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文革的思想源頭

5月16日,一般認為是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50周年的黑色日子。這源於當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出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亦即歷史上臭名昭著、俗稱的「5.16通知」。雖然在歷史學界,對這一天應否被視作文革的開端,目前仍然存有爭議,不過已取得多數共識已是不爭的事實。文革及之後半年澳門所發生的「12.3事件」,也成為了翌年香港「六七暴動」的推手及前奏。今日香港政壇一些仍然活躍的建制派大佬,亦即當年的造反派、港式紅衛兵,對此應該不會健忘吧?對這一天的印象應該特別深刻吧?所以要清楚今日港事的來龍去脈,讀者諸君又怎能不多認識文革的根源呢?中國處「亞文革」狀態了解歷史,才能更好地建設未來。目前兩岸關係面臨倒退、中外關係空前緊張、北京打壓港澳民主政制發展無所不用其極,是由於中國已再一次處於歷史的十字路口,處於「亞文革」狀態,是由於40年來對文革清算不徹底所致。今日要爭取民主,不能再以硬碰硬,而是要知己知彼,必須先了解中國現代史。要了解中國現代史,必須要了解中共。要了解中共,最好的反面教材就是文革了。今年合該是多事之秋,既是鄧小平等中顧委(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八老,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和八六學潮30周年;也是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去世,四五天安門民主運動及文革結束40周年,林彪事件45周年等等。當然還包括了下文所講到一段更早期的黨史。這當中都或多或少脫不了跟文革的直接或間接關係,而文革的思想根源到底又來自何處呢?記得當時最高官媒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流傳甚廣有一篇文章,名為〈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而要了解文革的邪惡思想是從哪裏來,就必須先追溯到中共自己都不知道紅旗到底能打多久,還是流寇時期的艱苦歲月了。延安文藝批判 奠定鬥爭模式這段不堪回首的歷史要追本溯源,遠因乃是中共內鬥內行、與人鬥其樂無窮的叢林獸性本質使然。早在南昌暴動3年後的1930年,毛澤東還未上台,王明在中央蘇區即江西瑞金根據地,就引進和活學活用斯大林在全國「肅反」的紅色恐怖統治模式。借口「清查AB團」,發動第一次打擊異己的殘酷政治運動,濫捕濫殺無辜首開中共特色暴政先河。抗戰進入相持拉鋸階段的1942年,滿腹經綸的毛澤東不思全力抗日,卻一方面思量如何加快與日軍的秘密談判,企圖進一步借日軍之手削弱國民政府,與國軍製造更多的小摩擦並擴大地盤、擴軍備戰,另一方面又把矛頭指向黨內。毛澤東親自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文作為導火線,首次引爆對王實味等文藝界的批判,並進一步把目標轉向黨內高層,鞏固了自己的權力,清除了異己,埋下了個人崇拜的基因,奠定了日後黨內政治及權力鬥爭的基本模式,亦為建國後中共推行反右及文革等政治運動所全盤繼承。這方面的研究論述,首推高華先生的出色遺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對文革的遠因,已有中外公認權威性的清楚說明,筆者就不在此班門弄斧了。(上篇)作者是澳門時事評論員文:黃東 文革 文革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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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在某種意義上說,它並沒有結束

我們胡家,明末自江西移居武漢,至今已近四百年。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我這個長子長孫在離祖屋不遠的普愛醫院出生。那是一家建於一八六四年的教會醫院,也是湖北省最早的西醫院。那時,父親歷經顛沛流離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加三年內戰,剛剛回到睽違已久的故鄉,祖孫三代父輩兄妹五家數十人,終於有了一九三八年武漢保衛戰結束之後的第一次大團聚。我出生的那一天,國民政府向美、蘇、英、法四國發出外交照會,希望各國參與中國的內戰調停,促成國共和談,未果。不能打,也不能和,十三天之後,老蔣黯然下野。於是,便有了時任漢口軍醫署第二休養總隊醫務主任的父親在履歷中記錄的「偽總隊奉偽軍醫所的命令向重慶遷移」。此次遷移,幾乎重複了一九三八年那一條相同的路線,只不過那次的傷病員是從抗日戰場上抬下來的,這一次是中國人的自相殘殺。一九四九年二月,我剛剛滿月,便在襁褓裏與父母一起踏上了西撤的漫漫長途。歷經五個月,七月到達重慶。有些人不可救治十一月底鄧小平劉伯承的二野大軍進入重慶。在這之前,父親是有機會去台的,他當時已是休養大隊負責人。但是他放棄了,守護着全隊設備藥品,還有那些傷病員,等待一次歷史的大更迭。父親也可以進入共產黨的軍隊醫院的,但是他也放棄了。大陸官至人大委員長吳邦國的父親吳忠性,曾與我父親同在蘇州「中央陸地測量學校」任職,一個是教官,一個是校醫,年齡、資歷、官階都很相近,連兩次西撤的時間、路線都差不多。在中共軍隊佔領重慶之後,他選擇了帶領測繪人員和設備加入了共產黨軍隊。父親是一個不懂政治的人,認為治病救人,懸壺濟世,是醫生的天職。他後來才知道,有一些人,哪怕是保家衛國浴血殺敵的手足同胞,也是不可以被救治的。救治他們,就等於是他們的幫兇,是人民的敵人。這些在文革中成為組織和群眾對他說得最多的批判用語,後來也成為父親對自己罪行的批判用語。一段漫長的軍旅生涯終於結束了,十多年的腥風血雨也停息了。他當年拿着二野軍代處發給的批文與路費,將妻攜子乘舟東下時,大概沒有預料到,其後數十年中,還有着那麼漫長的階級鬥爭的疾風暴雨在等待着他。我的書桌上,放着一張照片,是父母和幼年的我。這張照片一直都在家裏的:母親穿着旗袍高跟鞋,抱着我。父親長褲襯衣,側後站立。父母臉上都是安寧幸福的微笑,一點也沒有一支敵對大軍兵臨城下的驚慌與恐懼。倒是不到一歲的我,眼裏充滿疑惑和思慮,和那種年齡很不相符。所有物件都毁掉了很久以後,我才發現這張照片是在重慶拍的,(我的另一張同時期的單人照背後,有父親用小楷寫的「發雲半歲」幾個字,但是攝影日期地點卻被墨去,對着燈光可顯出「重慶」的字樣。看來,父親不希望我們知道他和重慶的關係。)仔細看,父親穿的是夏季的軍便裝,肩頭還隱約看得見肩章扣帶。這是父親唯一一張和他軍旅生活有關聯的照片。所有與此相關的物件都毀掉了——日記、信件、照片、手槍、中正劍,各種可能會帶來麻煩的衣物和用品,還有他及他的親人們關於這一切的記憶。《迷冬》的各色人等中,不少與台灣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有的是「逃台」人員家屬,有的服務過那個萬惡的「逃台政府」,還有一位京劇名家,與蔣介石合過影……在大陸數十年各種運動中,這一類人隨時都是刀俎魚肉。到了文革,就更是火烤油煎九死一生。兩個政權的血戰與對峙,造成了百萬計的家庭撕裂,更造成數以千萬計的民眾塗炭。一灣淺淺的海峽,隔開了兩個互為妖魔的世界也割斷了萬千家庭的血肉聯繫。一九七○年代後期,兩岸的鐵幕終於鑿開了一絲縫隙,一九八七年,台灣放行赴大陸探親,一批批各種台灣人來到大陸,那是一部令人心碎的悲情連續劇。不論是曾與共軍廝殺過的國軍老兵,還是國民黨「壓迫下」的勞苦大眾,不論是半生孤單的老父,還是已經兒女成群的兒子……大陸人終於看到了活生生的台灣人,看到了他們的富裕,看到了他們的自由。不久,又有更多的台灣人來到大陸建廠開店做貿易,一時間成為各地政府的座上賓。可以說,以經濟活動為主導的兩岸關係,讓台海兩岸第一次祛魅了。當世上還有一個人不自由後來知道,那個看似與大陸制度迥異互相對立的政權,也有過與大陸的相似社會歷程——「二二八」事件、《自由中國》案、「保釣運動」、「美麗島事件」……知道了我們的湖北老鄉殷海光,知道了雷震,知道了陳映真、許信良、施明德、林義雄,知道了我的漢口老鄉詩人彭邦禎和他那首譜成曲的〈月之故鄉〉……也知道了在對付民主自由的訴求上,這兩個政黨,曾有着那麼多的相似之處,連許多用語、口號、歌曲、宣傳畫甚至罪名和懲治手法……都兩兩互為鏡像,左右對稱。只是相比起來,海峽那邊還是要溫和節制得多,有着更大的彈性。這也是後來台灣走上一條新路的條件之一。知道了這些,令我驚異的是,我發現我的同情與支持,依然在反對派一邊,也就是說,哪怕我當年隨父母去了台灣,我大概也是一個社會的批評者。同時我也發現了,那個看起來與我們已經毫無瓜葛且孤懸海外的小島,對於大陸來說,同樣也具有重大的意義。他們在前進路上的每一步,都成為我們的樣本與參照。我明白了,這世界上沒有與你無關的事。如果沒有一九八七年台灣的解嚴開禁,我們會認為這樣的日子將天長地久遙遙無期。如果沒有後來的大選,我們會認為這個民族——包括台海兩岸,永遠不配享用這薄薄的一張選票。同樣,台灣也不能把大陸的一系列社會政治災難——特別是文革,看成是隔岸觀火與己無關的一齣鬧劇。它代表着一種黑暗與暴力的價值觀,考驗着我們的心靈與精神。當這世界上還有一個人不自由,便是這世界的不自由。當這世界上還有一個人在受難,便是這個世界的受難。一粒小小的病毒,它的存在,意味着整個世界可能被感染。同樣,文革的瘋狂,也是這個世界的瘋狂。當一個獨裁者的個人意志可以操控八億大國的時候,它的破壞力是無邊界的。文革的幽靈從來沒有離去今年是大陸文革五十周年。文革的幽靈從來沒有離去。時至今日,我們又聞到那股令人窒息的氣味,它愈來愈濃郁地向我們逼近了。在距今十九年前的一九九七年,我在一家名為《今日名流》的刊物舉辦的座談會上,做過這樣的發言:「文革在某種意義上說,它並沒有結束,它在政治上、組織上、意識形態上,及其他種種依存關係上,依然制約着我們對文革的正常表述或思考。至今為止,我們對『文革』的研究依然是在一種強勢語言的解釋下進行,有很多規定好了的表述不能突破。首先有必要對文革的過程和事件進行一種清理。文革像一頭極其巨大的象,我們每個人都只摸到牠的某個局部。要把事件本身弄清楚,這是一個非常浩大的工程,需要全國各地、各種派別、各種觀點、各種階級地位、各種不同結局的人都能夠參與。重要的一點,文革是億萬人投入的政治事件,它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同時它又提供了巨大的資源,如果我們付出了這樣的代價又不利用這種資源,那就比付出代價本身還要可悲了。還有一批隱匿者,就是今天依然在台上的一部分官員,他們在文革中的經歷,依然是不可言說的。所以,文革最終的結果,是一大批的隱匿者不知躲到哪裏去了。重新尋找這些文革的隱匿者,讓他們重新承擔自己應當承擔的那些責任,讓他們發出自己對歷史該發出的思考,這是非常重要的。」美國氣象學家洛倫茲說過,亞馬遜雨林一隻蝴蝶搧動翅膀,也許兩周後就會引起美國得克薩斯州的一場龍捲風。台海兩岸也好,東西半球也好,在這個地球村的時代,每一家都互為鄰里。隔壁失火,安能自保?我只想說,我的大陸,我的台灣,我的每一個熱愛自由與幸福的個人,祝福你們!二○一六年四月八日 武漢(篇幅所限,本文經編輯節錄。原題:這世上沒有與你無關的事)作者簡介:一九四九年出生於漢口國民革命軍軍醫家庭,見證了中國大陸半個多世紀的重大社會變遷。當過知青、工人、企業幹部,畢業於武漢大學中文系,後來成為一名職業作家。著有長篇小說《如焉@sars.come》、中篇小說集《隱匿者》、《死與合唱》、紀實文學《第四代女性》、散文集《想愛你到老》及《胡發雲文集》四卷本等。文:胡發雲原文載於2016年5月19日《明報》副刊 文革 文革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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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啟示錄

本周一是文化大革命爆發50周年,今天也寫寫文革。1981年6月,中共中央在十一屆六中全會當中,通過了綱領性文件《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文件中為文革的成因和本質嘗試作出一個官方的總結。中共官方的總結文件認為「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首先,文件批評:「毛澤東同志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發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以後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將存在和企圖復辟……」接着文件又指出:「毛澤東同志的威望也達到高峰。他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於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於是(1)毛澤東對階級鬥爭形勢的錯誤評估,及(2)其個人專斷作風及個人崇拜,這兩點便成了中國官方對文革成因的主要理解。除了毛澤東領導上的錯誤這直接原因外,文件也有提及欠缺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中蘇間的緊張關係、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等,也是文革的部分成因。但這些都只是給輕輕帶過,並沒有被予以認真深究。從中可見,對於文革的反省,中共官方似乎仍然擺脫不了以領導人為中心的思考。文革就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其實類似以上層精英政治,和特別以毛澤東為中心來了解文革成因,或甚至中國社會政治概况的學術理論觀點,其實也可見於海外早期的同類型研究上。除了單純的權力鬥爭外,西方早期的研究也愛發掘中國領導精英自新中國成立後,在不同政策領域如經濟、外交、文藝等分歧,從而為派系權力鬥爭加上理想主義色彩,詮釋成兩條路線或兩種意識形態之鬥爭。即是一方,是以劉少奇、鄧小平和周恩來為首,主張應以經濟建設、循序漸進、由上而下,及周詳計劃,來建設社會主義;而另一方,則是以毛澤東、江青和陳伯達等人為首,主張應以階級鬥爭、急風暴雨式、平等主義,及群眾運動,來繼續革命。但無論純粹的權力鬥爭理論,抑或兩條路線鬥爭理論,或甚至以毛澤東為中心的理論也好,其實三者均建立在同樣的典範認識上,即中國社會的政治動態和尋常百姓的政治行為完全取決於國家的政策和政治動員,而後者又完全取決於中共體制內上層精英間權力鬥爭和角力的結果。所謂文革研究只不過是這種認識論的延續罷了。3個問題揭示認知上的盲點踏入1980年代,類似極權主義式政治模型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的適用性,在西方學術界已受到廣泛質疑。中國的「國家和社會」間的具體關係以及互動,開始受到關注。當把類似的思維應用在文革上,一系列的問題亦開始被提出。問題一:究竟什麼是文革?文革中哪些現象是這場運動中的最主要特點,並且最值得我們研究?文革當然包括連串領導人政海浮沉、勾心鬥角的事件;但文革之所以受到萬眾矚目,卻是因為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曾全情投入過這場運動,為民族留下不可磨滅的創傷。因此,我們更應關心的問題是:問題二:為什麼群眾會瘋狂地投入文革這樣的社會運動?有人會認為,當時在官方途徑的宣傳下,毛澤東在群眾心目中的崇高威信和魅力是其他黨政領導人所無法比擬的,所以他出來號召群眾投入文革便起了一種一呼百應的效果。可惜這種解釋忽略了一些很重要的事實:到了文革後期,中央文革小組以至毛澤東本人已經無法駕馭全國各造反和紅衛兵組織,全國基本上處於無政府狀態,毛氏在多次講話裏都表示將在某個時間內完結文革,重整黨政組織。結果,他的主觀意願並不能順利轉化成客觀事實。最後,黨政重建的工作只能在毛氏借助軍方進行武裝壓迫下,通過各派系協商、討價還價才能達成。另外一個常被忽略了的事實,便是文革是以一種十分暴力的形式下進行的,而且暴力行使的範圍十分廣泛。毛澤東本人當然在文革中擔當一個重要角色,但我們必須小心理解這個角色的性質。不錯,確是毛澤東親自下達「五一六通知」,把文革從彭真等文革5人小組在「二月提綱」裏定下的框框,即純粹學術和文藝領域,釋放出來並合理化成一個更加全面的運動,並要求不要「束縛無產階級左派的手腳」。此外,也是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預備會議內建議撤銷工作組,「打破舊框框」,並在全會中促使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把革命小將的自發革命組織合法化,阻止公安機關對之鎮壓。最後也是毛澤東在「二月逆流」中把老帥在懷仁堂的發難批為「反革命復辟的現象」,並制止了以譚震林為首,軍人和地方幹部聯合在各地鎮壓革命造反派的行動,使文革最後如脫韁野馬般一發不可收拾。但即使如此,毛澤東在文革的角色最多能被理解成為文革掃除了一切來自政權的約束和障礙,擔當一種鋪橋搭路的功能,但並不能因此就把他及其思想簡單地理解成文革中群眾瘋狂行為的主要動力。因此:問題三:中國社會為何蓄積着就是毛澤東也無法駕馭的巨大群眾政治力量?又文革為何會在如此廣泛暴力的形式下進行?回歸社會考察沿着上述3個緊扣的問題以邏輯思考,不難發現矛頭是一步步地指向社會考察的重要性。只有對文革前的中國社會進行全面研究,才能為文革的成因提供一個圓滿的解釋。當中學者Lynn White於1980年代尾出版的著作,Policie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便開啟了很多人的視野。White認為文革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廣泛的暴力和無法駕馭的兩極化群眾鬥爭,主要是源於1949年至1966年間政府實行的3項行政措施,分別是:階級標籤(class labelling)、單位內的主從關係(patronage in danwei)及群眾運動(mass campaigning)。(1)階級標籤:為了方便分配戰後中國社會之各種稀有資源,以及培養群眾對黨和革命理想的忠誠,「紅五類」和「黑五類」的階級標籤成了分配工作、升遷、教育、住房、城市戶籍、醫療甚至口糧等資源的基準。這些難以抹去的標籤烙印使「黑五類」分子在生活各項細節中飽受歧視和不公平待遇。中共的「出身論」使「黑五類」及其後代前途灰暗,永無翻身之日,日積月累的剝削和挫折感使他們對「紅五類」可謂恨之入骨。這種「階級矛盾」正是文革時群眾暴力的客觀基礎,也可解釋為何暴力的對象會如此廣泛。所以到了文革毛澤東號召造反和奪權時,社會可以釋放出如此巨大的群眾能量,因為他們渴望藉此清洗自己的不良背景,將遊戲規則重新界定,甚至報仇泄憤。因此差不多在大部分城市出現兩極化的群眾武力鬥爭並不是偶然的:「紅五類」是紅衛兵保守的一方,代表了既得利益,特別是黨政幹部子女,為了維護現狀而戰;相反,革命造反派則代表了現有建制的受害者「黑五類」,特別是其子女,為了搗毁現狀、重新分配資源和權力而戰。(2)單位內的主從關係:開放改革前的中國單位,負責供應和分配員工及其家屬差不多所有的生活所需。後者差不多完全無法從其他渠道獲得這些資源,所以對其單位有着絕對的倚賴。在這些單位內,黨領導又擁有很大的權力,員工欠缺獨立自主的工人組織可與之抗衡。很多員工為了生活好過點,便熱中與其單位內的黨領導攀關係,因而培養成眾多主從關係網絡,而被排斥於這些網絡以外的員工自然會在多方面均感吃虧。這方面的對峙構成了另一種的「階級矛盾」,在文革中助長了群眾兩極化的鬥爭。更加重要的是,當部分群眾響應毛澤東號召揪鬥單位內的領導時,差不多必然會捲入這些領導的追隨和被庇護者義無反顧的反擊,以免「樹倒猢猻散」。這便是為什麼文革中看來只是關係幹部的鬥爭,會捲入那麼多狂熱的群眾投入的主要原因。(3)群眾運動:為了能由人手短缺的黨政機關完成眾多具野心的革命目標,群眾運動便成了另一種行政技巧,透過運動中動員「進步和積極分子」的響應或甚至舉報,可以取代秘密警察起着一定恐怖政治的作用;也透過運動中對樣板例子的批判,起着一定「殺雞儆猴」的作用。因此,群眾運動可以加強群眾對政策的主動服從性,從而減少落實政策所需要的幹部人手。但也正因如此,歷次運動的粗暴經驗使群眾早已習慣了落實革命理想時使用暴力的合法性。White便是用上述3個元素合組成一個理論架構,說明1960年代中期的中國社會,是如何為其人民塑造了一個充滿矛盾及張力的環境,導致他們瘋狂及暴力地投入文革。當然White的研究只是一個開端,往後更多的研究,都是把焦點放到文革的社會深層原因這個層面,但限於篇幅,在此不贅。有從歷史中汲取教訓嗎?文革已經發生了50年,今天再談文革,有人可能覺得有點明日黃花。但溫故知新,從以上一個文革成因探討簡介中,可以提醒大家,任何大規模的社會現象,除了作為點燃藥引的個人因素之外,更有其社會深層原因。這又讓我想起,前些時候,香港爆發旺角騷動,當有人提出要為這場騷動作出研究和檢討,探究其社會基礎時,竟然被某些政府高層、建制派人士大力反對,一口拒絕,甚至指摘是「美化」騷動。那麼我們,究竟有從歷史中汲取到教訓嗎?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原文載於2016年5月19日《明報》筆陣 文革 文革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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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起點和動機

今年是文革爆發50週年。香港人應該不忘暴動和反抗中共,中國人應該深徹懺悔和刮骨療傷,全人類應該明辨歷史和粉碎暴政。大家需要知道:文革從未真正結束,獨夫從未真正垮台,中共從未真正鬆綁,群眾從未真正覺醒,文化從不可能革命。中國要走出文革,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除此之外,專制的中國加上附庸的香港,只會令香港人繼續遭受中共文革餘毒侵凌。如果不思改變,不談獨立自主,不談積極反共,甚至連打倒習近平這個毛魔傳人與文革餘孽都不敢說出來,香港只有等死的結局。一、文革之始關於文革歷史以及中共歷史,注意細節,多讀專著,相當重要。麥克法夸爾與沈邁克合著的《毛澤東最後的革命》是一本很好的入門書籍。如果讀書需要追根溯源,或者從縱橫不同角度理解毛澤東,麥克法夸爾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本、張戎與哈利德合著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同樣相當值得參考。眾所週知,混世魔王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運動(1958-1962)導致3000萬人以上餓死,亦即所謂「非正常死亡」。毛澤東矢口不認罪。1962年「七千人大會」多數與會者反戈一擊,導致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當權,鄧小平、陳雲、彭真等人各據陣地,控制了黨國機器,雖然依然敬奉毛澤東,甚至也在之後的「社教運動」和「四清運動」中配合毛澤東的旨意執行,但是毛澤東覺得大權旁落,政治權力不在自己手上,認為有人陽奉陰違。畢竟毛澤東是個心胸狹窄、器量極小的生物,精神虛弱,權力慾強,常有幻覺,嗜殺無度。毛魔心中認為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之首,但是啞忍不滿,裝扮瀟灑,似不理事,實際上卻縝密部署,構思陰謀,沙盤推演,矢志奪權。以林彪為首的解放軍、以周恩來為首的國務院(不包括下屬部委領導幹部)、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康生、陳伯達等流氓痞子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處於黨組織以外),正是毛澤東的「奪權三寶」。至於他的「奪權手法」,不外乎由下而上逐層剝離,真正目標令人難以捉摸,然後搞些掩眼法,說些空洞詞,不斷收集情報,伺機煽動群眾,即可完成奪權。到了最後,你會發現,毛澤東不但要奪回權力,而且要永霸天下。一般認為:1966年5月16日的《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毛魔奪權行動)的起點。事實上,早在毛澤東在1965年1月在新一輪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呼籲「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開始,已經初見端倪。及至1965年2月,他派遣江青到上海執行秘密任務,讓他組織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假借姚文元的名義撰文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整個奪權計畫已經開始逐步實行,先打吳晗,再打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說北京市委是獨立王國,說中宣部是閻王殿,指責它們不刊登姚文元的批判吳晗文章。由始至終,根本就是毛澤東自己大鬧黨國官僚。《五一六通知》正是毛澤東針對這些黨內「敵人」的「判決書」。當時,只有17級以上幹部才有機會在196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時讀到《五一六通知》,可謂相當機密。及至1967年(翌年)5月17日,《五一六通知》才被《人民日報》公開刊登,並被描述為「吹響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軍的號角」,標誌著運動「強有力的開始」。回顧當時,1966年5月21日,周恩來引用毛澤東的說法,重申「重點放在內、在上」。共產黨高層多數領導望文生義,以為《五一六通知》主要是為了批判《二月提綱》,以及鬥垮「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所謂「四大家族」和「反黨集團」。在《五一六通知》後不久,這四人分別換上了李雪峰、葉劍英、陶鑄、汪東興取而代之,黨內高層還以為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終極結果。當時劉少奇聲稱這正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甚至把垮台的四人比作妖怪,還說「階級鬥爭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他們為甚麼要搞,是他們的階級要他們搞」。鄧小平也說這次清洗是「正常的現象、健康的現象」。殊不知以毛澤東為首,起草《五一六通知》的成員包括: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關鋒、戚本禹、王力、穆欣等人,早已遵從毛意,磨刀霍霍。至為關鍵的是,毛澤東告訴陳伯達和康生,他是特別有意讓某些段落具有「鼓動性」,進而多次修改《五一六通知》的文句,親筆添加關鍵段落,尤其是康生聲稱「真正觸及靈魂」的《五一六通知》之最後一段,全由毛澤東親筆寫成:「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當時,共產黨高層的注意力都放在北京市委被打倒、「彭羅陸楊」被鬥垮。況且,在稍後的1966年6月,還舉行中南海批鬥會,組織北京群眾集會慶祝與效忠中央。當時他們大多數認為:《五一六通知》正是為了打倒「彭羅陸楊」這些「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而如今「彭羅陸楊」既已垮台,即可慶祝「偉大勝利」。當然,事後證明,這種想法大錯特錯,看不透毛魔的深層陰謀詭計。無論如何,《五一六通知》只是毛澤東奪權鬥爭陰謀的頭盤,當時他正身處北京之外,收集情報,指揮若定。往後半年,形勢大亂,他說大好。發動聶元梓在北京大學張貼大字報和糾集學生批鬥校長及領導、誘導劉少奇派遣工作組分駐各地50天維持秩序、推動形成對抗工作組的造反派和紅衛兵、回京後躲在釣魚台指揮中央文革小組行動、親自撰寫與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8次登上天安門城樓接見各地蜂擁而來的紅衛兵、策動工人取代學生奪權的上海一月風暴、發動對劉少奇的密集批鬥、假手他人批鬥陶鑄、激起老帥們與中央文革小組對峙的二月逆流、血流成河的武漢事件等。這些史實都已見諸史冊,在此不贅。十年浩劫,揭開序幕。二、文革動機古往今來人類的大屠殺不外乎出於下列四個原因,或者它們之間的混合物:爭權奪利、復仇雪恨、消除恐懼、淨化世界。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涵蓋了這四種殺人動機。然而,這四方面在文革當中,還是應該要有層次之別,不應視為同等。(一)部分香港、台灣、歐美學者和評論人士把文化大革命總結為:毛澤東為了實踐自己的共產主義理想國、創造美麗新世界而發起的政治運動。我認為這只是表面之詞,只能反映毛澤東謊言的表象,以及當時一眾被洗腦的中國愚民意念,但是尚未深入瞭解毛澤東的真實想法和權謀盤算。需知道,「自欺」是「欺人」的最高境界和必要前提。我無法排除毛澤東以「欺人」為目的所產生的「自欺」幻象,幾許「真心」反對赫魯曉夫式「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和「修正主義」,幾許「真心」希望社會主義革命和共產主義理想圓滿成功,但是歸根結柢,毛澤東「自欺欺人」的根本目的,還是在於以膚淺的「淨化世界」口號為號召,來達成為他自己「爭權奪利、復仇雪恨、消除恐懼」的目標。事實證明,毛澤東長期在「自欺」的幻夢與「欺人」的現實之間來回擺蕩,根本就是一個精神病人和混世人渣。當時的中國人真心相信這個精神病人和混世人渣,為他殺人,因他自殺,為他上山下鄉,為他早請示晩彙報,根本全都是愚蠢癡呆的精神病人。(二)有些人比較清醒,跳出了這個框框,直指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為了奪權殺敵,篡黨獨裁,極權統治,亦即從吳晗,到彭羅陸楊,再到劉少奇和鄧小平,再到林彪集團,總之就是殺光所有能夠威脅自己的黨內同輩對手,死前無憂,死後無礙,既能爭權奪利,又能復仇雪恨,試圖消除恐懼。無可諱言,這種理解的層次比較高遠,直達「文革是權鬥」這個核心。然而,這種說法還是有一定缺陷。大家不妨思考以下這個問題:毛澤東為甚麼要發動全國數以億計的群眾去鬥倒身旁區區幾個「政敵」?真有必要嗎?畢竟軍權一直不在劉少奇和各級地方黨委和官員手上,毛澤東還輸得了嗎?而且還要在劉少奇於1966年底倒台後把文革繼續搞下去,長達10年之久,究竟為了甚麼?(三)我認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標,在於希望在自己生前與死後繼續永霸天下,確保自己永遠成為天安門城樓畫像的主角,希望日後千秋萬代都對他「不能否定」,奉他為「精神之父」,繼續相信他一手杜撰的歷史真相。無可諱言,他這個目標至今基本上還是得以貫徹,不因中共中央1981年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而有所動搖。習近平現已成為了毛主席的真正「接班人」,七不講,四個全面,兩個不能否定,一臉威風。質言之,毛澤東當時正是矢志要從娃娃抓起,在北京紅潮中多次會見學生,以文字、報刊、歌曲、畫像、標語、口號、舞蹈、戲劇、早請示、晚彙報、批鬥會、上山下鄉,不斷洗腦,誓死捍衛毛主席,打人鬥人殺人,令他們心生畏懼,而且殺了人後就走不了回頭路,而且長期保持愚昧,沉緬在謊言與暴力之中。即使他們未來可能發財和貪腐,但是他們絕對不會反對毛主席,否則就是等於否定自己的前半生,掀翻自己的瘡疤。這些人當年於毛澤東在世時,協助他打倒劉少奇、林彪等人,也會在毛澤東死亡後,協助捍衛毛澤東思想和美好歷史形象,抗擊所有批判毛澤東的論述,當然包括這篇文章在內。換言之,毛澤東不只是要報復和殺害劉少奇,不只是要把共產黨內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大換血,也不只是為了重新奪回政權,更加是要在當時全國超過7億人民的「靈魂深處鬧革命」,徹底鋪平他生前與死後永霸天下的道路,把邪惡貫徹到底。時至今日,文革尚未結束。三、真毛語錄最後,我希望引述一些毛澤東的真實話語,揭穿《毛語錄》的混世謊言,讓大家深刻掌握真實的毛澤東,把他的騙術公開呈現出來。唯有承認這些事實,才能瞭解為甚麼我一直說中國文革至今尚未結束。瘋漢肆虐,愚民受虐,至今不息,反覆不已。這就是真實的中國。(一)把愚昧貧窮說成沒有負擔:「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幹,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二)把鬥爭對象說成反動邪惡:「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三)把奴民順從說成遵守紀律:「我們的人民是很有紀律的,給我印象很深。我在天津參觀時,幾萬人圍著我,我把手一擺,人們都散開了。」(四)把眾人自殺說成若無其事:「凡是自殺的人,都不要去救他。中國人這麼多,也不缺他們這麼幾個人。」(五)把廣場接見說成永保江山:「蘇聯把列寧主義丟了,原因之一就是直接見過列寧的人大少。中國的下一代,應當有大量的人直接見到老一代的革命領袖,越多越好。」(六)把打倒劉鄧說成與我無關:「誰人要打倒你們呢?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這一次又做了17天。我看,以後會好一些。」(七)把先斬後奏說成自古皆然:「總是先有事實,後有概念,可以先斬後奏。」(八)把馬仔幫兇說成志大才疏:「過去你(陳伯達)專門在我和少奇之間進行投機。我和你相處這麼多年,不牽扯到你個人,你從不來找我。」「還有你這個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裏只有一個人,那就是你自己。」(九)把滔天罪行說成微不足道:「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葉群同志,你告訴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穩定,有人要奪他的權哩,讓他做好準備。這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游擊。你們說江青、陳伯達不行,那就讓你陳毅來當中央文革組長吧,把陳伯達、江青逮捕、槍斃!讓康生去充軍!我也下台,你們把王明請回來當主席 文革 文革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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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人的文革:廣西1968——人獸的界線

寧乃良(左)是復旦大學高材生,在文革中被殺害,並被人挖心取肝。圖為寧乃良與妻子勞瓊榮(右)。面對韋國清的銅像,史妙甫眼中除了仇恨還有不解:大家都高喊毛主席萬歲,你憑什麼殺我?面對韋國清的銅像,史妙甫眼中除了仇恨還有不解:大家都高喊毛主席萬歲,你憑什麼殺我?寧家祖輩在福建漳州經商,早在抗戰期間,家中長輩已經風聞解放區的土地改革推行得如火如荼,於是決定舉家遷往廣西靈山這個閉塞之地,不過未能避過一劫。到了1951年的土改,寧家還是被劃為地主,土地被分,家財被充公。後來,寧乃良於上海復旦大學畢業後,以地主後代的身分,重回靈山當中學老師。然而文革像噩夢般席捲而來,1968年5月的一天,他和另外4個老師被點名去開會,從此失蹤。11年後,靈山縣舉行宣判大會公審殺人兇手,罪證便是幾個大大的玻璃瓶,裏面泡着酒,裝着幾副心肝。兇手招認,那是寧乃良和4個老師的內臟。根據兇手提供的線索,公安局找到五人的葬身之所,那是一個小樹林裏用薄薄的黃土掩埋的一個亂葬崗。寧乃良有一副金牙,家人很容易辨認其骸骨,但另外四個殉難的老師就無法分辨了。1980年代,中央派工作組到廣西調查文革亂象。工作組動員各縣十萬幹部,用四年時間,整理出巨細無遺的 《廣西文革檔案資料》,證實當地確有亂殺人和人吃人的現象。殺人的方法極其殘忍,如槍殺、用刀捅死、木棍打死、石頭砸死,甚至有婦女被強姦或輪姦後打死,也有先殺死丈夫再強姦妻女的個案。工作組成員晏樂斌是中共的老幹部,他後來在《炎黃春秋》發表文章,說根據各縣的統計,文革中,廣西的死難者連失蹤人口共有十四萬。宋永毅:整理文革文庫在美國加州州立大學的圖書館,當年的紅衛兵小將宋永毅已經將這18冊的《廣西文革檔案資料》編入他的《文化大革命文庫》中。宋永毅是文革研究權威,曾經因為在中國蒐集文革資料而被關押,被控非法獲取國家機密。獲釋後回到美國,他埋首於文革文庫的整理,將最完整的民間與官方資料收入書中。根據他對中國官方資料的統計,文革期間共421人被吃,當中有人內臟被泡酒、肉被割來煮食。吃人者九成半是現役軍人、武裝民兵和黨員幹部。宋永毅不禁慨嘆,原來人與野獸之間並沒有不可踰越的界線。1968年,廣西被屠殺的有兩類人,一類是 「黑四類」 ,即地主、富農、反革命與壞分子。「黑四類」常常是被集體殺死的,在14萬死亡和失蹤人口中佔了多數。而兇手則是支援地方左派的「支左軍人」 和鄉鎮的武裝民兵。他們宣稱「黑四類」要造反,必須先下手為強,於是將他們趕盡殺絕。另一類便是「四二二造反派」的成員。文革期間,廣西分為兩派,一派較為保守,支持當時的廣西第一書記兼軍區政委韋國清,簡稱 「聯指」。另一派要打倒韋國清,是造反派,簡稱「四二二」。因廣西軍區支持「聯指」,「四二二」逐漸處於下風,最後全軍覆沒。任南寧「四二二」總指揮的史妙甫當時只有21歲,當年,他帶着一支1000多人的部隊和126支槍駐守在解放路一帶。戰友當年還是中學生,大多來自背景不好的家庭,在文革中被人排擠。史妙甫看不過眼,便創辦新組織 「指點江山」,吸納這些學生以抗衡校內有軍方背景的紅衛兵團。新組織後來加入了「四二二」造反派。1968年8月,軍隊與「聯指」武鬥隊重兵包圍「四二二」,槍炮齊發,解放路陷入火海。史妙甫率領數百人突圍,殺身不成仁,最後被俘虜,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坐了10年牢。他的戰友或陣亡,或被俘槍斃。當時「聯指」甚至於水庫放水、淹沒解放路,從下水道逃生的學生很多都被淹死。文革之後,當年的殺人兇手有1000多人被判刑,近2萬人受紀律處分,然而被指為屠殺元兇的韋國清不但安然無恙,還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員。韋國清死後,家鄉東蘭縣為他立碑、建紀念館。史妙甫站在韋國清的銅像前,眼中除了仇恨還有不解:你喊毛主席萬歲,我也喊毛主席萬歲,你憑什麼殺我?(標題為評台編輯所擬。報章原題:吃人的文革,原題:廣西.1968:人獸的界線)文:呂樂圖:香港電台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6年5月14日) 文革 文革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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