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黃金時代:新亞書院

1949年中共建政,赤化中國,大批優秀知識人洞察世情,避秦南渡,伺機北歸,可惜世事難料,共禍至今未息,為求自由安定,長期留駐香港,倏忽數十寒暑,儘管鬢髮各已蒼,無礙薪火遍香江。 想當年倉皇南渡,適逢危急存亡,華夏知識人「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亂離中,流浪裏,餓我體膚勞我精」,但卻堅持華夏儒家文化當中「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意志和氣慨,「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 如先撇開文化保守主義若干病灶不談,這種矢志獨立辦學、不媚權貴、厚培人才、溫存文化、與時趨新、覺悟「亡國而非亡天下」,繼而奮發求進的人文理想,正是立足於香港的「新亞精神」。當年新亞書院學者,正是把華夏文化的精粹,持續地、有系統地帶到香港,在大專教育及社會教育這兩個重要環節,作育英才,薪火相傳,雖有波折,至今未輟。這種文化力量的浸潤與覆被,迎來香港文化的黃金時代。 新亞書院是香港自上世紀50年代起華夏文化的大搖籃,歷任校長錢穆、吳俊升、沈亦珍、梅貽寶、余英時、全漢昇,均為博學多才的鴻儒大師,成就響譽中外。綜觀新亞書院,究其發展歷程,頗堪仔細玩味。 1949年,張其昀草創亞洲文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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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前世,香港今生——讀周愛靈《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

周愛靈博士的《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是一部相當獨特的香港史著作。這本書談的是新亞書院由 1949 年創校到1963年加入新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的歷史,前後二十年不到。這難免令人好奇:新亞書院這短短十多年的歷史,到底有甚麼好講的?但只要細讀本書,我們就會發現,這確是一段有趣的歷史:當時圍繞新亞書院和成立中文大學的政治角力及其結果,都為香港一些重要的政治和社會觀念的形成,留下了伏筆。如果沒有讀過周博士這本著作,我們大抵難以想像,香港高等教育政策的政治爭逐,竟曾經如此驚心動魄過。這是一段中大官方不會談的歷史,也是一段香港人從未注意過的歷史;但細讀這段歷史,我們卻能對中大和香港,都有更豐富的想像。 花果飄零到吊詭之地 為什麼五十年代的香港高等教育政策會如此敏感?這和一河之隔的共產中國有關,周博士在書中的第二、三章便對此有相當精彩的勾勒。四十年代末的國共內戰為香港帶來了大群的難民,這群難民中的年青一輩、以及下一代,會往何處去?大陸已被中共控制,中共且以免費提供大學教育,向逃避戰亂散落外地的年青華人招手。當時的英文中學數目,既不足以吸納這個龐大的新增人口,也提供不了這群新增人口所希望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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