀,看官,你說會不會沒有感觸?高牆外之一:表哥遇害。大表哥蔣翠岩,又名茂芝,字怡;人們䁥稱他為「老岩」。廣西興安縣人,是我三舅父的長子,鄉村教師。平時和藹可親,為人厚道,敬業樂業,關愛學生,深受學生擁戴,人緣極佳。「文革」時一九六八年八月遇害,棄屍河邊,終年三十九歲。遺下妻子及兩女兩子。究其死因,除「成分高」,是「地主仔」外,別無其他解釋。高牆外之二:穿腸破肚。梧州余智章醫師被殺害的事件,轟動了全市,乃至轟動了全廣西。他是我娘親誼兄的哥哥,族派第六,我們叫他六舅父。我們祖母和兄弟姐妹身體不適時,常勞煩他上門治理。「文革」時一九六八年某天,半夜三更有人拍門,聲稱「查戶口」,他披衣開門,即時被來人用牛耳尖刀捅入腹部,白刀進,紅刀出,當堂斃命,撲倒門前,全市炸開鍋了!那時小妹才十二三歲,聞說此事,不聽祖母勸阻,跑去現場,看見屍體一具,倒臥在血泊中,腸臟也漏了出來,狀極恐怖。小妹回家後許久不敢獨處,不敢獨眠,要緊摟祖母才肯睡覺,還會晚晚發噩夢。後來查案,亂世之中,當局不知緝到兇手沒有?高牆外之三:市長自縊。我從高牆之內回到家中,赫然知悉梧州市長還寄萍在「文革」中自縊而死。關於這位還市長,我有兩點印象:一是我梧州祖居的屋契,官方簽具的就是「市長還寄萍」的大名。二是我父被押離梧州回鄉「監督勞動」後,因梧州家中老少八口生活窘迫無着,曾多次向各級行政領導遞交報告,要求結束流徙,准予回家;但都如泥牛入海,了無消息,這也包含了三份直接寄給還寄萍市長的申述求助函,令我們由熱切期盼至徹底失望。如今還市長竟然也會「壽星公吊頸」,箇中原委,我們平民當然不得而知。這真是「老革命遇着新問題」,革命革到自己頭上,老革命過不了「文革」關。他為什麼不按偉大領袖指示「風物長宜放眼量」,而要自絕於黨和人民呢?只有天曉得!高牆內之一:撕用語錄。秦水生,不足卅歲,桂林地區臨桂縣人。胖嘟嘟的,老實敦厚,因為糧食不足,挖了生產隊的紅薯,視作偷盜公物,被送勞教。他幹活不惜力,能完成定額,還願意幫助他人,因而人緣很好。不料「文革」期間,一九六八年四月某日,被人發現他撕《毛語錄》捲煙,立刻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在「積極分子」暴打之下,昏了頭腦,竟然還「招認」用它來擦過屁股。這下子更不得了,在某晚「學習」中,被跪礦渣、「向毛主席叩頭謝罪」,分隊長張幹事一聲「打倒現行反革命」,十幾個積極分子拳腳交加,打到他即時吐血,五官出血,牙齒脫落,頭臉青紫瘀黑,全身紅腫損傷,呻吟道:「我錯了,我不反革命了,我不想死呀!」因為他「罪惡嚴重」,晚上也被五花大綁,不能睡眠,也動彈不得,半夜值班員向幹部報告:「秦水生玩完了!」出人命了,空氣似乎凝固起來,全隊人心惶惶。高牆內之二:音樂奇才。陳石安,三十來歲,某艦隊文工團團員,不知為什麼被劃成右派。他帶一副銀邊眼鏡,溫文爾雅,多才多藝。能玩任何樂器,二胡拉得呱呱叫,甚至能用一片竹葉吹奏曲子。毛筆字寫得很好,隊部叫他負責搞宣傳,出壁報、寫大字標語、搞文娛晚會,他都幹得有聲有色。在「文革」期間,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被編入挖礦隊,在極度驚恐狀態下,在一個四十度高溫天氣中,昏倒在「龍口」﹙挖礦的礦坑﹚,被人用篸簊抬回隊部,衛生員(不稱作「醫生」,外界某醫院的右派院長)說是重度中暑,緊急處理後,即轉送場部醫院,未到半路便斷氣了。高牆內之三:五花大綁畫毛主席像。我的初中語文老師謝芳貴先生,廣西橫縣人,丹青世家,其父在橫縣縣城修理鐘表兼作碳相營生,他自小耳濡目染,頗有藝術天分。他曾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隨軍到梧州,進入梧州歌舞團搞美工,後去廣西大學中文系進修,再入梧州二中教中文。他年輕力壯,意氣風發,自詡「梧州第二支畫筆」。一九五七年被劃為右派開除教職,回到橫縣修理鐘表,不料又被誣「倒賣手表」,「投機倒把」,被送去勞動教養。在教養場師生相遇,不勝唏噓。在文革「颳十二級颱風」期間,他又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夜間被批鬥,白天被五花大綁,要爬上高架,畫《毛主席在北戴河》、《毛主席去安源》、《偉大領袖毛主席》等大型油畫,十里開外,清晰可見。以綑綁的囚徒,畫巨幅領袖肖像,恐怕只有在中國,才有如此咄咄怪事!勞教歲月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淒風苦雨離梧州,勞教定期三年,按理應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夠期。若連在拘留所的那個月也算在內,則到期日應為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掐着手指計算,歸期不遠矣!由於我一貫「安心改造」;盡力勞動,從只能挑六十斤,進步到顫巍巍地挑二百八十斤;學習積極,主動讀報;能背「老三篇」(是指毛澤東的《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三篇短文,主要闡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為人民服務」、「艱苦奮鬥」的理念。其「老三篇」名稱由林彪最早使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國大陸學校各年級只學習《毛主席語錄》和「老三篇」,不上文化課,後來擴展到全國各階層,人人都要背誦)。因此,長期以來我獲評「積極分子」。有一些事情,例如值夜班、看守逃跑者、在「警戒線」以外工作等,應由「積極分子」幹的,我常有份參加。如無意外,平平安安,一九六七年底,我便可以回家了。平地一聲驚雷!意外之孬事,竟然會從天而降: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一場名為「文化大革命」,實為「大革文化命」的「運動」,在中華大地,不幸爆發了!這時的勞教場、勞改場,不說放人,連蒼蠅也不放一個出去。夠期者引頸以待,歸家日遙遙無期。人們私下忖思:這下可變為「無期徒刑」了!天涯何日是歸期?人們心灰意冷,惶惶然不可終日!社會上爆發運動,變成狂熱的社會。這種狂熱,經過幹部的渲染,由初時的神秘,而變為具體,甚至擴大化、造神化,成為「刮十二級颱風」。文革為的是什麼一九六六年九月,東北大漢李指導員給全隊勞教人員作報告,拉大嗓門說:偉大領袖毛主席,為了反帝防修,打倒黨內走資派,發動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祖國上下一片紅,全國形勢大好,不是小好,而是愈來愈好!我最近回東北探親,親身感受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熾熱氣氛。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北京接見外地來京師生和紅衛兵後,全國出現了「大串連」的高潮。李指導員繼續說,紅衛兵最聽毛主席的話,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串連」,他們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帶到各地,煽文化大革命之風,點無產階級專政之火。要摧毁「資產階級司令部」,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目的是「變資產階級專政為無產階級專政」。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八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等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並規定「中央文革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後,文革小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指揮機構。既然是「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文化的命」。有「文化」的人,也逃脫不了被「革命」的厄運。我以前總覺得「有幸有書讀」,現在卻變為「不幸讀過書」。我的「積極分子」光環被褫奪,取消了有份「值班」的資格。在晚上的「政治學習」中,要深入地、不厭其煩地檢查「罪錯」和資產階級思想。一時間,瀰漫着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但我們對外界的消息無從得知,因為一切消息來源都被封鎖,書信也開始斷絕往來,我深切地感受到杜甫眷念家人的「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的感情和悲愴。一九六七年四月初,大妹第二次赴柳州探我,這次見面氣氛與上次大不相同,外面全國大動亂,我們兄妹談話,有黃幹事在旁當面監聽。他對大妹說:「有文化的人,思想較復雜,家人應幫助他脫胎換骨,改造思想」。大妹說:「是啊,哥哥,你可要要聽黃幹事的話,好好改造,爭取今年底夠期時能回家,奶奶和我們都在等候你啊!」我點頭稱是。她住了一晚,無外人時我告訴她,我聽人說過外面社會很亂,有人被綁在電燈杉上暴曬、被打,甚而致死,叫做「群眾專政」。人和人之間互不信任,不說真話,翻轉豬肚就係屎,怕被別人「篤腰骨」,怕惹禍上身。她也告訴我,書店除了毛主席著作的選集、單行本、語錄之外,沒有其他書賣。戲院只有「八大樣板戲」,此外沒有別的戲看。另外,社會生活亂了套,興起戴主席徽章,戴紅袖章,戴軍帽,穿軍裝,朝請示,晚匯報,背語錄、背老三篇,揮小紅旗,跳忠字舞,背了語錄才開飯;在各級機關,背了語錄才辦事。觀點不同,鬧派性,一家人或同事之間會鬧翻臉,甚至大打出手。形形色色,光怪陸離,什麼都有!黃幹事批准我送大妹和外甥女,出穿山鎮乘車去柳州。在穿山鎮照相館合影留念後,我們依依惜別。儘管已知社會上爆發「文化大革命」,但我仍真心地、天真地期待着年底回家團聚。豈料「君問歸期未有期」,滿心希望成泡影!(標題為世紀版編輯所擬,原題:高牆內外)作者簡介:原為醫生,曾受寃案入獄,平反後定居香港文:海一粟原文載於2016年5月23日《明報》世紀版 文革 文革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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