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刻意張揚的陰謀——紀錄片《1987: Untracing the Conspiracy》與威權國家的想像

《1987: Untracing the Conspiracy》是我在新加坡獨立電影院the Projector觀看的第一部影片。這是一部講述1987年新加坡「光譜行動」的紀錄片。在解釋為何這部紀錄片會引起我極大的興趣之前,先簡單介紹一下這起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在1987年,22名新加坡公民被新加坡內部安全局逮捕,理由是懷疑他們陰謀以共產主義顛覆國家政權。前流亡新加坡國立大學學生會主席Tan Wah Piow被認為是事件背後的主謀,而天主教會工作人員Vincent Cheng則被認為是Tan在新加坡的代理人。在未經審訊的情況下,這22名新加坡公民遭受到諸如暴力毆打、剝奪睡眠和困禁在冰凍的房間等折磨。在願意認罪的情況下,他們還被要求在電視上公開承認。部份人其後獲得釋放,但也有一部份比如Vincent Cheng遭到三年囚禁,並在釋放後的五年內被禁止和天主教會以任何方式進行聯繫。而由於長期而來,新加坡社會只接受到政府對事件單方面的宣傳,大多數人並不清楚事件到底是怎麼回事。導演Jason Soon的目的就是希望紀錄片能夠提供非政府的,以當事人為中心的敘事視角,從而重新審視事件對於今天新加坡社會的意義。從視覺上而言,紀錄片的處理方式異常平實。由於大多數時間裏都是六名願意公開接受訪問的當事人在講述回憶,這使紀錄片更像是一次集體採訪,主線反而顯得不清晰。只有在影片最後大約十分鐘的時間裏,才插入新加坡政府當年對事件的回應,使兩套對立的敘事有了些許交鋒。也許因為敘事實在過於平鋪直敘,讓人更感興趣的反而是拍攝的過程。於是在影片完結後的互動環節,我直接問導演Jason在拍攝過程中有否受到新加坡政府方面的壓力。Jason的回答是沒有。這個回答和他今年接受“The Online Citizen”網站訪問時一樣。他還表示對於影片居然被當局容許放映感到驚奇。至於原因到底為何,恐怕我們這些局外人不會可能知道。無論如何,作為一名以威權國家為研究對象的人來說,這次紀錄片的放映對我觸動頗深。雖然早就從教材裏知道當今比較政治學研究已指出威權國家其實是一個內部包含了很多差異極大的子類別的概念。比如說加洲大學洛杉磯分校的Barbara Geddes就是這方面的先行者,她那篇發表於1999年題目為“What Do We Know about Democratization after Twenty Years?”把威權國家分為「軍政」、「個人獨裁」和「一黨專政」三個類別,並指出三者有着不同的內部運作邏輯的論文早已是公認的經典。然而,書本歸書本,親身感受還是不一樣。即便把比較的範圍縮小,只比較新加坡和中國,差異仍然明顯。光是本文這樣的紀錄片,就令人難以想像可能在中國公開放映。新加坡雖然也有言論審查,但是並沒有類似中國網絡防火牆的東西。事實上只有少數的網站被屏蔽,Facebook仍然可以自由使用,某程度上社交媒體更成為監督政府的工具。當然,如果你像余澎杉一樣在上面公開批評國家領導人,那毫無疑問檢察院在等著你。但總體而言,新加坡社會確實變得比以前自由。無論是the Projector的誕生還是《1987: Untracing the Conspiracy》的公開放映都是其中的例證。看來2011年國會選舉在阿裕尼集選區的失利確實促使人民行動黨更主動的回應社會輿論。目前來看,新加坡和中國這兩個比較政治研究裏公認的最成功的威權國家更像是走在兩條不一樣的路徑上。有趣是後者亦一直視前者為管治上的學習對象。不禁令人想像這兩個國家未來是會殊歸同途,還是各走各路?(新加坡電影觀察之二) 電影 新加坡 紀錄片 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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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用眾籌在新加坡開了一間獨立電影院——the Projector的故事

2007筆者首次到新加坡旅遊,第一印象亦不是那令人驕傲的整潔市容和井井有條的城市規劃,而是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人民那股不能言語的壓抑感。後來才明白原來新加坡的貧富差距非常嚴重,2015年的堅尼系數高達0.463!即便在世界範圍內也是排於前列。在繁重的生活壓力下,人們都忙於討生活,自然感受不到生活的樂趣。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筆者偏好人文和文化創意類的旅遊項目,而新加坡恰好是個很少和文創聯繫在一起的地方,因此這次旅遊沒能讓我留下什麼特別深刻的感受。差不多十年過去,筆者得以以訪問學者的身份重訪故地,發現獅城雖然貧富懸殊的情況未有改善,文創方面卻發生了令人感到驚喜的變化。作為一名電影愛好者,更發現電影是一個非常不錯的切入角度,因此一連兩篇文章,我將通過自己的觀察,分享在新加坡的見聞。不過,第一篇文章的主角不是某部電影,而是一間專門放映獨立電影的電影院─—the Projector。發現這個地方完全是出於偶然,話說筆者剛到一週就電影癮發作,於是上網搜尋電影的排片,看到一部名字獨特的作品叫《1987: Untracing the Conspiracy》,這是部講述1987年新加坡「光譜行動」的紀錄片,當年有22名新加坡公民因為被控企圖以共產主義顛覆國家政權而被捕(這部紀錄片將會是我第二篇文章要討論的內容)。顯然題材已經決定了這不會是商業電影,直覺告訴我放映的地方不太可能是商業院線(之後證明這個猜想是正確的),這引起了我極大的好奇心去看看新加坡的獨立電影院長什麼樣。事實上,無論從那個方面而言the Projector都很乎合一般人對文創的想像。這個影院的地點位於Nicholl Highway地鐵站旁邊,一家名叫黃金戲院的老電影院的五樓。這座建築物過去曾經有著輝煌的歷史,1973年,這家擁有1500個座位的戲院曾經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最大的電影院。70、80年代主要放映國語電影,到了90年代則因為生意不好改為放印度電影及色情片(這真是個奇怪的組合)。時至今日,影院3樓仍然是印度電影的主場。而如果讓我來形容的話,the Projector其實就是在一家類似澳門國華商場的建築物內,影廳的座位則像極了永樂戲院,而影廳外的公共空間和小賣部則像是香港老式茶餐廳,以上一切都讓我有種莫名的親切感。電影票價固定為13新加坡元,考慮到澳門現在隨便看場電影都要70元的情況,這票價在物價水平居於亞洲前列的新加坡簡直是太平易近人了。The Projector目前只有兩個影廳,大的230座影廳叫“Green Room”。另一個細一些設有開放座位的則叫“Redrum”,據說是向寇比力克的電影《閃靈》致敬。這電影院有多文藝可見一斑。關鍵是the Projector放映的電影還極有品味,9月的主打分別有是枝裕和的《比海還深》,羅拔迪尼路的經典作品《的士司機》,積克‧奧迪雅去年拍的《流離者之歌》,活地亞倫的新作《情迷聲色時光》和幾部小眾紀錄片。但以上並不是the Projector神奇的地方,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它居然是通過眾籌—─準確地說是三分之一的開幕資金是通過眾籌來獲得。事情要回到2014,the Projector的四人管理團隊有三位都供職於新加坡一家叫“Pocket Projects”的公司。這家公司的主要業務是為發展商和投資者提供活化建築物的設計和營運方面的專業意見和方案。簡單而言,這家公司希望通過可持續的、有文化品味的和商業價值的方式來活化有歷史意義的建築。它們目前的項目作品並不多,最有名的一個叫“The Lorong 24A Shophouse Series”。在這個項目裏,它們把一條位於新加坡紅燈區芽籠上的大街裏的八連排房屋分別交給八位設計師重新設計作展覽和多用途的公共空間。The Projector貫徹了同樣的理念,不過可能更私人,因為其中一位管理團隊成員Sharon Tan在Indiegogo的主頁上毫不掩飾地寫道,這家電影院集中了三樣她的至愛,分別是電影、文創和食物。據說Sharon 2014年第一次到黃金戲院時就愛上了這個地方,萌生了重新活化的想法。而要買下兩個各自價值7萬新元的影廳還是讓沒有政府資助的團隊成員感到困難。於是她們把the Projector的想法放上了Indiegogo,希望在兩個月內籌集最後的5萬新元資金。之後故事就是在得到了464名熱心人士的幫助下,the Projector成功於2015年1月開幕。The Projector的營運當然不是一帆風順,管理團隊成員也坦白光靠門票收入不足以支撐生存。因此它們也開放影廳被人租用來做演出和展覽場地,另外你也可以選擇捐贈150新加坡元把你的名字刻在影廳的座位上。但我覺得營運問題屬於技術問題,可以先放一邊。重要的是這件事做成了,而且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在一向以政府主導而出名的新加坡裏,事情本身就帶有烏托邦的色彩。在這在背後令人感動不止是文化和創意,還有管理團隊裏受過專業城市規劃、建築和設計訓練的成員願意去推動這件事情發生,同時新加坡的市民又願意花錢支持,這恰恰說明一個地方的文創如果要有生命力,是需要有社會基礎的,遠不是政府花了錢就完事。這背後帶來的社會效益則更巨大,比方說新加坡不單多了一個觀看非商業電影的地方,更是創造了一個新的公共空間,甚至說文化的多樣性因此變多了也不為過。對比之下,澳門目前的做法不單走在了對立的方向,而且看不到任何明顯的社會效益。The Projector的誕生不禁讓人想,號稱以「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城市,假若有人希望做一樣的事,會成功嗎?(新加坡電影觀察‧上篇)原文載於《澳門日報》 電影 新加坡 文化 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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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比創意

看《立場新聞》,訪問在香港居住了一段時間的新加坡人,讓他比較一下新港兩地優劣,說說新加坡人在安逸生活背後,付出了什麼代價,其中提到創意,他認為香港人的創意依然比新加坡高。1999年至2000年之間,我在新加坡陸陸續續工作了大半年,先是幫一間外判製作公司拍單元劇,然後是在當地唯一的電視台,監製二十集的電視劇。整個過程,接觸了不少影視中人,其中也有從香港過去的,看到那些創作人面對的創作環境。眾所周知,新加坡是一個高度規劃化的國家。記得當年,我和新加坡朋友說得最多的笑話就是,從樟宜機場到市區的那段長長車路,連兩旁的大樹,幾乎都是一模一樣的。其實新加坡算得上是個多元社會,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華人、印度人、馬來人、移居當地的白人都不在少數,絕大部分相處融洽,英文又是官方與社會的共通語言,理應是個國際化的多元社會。一個國際化的多元社會,又理應創意無限。問題就出在一個專制政府,事事要管;忌諱批評,打壓異見;多元,卻不夠開放,更遑論言論自由。一個不夠自由開放的地方,要說創意,談何容易?獨家電視台是屬於政府的,思想審查、創作審查是常態,久而久之,創作人亦習慣了先行自我審查。這樣不敢寫,那樣不敢拍,何來創意?於是,大家都在創作類似的故事,武俠、倫理、職場、愛情,不帶批判,安全至上。論創意,香港人不必自豪,回歸後,我們正慢慢步上新加坡的路。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10月13日) 新加坡 審查 香港 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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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挑戰的新加坡51周年國慶

今年新加坡國慶主題是「齊心共創未來家園」,以「共同掀開未來50年的新篇章」為口號。半世紀過去,新加坡由髒亂落後的貿易小港,演變成亞太地區的重要工商業及金融中心,並有重要的國際政治地位。國內表面一片穩定,但過去10多年從民生、經濟、政府施政的問題累積至今,要解決已變成艱巨任務,總理李顯龍和人民行動黨或希望訂下這目標,冀能先團結民心。民情絕非和平穩定 充斥政治炸彈新加坡國內的問題實在多不勝數。近月爆出的中國製地鐵車卡事件,只是千瘡百孔的交通問題的冰山一角。行動黨政府交通部轄下的公共交通理事會近月發表多份顧問報告,提出多項提升公共交通服務質素建議,可是沒有觸及核心的問題。例如地鐵走線規劃以至車站設計存在大量缺陷,但巴士服務又沒有配合鐵路網絡;引入兩家新的巴士營辦商,實效欠奉。但電子道路收費解決不了私家車暴增(註1)和交通擠塞問題。新加坡的住屋問題一如香港,受到私人住宅市况帶動樓價飈升與實際購買力脫節的情况。另一方面,國內也出現過度追捧學歷的觀念,忽視甚至鄙視低學歷工種。低技術勞工階層收入增長「跑輸大市」,例如一個在便利店工作了5年的店務員,月薪還僅1600元(新加坡元,下同);巴士司機也只有大約2800元,但同時面對外勞的競爭。基層工種出現斷層不單純是就業問題,還衍生不少社會問題。例如地鐵欠缺足夠維修人手導致故障頻繁,或是升降機技術員短缺而維修質素下跌,單是今年已發生多宗整幢組屋住宅大廈所有升降機故障而居民有家歸不得的事故。或許被李光耀馴養得沉默,但新加坡的民情絕非港人以為的和平穩定,處處充滿危機。2013年2月16日在芳林公園有逾5000人示威,反對當時剛公布的《人口白皮書》。示威的遠因之一,是自2000年起採取寬鬆的投資移民審批,引入大量非本地人口造成住屋、交通、醫療、教育等的社會資源壓力之餘,循此途移居的有頗大比例是來自中國,還產生文化衝突。除了香港有報道過發生於2011年8月中國移民投訴印度裔家庭烹煮咖喱事件引起當地人大舉反撲之外,2012年5月12日凌晨中國移民駕駛超級跑車撞向的士導致3死的意外,當地其實幾乎引發排華,同年11月中國外勞巴士司機罷工,當地民間出現一面倒的「fire and send them back」的聲音。筆者上月底到星洲公幹和探親,在大牌檔有本地人跟我閒聊時戲言說「到芽籠尋歡遇上中國來的就馬上離開」。這些牢騷和未有大爆發的危機,可見新加坡國內是充斥大量政治炸彈。重重內憂 種種外患要「共創未來家園」不單要解決以上提及的社會和政治問題,重重內憂之餘還有種種外患。南海主權爭議將無法避免牽涉其中,因為中國移民在國內造成的種種社會問題,使新加坡政府將面對左右做人難的局面而變得更加棘手,加上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威脅已經浮面,無疑對已成功化解的種族和宗教問題帶來相當風險。南海爭議之外,馬來西亞「1MDB」貪污,不單是首相納吉布和執政黨巫統的政治危機,還觸發柔佛州皇室揚言要脫離聯邦獨立;還有進行了兩年的砂朥越獨立運動,就連沙巴州於上周也揭開爭取獨立戰幔(註2)。行動黨為國會絕對大多數,縱使政治制度不容工人黨「蹺埋雙手」和客觀上其他政黨不容在外圍作亂,但李顯龍也只能獨力支撐也是事實,且舉步維艱。有實在凝聚力 料國慶主題能實踐新加坡與英國、澳州、新西蘭的軍事聯防協議,使新加坡除本身武裝部隊外還有後援軍力,有較好的防務準備。李顯龍訪美與奧巴馬會面時藉TPP(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加強與美國的戰略聯繫,算是為應付外患做好充分準備。但國內的問題不止是純粹施政執行和管治實務,還涉及到價值觀念的衝突。可幸新加坡人逾半世紀的經歷,建立了一種國家認同,有實在的凝聚力,相信今年的國慶主題該還能實踐。註1:Land Transport Authority Annual Vehicle Statistics 2015:2005年約43萬架,2013年最高峰逾62萬架,去年稍回落至60萬架註2:Free Malaysia Today,2016年7月31日,”Shafie: Sabah can live without Umno”,(馬來西亞國會(沙巴州仙本那選區)議員、巫統前副主席沙菲益阿達:沙巴可不用依賴巫統生存)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8月10日)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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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一句話都要小心翼翼的國度 – 新加坡

(插畫:陳美黛 www.chanmaydoy.com)不少朋友,特別是帶著小朋友的家庭,都喜歡到新加坡旅遊 – 貪其整潔、規劃得宜、語言也易溝通、食物也乾淨… 新加坡對房屋、小販(小食檔)的規劃,也非常的細緻;不過,每每與曾於新加坡生活的朋友提起,談及這些規劃香港能否用作借鑒時,他們的反應,往往是:不要。原因,是這些規劃往往只是由上而下,而欠缺市民的參與 – 更甚的是政府容不下批評的意見。事實上,新加坡對言論的控制,一直為人所垢病。去年,少年博客余澎杉因發表批評李光耀的言論,以及惡搞其肖象而被判入獄四週,在拘留期間更遭受不人道對待,舉世嘩然。也許有人認為,余澎杉捉狹李家「方丈」,自該預計到有此一日。我們固然不認同,以言入罪這一回事,就算對方是「方丈」,也不該如此;另一方面,即使是一些博客針對國內政策,對事不對人地批評之,也屢有遭秋後算帳的記錄。2006年人權新聞獎的英文雜誌大獎《新加坡的「烈士」徐順全》(芮育光,遠東經濟評論)就記錄下新加坡民主黨秘書長徐順全的敢言經歷:他因多次批評執政人民行動黨,而多次被控誹謗;2006年,他因為從事「無准證演講」而被罰款,後來因難以繳款而面臨入獄。記者慨嘆何故於新加坡,市民講真說話卻要付出這麼沉重的代價,但徐順全則表示無悔這一切。人民活在被「告到破產」的恐懼下,難以自由地暢所欲言;十年後,新加坡的不同旅遊景點有所發展,城市的整潔度亦更上一層樓,然而恐懼的陰霾,卻仍籠罩於新加坡人之上;除了余澎杉,博客鄞義林(Roy Ngerng)於2014年時發表《你的公積金款項去了哪裡?城市豐收教會審訊的啟示》一文,批評新加坡的公積金制度,分析大部分長者退休後未能維持中等生活水平生活 [1]。不過,一篇分析現況的文章,竟惹怒了兼任政府投資公司經理的總理李顯龍,而控告鄞義林誹謗。縱然鄞義林事後願意道歉及刪文,李顯龍卻不肯撤銷控訴,最後鄞義林成為前總理李光耀逝世後受整治的第一位網民。法庭宣判鄞義林需賠償李顯龍82.2萬港元,很可能令鄞義林面臨破產。而楊凱興(Yang Kaiheng)則是政治網站「真實新加坡」的創辦人,早前他被指發佈多篇文章,挑撥新加坡與其他國家民眾的關係,被控以八項罪名,包括七項煽動罪及一項未按規定向警方呈交廣告收入記錄的罪名;楊凱興被判入獄8個月。雖然其網站早在5月時已被政府關閉[2],但從其facebook 專頁餘下的內容,其網站亦不乏討論新加坡表達自由以及集會自由的文章。[3]被控誹謗的鄞義林直指新加坡政府自九十年代便以誹謗法打擊異見人士,而近年又收窄網絡言論自由,要求每個月達50萬人瀏覽的網上媒體領牌照。礙於種種限制,新加坡人變得「敢怒不敢言」[1];當作為旅客的我們感受新加坡的繁華、或是在屋邨小店中的閒適之際,又有否感受到新加坡人的無奈和恐懼?而新加坡和香港常被指為相似之時,作為人權旅遊者,對新加坡人的表達自由及和平集會受限的狀況,有否更多觀察和體會?參考資料[1] 蘋果日報 (2015年3月25日) 批評公積金 首位誹謗罪成網民星洲博客羨慕港人上街抗爭[2] Asian Correspondent: Shutting down The Real Singapore: The naked truth about sedition[3] The Real Singapore Uncensored Facebook page[4]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旅遊網頁 新加坡 旅遊 人權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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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人口政策爭議與對香港啟示

文:鄺健銘(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競選期間,新加坡最大反對黨工人黨新星、社會學教授吳佩松(Daniel Goh)回應為現行國家寬鬆人口政策護航的總理李顯龍,指新加坡當下人口政策的重點,應以本地人為基礎──如鼓勵他們生育、提升他們的技能等,但重申這不等於反移民;換句話說,按其觀點,人口移入必須在重視本土的某些條件下進行。按日前新加坡報章Today的報導,近年愈來愈多的外來人口,是繼樓價與生活成本不斷高漲之後,新加坡人的三大生活焦慮來源之一,這正是雙方聚焦人口議題的背景。閱讀工人黨的人口政策建議,不單能夠進一步了解普遍新加坡人對外地人口太多的焦慮與不滿,更能為關心香港人口政策的論者,提供更多經驗實踐借鏡,令各種討論變得有意義、不只流於空想空談。新加坡現在關於人口政策的種種爭議,主要是圍繞於新加坡政府發表於2013年1月的人口政策白皮書。白皮書指出,新加坡長期出生率低,令人口老化問題惡化,人口萎縮將會危及國家經濟發展。為保持人口增長與競爭力,白皮書建議:未來17年內增加30%人口,目標在2020年將國家人口提升至600萬,並於2030年達到650萬至690萬水平。其間每年將輸入1.5萬至2.5萬名新公民(New Citizens)、3萬名「永久居民」(Permanent Residents, PR),令外來人口比例在2030年增至近五成,本地人口則由目前62%降至55%。這份人口白皮書,觸發了當時新加坡立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示威,有數千人在芳林公園集會,形同社會對「國家應往何處去」史無前例的大型公開辯論會。國會內外、精英圈中,對白皮書的議論同樣激烈。幾位經濟學家撰文,指出白皮書裏政府依賴廉價勞力以推動經濟發展的迷思。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的議員殷吉星(Inderjit Singh),也質疑政策的必要,其國會發言被形容「比反對黨更反對黨」。最後國會表決白皮書時,殷吉星缺席投票。對外地人口太多的兩大質疑質疑的聲音,主要聚焦兩點:一是外地人口太多,會令「新加坡人」身份認同不鮮明,破壞國家凝聚力。當時國會議員許優美(Janice Koh)正是以外來人口已令新加坡社會分成三塊(住在工人宿舍的廉價外勞,各區平民與居住中心地區的外地有錢人)、令國家建立共同價值觀與身份認同變得艱難這個理據,來反對白皮書;二是外地勞工會加劇新加坡的在職貧窮問題。直到大選期間的這幾天,這個觀點仍然被提起──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前經濟師楊南強(音譯,Yeoh Lam Keong)受訪時說,大量廉價外勞壓低了工資,令新加坡基層的就業選擇減少,加上生活成本高漲、生活壓力明顯加重,因此認為政府現時的寬鬆人口政策必須逆轉。吳佩松述說的人口政策立場,細節見於工人黨在2013年2月發表的政策建議書A Dynamic Population for a Sustainable Singapore。整份建議書的要點,是以本地人口(Singaporean Core)作為國家發展重心、外來人口為次要手段,方法包括鼓勵本地生育、減慢外地人口增速以促進融合、令國民的非新加坡配偶更易成為新公民、重整經濟結構以減少對外勞的依賴等。如何維持「核心新加坡人」? 在人口政策的方向上,工人黨與人民行動黨的分野,不如外界想像中大──兩者皆認同維持「核心新加坡人」的重要性。執政黨政府的人口白皮書,第一頁便說,「新加坡人」是社會的核心、國家的靈魂(Singaporeans form the core of our society and the heart of our nation),因此,要維繫一個強大與具凝聚力的社會,有必要維持強大的「核心新加坡人」(To be a strong and cohesive society, we must have a strong Singaporean core.),這亦是政府人口白皮書的主要目標之一。大選前,官員還再次保證,在中至長期,新加坡經濟體內工作人口的三分之二,會是新加坡本地人。可以說,至少在言辭上,新加坡政府極着重「新加坡人」與「外地人」的身份邊界維持;其一大原因,是國民歸屬感,屬國家之靈魂所在;但如李光耀2011年所說,新加坡還未算是「真正國家」,而該年《海峽時報》隨即進行的調查,發現只有近三成人「願意為保護同胞而死」。如何成為「真正國家」,也是新加坡人口政策的一大挑戰。工人黨反對白皮書的原因,是他們認為執政黨的人口政策主張,無法維繫「新加坡核心」;他們在建議書引用數據,指過去25年,新加坡有約25萬新公民;而政府的建議,是至2030年前,會新增27至45萬名新公民,增長速度比過去還高。現時新加坡每年約有三萬個嬰兒出生,只是略高於白皮書建議的每年最高增幅、約25000個新公民。工人黨指要維繫「新加坡核心」、國家身份認同清晰與否,人口數字是關鍵。因此他們認為,首要重策,是從幾方面着手,專注推高本地出生率、作為減少依賴外來人口的長遠政策:其一,縮減新加坡工時、促進民眾工作與生活間的平衡;其二,減低住屋成本;其三,解決貧富差距日益嚴重的問題(註);其四,增加父親產假,以分擔母親的家庭職責;其五,減低學童讀書壓力;其六,取消歧視單親媽媽的政策,如35歲以前不能購買組屋、享有較少福利等;其七,鼓勵生育政策不能傾向富戶。內文亦引用韓國在2005年至2012年的7年內,透過政策,將總和生育率(TFR)從1.08增至1.3的成功例子。工人黨還有三個建議:第一,增加企業的生產力、令他們減少依賴廉價外勞;第二,增加本地勞動力的參與率(Labour participation rate)、以在短期內消減對外來工作人口的需求。建議書列出數字,指2012年,待業的本地人達16萬多,當中有51%為25至59歲人士、64%為女性。此外,工人黨認為退休老人並非社會包袱,政府應致力消除僱主歧視,令老人仍然能夠在社會貢獻、生活得到更多支持。工人黨的目標,是本地勞動人口每年能有1%增長;第三,促進融合。工人黨指現存新加坡新公民融入社會的三個平台,主要問題在於協調的基層組織人民協會(People’s Association),與執政黨關係太密切,其政治意識形態會阻礙國民之間的凝聚,因此需要改善這個組織問題。工人黨亦有探討空間與人口的問題,甚至指新加坡的人口密度,其實比香港還高,且提到香港有大量綠化帶供休憩之用。建議書指過去新加坡政府規劃的空間人口容量,飽和速度遠比預期快。例如2001年政府規劃未來40至50年的土地運用與交通,所假設的人口基數是550萬人;但到了2010年,新加坡的人口便已接近此水平。控制外地人口增速也是道德舉措近日閒聊,新加坡學者朋友提出了一個觀點,解釋何以工人黨的立場並非反移民,相當具啟發性──控制外地人口增速,其實也是照顧外勞的道德舉措。例如,人數減少,空間上更容易改善他們現於新加坡的惡劣待遇。的確,2013年小印度爆發騷亂之前,新加坡媒體已曾報導過,外勞的居住環境如何擠擁不堪(見Hidden Slums of Singapore revealed)。對香港的三點啟示 新加坡的人口政策討論,對香港起碼有三點啟示:新加坡不論是執政還是在野黨,都能有共識,認同維持鮮明的「本土身份認同」,是社會凝聚力的重要來源、國家未來健全發展之基石。每日都有人憂慮社會變得撕裂、呼籲團結的香港,卻連這點認知與共識都缺乏,終日停留在「本土意識」等於「狹隘排外」的理念空想空談之中;工人黨的思維,表現出人口政策的一大關鍵,在於地方資源有限、吸納新成員時,分清優次之必要,例如,其建議書帶出了新加坡人的外地人配偶、與其他外地人口移居新加坡的優次問題。香港的人口政策爭論,多只聚焦是否「排外」、應吸納多少新成員這類議題,卻少從不同實例探討如何篩選外來人口的問題。例如在香港脈絡、外地人口之中,論遷移資格,因各種原因在世界漂泊無家可歸的國際難民,其實不乏道德條件在港居留,且也一直有難民來港,而2014年港媒亦曾報導過,有多哥難民在港艱苦生活9年、形容「在港生活比地獄更差」,但過去香港爭論有關居港、「社會大愛」議題之時,卻少有人認真注視過這些國際難民、思考應當如何處理他們的個案;新加坡的人口政策議題之一,是有何政策與平台,能令新成員更快融入本地社會,香港卻不重視相關討論與政策。2012年,香港學者沈旭暉曾撰文〈致煲呔書:我們需要符合核心價值的本土人口政策〉,內有不少值得深思的觀點;直到今天,香港民間與政府不時議論人口政策的種種,卻甚少見到有建基於那些觀點的延伸討論。歸根究柢,香港公共討論的一大問題,在於「主義」談得太多,問題細節卻研究不多。註:2012年,前國家工資理事會(National Wage Council)主席林崇椰(Lim Chong Yah)就曾提出「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建議,主張「低薪者加薪三年,高薪者凍薪」,改善基層人士處境;在今次大選,工人黨亦建議增設最低工資。本文章原刊於《端傳媒》評論版,特別鳴謝作者及《端傳媒》授權轉載。延伸閱讀:革新保港 民主自治 永續自治 —— 香港前途宣言:https://goo.gl/aAAKqv《香港革新論》網址:http://www.facebook.com/reformhk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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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模式的十大弊病

9月11日,新加坡舉行李光耀逝世後首次國會大選,由新加坡246萬多名選民(實際上約有225萬人投票),分別在13個單議席選區和16個集選區中,選出89個議席。由現任總理李顯龍領導的執政人民行動黨(PAP)大勝,囊括83席(93.26%席位),繼續執政。總得票率僅有69.86%,但已較上屆的60.14%多9.72%。最大的反對黨工人黨(WP)派出28名候選人參選,角逐5個集選區和5個單選區議席,是反對黨當中陣容最大的團隊,但卻無功而還,同時喪失一個早前補選勝出的榜鵝東單選區席位,僅可保住阿裕尼集選區和後港單選區,最終只贏得6個議席。其他反對黨(國民團結黨、民主黨、革新黨、國人為先黨、人民黨、民主聯盟、人民力量黨)和獨立參選人均未獲得任何議席,而且得票全線下跌,跌幅達3%至14%不等。無可否認,不論從議席比例抑或得票比例來看,人民行動黨都是大勝,獲得超過225萬新加坡選民有效票數逾3分之2的絕大多數支持。同時,由於總理李顯龍選擇在新加坡國慶50週年慶典後解散國會宣佈重選,俾便人民行動黨憑藉李光耀逝世的愛國情感效應而得益,因而有效地扭轉了近十年以來民望下跌的趨勢。雖然未能回復2001年的75%高得票率,但已比李顯龍接班後的2006年得票率66.6%為高,而且更加遠遠拋離了2011年得票率大跌至60.1%的窘境,止跌回升。這就是今年新加坡人民自己的選擇。然而,新加坡不會因而足以證明自己是一個憲政民主國家。即使執政的人民行動黨獲得再多票數,甚至得票率高達百分之百,也不代表新加坡是個憲政民主國家,根本不值得香港、台灣、中國借鏡。原因為何?一、人權續遭踐踏:言論、表見、出版、新聞自由等基本權利受盡無理限制,例證繁多,無庸贅言。每逢公開場合,萬口一詞,千人一面。一個政黨,一種媒體,一種輿論。媒體自我審查,國民避談政治。二、政治打擊報復:一旦某選區選民投票不選執政黨,事後可遭斷水、斷電、暫停公共建設或服務等持續報復。新加坡敢言青年余澎杉拍片諷刺李光耀,拒絕沉默,拒絕冷漠,竟被羅織罪名拘禁55日;更不用說持續利用誹謗官司玩弄異議人士至傾家蕩產等卑劣政治鬥爭策略。三、轉型正義缺位:李光耀執政期間的白色恐怖專政歷史依舊塵封不聞,無法公開討論,轉型正義無期。四、畸形選舉制度:把執政黨預料勝選的小區劃成面積小的單選區,各選出一人;把少數無把握勝選的區域合併多數有把握勝選的區域成為面積大的集選區,各選出數人,區內候選人必須組成名單參選,選民必須投票予名單而非個人,贏者全取區內所有議席。這樣的制度導致執政人民行動黨這次總得票率雖然僅有69.86%,但卻囊括93.26%議席的畸形局面。即使日後其總得票率低至30%,也可掌握國會過半數議席。換言之,反對黨派與獨立人士要合共取得接近75%選民支持,才能勉強取得國會過半數議席,進而有機會組織一個沒有人民行動黨的新政府。在現實世界中,根本機會渺茫。在這種畸形和扭曲的選舉制度下,沒有真普選,只有假民主。五、欠缺政黨競爭:在上述畸形扭曲的選舉制度下,新加坡從未出現代議民主制度下應有的政黨政治。工人黨頂多算是主力要求改善民生和尊重異議的左翼組織,在非選舉期間僅在芳林公園內集會示威,稱不上是振臂一呼持續號召體制外街頭抗爭及公民抗命的反對力量。另一方面,新加坡民主黨算是比較獨特的反對黨,呼籲街頭抗爭,可惜一席未得。沒有有效的反對黨競爭,新加坡政制絕非民主。六、直接民主歸零:公投權利、創制權利、罷免權利等直接民主權利完全缺位,遑論參與式民主、商議式民主等更周密的民主思潮與政治制度。對於反抗權、公民抗命權等憲政民主常識,新加坡執政當局和普羅大眾更是避之則吉,視為禁地,噤若寒蟬。七、官商特權壟斷:淡馬錫、主權基金,以至全國主要基礎設施和核心產業,全是掌控在李家耀家族及其群帶朋輩的手中,滲進新加坡全國經濟和社會的每個毛細孔。經濟壟斷阻斷了來自民間社會的有效競爭。八、全民福利套牢:公積金體系和組屋制度,以至學童日後升學和擇業的有限選擇,全盤套牢在新加坡政府手上。福利與忠誠掛鈎,捱整與反抗掛鈎。人們無膽反抗,無力反抗。九、持續洗腦教育:正如敢言青年余澎杉所指出,人民行動黨一直以「幻覺」操控整個國家,「數以十萬計的人都被他們激怒了,但他們卻好像活在幻想世界中,以為自己做得很好」,跟風吹噓團結、和諧、多種族、平等之類口號,但卻把自由、人權、民主、公義這些更根本的價值淡化或掩蓋,或者視之為人言言殊,可有可無,見仁見智。被人洗淨了自己的腦袋,還要為自己腦袋比別人乾淨而志得意滿,沾沾自喜。此外,新加坡學校更要求小孩天天高唱國歌,灌輸每個小孩一種「你能成為菁英,你要成為菁英」的荒謬思維,植根一種「我對,你錯」或者「我有錯,你更錯」的自大妄想,以及「我需要國家,國家需要我」的纏綿矯情。在寫論文的時候,學生只能寫出標準答案,才有機會拿取高分,不能提出相反意見。人民行動黨的洗腦工程,一直「從娃娃抓起」,徹底把國民塑造成「小事專業、大事怯弱、終生忠誠、永不叛黨」的螺絲釘。洗腦教育正是李光耀家族永霸星洲的竅門。十、公民沉默冷漠:也許有新加坡公民擁有獨立思考與自由意志,打從心底看穿了新加坡政府的技倆。不過,他們卻不擬反抗專制,不擬爭取自由,就算連不投票給執政黨都不願意,反而抱持著無奈、適應、冷漠的人生態度。綜觀這次大選,僅有約30%人願意投票反對李顯龍政權,但竟有高達70%選民投票支持李顯龍政權。撇除當中獲得既得利益特權而真誠支持政權的人士,其實這些支持者當中的絕大部分都是無奈、適應、冷漠之徒。有甚麼樣的人民,當然就有甚麼樣的政權。這是歷史的選擇、奴才的選擇。由此可見,所謂「新加坡模式」和「李光耀王朝」,從政治制度、統治階層到普羅人民,都是不足以模仿或稱道的。香港有雨傘運動,澳門有光輝五月,台灣有太陽花運動,但是新加坡呢?時至今日,在芳林公園以外,在非選舉期間,就連一個像樣一點的集會、遊行、抗議、示威的行動都沒有,遑論佔領、衝擊、公民抗命的勇氣。沒有體制外的自由民主抗爭力量,沒有從奴民幻夢中覺醒的獨立人格和公民意識,沒有越來越多像余澎杉般敢言的年輕人在網絡上站出來,沒有越來越多像徐順全般勇毅抗爭的政治人物,徒然奢望反對黨派在每5年一次的國會大選中奪取過半數議席,徒然奢望人民行動黨內部分裂或自覺開展民主與專制的黨內鬥爭,無異於守株待兔,刻舟求劍。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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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大選之後——觀察選舉威權主義的操作

周五新加坡大選日,總理李顯龍說,本屆大選是重大轉捩點。對執政黨而言,若然將往後國會大選的潛在變數亦考慮在內,這判斷可能仍然言之尚早。但對反對黨而言,這斷語卻算中肯。如果說2011年大選,是一場「分水嶺」選舉,那麼從反對黨角度看,「分水嶺」的一大意就在於反對黨的競選能力——不論是候選人質素、人數以及得票率——大增。而今屆大選,確實也是反對黨的重大轉捩點,不同的是,這個轉捩點,是指包括工人黨在內的反對黨輸得相當徹底——執政黨的得票率沒有再創歷史新低,反而增加近10%;工人黨連自己原來的票倉,支持率都在流失。事後,革新黨(Reform Party)的Kenneth Jeyaretnam,很酸溜溜地說了一句:「新加坡人得到他們值得擁有的政府。我不想再聽到任何投訴。」(Singaporeans get the Government they deserve. I don’t want to hear any more complaints.)如果要說,香港可從這場選舉學到什麼,其中一點,就是進一步認識現實生活中選舉威權主義的具體操作——很多人可能認為,對執政黨有利的選區劃分(gerrymandering),是選舉威權主義的一大魔鬼細節。但很可能這只是果,而非因;更具決定性的因素,大概在於選民的文化性格與取態。選區劃分是果 選民性格才是因論候選人質素,反對黨其實算能承接上屆的表現。今年八十四歲、新加坡第一位戰地記者以及最早近距離採訪李光耀的資深傳媒人陳加昌,接受台灣《聯合報》訪問時說,「反對黨也有人才,他們都是新加坡的資產」。受訪期間,陳加昌更似是對反對黨的大選結果感到樂觀,說「這次選舉若是『分水嶺』,那代表顛覆了過去選民思維。這不代表否定過去,而是傳承以往的基礎,面對新的挑戰」。大選結果公布的那天晚上,認識的新加坡朋友都對結果感到很意外,甚至極為失望。畢竟,大選期間,不少媒體的buzzword,都是「新加坡國會競爭激烈」,不少焦點都放在工人黨的造勢大會規模如何比以往大、人數比執政黨的多,又或者缺席選舉十五年的新加坡民主黨徐順全,如何成功洗去昔日政府加諸的種種污名、「脫胎換骨」;徐順全在新加坡商業區舉行午間造勢大會完結後數小時,仍有長長的人龍等候索取他的簽名,也得到不少人注意。著有《成長在李光耀時代》的李慧敏,在報道中寫道:「這兩周激烈的選情來看,不難發現新加坡公民意識抬頭,民眾對政治課題的討論比過去熱烈,也更敢於表達對政治的看法,不再對政治感到冷漠。」在這氛圍下,很容易會有種印象,就是形勢對反對黨有利,至少不至於會大敗。觀察新加坡政治的Derek da Cunha在文章Scenarios And Implications預測大選結果時,亦沒有預計工人黨保不住原有的三區。這大概解釋了不少新加坡友人都感到意外的原因。(註一:新加坡《海峽時報》的報道GE2015: 10 things many did not see coming on Polling Day,詳列了令人大跌眼鏡的十點)任何在大選結果公布後的分析,總難免會有點事後孔明的味道——特別是當近年新加坡的政治發展,屢屢令人感到意外。我還記得,2013年初,榜鵝東(Punggol East)補選前一晚,一位與政府有連繫的新加坡長輩,也沒有信心預測選舉結果。結果,工人黨候選人的得票率,意外地高於人民行動黨超過10%,當時有學者形容,結果猶如執政黨的火警警號,不再只是wake up call。而在這場選舉前,執政黨已在努力改善形象,例如在2012年開始籌辦「全國對話」(Our Singapore Conversation),令民眾就往後的國家發展方向與政策細節,有更多發言權。即便如此,政府在2013年推出建議引入更多外來人口的人口白皮書之後,還是觸發了當時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示威。大選塵埃落定之後,馬上有新加坡網民發現一篇發表於八月中、預測相當準確的文章(註二:TRE: PAP will do very well this election),指今屆大選執政黨有很大機會取得比2011年大選好的成績。文中列舉的芸芸因素中,比較值得留意的兩個因素,與外圍因素有關:一個是大馬首相貪污醜聞、提醒了選民政府質素的重要性;二是經濟大環境,隨中國經濟增速放慢而出現更多不穩變數。是以在此脈絡下,李光耀因素與50周年國慶經常提到的執政黨政績,變得比很多人想像中重要。國民保守 不願冒險改革其他媒體,其實也提過相類的因素。例如《金融時報》,提到新加坡值得觀察的五點之一,是星國經濟在放緩。競選期間,新加坡報章Today亦有報道說,自2011年大選後,現在社會對政府的滿意度相當高。不過由於新加坡政府禁止媒體在選舉期間公布任何選舉民調,所以一般觀察都從2011年大選以及2013年補選發展,乃至最近各選舉活動與網上言論來留意選民動態,未必就會立即認定以上所述,就是具決定性的參考指標。大選結果反映的,是選民縱然對執政黨有所不滿,但在未來不穩的情况下,寧願選擇讓有鮮明往績、且近來已按民意壓力修訂政策的執政黨帶領國家、繼續維持原有的黨國關係,也不太願意冒險讓主張大動作改革(如削減國防開支、增加稅收、推行最低工資等)的反對黨增加議會內的影響力。這種思路其實很接近執政黨以往積極灌輸的「務實主義」(pragmatism)、「不要以國家前途作賭注」等意識形態;換句話說,即使歷經2011年大選,這種國民保守性格其實沒有出現多大變化。有新加坡友人在結果公布後,便是按此國民性格理解,估計反對黨空前受歡迎的造勢大會,也是中間選民更積極支持執政黨的一大推因。細閱各區得票數字,會更容易理解選民的變向與取態。今屆大選雖然與上屆一樣,同樣有兩個選區得票率相差少於5百分點,但意義大不相同——上屆是工人黨與新加坡人民黨以些微票數敗給人民行動黨,今屆則是工人黨險勝人民行動黨。在不少選區,人民行動黨都是以約30至50百分點的得票率差距,大勝反對黨。工人黨表現最好的選區,與人民行動黨表現最好的選區得票率相差超過20百分點。選前,《海峽時報》指有5個選區的戰况很值得觀察,分別是:阿裕尼集選區(Aljunied GRC)、東海岸集選區(East Coast GRC)、鳳山單選區(Fengshan SMC)、榜鵝東單選區(Punggol East SMC)、麥波申單選區(Macpherson SMC)。這些選區有幾點值得留意:工人黨的支持率在流失一.榜鵝東單選區﹕在榜鵝東,於2013年補選,原以超過10百分點得票率相差大勝人民行動黨的工人黨,今屆得票率下跌約5百分點,人民行動黨得票率則增加8百分點,以3百分點得票率相差勝出,但即使如此,這仍低於人民行動黨2011年大選在此區勝選時的得票率差距(13百分點)。在阿裕尼,雖然工人黨最終以近2百分點的得票率相差險勝,但成績比2011年的得票率低4百分點,不過仍然比2006年高7百分點。相比之下,工人黨為時較長的票倉後巷,成績更令人關注。雖然工人黨仍然以57.69%得票率,大勝人民行動黨的42.31%,但表現仍繼2011年大選之後繼續下滑,低於2006大選時的62.74%。不過綜觀工人黨各參選區,表現最好的仍然是後巷,其次是阿裕尼;二. 鳳山單選區:這是新的選區,有傳這是因2011年東海岸集選區執政黨表現不好,而分割出來的選區。這區多數人住在政府組屋,最後人民行動黨以近六成得票率,勝於工人黨的42%;三. 東海岸集選區:這區較為富裕,有近半人口居於私宅。2011年這是人民行動黨表現最差的集選區。今屆選舉工人黨的競選隊伍包括新人、社會系教授吳佩松(Daniel Goh),選前有不少人估計工人黨在此區有勝算,但結果以39.27%,落敗於人民行動黨的60.73%,且更低於工人黨2011年在此區的得票率、但略高於2006年得票率約3百分點。四. 麥波申單選區﹕這同樣是新選區,有九成人居於政府組屋。此區的人民行動黨候選人陳佩玲(Tin Pei Ling),在2011年參選時表現不斷受新加坡民眾譏笑,但在今次選舉,在這區的三角戰中,她取得65.8%得票率,遠高於工人黨的33.6%。[caption id="attachment_56119"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工人黨的支持者[/caption]擺脫依賴 或比想像中長總括而言,影響大選結果的因素,可以是外圍經濟、對執政黨有利的制度(註三:例如選區劃分,以及基層組織受執政黨控制,且據說自2011年大選後,執政黨更着重透過基層組織增加支持)、反對黨的政治理念與宣傳方式、新加坡人只愛求穩定的心態、人民行動黨批評工人黨實際管治能力不佳及各種恫嚇策略奏效等。但這並不完全具說服力,因為這些因素多少也在執政黨受挫的2011年大選出現過。可以說,新加坡的選民並非完全抗拒權力制衡的概念,不過國家數十年來灌輸的意識形態,其社會影響甚深,故此民眾會嘗試轉而支持反對黨,但在過程中,要擺脫歷經李光耀強人時代之後、對現有執政黨管治模式的依賴,並不容易。從這個角度看,外圍政經氛圍,是較具影響力的因素,因為選民大都是重實利的務實主義者。也許因緣際會之下,未來這些務實主義者會更為支持工人黨empower your future這種較重視民間自理能力、非凡事依賴政府解決的政治理念,從而令反對黨有更多生存空間,但這過程需要的時間,可能比很多人想像中長。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選舉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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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港男說新加坡大選

新加坡有國會,有國會議員選舉。雖說新加坡經濟、旅遊、政事往往拿來當香港人的話題或比較對象或論說籌碼,可屬政治一環的選舉,卻似沒有太多香港人理會。有27年歷史,選區勝者全取議席的集選區(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y,簡稱GRC)制度,或是前一回2011年選舉的在野黨候選人佘雪玲(Nicole Seah),看似也只是少數有心港人的談資。今年八月二十五日,新加坡解散國會,並準備於九月一日開始選舉提名,九月十一日投票,速度頗快。香港人雖之前八個月談過李光耀,留意過余澍杉(Amos Yee),也略聞上月初的新加坡獨立50周年慶典,又在未來14個月親歷兩場議會選舉,卻還似沒有太多人藉此討論「競爭對手」的大選——雖然本篇的其中一位受訪者,已發表了他的選前觀察。問:黃力喜愛遊歷,旅遊新加坡後曾在本刊發表《武吉布朗訪墓》及《如切,加東》兩篇遊記。答:K,在星取得公共政策碩士學位的香港人F,教師,曾在新加坡讀小學,雙親之一是新加坡公民S,現旅居倫敦,剛取得博士學位,曾留星研究舊建築及武吉布朗墳場墳墓W,退休英文及歷史教師,香港土生土長,1990年代取得新加坡公民身分。問題我跟新加坡關係尚淺,不過寫過一兩篇遊記,不理也毋妨;但跟新加坡關係較深的香港人,又怎看這次大選?我找到四名新識舊友,他們住在新加坡的日子都比我長,觀他們日常言談,或對此事有另些話要說。於是我邀他們說說。問題如下:(1)今次大選,由解散國會至選舉日,前後共18天,提名至選舉更只有九月那11天,你覺得會否太短?(2)89席當中,還是有76席來自16個集選區;而集選區依然是「勝者全取」,你認為集選區制度仍否可取?可否借到香港來?(2B) 如果你可以/會投票,你會在哪個選區投票,投給誰,還有為何投他/她?(可選不答)(3)你覺得這次大選最吸引你的是什麼?(4)還有什麼關於這次大選的話想說?K(在星取得公共政策碩士學位的香港人)答問題(1):新加坡是少數沒有獨立選舉委員會的國家之一,也因此執政黨易於決定在對己有利時刻舉行大選,這脈絡下的選舉遊戲規則不會對反對黨有利,這也是選舉威權主義的精髓──「一人一票」,並不一定就是止於至善。答問題(2):據學者Jon S. T. Quah的研究,集選區的源起,是用以回應1984年執政黨64.83%這不太理想的得票率、鞏固往後選舉支持率,其中一個操作方法,是將反對黨得票率高的地方,併入某些集選區,從而對執政黨有利。我的問題是,為什麼會想到「能否移殖集選區制度到香港?」這樣的問題?如果我們認為,公平公正選舉是香港所需,這毫無考慮必要。答問題(3):執政黨的是次得票率,會多少反映現今新加坡人對黨國關係的想法,即他們如何看「愛國是否等於要支持執政黨」這個問題。答問題(4):新加坡的政治格局變化,對香港會有很多方面的啟示。==========F (教師,曾在新加坡讀小學,雙親之一是新加坡公民)答問題(1):西敏制議會多如此,英國以前也只有17日,新加坡地方更小,預備期短應該不會有太大影響。答問題(2):個人不贊成集選區制度,因為單選區制已經有很大的超額獲得/損失議席效應,集選區只會令效應更強。但新加坡提出了一個頗有力的理由,就是保障少數族裔參政權。這一點在其他國家大多由法律保證議席比例達致,方法大多是專門劃設少數族裔議席。但這樣有個危險,就是鼓勵少數族裔參選人走向極端以爭取其選民支持。集選區制度令少數族裔候選人同樣要面對全體選民,這樣可鼓勵他們以中庸之道爭取族群權益。對於新加坡這些種族關係敏感的地方有可能是難以避免的必要之惡。換言之,在香港這個華人佔絕大多數的地方,根本沒可能以保障少數族裔為理由去引入集選區制度。假如真的要保障少數族裔,設置由全體選民選出的少數族裔功能組別議員就已經夠了。答問題(2B):因為不是長住當地,覺得自己對地區事務了解不足,所以對候選人沒有強烈意向。不過也許有興趣在宏茂橋集選區投給反對黨,給李顯龍製造一點危機感。答問題(3):工人黨在2011年得到阿裕尼集選區後,不斷被執政黨批評理財不善。很想看看當地選民四年後是否仍對他們投信任一票。這區的結果可以顯示新加坡是否有望走向兩黨制,而工人黨又是否有望成為第二個執政黨。答問題(4):對於新加坡是否能否順利走向兩黨制,除了執政黨的取向外,我想人口老化可能也有很大影響。因為老人較多對行動黨滿意。新加坡和香港的民主化之路,會否就像日本大阪都構想般死於「老一輩反對」?不過我想只要有普選,未來應該會在年輕人一邊的。==========S(現旅居倫敦,剛取得博士學位,曾留星研究舊建築及武吉布朗墳場墳墓)答問題(1):在公布大選日期前,追看新加坡朋友的臉書,很多人都在估大選哪一天;莫說提名期和選舉期之間的時間短,連選區重劃到提名開始,也未免太短了吧。答問題(2):集選區勝者全取,其實是把單一選區first past the post的流弊更加放大。先不論過往人民行動黨曾經透過集選區勝者全取,奪得遠超於得票百分比的議席;我覺得更加要問的,是這樣的勝者全取制度是否公平?能否準確反映選民意願?我覺得香港需要的,是改革現在的比例代表制,譬如取消功能組別後的那些議席,為全港不分區,以合理的比例代表制選出,而不是把集選區搬來香港。答問題(2B):場外投票嗎?這會否被新加坡人認為我們干涉內政的?好啦,真的讓我投,還讓我自由選擇選區的話:那就——可以貪心一點,選兩個嗎?1. East Coast GRC(東海岸集選區),投票給工人黨團隊吧——這個團隊的吳佩松博士(Dr Daniel Goh),是一個社會學家,他的研究和多元文化、古蹟保存相關,我相信他這個背景可以幫新加坡推動一些好的政策改革;2. Holland-Bukit Timah GRC(荷蘭-武吉知馬集選區),新加坡民主黨徐順全博士(Dr Chee Soon Juan)的那個團隊。Dr Chee是一位長期的反對黨重要人物,曾經多次被執政黨告誹謗,亦因為未經批准公開發表演說被判刑;今次他的破產年份終於過了,可出來參選。答問題(3):糟糕了,這道題真的好像花生友耶。農曆七月選舉算不算?選區重劃算不算?行動黨banner倒掛了算不算?答問題(4):正經的,我其實很希望這次選舉能使一些公民社會長期關注的議題,例如古蹟保存、環境保護、性別平權等等,可以得到更大的關注。==========W(退休英文及歷史教師,香港土生土長,1990年代取得新加坡 公民身分。以下內容均是筆錄整理)答問題(1):兩段時間都比較短,relatively short。答問題(2):因為我從來沒在新加坡投票,因此沒想過集選區制度是否可取。我不贊成把勝者全取的集選區制度引進香港,因為現時香港立法會選舉地區選舉的比例代表制,可讓一些有足夠票數,但仍有不少人不支持的人有機會晉身議會,候選人都可以在選舉爭取選民支持。說起來,我入籍後未回港前,曾逢1997年大選,當時沒投票,因為覺得無論如何都是人民行動黨獲勝。我也忘了當年住在哪選區。所知當年不設強制投票,從其他人口中得知,如果數次沒投票,就會取消選民資格。答問題(3)和答問題(4):不應說有吸引之處,但這次大選的重點是建國的李光耀去世後第一次大選:大選會否帶來變化,人民行動黨得到的議席多了還是少了?……結果是變或不變……K問「為什麼會想到『能否移殖集選區制度到香港?』這樣的問題」,我想,集選區讓候選團隊可以勝者全取,並非按不同團隊的得票率分配議席,可能就是這制度的吸引處。如此地愈來愈多人覺得,政治該是徹底的成王敗寇,至少不能讓對手在體制內立足,又如F所言出發,擴大超額獲得/損失議席效應可能是其中一法,我想此制度或可能某天為某些港人垂青,並主張帶到香港來。文章刊出時,離新加坡大選只有五天。「拭目以待」四字確已早為陳腔,但我等並無投票權,最多也不過是經互聯網知道此次結果是變,或不變。文:黃力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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