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家輝:Singapore-ing?

居屋價格可能跟市價脫鈎,一旦成事並成功,可以想見必有下一波的相似動作。然後,政府又說考慮公私房屋比例六四改七三,一旦成事並成功,住「政府樓」的人數大增,私樓市場變成少數人的「殺戮戰場」,必掀起更慘烈的搶樓狂潮。再然後,政府又說只要民意支持,多個填海方案可以立刻「擺上枱」,地從海上生,樓從平地起,很快能夠大幅增加房宅的供應量。這一切,如林鄭自己所言,已是進一步趨近新加坡模式,或許正是她幾個月前到新加坡考察時所暗下的決心和決定。Singapore-ing,其實前兩任特首皆曾提及這可能性,萬料不到,男特首們僅是嘴巴喊喊,到了女特首時代始見起步,說得出做得到,不一定因為性別差異,而或因為香港樓市已到了瘋狂界點,瘋狂的樓價迫使市民瘋狂,狂城亂樓,再不來個強勢處理,城崩人裂,香港再美亦不宜居。然而,你欲新加坡化,就真能新加坡化?新加坡之異於香港,先不談其對言論自由之嚴控和民主政治之扭曲,僅就社會狀態而言,有兩大特色。一者在於當地政府對人口政策有話事權,有心有力去控制人來人往的數量和素質。當新加坡政府說要「引進優才」,她引進的便是優才,並能使人才安心落戶貢獻,並非只是高速取得公民身分、安頓了子女和神秘錢財之後立即往外散水;優才到了新加坡,成為「新加坡優才」而不只是「有新加坡身分證的優才」。至於香港此城,人來人往,來者是誰,數字多寡,大部分由不得特區作主,公共房屋的供應量增長速度恐怕遠遠追不上新來者對樓房的需求量,部分新來者或許有能力買私樓,但大多數仍然只能蝸居於劏房窄戶,跟其他本土居民一樣遙遙等候上樓。可以預見,人口政策一天不改變,六四變七三,杯水車薪,只是好過冇。另一點差異是新加坡很早以前已不容地產霸權橫行,當地有地產小獸卻無地產巨獸,房屋政策運作遂可在官員掌握之內設計落實。至於香港此城,地產巨獸已經巨到連政府都無能為力,你出一招,他有三招回應;你再出一招,他另有五招對付,甚至擺出司法覆核的關刀,別人JR是「濫用司法」,他們JR卻是訴諸法治,反正有權有財有專家,地產巨獸說什麼都有理,唯一目標是要擋住政府辣招。Singapore-ing is a long way,即使走得下去。Good luck。[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PNS_WEB_TC/20180704/s00205/text/1530642128472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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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家輝:到底要等到何時?

在新加坡三天皆由朋友接送,用的都是Uber,他沒空,亦遙控司機把我載出載入,直至我說夠了夠了,我每到一城一地都想體驗一下地鐵,始才罷休。 第一天,離開機場,朋友在車上開玩笑,刻意用挑釁口吻問:「怎麼了,家輝?你們仍未有Uber?衣食住行,我們『坡叔』在住和行上已經贏了你們,香港人不會覺得沒面子嗎?」 我唯有以笑遮醜,搖頭道:「香港人失面子的事情可多呢,區區Uber,還排不上名次呢!」 其實我心裡羨慕得要死。 同樣的羨慕心理亦出現在內地行走。我極少羨慕「內地有,香港冇」之人事物,手機call車是極少例外中的例外。每回坐上內地的什麼打車什麼快車之類,心裡必問:為什麼內地能做,香港不能做呢?到底是不能做,抑或不願做?再或不敢做?在科技年代要搞好交通服務,真有這麼困難?連這麼簡單的事情都處理不好,香港還有什麼臉去奢言什麼管治文明? 曾幾何時,香港的投資推廣署曾把引進Uber自詡為「成功個案」,白紙黑字寫在他們的書面報告和網頁上,萬料不到一個轉身,警察拉拉拉,政府告告告,Uber司機被定罪刑罰,這才是真真正正的「成功個案」。但,告了Uber,到底誰得了好處?的士服務有改善嗎?香港市民出入搭車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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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不民主可能更好

朋友傳來一輯正在網上瘋傳有關新加坡機場最新客運大樓的短片。片中介紹的新客運大樓確是美輪美奐,有天幕瀑布、空中走廊、奇花異卉,確是羨煞港人。看了這短片,令我想起幾年前到新加坡與一位的士司機的對話。 也許這位的士司機有留意香港新聞,我一上車,他已認得我,繼而便閒談起來。他豎起大拇指說:「你們香港人真了不起,能夠不斷與政府抗爭!」片刻間,我們經過機場,他又滿臉自豪地介紹正在建築中的新客運大樓;他笑着說:「我們新加坡政府效率非常高,你看這超級客運大樓不消幾年已快完成,將成為全世界最先進和最完美的客運大樓;與你們相比,只怕那第三條跑道,再爭拗十多年也未能建成!」我聽了頓時一呆,心想:這諷刺真是大! 沒錯,新加坡有直選卻沒有民主;有普通法制度卻沒有法治;政府有效率卻沒有多元社會。儘管如此,還是有些香港人渴望身在新加坡。我們渴望有民主卻不懂得尊重不同聲音;我們追求法治,但當法律對我們不利時,又抱怨法律是政治迫害的工具;像這位新加坡的士司機一樣,我們渴望經濟起飛,但又把所有經濟項目看作政治鬥爭的戰場。究竟我們的價值觀是什麼?我們有沒有目標,那目標又是什麼?我們的社會領袖有沒有時間表、路線圖達至這些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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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麗瓊:李光耀「房事」裂變真相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出席國會特別會議,回應近一個月以來與弟妹鬧翻的風波。他提到父親李光耀曾經要求十三歲的李顯龍,萬一自己遭遇不測,要他好好照顧媽媽和弟妹時,一直堅毅如鐵的他,雙眼通紅,哽咽落淚。當時正值李光耀跟境內共產黨及馬來西亞中央政府激烈鬥爭,生命危在旦夕。這句話令十三歲的李顯龍一剎那長大了,肩負了家庭的重託,這句話更在他耳邊迴盪了五十年,今天,父母已殁,弟妹相殘,李顯龍因念在亡父的重託,所以即使弟妹公開誣衊他,他也不會對薄公堂。 轟動全世界的李光耀家變,真相是什麼?前總理吳作楝說,家變不是為錢或房子,那只是弟妹要拉李顯龍下台的遮羞布。李顯龍曾以一元賣故居給妹妹李瑋玲卻被拒,後又以巿價賣給弟弟顯揚,紛爭仍未解決,因為問題根本不在錢或故居之上。兄弟妹之間的心結,扎得又深又緊,強人父親一去,壓抑多年的仇恨一觸即發。 李光耀臨死前數月,家變的火山已經冒煙了,英明決斷如李光耀,竟有多達七個版本的遺囑!他已變成夾心人,在三子女的拉扯中,在故居是拆是留問題上,左搖右擺,遺囑上改了又改。最後由李顯揚太太主動插手,修改成第七版本的遺囑。李顯龍亦處於另一狹縫中,困於國家、政黨、父親及弟妹之間重重矛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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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顯龍的反擊

新加坡第一家庭發生玄武門之變,李光耀子女為了李光耀故居拆留,隔空罵戰,震驚世界。總理李顯龍為了拆解家與國的政治炸彈,向人民致歉,逐一駁斥弟妹的指控。 豪門恩怨,更像一樁羅生門的懸案。原來李光耀遺囑共有七個版本,首六個都在李光耀夫婦創立的李與李律師樓的柯金梨協助下訂定,但最後一個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的版本,卻改用李顯揚妻子林學芬的律師樓,並把第五、第六個版本都沒有的拆舊居的條約,加在終極版本裏,簽訂時亦並未通知李顯龍,可見早在李光耀死前,三兄妹關係已有暗湧,只待李光耀一死,便爆發成海嘯。 家變已沒轉圜的餘地,李顯龍只竭力地挽救他個人及國家。 李顯龍嘗試以事實說話,指出是亡父把故居留給了他,他曾以一元把宅子轉讓給妹妹但遭拒,後將宅子以市價轉讓給弟弟,所得盡捐慈善,而且不參與故居去留的決定,但未能息干戈。他不可能講大話,否則,弟妹怎會放過他?加上李顯龍主動提出國會七月三日開會時,他會接受所有人質詢,如果他弄虛作假,猶如政治自殺。 相較下,李顯揚、李瑋玲指控兄長「濫權打壓、罔顧父親遺願、收割政治遺產」、監控弟妹令其人身安全受威脅、干預決定故居存廢、扶植親子接班等,指控嚴重,至今仍未能拿出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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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子女決裂之謎

新加坡開國總理李光耀的三位子女,為了父親的故居是否要拆而兄弟妹相殘,李顯揚、李瑋玲更公開指控兄長「濫權打壓、罔顧父親遺願、只想收割政治遺產」,李顯揚甚至聲稱「不願留在新加坡」。李顯龍則回應「感到難過……非常失望」。 這是一宗不尋常的爭產案,爭的不是錢財。李顯揚、李瑋玲已說明即使賣掉故居,賣屋部分所得都會捐作慈善用途。他們爭的是「李光耀的精神遺產」。 前此,李顯揚、李瑋玲已曾就李光耀一段八十年代初涉及政治敏感內容的錄音,與新加坡政府打官司,最後敗訴,新加坡政府保住了不發放錄音的權利。是否應保留李光耀故居,恐怕不只是李顯龍個人政治利益,而牽涉到新加坡政府和人民行動黨的政治盤算。李顯龍處於李光耀之子和國家總理兩個身分夾縫之中。 這令我想起英女王和王妹瑪嘉烈公主的一段故事。當年,瑪嘉烈公主和戰爭英雄唐生熱戀,英女王本已一口答應二人的婚事,奈何唐生是離婚之人,婚事遭首相邱吉爾和聖公會力阻,英女王處於姐姐和一國之君的矛盾之中,她最終以大局為重,拆散鴛鴦,把唐生調職到布魯塞爾,佳偶不能成眷屬。瑪嘉烈公主自暴自棄,成為悲劇人物。 李瑋玲也是我行我素,固執而自我,她曾經批評習近平借反貪腐打擊異己,在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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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 Aye》和漸露頭角的新加坡電影

說起新加坡,很多人立時聯想到其高效、廉潔又威權的政府。但提到新加坡文化,估計就不容易說出個所以然來了。這樣的印象和人民行動黨長久以來在「實用主義」治國理念下,不重視文化產業的發展思路有著直接關係。因此,新加坡雖然是東南亞的經濟中心,在缺乏文化輸出的情況下(試想林俊傑和孫燕姿假如沒有在位居華語音樂中心的台灣出道發唱片,今天的發展又會如何?),文化上的影響力亦遠比不上經濟成就。 音樂如此,電影情況也類似。當然我的判斷很可能是偏頗的,畢竟看過的新加坡電影數量非常有限。但就個人有限的觀影經驗來看,新加坡電影確實是比較「悶」,大多局限於探討文化認同(比如羅家英和米雪參演的《京劇小子》)、家庭倫理(比如《海南雞飯》)或針砭時弊(比如《小孩不笨》和《錢不夠用》)等幾類題材,既不是藝術電影,但商業元素又不夠,加上過於傾向描述本土風物的故事取向,沒有新加坡生活經歷的外地觀眾往往較難理解電影表達的內容(比如福建話+新加坡式英語口音的對白恐怕就讓好些觀眾感到不習慣),以上因素或多或少地影響了新加坡電影的海外傳播。 正因為如此,看到《Pop Aye》時,可以用「驚豔」來形容。這部由新加坡新生代女導演陳敬音執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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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真的需要「新加坡模式」嗎?

新加坡少年博客余澎杉 (Amos Yee) 早前獲美國芝加哥移民法院批出政治庇護,雖然隨即迎來美國政府當局的上訴,令他是否能成功獲得庇護添上不確定因素;然而,早年的特首稱香港可以參考「新加坡模式」的言論言猶在耳,如今新加坡的一位青年卻因為發表意見而要申請政治庇護,令人憂慮,那「新加坡模式」用在香港,香港人的表達自由又是那些光景? 新加坡的「那些」模式 新加坡和香港均於早年被稱為「亞洲四小龍」,其城市發展度和規模相若,不少人均不其然將兩者比較;誠然,新加坡政府於保障市民適足住屋權等方面或許比香港政府稍勝一籌,然而,對於表達自由,新加坡政府卻重重設限。 余澎杉被控以「意圖傷害宗教感情」等八項控罪只是一個比較為人熟悉的例子,然而,新加坡以不同法例起訴異見人士,已屢見不鮮;早年,新加坡民主黨秘書長徐順全因多次批評執政人民行動黨而被控誹謗;2006年他因為從事「無准證演講」而被罰款,後來因難以繳款而面臨入獄。 對異見者以不同方式入罪 2014年,博客鄞義林(Roy Ngerng)於發表《你的公積金款項去了哪裡?城市豐收教會審訊的啟示》一文,批評新加坡的公積金制度,分析大部分長者退休後未能維持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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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放眼全球,香港只北望神州?

無論閣下是否喜歡與他人作比較,也不會對香港與新加坡的競爭感到陌生。惡性競爭,並不一定需要倚賴自身進步,只要無所不用其極地打倒敵方;良性競爭,則可以從對方身上學習長處,改善自己不足。 那麼,新加坡有什麼地方,值得香港學習呢?這看似是個老掉牙的問題,但答案仍可以有所不同。近日,新加坡政府未來經濟委員會發表「未來經濟報告」(The CFE Report),提出七大策略發展策略,當中首要強調經營穩固和多元的國際網絡,當中包括與東盟經濟共同體成員國(ASEAN)、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成員國加強貿易和投資合作、成立全球創新聯盟等。雖然這份報告在字面上,仍提及要與中國打交道,但明眼人也不難看出,報告的重點,是強調不要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內,否則只會被別人牽着鼻子走。 事實上,新加坡矢志鞏固面向全球的國際網絡,並非一朝一夕的事。新加坡作為小國城邦,只有透過多邊合作外交平衡,才能在多國環伺下,實現相對的最大自主。在愈來愈多國家把本土化等同於反全球化的年代,新加坡看似反其道而行,但這種成功的經驗,正好告訴我們,拓展國際網絡與保障本土利益,並無必然的衝突,兩者甚至能夠相輔相成。這種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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