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峯:人們如何從網絡中接觸新聞? 跨國研究中香港的狀况

十幾年前,不少學者已經指出,互聯網提供了一個「高選擇度」的資訊環境。網絡空間無限、互動性強、頻道「井噴」、小眾媒體湧現,人們更容易按自己的興趣或態度選擇接收什麼樣的資訊,結果就可能是人們所接觸到的資訊愈來愈窄。這個論點,也就是後來「迴音谷」或「資訊泡沫」等說法的基礎。 不過,互聯網早已不是一個單一的媒體,人們通過網絡接觸新聞和資訊的方式有很多。到底今天社會上人們如何通過網絡接收資訊?不同的接收資訊方式和渠道,對人們所接觸到的資訊的多樣化程度有什麼影響? 本文想借用牛津大學路透社新聞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最近的研究成果來淺談以上的問題。該研究所自2012年起每年均進行跨國網上調查,並發表「數碼新聞報告」(Digital News Report)。他們剛於上星期發表了2017年的報告。2017年的調查繼續由英國研究機構YouGov進行,覆蓋36個國家或地方,其中包括香港、台灣和新加坡等東亞地區。36個地區的受訪人數共超過7萬,香港的受訪者則有2015人。要留意的是,由於調查的目的主要是探究人們如何在網上接收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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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率成績表

參觀英國《每日電訊報》的採訪室,偌大中庭、樓底高,最矚目是掛在牆上的巨型屏幕。屏幕正中央,有不停跳動的數字與走勢。驟眼一看,似股匯報價走勢圖。 當然不是。 記者編輯看到,也許會膽戰心驚,那是最高瀏覽量文章與網站整體點擊率廿四小時走勢,高掛採訪室最顯眼處,躲不過、避不開,每篇文章的「成績表」,即時發送,公開透明,每隔幾秒跳一跳,名副其實「睇住點擊率做人」。 英國高質大報《電訊報》也如此赤裸?非也非也,帶我們參觀的記者說,只作參考而已,記者編輯們繼續用自己的方式寫新聞,重視質素,不追求點擊率。信不信由你。 時刻留意點擊率,可以被牽着鼻子走,也可以挖掘新方向。即時得悉點擊率反饋,記者能了解讀者關心之議題,明白人心所向,調配人手發掘相關題材,即時跟進,好聽的,叫提供更多資訊,難聽一點叫投其所好。 點擊率會說故事,哪些題材激起千重浪?同一宗新聞,哪些用字會令讀者瘋傳?哪個角度最引人入勝?只須一般智慧,都可以從點擊率中睇通睇透。從好處看,記者編輯學習得更快,寫故事技巧易長進;問題卻是,大家都掌握到搶眼球秘訣,標題黨充斥,淺薄、誇張、情緒化的選題用字最易呃  like。 而且,最緊要快。 廿多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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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前途何去何從?

時代究竟是向前進,還是往後退? 以傳媒這一行來說,互聯網、智能手機出現後,消息流通更頻繁,資訊免費,人們不花分毫,要幾多看幾多。原則上是好事。 但看得太多,印象變得模糊。單說新聞片,如今觀眾看一條片以秒作計算。十秒內決定是否看下去,因為選擇太多,放棄這一條,還有千千萬萬條免費視頻在等着他。 以前,每天看電視新聞,周末看新聞特輯,就是觀眾能看到的新聞影片。如今互聯網裏有吃之不盡的瘋狂盛宴,免費新聞手機程式任人下載,即時新聞廿四小時滾動。文字不吃香,大家都拍片,傳統傳媒無論報章或雜誌都在搶攻,網媒如《香港01》又分一杯羮,難以歸類的媒體如《100毛》也十分努力,製作人情趣味小品賺人熱淚,務求留住觀眾的眼球。還有外國傳媒的新聞片,也是免費任看。資訊太多,時間太少,每個媒體都在爭奪讀者的關注。 印象深刻的,按個like或share,已是對這製作最大的肯定,不花分毫。手指掃屏幕,眼球如蜻蜓點水過目即忘。那條片,哪怕是製作者嘔心瀝血之作,哪管受訪者吐出了生命中最大的秘密,觀眾觀賞時的喜怒哀樂都如過眼雲煙,沒有在腦海中刻下什麼烙印,看得太多,根本記不起。然後這視頻就如其他千萬條片,擱在server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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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災難小編炒晒未?睇清網絡大忌保平安

公關災難何其多?先有紅十字會捐血危機,再有西九龍中心因為兩球雪糕要道歉,還有開價萬一蚊請「十項全能」奴工的不知名公司。涉事小編和發言人,成為眾矢之的,但有時只是他們太老實,將自己心目中的真相如實稟報,並犯了大忌:命令公眾。 紅十字會動輒得咎,大背景是極右思潮在互聯網壯大,反對大愛互助。所謂捐出的血會運上大陸,一早實證是假消息,普羅市民不會相信。不過,去捐血要人排隊4句鐘,又希望「奴隸」調整作息時間以遷就捐血,就觸動很多人神經了。 紅會的呼籲,只是實事求是,而同一時間,該會已承諾改善安排,理應問題不大。奈何,部分網民僅僅擇取其發出的呼籲,放大事實,斷章取義為其炮製公關災難,一呼百應。 在未有社交網絡的時代,大家聽了紅會呼籲,不會出聲質疑,因為指摘紅會是道德不正確。來到現在,大家在網上匿名抒發,才發現同道中人那麼多,自然愈鬧愈大聲。紅會只能從善如流,減少依賴以臨時呼籲的方式管理捐血者,調整捐血安排。若重演類似失當,恐怕將成為仇恨者的助燃劑。 無論真相如何 網民要的是抒發情緒 至於西九龍中心不跟雪糕店續約,是商業決定,但商業考慮從來不是網民考慮。中心在社交網絡專頁暗諷網民力撐的雪糕小店,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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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業的新趨勢

筆者有機會參加香港新聞教育基金舉辦的歐美新聞業界訪問團,過去3次訪問美國新聞界。第一次在2008年,當時全球經歷金融危機,美國新聞傳媒面對困局,不知如何應對。之後在2012年,當時美國新聞界開始走出低谷,回應社會情况作了不同嘗試。今年6月第三度訪美,發覺美國新聞界總結了頗多經驗,在理念和營運等方面均有進展。對「兩難」問題似有結論美國新聞業對一些「兩難」問題,似乎已有一些結論。第一個「兩難」是在不同平台上的運作,應是一個工作團隊還是兩個?在1990年代中,報紙開始有互聯網版,當時由另一個小組負責。後來慢慢開始融合匯流,集中人手處理編採工作,內容供不同平台分別使用。現在的常規是「中央廚房」式運作,以節省人手及提高效益。第二個「兩難」是報紙印刷版與網上版的關係。之前有意見指兩種版面可能互相對立,自己和自己競爭。現時主流的看法是雙方應該並存,各有作用互相補充,甚至可以擴大產品營運規模。最新的做法是,網上版和印刷版有部分內容相同,但各自有獨特內容,兩者成為不完全相同的產品,面向不同讀者群。第三個「兩難」是,網上的內容應該免費還是要收費?以往報紙要收費,電視新聞免費。現在報紙可以收費也可免費,而電視新聞可以免費也可收費。網上新聞內容多數免費,也有些要局部或全部收費。是否收費是一種經營策略,現時不同的機構各有考慮,視乎情况和自己的定位而定。同一機構也可以同時提供免費及收費的內容,供讀者選擇。是否收費影響了廣告和訂閱的收入比例。現時廣告依然很重要,但透過訂閱的收入慢慢增加,例如《紐約時報》及《華爾街日報》的編輯都表示,現時它們從廣告和訂閱的收入差不多各佔一半,而這個比例在改變中。第四個「兩難」是新聞機構的受眾對象,是針對年輕人還是年齡較長的人?有資深業者指出,年輕人多關注「吃喝玩樂」,新聞界要弄清楚他們的喜好加以配合;而成年人的資訊需求以「衣食住行」為主,新聞人員較易掌握引導。所以新聞內容要有區分,針對不同年齡層受眾,作出相應調整,配合其需要。更積極運用社交媒體美國新聞機構的經營之道,也出現了一些突破性做法。廣告對於受眾來說,一般是可看可不看,廣告太多太顯眼會令人不快。特別是有些網上廣告太具干擾性,影響讀者的閱讀過程,甚至令人感到煩厭。Quartz這個新聞網站推出的廣告卻非常有創意,內容很吸引。它收取的廣告費可以10倍於一般其他的廣告,而且在製作上很認真,他們希望把廣告變得有影響、宏大和華麗,目的不是要強迫受眾去看,而是讓他們覺得看廣告是一種享受,自己主動希望觀看。新聞界對於社交媒體的運用近年更積極,十分看重它的作用。社交媒體可以為新聞機構建立形象、推廣新聞故事、影響社會決策者、令社交媒體上的人轉到新聞網站去。現時差不多所有新聞機構都增加社交媒體編輯的人數,4年前一些大報如《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都只有兩名全職的社交媒體編輯;現時報紙的很多編採部組,都有自己的社交媒體編輯,記者很多時也直接參與其中。強調獨特性和為讀者增值新聞機構自己的定位和生存策略也在改變。新聞界一向以來競爭激烈,在內容上和工作方法上都頗為相似。現時大家要強調獨特性和為讀者增值。自己在做新聞時要看有否新的東西、報道手法和人家有否不同、自己的定位有否優勢。例如POLITICO這個多平台機構,專注政治及不同社會政策報道。它面向的是美國聯邦及州政府官員和社會精英階層,只接受機構作為訂户。它同時有報道及推廣兩個團隊,兩者獨立運作,從訂閱和廣告收入各佔一半。這個機構透過不同的平台,面向不同層面的讀者,其獨特之處是沒有直接的競爭者,它的定位鮮明獨特,可以為讀者及服務機構增值。而剛才提到的Quartz正努力思考,想了解以手機看新聞的讀者有什麼期望,他們大力打造流動新聞這個平台的特色,爭取高端的商界精英讀者,現在初見成績。新聞工作者要進化成「新人類」在新的科技和社會經營環境下,記者編輯如何面對?美國新聞界的主管認為,現時的新聞從業員除了要懂得寫作、善於思考之外,還要有專門技能,可以同時做幾件事,特別要有科技能力,人要靈活積極,能夠融入團隊。有媒體科技公司的負責人更表示,他們聘請新人的條件,首先是要有某種專長,其次是要聰明醒目、有自我反省能力、有較高的情感智能,而且還要性格樂觀和愉快。總括而言,美國新聞界出現了一些新氣象,有新的機構湧現,新聞機構有些新的做法,新聞工作者還要進化成為「新人類」。他們除了要報道事實,還要懂得處理「大數據」、善於說故事。新聞機構和別人競爭,就要各有特色,例如美聯社正陸續更新記者的技能和視野,它面向的顧客不單是電台、電視、報紙等新聞機構,還新設免費App應用程式,直接面向讀者,作不同層次、不同平台的全面覆蓋。美國新聞業的這些新趨勢,有不少做法均值得香港同業參考借鏡,以共同面對新環境對新聞界的挑戰。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7月28日) 傳媒 新媒體 網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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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決定我們在看什麼?

一批美國的保守派人士,近來投訴面書(facebook)立場偏頗,壓制保守立場的聲音,讓其信息較難出現於用戶眼前。有報道指面書前僱員承認確有其事,而面書高層則跟保守派意見領袖會晤,並否認公司有針對保守派的政策。誰是誰非,仍待雙方解釋。惟此事帶出一個問題:在資訊爆炸、人人以手機自行選取資訊之際,是否仍有媒體能決定我們在看什麼?大家打開手機,按下面書的應用程式,便會收到一堆又一堆的「最新消息」(news feed)——朋友上載的照片、發表的感言,以至是有關政治及社會的新聞等。一般來說,社交平台都會參考一些因素,透過自動運算及個人化的設定,把最「適合」的消息優先放到用戶眼前:朋友圈之中較多人分享的信息、最新消息、得到很多人「讚」和「分享」的信息,以至是用戶過往選取的信息種類等。資訊篩選增人為因素 可致「消音」「造勢」效果在資訊氾濫、人們時間有限的環境下,以上「個人化」及「自動化」的資訊篩選,未嘗不是協助人們迅速消化資訊的工具。但問題是,假如有人在「自動化」的過程中加上人為因素,刻意減少某類資訊的「曝光率」,又或讓某些資訊更加顯要,則亦有可能造成「消音」或「造勢」的效果。傳媒影響社會大眾關心什麼議題,並非新鮮事。傳播學者早於上世紀60年代便談論傳媒的「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功能——在傳媒「曝光率」愈高的消息,便愈有機會成為社會所關心的議題。當然,傳媒未必能直接影響人們怎樣想(what to think),但卻可以左右大家去想什麼(what to think about)。例如,傳媒未必直接影響讀者們對紀念六四事件的看法。不過,當不同的傳媒都報道有關維園六四燭光晚會的爭議,大家則較有機會去關心今年的六四晚會情况會如何。傳媒「議題設定」功能面對變數隨着社會發展,傳媒的「議題設定」功能亦面對林林總總的變數。首先,社會資訊爆炸,媒體的數量及種類的日新月異。除非是讓整個社會或世界哄動的大事,否則的話,不同的傳媒都有不同的讀者群,並設下不同的議題,是故傳媒行業設定社會議題的能力亦日漸存疑。此外,數碼化及傳播科技之發展,讓新媒體及社交媒體大行其道,大大提高人們自行篩選及製造資訊的能力。如今,與其說傳媒如何設定社會議題,倒不如說傳媒如何捉摸讀者及觀眾的心態去「搶客」,以至是公眾如何評論及監察傳媒報道新聞及製作節目的表現。不過,亦正是由於社會資訊爆炸,傳媒的數量及種類繁多,人們根本沒有時間去消化不同媒體的資訊。是故不同類型的資訊捷徑(information shortcut)亦應運而生,諸如「懶人包」(以簡短的片段、圖表或文字介紹複雜的社會爭議)、遊戲資訊(把社會議題結合簡單遊戲或測試,引起讀者興趣)及資訊視覺化(把資訊轉化為動畫、互動圖表等)。資訊捷徑主要是把複雜的資訊化繁為簡,讓讀者較容易「入口」,但這化繁為簡的過程,亦正好是設定議題、宣傳立場的機會。個人化資訊捷徑亦涉資訊篩選此外,我們在網上世界及社交媒體平台,亦有不少個人化的資訊捷徑,例如關鍵字搜尋器(keyword search)和面書的「最新消息」。這些看似讓人們能自行選取資訊的工具,其實也少不免涉及資訊篩選。中國大陸早前引起社會廣泛報道的魏則西事件,便使大眾質疑網絡搜尋器的誠信。事件主角魏則西,因患上罕有癌病而在百度搜尋器蒐集治病資訊。他在臨終前指摘百度,以搜尋器推廣不成熟的醫治方法,使他耗費巨款卻不得良醫。事件惹起大陸輿論質疑,是否有網絡搜尋公司篩選搜尋結果的先後次序?其次,社交媒體及網絡公司的資訊計算方程式,其實也引人入勝。如今,已有愈來愈多人研究和估量面書為用戶送上「最新消息」的運算方式(例如「讚」和「分享」的總次數和累積時間等),以增加網絡輿論的攻勢。議題設定理論,曾經於上世紀讓傳播學名揚學界;但其後隨着主流傳媒備受新媒體的挑戰,人們知識水平提高,並藉傳播科技自行選擇資訊,議題設定理論的學理探討亦未見有進一步的突破。不過,如今人們在資訊氾濫的環境下,漸漸使用不同類型的資訊捷徑以消化海量的資訊,並慢慢依靠互聯網搜尋器及社交媒體中「自動化」及「個人化」的資訊設定。這些現象是否意味了一種更仔細、更精準的議題設定功能?在人們覺得自己在自由選擇資訊時,會否有不同的持份者,正在運用這些更細緻的議題設定功能,去影響人們的所思所想?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助理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6月2日《明報》觀點版 傳媒 新媒體 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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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和民意兩極化

幾個月前,筆者寫過一篇借用民調數據來探討香港民意兩極化趨勢的文章,當時文中提及過社交媒體和民意兩極化之間可能存在的關係。年初一晚的旺角騷亂,又引發了一些有關社交媒體如何影響年輕人的政治態度和行為的討論。究竟社交媒體會否導致人們只看到自己一方的觀點,從而在態度和行為上變得更極端呢?我們有明顯的理由認為這情况存在。的確,人以類聚,物以群分。而且在一般情况下,一般人不會太喜歡跟意見不一樣的人爭論問題,因為爭拗不是一個愉快的體驗。所以,人們傾向跟自己政見相近的人進行較多的政治討論,以及選擇性地使用跟自己態度相近的媒體,本就是政治學和傳播學中的基本發現。而到了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時代,資訊渠道的數量暴升,傳播環境更形碎化的趨勢,每個資訊平台為尋找和鞏固自己的小眾市場(market niche),把自己定位得更窄更清晰,令人們更容易把自己放置在迴音廊裏,聽不到「外界」聲音。社交媒體助人接觸不同觀點不過,近年也有很多政治傳播學者指出,社交媒體不一定導致民意兩極化,有些學者甚至認為,社交媒體有助人們接觸不同的觀點。這論調主要建基於3個考慮之上。第一,在正常的社會狀態下,人們跟誰交朋友、談戀愛、一起工作,看重的不會是對方對社會及政治問題的態度。所以,從人際網絡而來的資訊和觀點,也許無可避免地會有整體偏向,但不會完全缺乏多元性。第二,社交媒體的特點之一,是它往往是人們與「弱社會關係」(如「朋友的朋友」、多年沒有見面的舊同學等)保持聯繫的渠道。一個年輕人在facebook上的「朋友」數量,往往數以千計,很難想像在這樣龐大的「弱關係」網絡裏,會沒有不同意見存在。第三,社交網絡容許人們向他人推薦內容,而在推薦內容時,人們可以給予他人有關內容水平和質素的提示(quality cues)。一些研究指出,人們在社交媒體上會傾向根據有關內容水平和質素的提示,而不是有關內容的態度取向的提示,來決定是否閱讀該些內容。從這3個考慮出發,人們通過社交媒體接觸到不同意見,應該還是頗為普遍的。加速已存在的趨勢 但非始作俑者當然,一個人能接觸到不同觀點,不等於他會平心靜氣地思考對方的想法會否也有合理的地方。不過,如果問題的癥結在人們如何處理接收到的資訊和觀點的話,也就代表問題說到底並不在媒體和科技平台本身,而在個人性格和社會環境。論個人性格,總有人比較持平,有人比較固執。固執的人不會公平地處理異議,所以就算讓他看到跟自己意見相反的論調,他也不會改變,甚至只會更堅持自己的想法;若論社會環境,則要看社會上是否已經具備劍拔弩張的氣氛,當社會本身就在一個兩極化的過程中時,人們也很可能會固執起來。結合上面兩段文字,我們應該預期的是,社交媒體不會在所有環境和氛圍中都使人們的政治態度更加極端和使社會更加分化。社交媒體的兩極化影響,主要是當社會本身已呈兩極化趨勢時出現的。換句話說,社交媒體加速了一個業已存在的趨勢,但不是這趨勢的始作俑者。筆者最近將要發表的一篇文章(註),就借用了2013年和2014年兩次調查研究的數據,來驗證這個想法。具體地說,該文章分析的是社交媒體的政治傳播行為跟對佔領運動的態度極端性(attitude extremity)的關係。亦即是說,分析的問題不是使用社交媒體的人會否更支持佔領運動,而是使用社交媒體的人會否對佔領運動的態度更極端,即要不就強烈贊成,要不就強烈反對。問題是聽到異議後如何反應結果發現,在2013年的調查中,社交媒體的政治傳播行為跟對佔中的態度極端性沒有顯著關係。但在2014年於雨傘運動期間進行的調查中,社交媒體的政治傳播跟對雨傘運動的態度極端性則顯著相關。而且,在雨傘運動期間,不止社交媒體的政治傳播行為,人際間的政治討論和使用傳統新聞媒體的頻率,也跟態度極端性顯著相關。從這些結果得出的結論是,社交媒體的確有可能促進民意兩極化,但主要是在社會本身已經趨向撕裂的時候。而且,在撕裂的環境中,任何政治傳播行為都可能促進民意兩極化,因為問題不是人們聽不到異議,而是人們聽到異議後如何反應。如果根據這研究的結果來做判斷,在這一刻的香港,社交媒體上的政治討論的確正在使民主支持者和建制派支持者之間,以及傳統社運支持者和勇武/本土派支持者之間壁壘更加分明。但若將這說成什麼「社交媒體世代」,彷彿年輕一代在某種傳播科技環境下就會無可避免地具備某些特徵,就是放大了科技的影響,和避開了真正的根源問題。在雨傘運動之前,極少聽過人們會因為在政治和社會問題上意見不合而「unfriend」對方。相對於社交媒體使用方式而言,社會兩極化是果,同時也是因。社會兩極化的因是什麼?那麼,社會兩極化的因是什麼?筆者在數月前的文章已寫過,從民調數據來看,香港社會民意的兩極化趨勢是從2012年開始變得愈來愈嚴重的。因政治制度的局限,特區政府本來就有揮之不去的合法性危機,經過一個醜聞滿天飛的選戰後,梁振英上台時的民望比過往特首上任時的民望都顯著地低。在信任本已薄弱的狀態下,政府多次在有強烈民意反對之下一意孤行,對反對聲音擺出一副絕不妥協的態度。政府沒有在社會的多元聲音中間進行協調整合,反而給人留下自己先走向兩極中之一極的印象。所以,旺角騷亂發生後,當評論者指向特區政府的管治問題時,並不是轉移視線。視線本來就在特區政府的管治問題上。註:Lee, Francis L. F.(forthcoming).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on opinion polarization in varying times”.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2月25日) 新媒體 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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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選戰與特朗普的選舉手法

今時今日的選舉不再是比政綱、比理念及比人物,而是比手法。特朗普是這樣選舉的特朗普是共和黨黨內初選的候選人,民調結果大幅度領先對手,靠的除了本身的名氣之外,就是語不驚人誓不休的惹火言行。特朗普的名字近一年不但經常登上美國國內媒體的頭條,亦是各國國際版的常客。幾句出位的言論就成為了全球焦點,可謂真正的一本萬利。亦因成為了全球焦點,特朗普的選舉優勢就更加明顯了。因為特朗普的名字每日都在新聞中重覆,於是成為每家每戶的「花生」。就算對特朗普的政綱一無所知,都一定聽過他的名字。這樣在選舉的時候就能左右大量中間遊離選民的投票意向。中大學生會的選舉手法近年的中大同學本身對中大學生會選舉興趣有限,少有主動了解候選內閣的政綱和理念,遑論主動到票站投票。即使是學生會的諮詢環節,會發問和參與的同學只佔本科生整體很小的比例。今年的學生會選舉是十九年來首次「撼莊」,但又到底有多少位同學,會主動了解兩個內閣的政綱,然後決定支持哪一支內閣呢?如果同學投票時都未有看過兩個候選內閣的政綱,不清楚其理念就已經有所選擇的話,又代表什麼呢?(筆者更提議各位現屆畢業生以此選舉作為FYP之題目,一來就手,二來有趣)不過就算同學什麼都不知道,選舉當日還是會有候選內閣的莊員在票站附近提醒各位同學投票。不少同學為免尷尬都會選擇投票,而且一盡會員權利及義務。以往只有一個內閣時,不存在選擇困難,因為多數同學剔信任就算數。是屆學生會選舉需要在1及2號內閣之間進行選擇,在選票上蓋印的一刻腦海中想到什麼就成為了選舉的關鍵。似乎有不少同學對學生會選舉冷感,換言之中大學生會選舉中,同樣有大量的遊離選民。想要勝出選舉的內閣大概就要學特朗普了。有內閣提出引入麥當勞等連鎖餐廳,與中大既有理念大相徑庭,一石激起千層浪,成功搶奪媒體air time,更登上《明報》;該閣政綱亦可見於輔仁媒體。不論是傳統媒體或網媒,都被他們一網打盡,還有什麼更好、更廣的選舉宣傳嗎?就算沒有看過相關文章都沒有所謂,如果哪個內閣的名字和編號能在同學腦海留下深刻印象,投票蓋印時的一刻,不就只會想到那一個內閣了嗎?今時今日,識選舉一定玩媒體。花多個晝夜鋤出一份政綱,還不如製造一次媒體事件更加令同學有興趣。文:中大學生會三號候選內閣(圖片取自煥然 – 第四十六屆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幹事會一號候選內閣Facebook 及星火 Spark – 第四十六屆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幹事會2號候選內閣Facebook) 傳媒 新媒體 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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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出賣良心的人連智慧也賣掉?

香港政壇污煙瘴氣,放眼滿是齷齪的鼠輩和小人。但這些人往往不只行為卑鄙,而同時也相當缺乏政治智慧。這令我思考,到底為什麼這些出賣良心的人,彷彿連基本智慧也賣掉呢?當然我無法在這樣的一篇文章詳論政治智慧和道德的複雜關係,但我卻想借兩個最近的例子嘗試作一個觀察:政治智慧和政治道德雖然不是完全一樣,但往往有不少重叠之處。有時最有政治智慧的舉動和反應,其實就是最合乎道德良心的舉動。在這些時候,出賣良心的人,自然因無法做出依從良心的行為而只能愚昧行事。錯就要認:卿姐的「傻仔」口頭禪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在剛過去的週日在「城市論壇」發言時一時口快,說了「香港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當她被接替謝志峰的新主持蘇敬恆善意提醒時,竟然大大聲的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啦傻仔,我識分既」,然後被主持指正時,仍說「我無講錯到,我係講中華人民共和國。」節目完結後,她被批評指是恃著自己是民主黨「大佬」身分,欺侮「後輩」新主持,那知她竟以「口頭禪」作辯解,指自己並無惡意,又指黨內也不乏「苦主」,並只說「抱歉」令人誤會。這個不倫不類的辯解令她受到進一步的批評。錯就要認,不但是一個我們自小被教導的簡單道德要求,也是最合乎當時處境的政治智慧回應。卿姐一時口快說錯了「中華民國」,本來是小事一樁,只要在主持提醒時道謝,並說自己一時口快說錯了,就可以得體地了結這個一時口誤。甚至就算在她帶點輕藐的態度嘲弄新主持是「傻仔」後,她若可以在事後大方直接地、不拐彎抹角地承認錯誤,也可以稍挽顏面,不會令她恃著資歷欺侮新主持的形象繼續發酵,甚至進一步深入民心。但習慣黨內「大佬文化」,絕不認錯的她並沒有這樣做,反而輕佻地指這只是「口頭禪」和不倫不類的什麼「黨內也有苦主」,這就令事情繼續發酵和引來更多的指責,為自己引爆了一個小小的政治炸彈。不知是否會埋下伏線,成為日後對手攻擊的例子。切勿諉過於人:孽瘤與她的專頁管理員 Eric Chan 說到認錯,當然不能不提另一位不但自己不認錯,甚至要人為她的過失向她認錯的孽瘤議員。早前孽瘤可能因為過於興奮自己的大腸沒有孽瘤,竟然急不及待將大腸內窺鏡的相片放在專頁和全世界分享。但孽瘤卻忘了她在和人分享她非常私隱的大腸時,也一併把她同樣私隱的身份證號碼公諸於世。發現這個失誤後,如果你是孽瘤,你會怎樣做?最簡單的就是輕輕承認錯誤,並請公眾不要廣傳這些相片。較有政治智慧的做法就是自嘲一下,說一句「有時做議員真的要非常開誠佈公」,甚或「平時慣了坦蕩蕩面對市民,一時忘了有些東西是不能公開的」,就可以給自己一個體面的下台階,令事件淡化,也順便幫自己做個小小的形象工程,一舉兩得。但一向被政界中人視為聰明的孽瘤怎樣做呢?她首先將過錯推了給一個本來名不見經傳的專頁管理員 Eric Chan,繼而要後者在面書上向自己公開道歉,這不但因為事件明顯的無理取鬧而令其不斷發酵(毛記電視、沈旭暉和田大少等先後不斷借題發揮取笑之),也塑造了孽瘤的形象不但是一個卸責給屬下的上司,更是一個不肯坦承過錯之餘,甚至小器到要人為孽瘤自己的過錯向她道歉的小器鬼。有錯就認,有心胸自嘲,包容屬下和甚至為屬下承擔責任(雖然不大可能是 Eric Chan 犯的錯),這些固然是當時正確符合政治智慧的決定,但這些不也是道德上的要求嗎?結語:出賣良心者很容易也同時出賣智慧當然,政治道德和政治智慧關係之複雜,絕非三言兩語能說得清楚:很多時候要作一個有政治智慧的決定,往往需要長時間的訓練和分析,仔細推敲和研判形勢,這些可以和政治道德沒有關係;齷齷的人有時也能運籌帷幄之中。但很多時候要一個合乎政治智慧的舉動其實也是一個合乎道德的要求:這不但像文中的例子所說錯了就認,不要諉過於人,還包括真正的開誠布公(不是將自己的大腸放出來就叫開誠布公),誠實(不只不用語言偽術),不偏不倚保持中立(不受政治干擾按程序任命副校),言行一致(不要口說愛國卻將子女送到外國留學)。在這些情況下,出賣了良心的人,自然也無法做一個合乎政治智慧的人,最終表現得十分愚拙。作出一個有政治智慧的決定或反應,其實並不一定要恃強凌弱、顛倒是非或齷齪不堪;有時,違背良心,反而令我們做出最沒有政治智慧的舉動。啱睇就 like 埋我個專頁啦 新媒體 民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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