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幸我還可以投投稿

慶幸我還可以投投稿。生於香港是福氣吧,政治環境雖然不是那麼好,特首滿意度時時創新低,議員官員經常鬧笑話,但至少我們仍有一個能夠討論的餘地。西環四樹一夜被斬,中環電車禁制令等等,網上評論一堆堆,某大新聞台不報導,報章觀點偏向某一方,仍有網上的各大媒體發表的文章,令意見不致於偏向極端。筆者驟眼一看,單是網上媒體已經存在了很多,就像是 「評台」、「輔仁媒體」、「立場新聞」,甚至是 「墳場新聞」,也都是能夠表達立場的地方。只要你於社交平台有所留意它們,我相信各人所寫的意見亦能夠輕易傳達出去。不只是政治,近期熱門話題,如: 迎新營、玩轉腦朋友 等等,只要你有想法,便能夠投稿。現今傳達意見的方便度,相信以往難以令人想像得到。與其說香港天災少、有良好的金融體系,便是香港的福氣,不如誇張一點,今日能夠輕易投稿,其實已經是香港人的福氣。不是每個地方也可以這麼方便地表達意見,能夠投稿,又或者隨便地於社交平台傳達訊息及新聞,今時今日有這樣的權利,全賴言論自由的存在,而言論自由的存在便要感激基本法賦予權利給我們。別以為每個國家都有一定的言論自由,直到現今社會,我可以肯定至少三四成國家仍然沒有言論自由,其中一個例子近在咫尺。我們可以知道幾乎所有大陸報章都是由國家控制的,哪會有公開招募公開投稿這回事,就算有,都一定是要嚴謹篩選,符合國情才能發表。網上微博發表的敏感題材,一一被中央政府封鎖,最近的天津大爆炸事件已經能夠見識得到,中國僅有的言論自由,有等於無。不談中國,北韓的個人崇拜主義,中東某些國家的極端主義,非洲大部分國家,都通通沒有言論自由可言。你說香港有這個自由是否應該要珍惜。 感激網上媒體以及社交平台的存在,我們可以隨時看即時新聞,又或者不是單一角度的社評,令社會的意見更多元化。有了這些平台,香港便不會像某些國家,所有社論只維護著自身的政策,我們可以從偏左的報章看看官方意見,亦能從網上發表文章的網民,看看另一角度的意見,從而作出批判性思考。有一點,筆者其實感到不安的,就是覺得香港的言論自由開始被收窄,尤其在近一兩年,政治環境轉趨不穩定、雨傘運動的開始、各方意見分歧加大,令支持及反對政府兩方的言論亦有被打壓之嫌。某些報導從中立角度開始轉為右派,當然亦有些更加傾左,封鎖對自身不利的意見。而近年亦有發生打壓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的事件出現,最近判刑的劉進圖遇襲案便是好例子,網絡廿三條的爭議聲不斷,這些亦使筆者感到言論自由程度開始下滑。 可幸的是,這些事件發生,亦正正令到網上媒體的發展加快,而當時亦正值社交網絡蓬勃的時期,因此令更多網上媒體誕生,尤其是在2012年開始,便進入了網上媒體的全盛期,大量發表新聞及公開交流意思的網站出現,使很多人都對新聞觸覺有所加深。人們可以透過網站觀看最新文章及評論,愛分享的就如筆者一樣,能夠隨便投稿表達意見,分享近期熱門的大小二事,或者討論政事。這些評論使意見的傳輸能夠加快,並且有更多的角度出現,有助新聞的透明度加深,意見亦不會流於單一化。 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我們不知道。2047年後,言論自由是否存在,我們亦都不知道。而現在,筆者只慶幸我還可以投投稿。 言論自由 新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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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時代

有56年歷史的《新報》停刊,停刊通告這樣寫:「隨著免費報章的出現,傳統報章近年銷量大幅下降,加上讀者讀報習慣改變,本報在可行的方法及預算下已作出多番適切改革,唯仍然處於長期虧蝕狀態,經詳細考慮後決定於2015年7月12日起停刊。」之後不足一星期,76年歷史的《成報》因銀行戶口遭凍結停印;壹傳媒繼6月底傳出放棄印刷媒體後,旗下《壹週刊》、《忽然1周》更傳出裁員結業……這波印刷傳媒衰落浪潮的來勢,比起廿年前報紙減價戰後的報紙倒閉潮來得更快更急,一批二線報紙及印刷刊物勢遭淘汰。馬龍先生在facebook上說:「新報倒了,黯然。85年左右,我受龍竟昌邀請一起在新報搞改革(彩色副刊),報紙曾一度升上十五萬份。」新報近年的副刊也有改革,有一段時期更上載全版面上facebook供免費閱覽,又在網站提供影片,但銷情及影響力一直未見起色。這次或會即將到來的倒閉潮,恰如《新報》停刊通告所寫,反映在新媒體發展的大趨勢下,對傳統報業的衝擊。壹傳媒旗下刊物,近年雖積極拓展網上平台,但亦難逃裁員削減開支命運,顯示印刷一事,實為近年傳媒最大的包袱——「跌紙」成為傳統印刷傳媒的夢魘。如果現在才說免費報章影響收費報章的銷量,應該遲了十年:香港《爽報》出版短短兩年就停刊後,應該無人再相信免費報章在香港還有發展前景——應該如是說,主流的印刷媒體在香港,會因科技發展,不出四分一世紀,終將成明日黃花。印刷報業式微、萎縮、倒閉,不是今日才發生的事。如果回看十年前,香港三大報的每日印數起碼比今日多十幾萬份,反映的,是愈來愈少人買報紙。印刷成本高昂「性價比」低 「數位匯流」更發揮傳播優勢印刷報紙一事,之於今日,其所動用成本,相比互聯網,實在高得不合常理。要專人畫版、排版,再印製每版八千多元的菲林,製成裝上印刷機的鋁版,方可開動一台甚至更多,高達兩、三層樓的印刷機,加上發行、分銷、運輸等,其所牽涉的成本,相比在網上登出同一消息,實在高得匪夷所思。說起報業的沒落,可問一問上次見到香港報紙出版「號外」,是甚麼時候。筆者最近一次接觸「號外」,是在台北市。2012年總統大選,點票結果至傍晚有眉目,早從手機、電視直播得知最新點票結果。一切成定局後,晚上西門捷運站外有人派發《蘋果日報》號外,大字標題「馬英九連任」,但內容無提及當選票數、得票率等數據——這份「號外」的意義,大概是給人留念。這或許是極端的例子,現時香港報業多有提供網上即時新聞,不過,網上新聞,是將原本在報紙出現的內容,轉到網上那麼簡單嗎?四年前參觀台灣《聯合報》,報中多名講者介紹該報「數位匯流」的大趨勢。時任聯合報系總管理處總經理辦公室主任李彥甫指,1991年台灣每100人中有76.3人讀報,至2003年跌破50人;《聯合報》高峰期有5000多名員工,減至四年前(2011年)只有1700多名。大眾對信息的需求不會減少,故並不代表報館會消失,只是信息的載體,由紙張轉移至電子器材,而這些器材早已不是桌上電腦,而是跟隨用家移動的智機手機、平板電腦等。當我們在幾乎人手一部的電子器材上,能同時接收文字、圖片、互動圖表、聲音、影片時,其實印刷出來的所謂「實體報紙」,在商業或傳播效能上,已幾乎無存在價值——未來,是「數位匯流」,跨媒體傳播的世界。傳播信息的方法,今時今日,不再只有報紙、電台、電視。互聯網及智能手機的普及,獲得信息變得方便、即時、廉價。起碼,年輕一代莫講買報紙,連十年前風靡一時,在地鐵站內外派發的多份免費報章,當日比一般上班上學時間遲一點都未必拿到的,現在到早上十點多還可以有剩。說難聽點,除了「拎上手都嫌整污糟」外,這其實是紙張回收業的一大原料來源。跨媒體工作勢成記者基本技能 傳媒機構亦要轉型科技進步帶來的,是工種合併與工作增加。或者今日記者視拍片為苦差,但如果回想再早些年前,當報紙仍未充滿相片,或只有一兩張可有可無的人物大頭外,在報章記者而言,他們的工作就是將信息以文字方式表達就可以了。及後,印刷技術成熟,印製圖片成本減低,影相,就是為新聞故事增值;今日的拍片,也是一樣。撇除甚麼「傳播效能」之類的理論,簡單來說,在科技發達的流動互聯網時代,記者的責任,不單純是傳播消息,而是「以最好的方式說故事」。《明報》揭發大埔運頭街劍橋護老院事件,如無影片,照片和文字帶來的,未必比影片更接近真實。又,早前有線《新聞刺針》報道的士專載水貨客,令新田居民難截的士,影片顯示的多架的士接連無視居民飛馳而過,又遠比單以文字和照片表達,來得震撼。這又是否代表影片就是一切?不然。之前說過,報業式微,只是印刷方面,在現代的跨媒體傳播的大方向下,報業利用智機手機及平板電腦平台,照樣可以有效地傳播信息,在「數位匯流」下,「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載具,在同一載具上,可同時提供影音、圖片、文字、搜尋、互動的服務」。報章發展跨媒體業務,其實有非常大的優勢:歷史悠久的報章,有龐大的資料庫;另外,其本身日常提供的信息,就比其他媒介詳盡,在報道牽涉大量數據的情況下,傳統報章製作圖表或以文字表達,其可重看的特質,反而超卓,只是圖表可利用電子平台,進一步演化成更易讀和蘊含更多信息的互動圖表而已。「跨媒體」,實質就是為其報道在既有的詳盡上增值、錦上添花、加強傳播效能也。還記得當年台灣講者說「數位匯流」的轉變如「大船轉彎」,一眾《聯合報》員工就如「船員同行」,並非易事。進而舉例指:「二十年前不懂電腦打字可以做記者,現在可以嗎?」從而引申「N年後,不會跨媒體工作,還能當記者嗎?」。四年前赴台,聯合報系正說其正進行內部轉型,新聞從業員亦正轉型,例如訓練記者和編輯成為主播,走入線上直播室,以「最合適的方式說故事」。當時,說的是服務聯合報系的網站,udn.com(聯合線上)。當年回港後兩年,UDN TV正式啟播,全面發展報業以外的電視頻道。社交網絡興起資訊爆炸 二線報章賣點減少相比美國或世界大部分地方的「一城一報」,香港彈丸之地能容納如此多份報章,算是異數。多年來二線報章有其市場,多以通俗路線例如專欄、連載小說、風月版、馬經等爭取讀者,但現時資訊爆炸、網上免費的消閒信息亦多的是,其原本市場定位已被蠶食,加上紅色資本滲透、「人有我有」就可以的風氣,愈趨低落的士氣,形成惡性循環。互聯網世界資訊琳琅滿目,不少主流傳媒報道的消息,都從網上得來:照樣搬字或搬圖到自己的新聞網站當作「即時新聞」的情況多到氾濫的地步。現代的主流傳媒,不再只是「消息的傳播者」,而是「資訊的管理者」。如何為網聞「增值」,或是主流傳媒的出路——他們有的是多年來處理、求證資訊的經驗和人脈,以之保持新聞質素及讀者「應該知道的」,這個社會責任不應因角色的轉變或傳播方式的不同而變改。發展跨媒體業務,是各大媒體的必然,在投放資源等各方面有所顧忌,每每「就住就住」,只會淹沒在瞬息萬變的時代洪流中。世界報業協會早於2007年的”Trends in newsrooms”,刊載時任紐約市立大學互動新聞課程的Jeff Jarvis所言,”Print will not die, but print is not our future”,或是對今日香港報人的警惕。(function(d, s, id) { var js, fjs = d.getElementsByTagName(s)[0]; if (d.getElementById(id)) return; js = d.createElement(s); js.id = id; js.src = “//connect.facebook.net/en_US/sdk.js#xfbml=1&version=v2.3”; fjs.parentNode.insertBefore(js, fjs);}(document, ‘script’, ‘facebook-jssdk’));(大陸建材出事?)自九十年代短樁案後,房署驗收就極為嚴謹,今次大規模出事,恐怕不是一兩個水喉匠的責任,或是材料出事,卻仍然發出合格證,導致下游用戶全部中招,跟台灣地溝豬油事件相似…全文:http://wp.me/p2VwFC-dTBEdkin #鉛 #建築 #公屋 #評台Posted by 評台 Pentoy on Thursday, July 16, 2015 傳媒 新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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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wire創辦人:可以把興趣作為職業,已經是福氣

暑假未至,700個家長通宵排隊為子女爭入補習社暑期班,為的希望子女「贏在起跑線上」。詭異之處在於,當「起跑線」的指標:高學歷、家底厚、擁有多國語文能力等,愈來愈被奉為信仰,31歲unwire.hk營運總裁張宇軒卻活脫來個反高潮,從來沒擁有過以上任何一條「起跑線」的他搔了搔頭:「我真的不覺得自己捱過甚麼窮、有甚麼怨氣,決心和堅持做自己的興趣,已覺得很快樂。」人生從來都是關關難過關關過,鬼才會理什麼裝備,最重要的總是鼓起勇氣迎戰,而且,永不停步。 沒有起跑線的跑手都說傳媒難做,尤其當遊戲規則早已改變,不再是主流傳媒間互相競爭,而是爭奪每個讀者接受資訊的時間。為了搶客,早前劇集《導火新聞線》講出了總編選採新聞大勢所趨,「隻故夠juicy,條題要夠爆!」實在張宇軒(Leo)本身的奮鬥故事,也可以設定得很juicy,基層家庭出身、沒有親朋父蔭,16歲中三畢業便必須出來社會做事,完全違反強調預早鋪橋搭路的現代親子教育,「普通人白手興家」已夠吸引,再添加一點「不甘出身寒微咬緊牙關脫貧圖強」的勵志作調味料,理應賺得不少點擊率,然而Leo沒有包裝自己的來歷成為宣傳亮點;對他來說,坦白從寬,對人對己都舒服:「我沒有甚麼『不甘』呀,基層工作都是正當職業,當時、現在也沒有甚麼不忿和不開心,日子就是這樣走來。可以把自己的興趣為職業甚至事業,其實這已經是福氣,因為有了興趣做根基,也就是往後堅持走下去的原動力。」 5000元創業興趣這玩意,絕非做父母的去逼子女學琴棋書畫,挑一些「高尚」的嗜好,便能讓子女從此過着幸福快樂的生活,而是要隨心出發,引領出一條人生大路。屬於Leo的路,就是鑽研電腦軟件和砌機,不擅辭令的初中生首先藉此贏得友誼。「會有很多同學忽然同你好熟,找你砌機,讓你忙過不了,亦因此找到話題。很開心!」工作機會亦隨緣而至,與電腦店店主閒聊多了,店子請人他就受聘做了店員;電腦雜誌記者經過腦場跟他談得來,有記者空缺他就加入傳媒行列,後來更由規模細的出版公司轉到主流傳媒工作。傳媒這一行,臨場應變能力從來比學歷重要,除了剛加盟大公司時曾遭人事部某同事咕噥一句:「(中三畢業)咁都請?」外,學歷一直沒有成為Leo工作的障礙,上司也肯定他的能力;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電腦記者生涯,練就編採攝快靚正一腳踢多功能技巧,Leo說最危險的反而是:「一旦墮入了comfort zone,因循生活或工作模式,不知不覺就會停滯不前。」每日循例瀏覽外國科技網站搜集資料,從事穩定收入的工作,爭取晉升機會,日子就這樣過嗎?既然外國科技網如此受重視,為甚麼只被動地搜集資料,而不主動一點,開設一個香港資訊科技網站呢?設立網站的技術早已到手,最初開設網站所需資金幾乎是零(只需支付商業牌照申請費用),走出comfort zone欠的,只是實行的決心和堅持,以及找來合拍的伙伴。諷刺的是,找創業拍檔,太過志同道合未必是好事,網站其餘兩名創始人(後來再加入一名),全都是精於寫稿、砌機、採訪等技術活,對於行政、宣傳等幾乎全無經驗,問Leo可否召集其他擁有不同專長的人選?他說幾名創始人都擁有創業最重要的因素:決心。「最初要創立科技網,當時有很多行家都表示有興趣,然而大部分構思了很久還未有行動,最終就是這幾個真正立定決心跟我一起走下去。」[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800"] 網站創辦人(左起):Edward Cheung(編輯部)、Anskar Kong(編輯部)、Victor Lee(Project)及Leo Cheung。(受訪者提供)[/caption]2008年,集資5000元創業大吉,然而上天豈會平白掉下金子來,最初的兩年,業績可用4個字形容:停滯不前。正如Leo所言,創業憑決心,守業則要專心,當時雖有其他合資者已辭了正職專心幫忙網站,但Leo仍邊做全職記者邊負責網站統籌、運作和找客戶,分身乏術難以集中精神處理業務。「很多計劃實行了第一步,因分身不暇便行不下去。例如我寫了篇文,賺了好多點擊率,但如何鋪排以維持追看率,就要花時間,若部署不好便無以為繼,遑論吸引廣告客戶。」與其兩頭不到岸,2011年新婚後鐵了心辭職,破釜沉舟得以全心投入和籌劃網站的方向,業務才開始做出成績來。 老闆 一定是最好的推銷員幾個合伙人各司其職,一個慣於處理科技資訊卻缺乏銷售公關技倆的溫文老實人Leo,毅然擔起統籌與銷售的工作,尤其約4、5年前網站還沒甚麼知名度,加上其時潛質客戶普遍對網媒還未投信心票,要吸引客戶,箇中難度可想而知,Leo也直言創業早期找客戶落廣告非常困難,但世事往往柳暗花明,曉得利用弱點變強項,才足以扭轉乾坤。Leo沒有廣告從業員經驗,也不會運用公關技倆「語言偽術」,有的是Founder/Market Fit的優勢:創業者對自己主攻的市場徹底了解,實事求是一下就找出產品宣傳的亮點,做就創始人與投資人市場的匹配。「一間公司最好的sales,一定是老闆自己,因為唯有老闆,可以既熟悉自己公司資源和行情,又可消化產品資料再分析,全面幫到客戶,創辦人因為熟悉公司運作,更識對方產品、行業的專長,不需多加言語修飾,『講真話』也成了我的一個強項。」facebook的出現是網媒一個突破口,當時好多人覺得資訊放上facebook是「益了別人」,他反而逆思維運用facebook,與大眾的互動渠道大大增多,加上網站憑與客戶的關係及與網友的互動等因素建立誠信,加上後來路線轉變,由專業科技網轉化為「生活融入科技」大眾路線,又嘗試不少點子,其中最引為談論的,以年多前為推銷寬頻計劃在「路由器旁實時種綠豆」例子堪稱經典。「當時網上流傳長開Wi-Fi的路由器發出的電磁波會影響健康,外國有個教授,在路由器旁邊種了一株植物,植物結果枯死了;某寬頻公司推廣優惠計劃,簽約成功送路由器,找我們合作做推廣。主流傳媒一貫做法是寫一寫計劃如何省錢有着數之類,為了推廣家用Wi-Fi,我們就在路由器旁邊種綠豆印證,還要現場播出!我與負責該任務的女同事擔心綠豆『遭遇不測』睡不着,幸好綠豆健康成長,嚇了一大跳!」破格的點子贏來談論不絕,網站幾年間人氣激增,現時每月有6位數字盈利。 乘網媒浪潮 栽培新一代網絡傳播速度、威力大,是未來傳媒一大主流,然而競爭也趨激烈,Leo倒覺得任何行業都是百花齊放比小貓三四隻好得多。重要的是保持與客戶及網友的互動與信任,創意不離求真。走到這一步,對Leo而言目前面對的挑戰,除了找尋更多客戶來源,還有人事管理,尤其是帶領年輕人從頭開始教導,但Leo也樂意投放更多心機栽培傳媒新一代,一樣不以學歷、年資等「起跑線」為先,最重要的是肯為公司和網媒前景走多步。[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800"] unwire團隊現有正職16人,當中不乏八九十後,Leo說公司招聘人才的準則不在乎學歷,有時經驗還是次要,最重要的,是「思維和那團火同時要去得快燒得旺,當然快的大前提,是求真。」(受訪者提供)[/caption] ■ProfileLeo Cheung 張宇軒香港資訊科技生活網站Unwire.hk營運總裁(Managing Director)。31歲,出身草根階層,中三畢業,曾做過多份草根階層工作,因緣際會先被深水埗腦場店舖聘請為員工,再被雜誌編輯所邀入行成為資訊科技版記者。2008年與另外兩名行家共合資5000元創立unwirelife.com,後再加入一名創辦人,2009年改為unwire.hk,初時邊做全職邊營運,約4年前辭去工作全力打理網站。網站初期專攻電腦迷,近年風格趨向生活化和大眾化,人氣激增,至今網站在facebook獲得超過14.8萬likes。於今年3月,網站獲得「2014傳媒轉型大獎:十大最喜愛網站」獎項。與太太及3隻家貓組成快樂家庭。文:黃淑儀編輯﹕方曉盈電郵﹕lifestyle@mingpao.com原文載於明報副刊,標題為編輯另擬,原題為〈張宇軒 我講真話推銷 成功非「父」幹 白手創科技網〉 新媒體 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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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新聞平台預計在本月登場:臉書和新聞出版商誰是贏家?

很多朋友應該都還記得三月底一則在數位新聞產業引起熱烈討論的新聞,《紐約時報》報導透露臉書即將推出自己的新聞整合平台,合作新聞媒體發布的新文章將直接在平台上刊登,而不再是以網頁連結的方式呈現。而這樣的情景似乎將比我們想得更早到來,《華爾街日報》報導指出很有可能從這個月開始,我們將會在臉書動態牆上,直接看到第一波合作媒體包括《紐約時報》、《國家地理雜誌》及 BuzzFeed 的文章和影片,這也被稱為「即時文章」(Instant Articles;暫譯)。透過「即時文章」的設計,行動裝置用戶將能省去文章開啟外部連結的 8 秒鐘,而分享文章將能更快速地呈現在螢幕。為了吸引更多新聞媒體合作投入「即時文章」,臉書將改變傳統廣告分成模式。如果新聞媒體自行和廣告商洽談取得廣告,則該新聞媒體刊登的「即時文章」的廣告費用,將全數歸新聞出版商所有。如果是臉書找來的廣告商,則臉書將分得約 3 成的廣告費用,新聞出版商可以分到剩下的 7 成。臉書開發「即時文章」的潛在好處從這些數據來看,可以發現臉書開發「即時文章」的最重要目的並不是為了相關文章的廣告利潤,那是甚麼呢?1.  提升臉書用戶黏著度:「即時文章」的設計,將節省用戶等待文章連結開啟的時間,提升用戶閱讀體驗,並鼓勵使用者在臉書停留更多時間。前陣子美國新聞出版學院與美聯社 – NORC 公共事務研究中心共同發表的「媒體洞見報告」指出,年輕世代現在趨向以「隨機」甚至「意外」發現的方式來獲取新資訊,像是透過瀏覽臉書動態牆來掌握重大新聞。因此臉書和新聞機構合作推出「即時文章」,將有機會能作為提高年輕世代黏著度的強大後盾。此外,臉書也可能進一步和 Google 抗衡。Google 最為著名的武器是其搜尋引擎,許多廣告收入都是伴隨著 Google 強大的搜尋功能與廣大市佔率,然而隨著社群媒體快速發展,網路民眾在「搜尋」資訊之餘,培養出透過網路社群「發現 」新聞的習慣。「即時文章」將能進一步鞏固臉書作為「發現 」新聞的首選社群來源。2. 掌握更豐富的用戶數據:臉書可以透過「即時文章」,掌握更多使用者喜好資訊和新聞瀏覽數據,幫助進一步未來產品規劃,以及拓展更多其他廣告收入。對臉書而言,用戶資料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廣告收入來源。舉例來說,今年 3 月時,臉書為廣告商推出「主題數據」(topic data)新服務,內容包括臉書用戶針對特定品牌、活動、商品或相關主題的「公開」及「私人」討論,雖不包括臉書訊息,但所有隱私權設定為不公開的動態和留言都會以匿名方式提供給廣告商,讓廣告商更精準地了解臉書用戶如何討論他們感興趣的資訊。可以想見,「即時文章」也將成為臉書未來重要的廣告數據。3. 鞏固且擴大數位廣告市場佔有率:雖然目前仍不清楚最終的廣告配置形式,以及出版商、廣告主以及臉書的三方合作關係,但是《華爾街日報》消息指出,臉書預計會限制出版商使用競爭對手像是 Google 的廣告產品,而只能使用臉書收購的廣告商品,例如評估線上廣告表現的 Atlas ,以及專注於影片廣告商的 LiveRail。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15 年新聞媒體狀態」報告指出,數位顯示廣告營收第一名的公司就是臉書(24%),而 Google 則緊追在後(14%),透過提升用戶黏著度、掌握更多數據,以及限制競爭對手的廣告收品,臉書將能藉此提高數位廣告的營收比例。(延伸閱讀:「2015 年新聞媒體狀態」報告 8 大重點:新聞網站行動裝置流量高,但造訪時間短)合作新聞媒體機構是受益者還是受害者?「即時文章」的開發對臉書而言當然是個好消息,但卻引起諸多數位新聞媒體工作者的密切討論。雖然臉書提到「即時文章」提升用戶閱讀體驗的設計,將能為各大出版商帶來更多線上讀者和關注,但是新聞媒體觀察者普遍仍有下列幾項隱憂,包括:1. 自家新聞官網的流量:許多大型新聞出版商現階段的網站流量,約 6 成都是來自在臉書上的推薦流量。用戶透過點選臉書上的文章連結造訪出版商官網,出版商也靠這些流量來和許多廣告商洽談。然而臉書取消張貼文章連結,而改成「即時文章」的形式後,將可能大幅降低新聞媒體的官網流量,並影響廣告收入。雖然臉書提供新的廣告收入分成方案,但是整體效益還是有待評估。不過「即時文章」對於主張多元社群媒體發展模式的數位原生網站 BuzzFeed,可能反而有所助益。BuzzFeed 在今年的「SXSW 互動式多媒體大會」上表示,他們最新的營運策略是在各大社群平台發布更多內容,爭取對 BuzzFeed 品牌的高關注度,而不是依靠社群媒體爭取官網流量。BuzzFeed 內部研究發現,社群媒體推薦流量只佔有關注度的很小部分,譬如臉書帶來的推薦流量大約有 3.5 億,但是臉書上的關注度卻有 110 億人次。而 BuzzFeed 妥善把握社群媒體關注度的方式之一,就是其原生廣告不只依網站流量計費,還包括該廣告在所有社群平台上的表現。對於 BuzzFeed 而言,「即時文章」將可能為其在臉書上創造更多觀眾關注和影響力。2. 新聞主控權:雖然「即時文章」的形式仍不確定,但值得關注的是新聞媒體機構對於文章自主權,以及既存的付費牆訂閱模式是否會收到影響。這部分受到最多挑戰的,尤以傳統新聞媒體像是《紐約時報》為主。舉例而言,《紐約時報》現有的付費牆模式只提供讀者在未訂閱的情況下,免費閱覽 10 篇文章,然而在「即時文章」形式下,《紐約時報》將無法提供原文網站連結,該如何策略性地呈現文章成為重點。《紐約時報》很有可能會選擇在臉書「即時文章」提供挑選後的文章段落,好處是有興趣的讀者會考慮透過訂閱《紐約時報》來閱讀完整內容,壞處可能是已訂閱用戶會認為「即時文章」上展示內容已經足夠,而選擇停止訂閱。此外,調整授權內容將會耗費額外心力,且臉書給予《紐約時報》的主控權也還不明確,《紐約時報》將如何因應仍有待觀察。而臉書頻繁更改的運算機制,包括個人化動態牆設計,亦有可能影響各新聞機構「即時文章」的出現頻率和順序,「即時文章」的最終設計,以及合作出版商在這部分的主控權將會是重要的觀察重點之一。3. 讀者數據所有權:「即時文章」的相關數據,包括讀者背景和點閱資訊,將會是臉書及合作出版商重要的協商之一。不論是數位原生網站 BuzzFeed 還是傳統新聞媒體《紐約時報》,線上用戶數據都是非常重要的資訊,除了可以讓出版商清楚掌握市場趨勢及觀眾喜好,同時也是和廣告商洽談的重要籌碼。《華爾街日報》表示臉書仍在與合作出版商洽談最後細節,甚至包括接洽其他可能的新聞媒體,因此「即時文章」的推出時程表可能還會再更動。但可以想像的是,「即時文章」推出後,勢必會為線上新聞產業帶來一番衝擊。參考資料:American Press Institute、Facebook for business news、NiemanLab、The Atlantic、The Wall Street Journal & re/code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Facebook 新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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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柴靜都不上班 自媒體革命還會遠嗎?

{世紀版編按:早前曾引起廣泛關注的紀錄片《穹頂之下》,由前中視記者柴靜策劃、採訪,掀起兩岸關注「自媒體」的崛起。最近在內地火紅起來的自媒體參與者許驥,他主持的節目,粉絲成千上萬,成為他在寫作以外的發展方向。今天,許驥撰文談談自媒體到底是什麼,有何吸引,並鼓勵年輕人以此「創業」。先從柴靜談起……}「你們說要爭自由,自由是針對外面束縛而言的,獨立是你們自己的事,給你自由而不獨立,仍是奴隸。獨立不需要盲從,不受欺騙,不依賴門戶,不依賴別人,這就是獨立精神。」據說,這是胡適先生1946年在北京大學一次演講中說的話,內地調查記者柴靜將其摘錄到自己的著作《看見》中。這其實並不是新鮮的話題,歷史上無數過來人都告訴我們,只有獨立的人才配享有自由。不獨立,卻要自由,這自由不是你的,是別人的恩賜,是假的。譬如一個人要上班,你如果遲到,老闆就扣你人工,那麼你就沒有睡懶覺的自由,就這麼簡單。所以,真正想要自由,必須能夠先在經濟上獲得獨立。 內地創作者的「獨活」我們正處在互聯網時代──聽上去老生常談,但是生活在香港的我們,實際上並沒有真切感受到互聯網的巨大力量──年輕人利用互聯網,多數還是娛樂。相比之下,內地互聯網的發展一日千里,目前絕非玩的工具。別的不說,僅一款國內最多人使用的聊天工具微信,已足夠讓很多人依靠其養活自己。互聯網幫人賺錢的原理很簡單,背後以一系列創新科技作為支持,讓人可以不再依靠組織生存。例如,微博去年開通了「打賞」功能。將文章發表在網上,讀者如果覺得內容好,可隨心所欲將自己認為值得的金額直接給到作者。微信也是一樣,創作者可以開「微店」,在上面出售自己的作品。有人在網上幫人畫全家福,收入高過成名的畫家;有人通過網絡社群訂單,幫BB拍照,預約要等半年以上;更有一個叫「『羅』輯思維」的微信公號,「復活」一些在市場上早已絕版的書籍,通過電子商務出售,一周內銷量可達5萬冊……內地無數創業者的嘗試,向我們證明,互聯網時代,是一個「獨活」的時代,不需要依靠組織生存。我一直有個迷思,既然在本港,人人都抱怨城市小、人口少,創業不易,但是大家又都不願意到語言、制度、文化都不同的內地去開拓市場。那麼,身為作者,我有沒有可能住在香港,卻像內地的創業者一樣,建立面向內地受眾的個人平台呢?所以,去年7月,我在網上開通了個人電台「原來醬紫」,每周三上傳一期20分鐘左右的節目。說起來,內容在傳統時代是被認為「悶到生菇」的讀書節目,如果去正規電台,恐怕是絕對不可能給我時間胡說八道的。然而,電台效果令我驚喜,不到半年粉絲量已經達到一萬多。然後,我又轉戰到微信上。 創作者怎樣賺到錢很多玩facebook的朋友或許都有類似體會,那就是海量的粉絲可能讓你很有名,但不能變成真金白銀。早前我和台灣漫畫家馬克聊起網絡,他也承認,想要賺錢依舊要依靠傳統的出版、線下活動等。然而,內地的網絡技術徹底解決了這個問題──由於已有強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內地的「85後」已經非常習慣在網上消費(之所以強調「85後」,因為互聯網在內地出現是1997年的事,1985年出生的人當時12歲,是第一代真正意義上的「互聯網人」),如果你的互聯網品牌以「85後」為主要受眾,恭喜你,就很容易從中賺到「第一桶金」。為了證明能夠「獨活」,我從剛開始就堅定信念:從策劃到看書到寫稿到錄音到剪輯到上傳……全都由我一個人完成,是名副其實的「一個人在戰鬥」,沒有金錢投入。因此,對我來說,實現自媒體盈利是很容易的,只要賺到一毫子,已經完成任務。節目大約做到6個月的時候,我開始向節目的粉絲推薦自己以前出版的著作。互聯網時代,因為受眾可以準確定位,所以不需要討好誰,只需要牢牢抓住真正欣賞你的人。而由於「欣賞」產生的溢出效應,能夠遠遠超出你在傳統社會,通過大量投放廣告苦苦宣傳獲得的微小利益。但這畢竟還是小兒科,我志不在此。「原來醬紫」的願景是能夠打造成一個平台,讓所有人都能免費享用,為香港的創作者向內地大眾展示作品。有人覺得自己創建的平台給別人用「唔抵」,這是沒有互聯網思維的表現。傳統時代,你可以壟斷,但互聯網時代,如果僅僅是你「佔有」一個平台,而沒有讓所有人共同「享有」這個平台,所有人都想要將你取而代之,注定是不能長久的。 人人也可「自媒體」「原來醬紫」(左圖,微信:huikeihk)第一季結集下個月即將問世,邁向一個新的階段。其實香港也有不少人嚮往「獨活」,希望我分享經驗。雖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業領域,我的「身法」未必適合每個人,但經營自媒體的「心法」卻是相通的。「獨活」的人起碼有以下三個特點: 一、擁有工匠精神前文說,要讓受眾欣賞你,也就是要建立對你個人的向心力。沒人會無緣無故欣賞你,一定是你有過人的執著。蘋果之所以成功,歸功於喬布斯的「教主」形象,他一去世,蘋果公司很難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而如何擁有向心力呢?主要就是要擁有工匠精神。工匠不惜代價,只專注於將作品做到盡善盡美。 二、強調個人魅力傳統中國人說「富不過三代」,但互聯網時代很可能「富不過一代」,因為所有的品牌都太強調個人魅力──隨波逐流的時代過去了。其實這並不是新鮮事,因為在前工業時代原本如此。以前的老字號,像是杭州的張小泉剪刀、胡慶余堂等,皆以創始人命名的,強調的都是個人魅力。 三、不受平台限制「獨活」要跳出平台的限制,這就是報紙專欄和自媒體最大的區別。報紙專欄的平台是報紙「恩賜」你的,讀者是報紙的讀者。而自媒體做出品牌之後,粉絲會跟着你走。例如內地創作人高曉松主持的節目,從優酷網搬家到愛奇藝網,為愛奇藝網增加了很多用戶──於是,主動權從平台回到個人這邊。我的嘗試,無非想告訴大家,既然我可以,沒人不可以。互聯網時代,我們獲得了最大的自由,和職場的種種苦悶說再見吧!如果你不需要大富大貴,只求做自己喜歡並擅長的事,那麼互聯網完全能滿足你的「獨活」人生。當然,另一個前提是你的心必須放下成見,超越中港的藩籬,乃至成為「世界人」。(標題為世紀版編輯所擬)作者簡介﹕自由撰稿人[文.許驥 編輯﹕袁兆昌 電郵 mpcentury@mingpao.com]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 新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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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舌鳥:抽水?

文:游學修有人說我們「抽水」,不是指我們諷刺時弊,是指我們借運動上位。老實說現在對我們有此批評的聲音還不算大,但我早就想藉此借題發揮一下。如果他指摘藝人沉默,然後又認為發聲的藝人就是借運動上位,這是自相矛盾的,亦難怪如此多藝人即使心裏黃絲,仍然選擇保持沉默。這些Haters要求所有表態的人都不能有任何得益,即使只是市民對他的肯定/支持多了,也不行!甚至要他有所犧牲,這樣我就不判你抽水了。所謂名人/媒體,就是他需要你支持之餘,他的說話也比你有影響力,一個facebook發帖就覆蓋比你多萬倍的人。這也是學舌鳥名字的意義,希望我們能將聲音透過影片傳開去。由始至終我也強調,學舌鳥不是為運動而拍片,而是我們喜歡電影,喜歡拍電影,而現在大部分港人,包括我們,最關心的話題就是政治。起初我也覺得「用軟性一點的手法去傳達信息」很像自欺欺人的廢話,後來卻發現原來是真有其效的。《日日去鳩嗚》MV推出後,有網民說本來他連「鳩嗚」是什麼也不知道,還以為是鳴謝的鳴。或者他會繼而去探究「鳩嗚革命」的起源,運動的目的,市民的憤怒,政府和警察的黑暗。我們做的,只是拍關於人與社會的題材而已。如果你的電影、你的創作、你的生活重心仍然與政治分隔,那麼屬於異類的相信是你,不是我們。再老實一點我也不怕。我也是會計算的人,學舌鳥成立短短數月累積近三萬粉絲(以YouTube訂閱和facebook讚數算),的確是個不錯成績,若然你只看到這點就覺得我們「抽運動水」上位很划算,你也未免太短視了。同行人說我們這是自殺式行為,「你搞這個,不怕以後沒合拍片找你嗎?不怕回不了大陸嗎?不怕廣告商不敢找你們嗎?」我們的粉絲,還遠遠比不上那些不談政治的YouTube頻道。我弟弟就告訴我,中學生不會看學舌鳥的,根本不懂得笑。說來也是,我中學的時候何曾關心過政治?二三四十歲的你們,又可有訂閱YouTube頻道的習慣?我不短視,我比投共親中的人更有遠見,因為我信有天公義會取勝,我們才是主流。若香港要死,我亦沒打算棄她而生。我們是搞表演搞娛樂的,名和利若對我們不重要,說出來你也不相信吧?只是名利以上,還有一樣價值叫「公義」。作者簡介﹕學舌鳥揸FIT人,機緣巧合下編導演了短片《陳浩南教書篇2014》,所以誤打誤撞創立學舌鳥。並非存心以影片搞社運,只是目前社會無法逃避政治題材。以前想做電影,現在做的也算是電影,將來也只想做電影。(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當我們抽水時,我們抽的是什麼?)原文刊於明報世紀版 新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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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鑰機:報料人、公民記者和專業記者

攝影:楊軍@香港點報上月在本欄談及「誰是記者」,近日又參加了一個新聞研討會,不同持份者對記者身分的看法頗有分別。現時有新聞機構公開表示「你都可以變身做記者」,呼籲市民上傳照片影片,或利用熱線報料。有市民在一些事件現場自稱是記者,同時又全力投入事件當中。究竟記者的定義為何?是否要把記者分類?記者的身分角色可以有不同理解。從行為而言,所謂記者只是一個人看見某件值得關注的事,把它記錄下來,並向別人發布。這種行為一般由任職於新聞機構的僱員進行,但也可由一般民眾去做。從職業身分來看,記者是一個工作崗位,受僱於新聞機構。他同時有幾個面向:對老闆和機構是個僱員,在行業內面對同事和行家,與消息來源交往是個提問者,面對受眾是個消息傳遞人。換言之,記者和不同的群體有特定關係,其言行要向機構、訪問者及受眾負責。近年流行的「公民記者」或「民間記者」,其身分定位引起關注甚至爭議。根據Zelizer及Allan(見延伸閱讀)的綜合介紹,公民新聞是一般市民擔當了新聞工作者的角色,參與新聞採訪報道,特別是在危機或災難的瞬間時刻,他們剛巧在事發現場。這些公民記者提供第一身的目擊描述,配以錄音、拍片或錄影,很多時透過網上或社交媒體途徑傳播。公民新聞的名稱始於2004年的南亞海嘯,當時不少個人的現場報料,補充和豐富了主流新聞傳媒的報道。新聞機構借助業餘人士的幫忙,催生了這種報道形式,又被稱為「草根式新聞」、「開放源頭式新聞」、「參與式新聞」等。之後在世界不同地方發生的危難事件,透過科技之助,都見公民記者的身影。公民記者有記述行為,沒有受僱關係。他們向別人或新聞機構提供資料或影像,基本上沒有酬勞。他們又可再分為純粹的「報料人」,和有若干經驗的非受薪業餘記者。報料人存在已久,現今更盛行,他們是主流記者的社會耳目,角色簡單,不涉及正規的報道工作。不少新聞機構鼓勵民眾主動報料,甚至按情况有金錢回報。 釐清角色與權責但現時一些報料人或誤以為自己有更多的新聞角色,自稱為公民記者,甚至希望從而取得主流記者所獲的一些採訪便利,於是便產生誤會爭議。另一方面,公民記者應超越報料人的角色,特別是一些有相當經驗的業餘記者,他們開始受到大家認識,在某些情况下能發揮監察和通報作用。因此我們要在日漸模糊的記者身分中,把他們適當分類,以釐清他們角色與權責。我認為可大致分為報料人、公民記者和專業記者三大類。專業記者是專任記者,他們受僱於新聞機構,有採訪報道的一些「特權」,同時要遵從新聞專業守則,向公司及受眾負責。在台灣,有些人在大學兼職教書也被稱為教授,於是全職在大學教書的人在名片上標明自己是「專任教授」。香港記者協會主席岑倚蘭也曾戲言,其機構可能要改名為「香港專業記者協會」。這個正名動作似乎沒有需要,但當中可看到上述不同類型記者之間出現的混淆。英文中的「記者」(reporter)和「新聞工作者」(journalist)的意義互通,但也有些分別。記者的工作範圍較具體,重點是「記錄」的行為。新聞工作者含義較廣,可包括文字及圖片編輯等其他職責,其重點是正規的「工作」,即全職受僱於新聞機構。所以社會可以有「公民記者」,但不宜有「公民新聞工作者」。香港記者協會訂明,要成為該會會員並獲發記者證明,申請人須有最少一半收入是來自新聞工作。這個具體的規定,有助辨別誰是專業記者。這個規定顯示,該會認同成為記者的一個條件,是要有受僱的身分,當事人涉及有關新聞的「工作」(雖然也容許同時從事其他工作)。 避免混淆 强調合作專業記者和公民記者有角色差異,同時有共同點,甚至大家能互動互補。外國流行「合作式新聞」(collaborative journalism),是指由這兩種記者合作採訪。有時由專業記者主導,公民記者加以配合,也有時由後者為骨幹。例如韓國的OhmyNews新聞網站和美國的IndyMedia,均採用開放式新聞報料來源,由民眾提供消息為主。新聞報料人漸見活躍,公民記者迅速冒起,專業記者角色仍重。在日常的新聞生產流程中,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們要看到彼此的不同功能定位,避免不必要的混淆,强調合作的機會和好處,以配合行業的發展和時代的需求。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延伸閱讀Zelizer, B., & Allan, S. (2010). Keywords in news and journalism studies. Maidenhead, Berkshire; New York: Open University Press, McGraw-Hill Education.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新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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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100:文灼非:灼見非凡的傳媒人

文灼非是《信報月刊》前老總,在信報工作超過二十年,2013年10月自己做老闆,創辦新網上媒體《灼見名家》,為香港目前日趨兩極化的傳媒界注入一股清泉。 學而後知不足念文史出身的他,當年香港大學不設新聞傳播的科系,讀本科時沒有機會涉獵這方面的知識。停學當學生會副會長的那一年,在無心插柳的情況下,跟新聞界有了較密切的接觸,從此就結下不解之緣。“1987年畢業後曾留校進修和工作了一段日子,期間得《信報》陳景祥兄的提攜,有機會協助他進行一些採訪,邊做邊學。1989年六四事件後我從北京返回香港後,馬上到了美加兩地交流。三個月裏,我作為特約記者一路幫《信報》做採訪和寫特稿,也為《文匯報》寫海外民運見聞。返港後,在一位在美國教書的香港朋友介紹下,一個偶然的機會,我進了正準備籌備創刊的《壹週刊》。”1992年加入《信報》工作,主要負責中港台政治評論的編採。“學而後知不足,愈做愈覺得需要提高自己的水平。於是兩年後我便申請念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的哲學碩士兼讀課程,白天上課,下午到深夜上班,這樣熬了五年多才能寫完論文,讀完學位。這幾年雖然沒有機會享受校園生活,但師生間的互相請益,同儕中的不斷交流,大大的開闊了個人視野。”1994年秋天他到美國佛羅里達州的普爾特媒介學院(The Poynter Institute for Media Studies) 進修傳媒管理課程,也有機會遍訪美國東西兩岸的著名大學與智庫,不忘採訪名家。他認為新聞工作者長年在重大的工作壓力下,如果不定期吸收新知識,在日新月異的社會發展下,很快便會脫節,跟不上時代的步伐。2000年他獲選為史丹福大學奈特新聞學人(Knight Fellow),再次到美國進修,為期一年,更獨自漫遊歐洲兩個月。“新聞工作長路漫漫,挑戰重重,如不好好裝備,我們無法在新紀元找到方向。”中年創業為改變社會文灼非於2013年10月離開《信報》,籌備新的網上媒體《灼見名家》。他有感現在香港文壇欠缺一片淨土,主流媒體有很多問題,瀰漫着一片撕裂社會的風氣,文字欺凌的情況屢見不鮮,讓作者不能暢所欲言,一不小心便會被標籤。《灼見名家》希望能找到一個定位,為作者提供一個中立、安全的空間,讓不論左右立場的專家,都可以很安心地去分享意見,評論時事。“香港需要不同的世界觀,就算政治分析都可以很中立。”他致力邀請高等教育界的人士供稿,希望把重點多放在教育上,影響社會的長遠發展。在《信報》工作了20多年,成就有目共睹,為何人到中年才來創業?“2000-2001年在矽谷遊學期間,我深深感受到那裏強烈的創業氣氛,但當時我完全沒有想過創業。我做傳媒的,那時網媒尚未普及,沒有頭緒在傳媒界可以怎樣創業。”但小小的創業種子卻在那時種在他的腦海裏。後來,他認識了一位關心社會的投資者,有意支持他辦傳媒。在香港,有水準的雜誌不多,數來數去只有《明報》和《信報》兩大報社的刊物,它們的讀者多是中產、受過高等教育的一群,所以對整體社會的影響始終有限。他也感到傳統印刷媒體的時代已經過去,未來必定是網媒的世界。他跟那位投資者都希望香港能夠有一個真正能影響社會的媒體。同時他也感到自己的潛力在原來的崗位未能充份發揮出來,這時竟然遇上知音人願意出資,他便毅然跳出框框,離開《信報》,決心去創辦他心中理想的媒體。他在傳媒界工作了20多年,廣結善緣,有強勁的人脈網絡,因此能邀請一眾知名作家獻文。他跟作家們的互信建基於長久的合作關係,他們都信任文灼非能管理好他們的部落文章。近年網媒競爭白熱化,經營網媒不容易,現在很多網媒都面對着收支不平的困局,要持續發展,不能如傳統媒體一樣只靠廣告收入,必需用創新的方法去尋找收入來源。他希望媒體建立口碑和影響力之後,會出版書籍和舉辦一些活動如講座、論壇等來增加收入,所以不是一般的網媒。“一般的網媒習慣轉載甚至抄襲,內容不問自取,我們則刊登較多獨家文章,所有內容都有出處,也會做不少獨家採訪,內容不會比主流媒體遜色,也希望可以建立一個具有規範的多媒體。”文灼非很認同社會企業的理念。在現在日趨撕裂的社會,批評的聲音此起彼落,這對改變社會不能起作用,只會增加戾氣。“我們應該結合老中青三代,展示成功的案例,賦權人民,好好動員社會上的人力資源。”2014年9月12日,《灼見名家》網站試業,內容令人眼前一亮,作者名家薈萃,不止香港一地,而是來自大中華、東南亞、北美、歐洲等地。10月22日,灼見名家傳媒正式開幕,不是辦一個普通的酒會,文灼非竟然能邀請到香港十大高校校長在佔中最敏感的時候同時出席他主辦的論壇,暢談香港高等教育的挑戰。這個大手筆,在行內頗引起議論,到了今天很多人還在問:他是如何能做到的?文灼非小檔案:? 現任《灼見名家》傳媒社長及行政總裁 曾任《信報》政治評論版主編和助理總編輯 曾任《信報月刊》總編輯 香港大學文學士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碩士 史丹福大學奈特新聞學人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EMBA媒體班文憑 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校董 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教育基金副主席 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副主席 著作包括《香江百人志》、《名家論中國》、《中國采風》、《香港情懷》、《採訪心影錄》、《同學@香港》等?聯絡文灼非(文:林雪瑩)原文刊登於PMM Media 傳媒 新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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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峯:社交媒體和網絡社會運動的人際網絡基礎

?雨傘運動暫告一段落,但仍然有很多值得探討和反思的地方。在媒體和傳播方面,運動期間不少傳媒都關注到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作用和影響。社會運動不會純粹因為媒體科技而出現,媒體亦不是大型群眾運動的必要條件。但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已經嵌入到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時代,媒體科技自然地會成為社會運動和集體行動的一部分。新媒體科技可以加強社會組織以及群眾自身的動員能力,同時也影響社會運動和集體行動的形態。社會學家Manuel Castells在較早年的著作中已提出「網絡社會運動」(networked social movement)的概念。而在2012年出版的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一書中,他就通過分析2009年冰島的廚具革命、2010及2011年間的阿拉拍之春、2011年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以及其後以美國為起點的佔領華爾街行動,總結了網絡社會運動的一些特徵。他指出這些運動都涉及一個由眾多網絡扣連在一起的網絡(a network of networks)、在組織形態上沒有中心領導、發生之前沒有系統的計劃和組織、行動建構的是一個由科技空間和城市空間結合而成的自主空間(space of autonomy)、運動具有高度的反思性,以及沒有明確、統一和具體的政策訴求或綱領。同時,Castells非常強調傳播的作用:「因為人們只有在連繫了他人、分享了怒氣、感受到同在,以及為自己和社會建構了另類計劃時才能對抗支配。人們要連繫他人,就要靠互動性的傳播網絡,而在我們的社會中,大規模和橫向的傳播基本上就建立在互聯網和無線網絡之上」(頁229)。當然,實際存在的個別社會運動和Castells所概括出來的網絡社會運動概念可以有不同程度的差異。雨傘運動跟網絡社會運動的概念形態最主要的差異之一,是雨傘運動有具體和明確的政策訴求。縱使每個參與者對個別訴求的態度不完全一樣,心中願意接受妥協的程度亦不一樣,但公民提名、重啟政改五部曲等的確是具體訴求。雨傘運動亦不能說完全沒有中心組織和領導,而且佔領行動有較用心的事前計劃,縱使計劃和實踐之間有很大的落差。另一方面,網絡化的連繫和組織、自主空間的建構,和高度的反思性,則是雨傘運動和網絡社會運動相通的地方。而網絡化的連繫和組織形態亦帶來了非中心化的力量,這一方面使更多人可以用自己喜歡或較接受的方式參與行動,有助壯大運動的聲勢。但同時,非中心化的力量亦帶來了「大台應否存在」的爭議,加大了運動的中心組織者在回應外部局勢轉變和跟政府博弈時的難度。筆者相信,對於一個有具體政策訴求和因而要跟訴求對象進行互動和博弈的社會運動來說,中心的組織和領導仍然是必要的。但在社交媒體的時代,網絡化的組織和動員形態亦會必然存在。中心組織和網絡化動員如何磨合,是大型社會運動要面對的問題。?建立了什麼樣的人際網絡?回到互聯網和社交媒體,這些傳播科技的重要性在於它們使得高效率而覆蓋面廣泛的人際溝通網絡可以被建立和維持。不過,社交媒體的技術本身並不主宰誰會跟誰連繫起來。所以,要了解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對雨傘運動所起的作用,我們可以回到一個基本問題:作為雨傘運動主要參與者的年輕人,在社交媒體上為自己建立了什麼樣的人際網絡?中大新傳學院的中華傳媒與比較傳播研究中心去年底進行了一項香港、台北及廣州大學生社交媒體使用與社會參與的比較研究。三地負責研究的學者對至少3間大學的大學生以或然率抽樣方式抽樣。其中香港和台北的調查在11月進行,受訪者數目分別為795及953人,兩地數據已經完成基本整理,可以分析。問卷要求受訪者寫出他們最常用的3個社交媒體,結果facebook是86%香港大學生最常用的社交媒體,更是91%台北大學生最常用的社交媒體。在香港,大學生在其最常用的社交媒體上的朋友數量平均為425人,在台北則為493人。跟本文主題最直接相關的,是調查詢問受訪者,他們最常用的社交媒體上的「朋友」中,有沒有「記者或時事評論員」、「政府官員」、「政黨成員或議員」,以及「社運人士」。結果,分別只有7.5%和11.8%的香港大學生指自己的社交媒體朋友中「有一些」或「有很多」政府官員和政黨成員或議員,但分別有31.2%和33.3%的受訪者指自己的社交媒體朋友中有一些或很多記者或時事評論員和社運人士。台北的結果跟香港也大同小異,在社交媒體朋友中有一些或很多政府官員的只有7.5%,有一些或很多政黨成員或議員的只有5.7%,有一些或很多記者或時事評論員的有20.2%,而有一些或很多社運人士的有28.2%。影響大學生政治參與的因素亦即是說,無論是台北或香港,不少大學生在社交媒體上為自己建立的人際網絡中,有不少時事、政治或社運圈中的人物,而其中大學生又似乎最願意跟社運人士成為網上朋友。另外,筆者的兩位同事陳志敏及陳萱庭教授對數據所作的進一步分析顯示,無論是香港抑或台北,影響大學生政治參與的不是使用社交媒體的時間多少,甚至不是會否在社交媒體上接收時事資訊,而是大學生會否在社交媒體上主動分享政治資訊,以及社交媒體上的朋友中有沒有社運人士或時事評論員。總而言之,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所提供的科技基礎之上,不少香港的青年人通過人際網絡的建構,跟社會運動建立了連繫。從比較研究的數據分析可見,這並非香港獨有的現象。這些也是關於社會運動的信息能夠在社交媒體上於青年人間高速流傳的科技暨人際網絡基礎,亦是網絡社會運動的動員力量的來源之一。作者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原文刊於明報世紀版 社運 新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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