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志森:炸豬炸狗真英雄

前幾天應邀到六七暴動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做映後座談。衷心佩服羅恩惠導演的功力,在早已塵封或消失的檔案中,為我們系統地重構這段對香港影響至深的現代歷史。每次重看,都有不同的發現和體會。座談會中,羅導演展示了一張暴動期間散發的傳單,當年稱為「蚊報」,用針筆寫在蠟紙上油印而成,有點粗糙,但字體工整有力,寫得相當認真。傳單的標題是:「西區戰士顯威風 炸豬炸狗真英雄」。宣揚的是左派暴徒在港島西區掟炸彈的「傑作」。內文全是文化大革命的八股口號式宣傳:「我們為了捍衛毛澤東思想,為了保衛中華民族的尊嚴,與敵人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並把廣大愛國同胞在反英抗暴鬥爭中套在英帝國主義脖子上的一條絞索收緊,敵人不投降,就叫它上絞刑。」接着就是一連串宣揚炸豬炸狗的豐功偉績。左派的行文用語、語言系統,真的是五十年不變,今天讀起來,似曾相識,毫不陌生。當年用白皮豬形容英國派來香港的警察,後通稱所有殖民統治的英國人。黃皮狗就是華人警察,後來變成反對左派暴動的港人。稱反對者為豬和狗,要炸之而後快。五十年後,一切似乎都沒有多大改變。反對派異見者,先統統扣以「港獨」帽子,大喊「殺無赦」,然後更進一步說,「港獨」就是豬和狗,殺豬殺狗有什麼問題?語言反映思想,極左思想指揮極左行為。文化大革命先把你打成階級敵人,再施以殘酷鬥爭。六七暴動扣以殖民走狗民族敵人的帽子,要除之而後快。今天的反對派,又在一夜之間變成「港獨」,要像豬狗一樣殺掉。思想語言一脈相承,極左DNA的遺傳,代代相傳,至今不變。何姓律師出身新界鄉紳,並非根正苗紅的左派。但為表忠誠獻忠心,左毒要加倍爆發,才可以博取信任加速上位。按照傳統,外圍比核心更左,是常態。文革結束四十年,但左的根源沒有被徹底清除,土壤又被左毒污染,遇到適當的氣候和溫度,又會瘋狂生長。今天視反對者為豬狗要統統殺掉,與當年要把白皮豬黃皮狗燒死炸死,其實是相同的思路。文革還未完結,不是一句口號,而是有確鑿證據。[吳志森 samngx123@gmail.com]PNS_WEB_TC/20170928/s00193/text/1506535117932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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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迦勒:官方禁忌的共和國歷史

影片開始。以秒數倒數。打開相機袋。面向鏡頭拍攝。這是胡杰影片《我雖死去》的開首。影片以文革受害者卞仲耘丈夫王晶垚的口述為基礎,講述文革初期的殘酷暴力。王晶垚當年用相機拍攝死亡現場,胡杰則以攝影機對準王氏等苦難見證者,由受訪者個人角度回憶文革、覆述文革。 今屆華語紀錄片節分別選映胡杰的《我雖死去》(2007)及《麥地沖的歌聲》(2016)。兩部電影手法相似,由文革受難者的親屬及迫害見證者作證詞,面對鏡頭講述這些被官方冷處理、不在「歷史」記述出現的「小歷史」。大概也因為對仍是官方禁忌的共和國歷史「刀刀見骨」地作披露、衝撞當權者歷史的禁區,胡杰的影片在中國大陸長期被禁,而在當前政局之下胡甚至不能到香港出席映後談。 兩部影片的技法都看似簡單:導演將影片的話語權交給受訪者,由他們去重訴慘痛經歷。影像上的不刻意經營,胡杰也自認自己影片的影像「有些『拙』」--沒有對畫質的特別美感追求(《我》甚至是粗糙的)、對苦難呈現不由分說的直接(直接呈現死者照片、拍攝卞仲耘血蹟斑斑的「裹屍布」)、平舖直敘的敘事⋯⋯ 然而胡自言其影片的美學追求是「對歷史的深入和質樸地呈現」,可知其簡單、少經營的影像風格,並不止是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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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勉一:與天鬥 與地鬥 與香港鬥

中共要鬥人,總是會製造一個天大的罪名,強加於要鬥的人身上。因為是天大的罪名,所以明知是老屈的,但大部分人都不敢站出來說句公道話,免得被牽連。 在井崗山年代,即是中共在中華民國裡面分裂祖國,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是年代,毛澤東把黨內不同意見的人打成「AB團」(反布爾什維克團),指他們是國民黨內奸組成的反黨集團,於是數以萬人被打成AB團而被殺。那些人是否真的是內奸,根本不是重點,總之黨中央說你是,你就是了。後來在延安時期的整風運動,也是類似的手段。 中共建國初期,中共搞出了一個「胡風反革命集團」。胡風是魯迅好友,是當年的知名左翼文化人和KOL,他被指偏離毛澤東文藝路線被控反革命罪,這個「胡風反革命集團」就像誅第十族一樣,大批胡風的學生、朋友被牽連,受查者超過二千人,被判刑或勞教者七十多人。胡風則一直坐監直至文革結束。胡風是否「反革命」?是否真的有反革命集團?那根本不重要,總之就是要整肅你。 胡風案之後,中共提出「大鳴大放」,號召民主黨派、文藝人士、學者、KOL提出意見,強調言者無罪,結果中伏,大批提出意見或批評的人被打成「右派」,數十萬人被撤銷職位、被判勞教、下放農村被改造,被逼不斷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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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殖無罪 造反有理?

今年六七暴動50周年,親中左派要求為六七「平反」的呼聲也比往年響亮。理據不外乎兩個:其一是把六七暴動,說成是群眾反抗民族壓迫的愛國鬥爭,其二是認為暴動推動了社會進步。今年工聯會在和合石參與了16名喪生者的公祭,不但以「民族英雄」甚至「烈士」這些字眼歌頌死者,還以「當年的一場社會運動」來描述六七暴動。 毫無疑問,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是一個社會危機四伏的社會,生活環境惡劣、貪污嚴重,政府欠缺改善施政的意志。這些都是源自殖民政府只顧籠絡資產階級,忽視勞苦大眾福祉,官民隔閡嚴重。殖民時期的香港絕非一些今日抱「戀殖」思想的人所想像的美好。所以,在市民群眾當中,產生反殖意識並且起而反抗,這一點毫不出奇。 1966年天星碼頭加價引起騷動,人們會同情地理解當時發起絕食抗議的蘇守忠、支持當年有份參與反加價運動的葉錫恩,不會排斥他們。可是,看待六七暴動卻很少同情理解。原因很簡單,前者是一個自發的市民抗爭,後者是一個由左派陣營組織和計劃、有政治鬥爭目標的行動。 所以,今時今日如果要靠把六六和六七相提並論,把六七說成只是一場一般的社會運動,這是毫無說服力的。因為雖然六六和六七的殖民社會大環境是一樣,但是,六六騷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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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暴動與恐怖主義

發生在50年前的「六七暴動」,可說是開創了「城市恐怖主義」(urban terrorism)的先河。在西方,「城市恐怖主義」這個概念最早是由美國著名科幻小說家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20世紀70年代末提出的。他在預言人類社會將會遭到的各類天災人禍時,就認為將會出現「城市恐怖主義」。他把分析和見解寫進了《災變的選擇》(A Choice of Catastrophes)一書裏,在1979年出版。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陳明銶教授是最早提出六七暴動是「城市恐怖主義」的人(註1)。2000年特區政府頒大紫荊勳章給香港工聯會前會長楊光,陳明銶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就指出這一點,他認為特區政府嘉獎楊光,給社會發出了一個非常錯誤的信息,等於為恐怖主義張目。 從現代社會對「恐怖主義」的定義來看,50年前的暴動就是恐怖主義活動。 2004年11月聯合國秘書長向聯合國提交的年度報告裏,對「恐怖主義」作出以下定義: 「任何旨在通過恐嚇人民而脅迫政府或國際組織採取或不採取某一行動而對平民或非軍事人員造成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的任何行動」(註2)。 美國喬治城大學安全研究中心的反恐專家Bruce Hof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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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回憶錄 談歷史教訓

最近看了許多回憶錄,有正面的、反面的,有本港的,有內地的。羅海雷寫他的父親羅孚(羅承勛),周恩來的衛士寫周總理,此外有羅瑞卿的兒子羅宇(也是狄娜的丈夫)寫的一本。還有四人幫爪牙的《戚本禹回憶錄》。這些書都有若干政壇內幕,也有引人入勝的故事。不過其中情節真真假假,有為自己的歷史塗脂抹粉的。最惡劣的就是戚本禹的兩大本回憶錄,在扉頁大書「謹以此書紀念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文革已為中共中央決議中確認為一塲浩劫,這家伙還敢於為文革招魂,真是可惡之至﹗功過三七開其實,俗語說,人無完人,金無足赤。世界上不少偉大的人物,都是既有功勛,也有缺點,哪有偉大到了極致?自奉為世界無產革命領袖的斯大林,死後還不是被揭發也是一個暴君,鎮壓反革命擴大化,殺了多少無辜的革命幹部和無辜平民﹗毛澤東生前說過,他死後能得到後人評價他三分錯誤,七分成績就很不錯了,即所謂七三開。毛去世已經40年,至今還不能說已經論定。有受害者認為他是一個暴君,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害死了多少人!但也有人認為他開國有功,成績是主要的。總之,歷史人物,要加評說不容易。秦始皇逝去逾千年,又如何評說?對人,特別是對時代有影響的人物,歷史上的評價總有反覆,要作定論不容易。隨着歷史資料的發掘和重現,對一些偉人的評論也就有了變化。不過,對毛澤東的三七開的論定,卻是可以「下錘」了,因為這是他自己生前自評的。當然,對毛澤東的對錯三七開的評論還是有爭議的。是三分錯誤,還是七分錯誤?在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從肅反、三反、五反、反右直到文化大革命,都是在毛澤東倡導和發動的,都不免有過左的成分。歷年從內地跑來香港的人及其後代,都會對內地的政治運動抱有反感,因此對毛澤東也就與官方的評價有不同的看法。這也難怪,身受其害的與冷眼旁觀的感受當然大不相同。蓋棺未定論所以,說毛澤東是三分錯誤還是七分錯誤?中國人民的看法與官方評定頗有距離,現在還不好妄下結論。中共中央當年作出的決定,還是有爭議的。所以當年鄧小平說作出的決議,只能是「宜粗不宜細」。因而連他也說,1957年反右鬥爭以後,毛的「錯誤就愈來愈多了」。甚至犯過「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大錯誤。但是他又說,如果否定了毛,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麼亂糟糟的一段時候,也不能說是一無是處。比如,外事工作就取得很大成績,中國的國際地位有所提高。1971年7月美國基辛格訪華,同年聯合國決定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之後,尼克遜總統訪華,中日恢復外交關係,這些都是成績。鬥劉少奇 搞大運動說起鄧小平,人們記得的是,他對毛澤東說過「永不翻案」。這個永不翻案,是對毛澤東在解放後的一切過左的行動不加翻案,還是對鄧的評價和處分不翻案呢,這就不知道了。上世紀60年代初期,毛澤東大談「階級鬥爭」,準備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對劉少奇指出大躍進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強烈不滿,準備要鬥倒劉少奇。為了鬥倒一個人,鬧了這麼大的一個運動,一個害死逾百萬人的悲劇,這才是真正的浩劫。俱往矣,讀回憶錄,就是要汲取歷史教訓,中國現代史的歷史教訓可多着,但人們汲取教訓了嗎?也許還要再待後人來評價吧。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6年8月6日) 書 毛澤東 文革 文革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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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專案組的起源和現狀

林榮基挺身爆料,一舉撕破中共為銅鑼灣書店事件撰寫的長篇劇本,表示認同香港人尋求獨立完全有理有據,即使不太可能也要做,並且指出日後自己如要離港尋求政治庇護,將會選擇台灣,因為他相信民選的台灣政府,不相信中國政府。他更表示:中國沒得救,文化沉痾重,危急唯有走,不要再妄想。據林榮基透露,習近平的劇本原本是計劃在今年9月至10月左右把桂民海判刑,再釋放其他四人(包括林榮基在內),而且已經通過巨流集團支付了「遣散費」,然後再把鬥爭對象引向中共某些高層人士,亦即習近平的政敵。不過,林榮基的爆料行動,打亂了低能兒習近平的鬥爭計畫,氣得習近平暴跳如雷。習近平誓要把林榮基這個「叛徒」鬥垮鬥臭,盡情抹黑羞辱,但是至今毫無效果,反而激起香港人和國際社會更大規模的反撲。反撲的焦點就集中在「中央專案組」,亦即幕後老大習近平。習近平把自己的惡名,加上文革餘孽「中央專案組」的惡名一併押上國際舞台,猶如黑幫老大親手殺人,既不借刀,也不遮掩,智商之低,一目了然。「中央專案組」究竟是一團甚麼東西?以這次事件而言,林榮基指出帶走並拘留他的人並非國安、軍方或公安,而是「中央專案組」,更直言自文革年代之後,再未聽過這個名稱。事緣去年10月24日,林榮基在深圳被拘押。後來,一個姓李的人向他說「我們中央專案組不留情」,要對林這種人「專政」,而林認出那人正是在2013年他帶政治書籍過關時盤問過他的人員,因此他相信事件真的牽涉「中央專案組」,行動持久而且有通盤計畫,盤查重點是林寄書到大陸的細節,以利查找幕後黑手。及至今年6月14日早上,林榮基由「中央專案組」處長陳先生及負責提審他的史先生「陪同」下,乘坐高鐵由韶關前往深圳。當他回到香港後,兩人為免被拍下照片,沒有同行,但要求林向警方銷案,並以手機短訊詳細交代在港一舉一動。林稱返港後開始翻閱有關他的新聞,花了兩晚通宵讀畢,「越看越不對路」,終於挺身爆料,向中共強權說不。當然,上述自稱「中央專案組」的人絕對不會直接告訴林榮基關於「中央專案組」的來龍去脈。然而,翻開中共黨史,「中央專案組」的本質完全有跡可尋,而且一目了然。「中央專案組」脫胎於上世紀50年代批鬥胡風的專案組,及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才在毛澤東的主導下橫空出世。「中央專案組」是毛澤東為了剷除他的政敵而成立的,類似希特勒的蓋世太保、列寧的契卡、大明的東廠之類組織,極其隱閉。文革期間,「中央文革小組」相當高調,人盡皆知,但是同樣在1966年成立的「中央專案審查小組」(簡稱「中央專案組」)卻相當低調,名稱從來不見於媒體。在1966年至1978年期間,「中央專案組」的權力遠遠超過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央組織部、公安、檢察、法院,擁有絕對權力和暴力,針對中共中央委員中的「修正主義分子」和職位較低的政敵,盡情搜查、迫害、逮捕、關押、刑訊。這一切就像林彪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誇讚「中央專案組」的領導人周恩來和積極分子江青所吹噓的一樣:「把這些我們素無所聞的事情、觸目驚心的事情,真憑實據、人證、物證、旁證都拿出來了,才能使我們恍然大悟」;「剝開了這個畫皮,使我們看出,照妖鏡把這些牛鬼蛇神照出來了」。畢竟「中央專案組」只講暴力,有暴力就有「證據」,根據「中央文革小組」製造出來的冤假錯案劇本,羅織罪證,拍板定案,最後剿敵。對照今天銅鑼灣書店一案,實在異曲同工,目標相同,惡性不變。「中央專案組」始自1966年5月24日中央政治局成立的專案審查委員會,劉少奇被安排主持該會議(真夠諷刺),目的是負責「審查」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其工作直接向中央政治局負責,亦即向毛澤東一人負責。在1966年8月前,以及在1975年中的9個月,主管「中央專案組」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是鄧小平,但在文革中其餘大部分時間裏,主管人是周恩來。其他成員包括康生、江青、謝富治等。草創之後,「中央專案組」很快就從「特別機構」變成「常設機構」,實權極大,下轄數千名專職人員,一度有789名解放軍軍官參與,其中有126人擔任各大專案組的組長或副組長,真是名副其實的槍桿子、刀把子。在把劉少奇永遠開除黨籍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前,「中央專案組」立案審查的中央委員及中央候補委員已達88人,罪名分別是「叛徒」(今年林榮基也被「中央專案組」人員稱為「叛徒」)、「間諜」、「與敵人勾結」。王光美、劉少奇、賀龍、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肖華、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都先後被「專政」,執行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中央專案組」有三個獨立辦公室:第一辦公室主任汪東興,聯繫中央辦公廳,針對彭真、安子文、劉仁、周揚等人「專政」;第二辦公室主任楊成武(後來由黃永勝接替),聯繫中央軍委,針對賀龍等將領「專政」;第三辦公室主任謝富治,聯繫公安部,調查文革當中最離奇的「五一六陰謀」。換言之,「中央專案組」組織龐大綿密,權力完全凌駕黨、政、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如臂使指,專門絞肉,地位相當「超然」,「太陽照常升起」。之後,1970年陳伯達案、1971年林彪案等,凡此種種,難以盡數,罄竹難書。中共高層黨員逐個被投進絞肉機,但偏偏就是從來沒有「毛澤東案」。及至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上台,才決定撤銷「中央專案組」,而「中央專案組」的最後任務就是籌備對四人幫(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的審查。當然,由於沒有籌備過對毛澤東和「中央專案組」本身的審查,因此文革從未真正結束。如今習近平自居毛澤東「精神之子」的霸主地位,矢志復辟文革紅風,當然希望把「中央專案組」這個「由精神之父發明的絞肉機」推而廣之,用好用盡,把高層政敵和異見人士通通挖出來「審查」和「專政」。遭受「中央專案組」虐待折磨者,未必全是反對獨裁者的人,但卻肯定是獨裁者反對的人。獨裁者心裏反對誰,當然必須事先保持神秘,先找底層嘍囉開刀,逐步向上引向目標。這次的嘍囉是誰?桂民海、林榮基、李波等銅鑼灣書店五子。這次的真正目標是誰?大家不妨猜猜看。劉雲山、曾慶紅、李源潮、李克強?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四面樹敵,八面穿窿。正如林保華先生所指出:「浙江是習近平的老巢,寧波更是解放軍東海艦隊司令部所在地,因此有理由相信,綁架事件主謀就是習近平本人;而且可能是由軍方出手,不是佈滿周永康爪牙的公安。」其實,這一點跟50年前「中央專案組」的組成相當類似,大家不妨好好參詳研究。至於今年這個「中央專案組」的鬥爭目標何在?正如坊間所說,就是要從銅鑼灣書店有意出版《習近平和他的六個女人》這本書談起。在習近平眼中,這根本就是一本比當年《武訓傳》更明顯的「反習」書籍,於是就開始疑神疑鬼,夜不能寐,一口咬定《習近平和他的六個女人》幕後肯定有一些中共高層政敵希望「出口轉內銷」,意圖羞辱自己和動搖自己的領導威信與地位。誰呢?不重要。重要的是,習近平害怕誰、想要鬥垮誰,那就可以小題大作。如何羅織罪名?利用銅鑼灣書店的顧客名單,亦即留存在書店電腦內而要林榮基親自提取的硬件。從那份無可爭辯的名單中,隨便找出一兩個人,捕風捉影,往上再推幾步,必有所得,然後就像林彪當年所說的一樣:「把這些我們素無所聞的事情、觸目驚心的事情,真憑實據、人證、物證、旁證都拿出來了,才能使我們恍然大悟」;「剝開了這個畫皮,使我們看出,照妖鏡把這些牛鬼蛇神照出來了」。先有結論,後有推論,堆出證據,這樣不就可以「揪出黨內一小撮」,然後盡情以「電視認罪」代替「坐噴氣式批鬥大會」而對那些人加以「專政」了嗎?請記住:在獨裁者眼中,客觀事實真相從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自己想要大家相信甚麼樣的所謂真相。這樣就是「證據」,這樣就能「破案」,把習近平怨恨和害怕的政敵逐一「鬥垮鬥臭」,傳承毛澤東的「精神遺產」,堅持作惡,自取滅亡。綜上所述,「中央專案組」根本就是一個為獨裁者服務、於法無據、無法無天、凌駕一切、濫捕酷刑、誅連親友的秘密暴力組織,負責執行特別政治任務,打擊政敵,鞏固獨裁。如今毛澤東的「精神之子」習近平復辟「中央專案組」,甚至用它來對付香港人,把中共黨內政治鬥爭延伸到香港,泯滅中港界線,已經足以顯示香港正在面臨史無前例的政治打壓,更加足以顯示文革已經悄然重臨,目的又是為了獨裁者清除政敵、永霸天下。問題已經不在於今年的「中央專案組」跟50年前的「中央專案組」在執行細節上有何差異、是否又要持續十幾年、是否又要誅連廣土眾民之類的無謂爭辯,而是在於大家有無洞悉兩者所顯示的暴政與鬥爭本質完全一脈相承。一旦明白了,大家還要坐以待斃而「認命」嗎?林榮基不再「認命」,李波卻甘心「認命」,孰善孰惡?李波真的唯有「認命」這個選擇嗎?以後詳談。 一國兩制 銅鑼灣書店 文革 林榮基 中央專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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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文革的思想源頭:毛澤東思想基調檄文

上文(5月28日)說到毛澤東在1956年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出台後一段時間,對待蘇共全面批判斯大林的做法,其實並非後來外界想像中馬上全盤否定,大概有一半支持或模糊的態度。但自從報告2月出台後,國內外形勢在餘下10個月發生很大變化,尤其是向毛忌諱的方向發展,從而促使他完全改變了對蘇共的態度。這不但令他急於推行新一輪的整風即反右運動,且成為4年後中共蘇共徹底決裂的導火線,進而改寫了後來的冷戰歷史。這一年6月波蘭波茲南市工人要求加薪被彈壓,然後匈牙利共產黨及人民受到蘇共否定斯大林主義啓蒙,爭取命運自主結果受到蘇軍大規模鐵腕鎮壓。11月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在演講中,不但批判了斯大林個人崇拜,更批判由社會制度催生的斯大林主義,引起包括中共在內全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大論戰。暴露「與人鬥其樂無窮」思維日益恐懼的毛澤東在年底讓《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矛頭已轉為針對「全世界出現了反蘇反共高潮,國際共產主義隊伍思想混亂」,「當前反蘇反共浪潮,是國際範圍的階級鬥爭尖銳化表現」,「特別要講清楚斯大林的錯誤不是社會主義制度造成」,「那些離開無產階級專政而高談民主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是要求資本主義而反對社會主義(作者按:即後來毛澤東定義的黨內走資派)」,「當前的問題是教條主義(作者按:其意思其實更接近於官僚主義)還沒有肅清,又來了修正主義思潮,而且來勢兇猛」。那麼各國共產黨尤其是中共應該怎麼辦呢?毛澤東與人鬥其樂無窮的思維暴露了:「我們要硬着頭皮頂住,不僅要頂住,而且要反擊」,「主要鋒芒是反對修正主義(作者按:在國內主要是指黨內高層的走資派,在國外則是指蘇聯修正主義,簡稱蘇修)」,「把斯大林這把刀撿起來,給帝國主義(作者按:當時還未把蘇聯定義為「社會帝國主義」,所以專指美帝國主義)一刀,給修正主義一刀(作者按:其實已暗指赫魯曉夫領導的蘇共)」。至此毛澤東對待蘇共報告的少許溫情默默已一掃而空,企圖由自己重新樹立斯大林主義權威,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同時向黨內、蘇共、美國吹響反右、反修、反帝三大戰場反攻的號角。毛認為這三大國內外危機,決定了他必須推行「新三反」。這篇文章的重要研究價值在於,它是毛澤東往後20年的思想基調和主要檄文之一,奠定了翌年反右運動的主軸,以及10年後文革的思想根基,歷史意義非同一般。1956年國內政治形勢又如何呢?其實〈再論〉一文出台前個半月,即鐵托總統演講後4天,毛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有一些與〈再論〉不同,但又互相關聯的重要說法。為什麼在後來的文章中反而沒有寫進去?這點尚待研究考證。毛在發言中重提一年前被他打倒的「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認為這些裏通外國的更危險敵人,潛伏在中高級幹部中,隨時準備配合帝國主義的突然襲擊,進行「反革命復辟」。毛十分害怕:「像我們這樣的人,可能犯錯誤,結果鬥不贏,被別人推下去,讓哥穆爾卡上台,把饒漱石抬出來。」毛這種把國內外問題作主觀臆測、無限上綱的鬥爭習氣,在建國前已經萌芽。「高饒事件」鞏固了他的判斷,終於在文革中發揚光大,劉少奇、林彪成為被打倒的同類最高代理人。「毛式大民主」毛還全盤推翻了10年前自己在抗戰結束前後,為了反蔣奪權作出的「新民主主義」論述,認為「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幹部」,要搞的大民主,就是採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毛的獨裁專制思想至此完全表露無遺。為了預防和反擊,毛首次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大民主」,去對付「資產階級大民主」,亦即文革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表述前身。毛式大民主是如何操作的呢?「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狠狠地鬥一下」,也就是文革時全國流行的「鬥、批、改」,「鬥資批修」、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與人鬥其樂無窮」。附帶的好處,是無產階級的「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自延安時期開始,毛對官僚主義者已毫無好感,只不過從他的鬥爭順序來說,反右、防修、防止反革命復辟是主要的,是與反帝並列、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但官僚主義嘛,是次要的「人民內部矛盾」,只要借群眾之手輕輕教訓一下,繼續感恩戴德地為我所用,願意乖乖地當個奴才,那就功德圓滿了。鬥爭方式早在文革前10年現形這就是毛式拉一把、鬥一把,以民治官、以民鬥民的封建權謀平衡哲學。可見這樣的統治思維和鬥爭方式,早在文革前10年已全部現形,只是黨內外都未加以注意預防,繼續奉之為神明,終於演變成全國山河一片紅的全民浩劫。再追溯下去,其原始思想又來自於秦朝加明朝的嚴刑峻法,法家為主、儒家為輔的封建理想國。從毛自小學習的內容,曾崇拜洪秀全和孫文等,皆是其雜家式的吸收對象。不過這離開文革主題比較遠,屬於另一個研究範疇了。但研究文革歷史的人,必須記住1956年是中國政治思想急轉彎的開端。(下篇)作者是澳門時事評論員原文載於2016年6月17日《明報》觀點版 文革 文革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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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拓的死:文章滿紙書生累 人間長記此深情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文化大革命50周年,曾經興風作浪、釀成十年浩劫的中央文革小組,最後成員戚本禹終於病死了。當年,戚本禹靠一枝筆與姚文元等極左悍將,被毛澤東稱為「南姚北戚」,指鹿為馬,害死了無數的知識分子。但戚本禹靈堂的輓聯,竟寫上「光明磊落一生正氣,作風淳樸品德崇高」,彷彿忘記了文革刀筆殺人的罪孽。據說,直到晚年,戚本禹仍不承認他對文革悲劇的責任,還厚顏的說:「我沒有指揮過打人殺人。」在意識形態凌駕一切的時代,筆如刀,殺人如草,何須親自指揮?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他的刀筆迫使《人民日報》前社長鄧拓自殺而死。鄧拓是極有才華的知識分子,常掛在心的是:書生習氣不可無。這書生不是呆在書房,而是走在抗日的烽火路上,寫在黑白分明的文章中,如他贈友人的詩所言:當年風雨讀書聲,血火文章意不平。他一直對共產黨忠誠,直到毛澤東大鳴大放和反右運動,導致劉少奇與毛澤東的路線分歧,作為《人民日報》社長,憑現實與良知站在劉少奇一方,而他的社論更觸怒了毛澤東。毛澤東遂公開批評鄧拓:書生辦報,死人辦報。鄧拓深知留不下去了,便在鬱鬱不得志中,離開了《人民日報》。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報社同人的告別宴上,書生習氣又來了,他寫下一首感人至深的詩:筆走龍蛇二十年,分明非夢亦非煙,文章滿紙書生累,風雨同舟戰友賢。書生辦報,一士諤諤,何罪之有?詩雖言志,但種下以言犯上的禍根。離開了《人民日報》,政治稍平穩後,經不起同事的邀約,寫下《燕山夜話》與《三家村札記》的雜文,抒發胸臆,針砭時弊,為政治八股的時代輸入正氣的風尚。好日子總不長,毛澤東兩個文字打手:南姚北戚,姚文元評「海瑞罷官」拉開了文革序幕,戚本禹起草了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更藉鄧拓文章誣陷他為「叛徒」。鋪天蓋地的批判,萬念俱灰的鄧拓,經不起戚本禹最後的一擊,在一個寂靜的深夜自盡了,他的死見證了知識分子的悲劇,也印證了他的詩:文章滿紙書生累。文化大革命50周年,毛澤東最後一個文化打手戚本禹死了,他的回憶錄剛面世,對那一場延續10年、死去2000萬人的文革,死不悔改。歷史不容歪曲,被戚本禹誣陷「叛徒」而自盡的鄧拓,就是對文革血淚的控訴。鄧拓,是一生跟共產黨走的書生,在鳴放和反右歲月,他領導的《人民日報》沒有響應毛澤東的「陽謀」,被批評書生辦報;往後更寫文章針砭時弊,種下殺身之禍,而戚本禹借助毛澤東的權威,定性鄧拓為叛徒,受不住全國的謾罵,鄧拓以死明志。一個寂靜的深夜,他給妻子丁一嵐留下遺書:「你們永遠不要想起我,永遠忘掉我吧。我害得你們夠苦了,今後你們永遠解除了我給予你們的精神創傷。永別了,親愛的。」但鄧拓的家人,真能解除叛徒的創傷嗎?在那恐怖的時代,鄧拓自盡了,妻子還來不及悲傷,便要趁警衛未醒來之前,膽戰心驚地銷毁一切惹禍的遺物,然後才讓政府抄家。政府的決定是:丁一嵐不准告知孩子,他們的父親已死。兩年後,消息傳開了,孩子回家追問,她還要請示政府後才敢跟孩子說,父親確實死了。鄧拓的骨灰也不能放在家,怕紅衛兵隨時抄家搶走骨灰,只能將骨灰送到親人的家,等待黑暗的日子過去。等待是漫長的煎熬,丁一嵐工作的機關,整整5年沒有人敢跟她說話,只能在絕對的寂寞與孤獨中過活。然而,無盡的痛苦總有療傷的辦法。每年鄧拓的死忌,她會寫信傾訴內心的憂傷,把信點燃算是祭奠,照亮了陰陽的世界。她更將鄧拓年輕時送她的、寫滿深情詩句的絹絲手帕,縫在絲棉襖的大襟內,日間穿在身上,視為鄧拓的守護和安慰;晚上蓋在被面,視為溫暖的精神支柱。那是超越生死的愛,如此堅貞,像鄧拓年輕時送她《心盟》的詩:如此年時如此地,人間長記此深情。如今,讀着鄧拓與丁一嵐的悲劇,彷彿看到那時代,神與魔、人與鬼、愛與仇的盲目瘋狂。中國,像一個着了魔的民族,創造自己的神去殘害他的人民。如今,時光雖走過50年,但文革的悲劇不應被遺忘,歷史仍在提醒善良的人們要永遠警惕。原文分上下兩篇,此篇為合刊。原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5月13日及5月16日)。圖片取自人民網。 中共 文革 文革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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