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傑:FCC事件的危險思維

紅線愈收愈緊,香港外國記者會(FCC)邀請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演講,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出面勸阻,國家領導人級別的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則採用更高調的政治恐嚇手段。FCC的中環會址是向特區政府月繳55萬元租金,租客並須負責整幢歷史建築的維修開支。梁振英罔顧事實,胡亂指控FCC僅支付象徵式租金,梁粉唱和,呼籲政府收回物業。雖然現任特首林鄭月娥馬上澄清FCC支付市值租金,但梁振英辯稱他的意思是政府無公開競投便批准FCC續租。事實上,FCC上次續租是2016年,時任特首正是梁本人。梁振英城府深,可能明知錯都照講,藉機「提醒」各個正接受政府資助、撥地或其他形式支持的機構,政府隨時有權終止這些「恩惠」,順我者生,逆我者亡。這種扭曲思維十分危險,與廿年前時任政協委員徐四民炮轟香港電台節目《頭條新聞》用政府錢罵政府如出一轍,引導公眾產生一種君民尊卑關係的錯覺。只要想深一層,無所謂政府的錢,公帑都來自納稅人,政府的責任是將錢運用在最符合公眾利益的項目;掌權者並非施主,否則,政府資助的社福機構、領取綜援甚至生果金的市民就是接受施捨?不能逆官意?無權罵政府?梁振英刁難FCC,再次驚動國際傳媒,唯恐全世界沒察覺到:本港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岌岌可危、人治凌駕法治指日可待、中國威脅論有證有據。梁振英造孽,對香港和國家都是千古罪人。[梁家傑]PNS_WEB_TC/20180809/s00202/text/1533752389055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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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麗瓊:暴徒變英雄

梁天琦暴動罪成,最高可判十年監禁!有傳媒把他捧成英雄,「為理念獻身拒潛逃……」、「廢青變英雄」,甚至拒絕將旺角暴動定性為暴動,僅稱為「旺角大衝突」。一個罔顧記者安危、漠視新聞自由的暴徒,被新聞界自己捧為英雄?難道大家忘記當日有旺角暴徒因不忿被影到他們暴動行為,而打爛記者的攝錄機和相機,破口大罵,更有記者在採訪中受傷。作為暴動主角的梁天琦,事後並未就記者在暴動中受暴力對待而道歉,更揚言記者在採訪旺角騷亂時受傷是「抗爭的沙石」。一個高呼「抗爭無底線」、隨時可犧牲所有人,包括代表公眾知情權的記者、維持治安的警察、巿民的性命財產的暴徒,就是英雄?一個聚集烏合之眾、撬爛道路、向人擲磚的爛仔,就是大家可以信任的政治領袖?梁天琦憑什麼呼籲大家「保護香港」?根據林子穎拍的紀錄片《地厚天高》,梁天琦說,是大學畢業前夕感到前路茫茫,患上抑鬱症,後來認識黃台仰,「抱着改變社會的希望參加立法會補選」,病情因而好轉。連自己前途都不知方向的青年,就可以帶領香港走出方向?無法駕馭自己情緒的人,卻去搖旗吶喊,操控群眾情緒?破壞法治的人,卻去競選做立法會議員?梁天琦的荒謬,傳媒的迷失,莫過於此。[潘麗瓊]PNS_WEB_TC/20180521/s00196/text/1526839692569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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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強:《戰雲密報》:步出戲院那一剎,我很想哭

近日看了電影《戰雲密報》(The Post),故事講述美國報壇不朽傳奇:《華盛頓郵報》老闆葛蘭姆(Katharine Graham)和總編輯布拉德利(Benjamin Bradlee)在「五角大廈文件」(Pentagon Papers)案中不畏強權,誓要堅持出版以捍衛新聞自由的故事。片中由梅麗史翠普和湯漢斯兩位巨星分飾該兩角色。 五角大廈文件案 1967年,美國國防部組織了一群專家學者秘密編寫有關美國捲入越戰的來龍去脈。Daniel Ellsberg是其中一人,過程中他發現美國政府其實是因決策錯誤才會墮入越戰泥沼,更甚的是為了掩飾這些失誤,政府向國民說了大量謊話。為了制止謊言以及早日結束越戰,他遂把有關文件(後來美國人稱為「五角大廈文件」,五角大廈即國防部所在地),私下交給記者,期望經發表後可喚醒公眾,向政府施壓。 最先獲得該批文件的是《紐約時報》記者Neil Sheehan,但因事關敏感,《紐時》內部出現過激烈辯論,James Reston和其他編輯主張發表,但律師團隊則強烈反對,最後甚至鬧到割席,終止了與《紐時》75年賓主關係。但《紐時》最後還是決定去馬,因為編輯們都認為《紐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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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韜文:結構性新聞審查的陰影

同事區家麟博士把他的博士論文改寫成書──《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註)剛剛出版,筆者有幸先睹。由於書的主題跟我一向關注的新聞自由問題有關,而且有新的見地,故以書介的形式在此加以說明一下相關發現。 從自我審查到結構性審查 中共設有意識形態控制和宣傳部門,對傳媒發出指示,規定宣傳口徑,禁止政治敏感話題,結果出來的媒介內容都是消毒過的,沒有異聲反調。這種新聞審查很容易確定,因為當中的管控是明刀明槍的、中央化的、有迹可尋的。相對之下,香港的權力結構正在轉變,而新聞制度也處於拉扯的過渡狀態,新聞審查並沒有中國大陸的明晰可見。 雖然如此,但香港還是有多位學者對新聞審查先後加以研究。綜合來說,自我審查大概是指傳媒為了討好權力中心或因為害怕利益受損而放棄新聞專業的守則及判斷,進而忽略、淡化、扭曲或屏蔽權力中心或許認為敏感的信息。研究自我審查的難處在於審查的行為難於獲得當事人的確認,很多時候要透過案例對比、邏輯推論、環境旁證等方式來考察。 區家麟一書的研究從自我審查的觀點出發,但不以此為滿足,他一方面要追溯自我審查的結構性根源,同時也把自我審查的概念擴寬為新聞審查,並把焦點從新聞工作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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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家麟:新聞審查二十道陰影

前陣子,傳媒做回歸專題,一些記者找我訪問,談新聞自由,每每問到傳媒自我審查,有甚麼具體例子。 每次回答,我都有點猶豫。猶豫,當然不是沒有,而是因為事例眾多,但若要嚴謹,很難三言兩語講得清楚。慣常的「自我審查」概念,涉及趨吉避凶之「動機」,導致「不專業」的判斷,要確證,不容易。 大家不難發現,一有「自我審查」指控,涉事機構不只否認,還會說自己是「專業判斷」,皆因所謂「專業」,準則既多,亦模糊,有時更互相矛盾。 要講清楚,需要一本書的篇幅,三百頁,十五萬字:《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 所謂「陰影」,無實質形體,明暗不定,今時今日的新聞審查,沒有人戴著臂章,不會明刀明槍;無審查之名,這些「陰影」卻有影響心理與操控內容之實效,倚仗的,就是機構運作層面一些有時被視為天經地義的操作。 一言難盡,文末附上《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的目錄,可見「二十道陰影」的輪廓。 例如第三道陰影「唯權是尚」,意指官員屢獲例外處理,新聞媒體前設了他們地位重要,不詰問其權力,不嚴守平衡報道。 舉例,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香港,無疑很重要,但是否重要到任何場合,事無大小,都要不停直播、錄播、電視台再重播?是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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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中國)政要來港時……

每當有來自香港以外地區的政要訪港時,勢必成為傳媒焦點;特別是來自中國的高官,其發表的意見,甚至對香港主要官員的態度,對香港 (至少對各主要官員的情緒) 都可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因此,每當政要訪港,傳媒希望追訪,市民希望了解更多,甚至表達自己的訴求,乃人之常情;然而,香港的傳媒是否能自由地採訪,確保公眾知情權?市民想表達,又是否有方法? 就讓我們回一回帶:2016年5月,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港三天;那三天,雖然張德江表示要「看、聽、講」,但政府的安排卻完全背道而馳。雖然政府公布的行程之中只有三場公開讓記者報名採訪,包括抵埗和離港和「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採訪區亦離開講台非常遠,而於高峰論壇中,記者甚至於會場內不可自由活動和採訪;其餘一些參觀活動,只有四家指定傳媒機構攝記能跟蹤採訪,況且記者區設於張德江落車位置逾百米外,其他記者只能以長鏡拍攝到張德江背影;當局發放張德江見政府官員的片段,是由政府新聞處拍攝及剪輯的。記者完全未能有向張德江提問的機會。而若公眾想示威 – 都有指定示威區,然而,那些示威區不單止遠,甚至「連酒店門口都睇唔到」;亦即,市民如果在指定示威區示威,其目標受眾根本難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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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20年新聞自由今昔變化

1997年回歸日那幾天有數以千計的世界新聞工作者雲集香港,見證歷史的交接。我和3位同事把握這千載難逢的機會,訪問了70多位來自8個地區的新聞工作者,並分析了各地區主要傳媒的報道,最後把結果寫成專書。其中一個大家關注的問題是香港的新聞、言論、出版等自由有否前景。我在這裏整理一下當時大家對香港新聞自由的預想,再對比回歸後的真實狀况。 對新聞自由的預期 對香港回歸後新聞自由的估計,可以劃分為悲觀派、樂觀派、審慎悲觀派和審慎樂觀派。雖然各地記者及傳媒對香港新聞自由的估計有內部的差異,但總的來說,來自北美、英國、台灣和本地的記者較傾向悲觀或審慎悲觀,也有好一些是屬於審慎樂觀的。表現得最為樂觀的是大陸的傳媒。 最悲觀的新聞工作者和傳媒在回歸前已認定「香港已死」(《財富雜誌》在1995年曾以此作為封面專題),有人甚至擔心回歸當天晚上一些民主派領袖會被拘捕。當然,這種戲劇性的預期並沒有發生。無論是悲觀派或是審慎悲觀派,他們的判斷主要不是根據當時已發生的事例而作出的,是從中共的歷史和意識形態推斷未來的結果,認為一國兩制只是中共權宜之計,時間將會暴露它的真面目。與此對比的是樂觀的大陸傳媒,它們宣稱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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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言亦議特區二十週年系列】新聞自由與良好管治

踏入五月,現屆政府的剩餘任期不足兩個月。梁特首雖然動作多多,但市民的焦點已經轉移到林鄭身上。事實上,自從去年十二月梁振英不會連任的消息傳出後,差不多所有民情指標都從谷底回升,筆者認為這是「後梁特格局」逐漸形成,成為特區二十週年的序幕。 趁著五月三日世界新聞自由日,筆者先從香港的新聞自由情況探視特區二十週年前後的發展。 根據港大民研計劃長期進行的追蹤調查顯示,市民對香港新聞自由滿意淨值在2012年梁振英上任以後一直在低位徘徊,維持在30%以下,並且屢創新低。梁特首上任初期,曾屢次在政府新聞公告上提及「開誠布公」,可惜的是,有關的說法只流於口號,現實是梁班子鍾愛「閉門吹風」:給友好機構發放「權威消息」、經常在深夜時份發放新聞稿件、官員訪京不作詳細公佈等,與開誠布公的原則背道而馳,惹人猜疑。 再回顧梁振英治下的新聞自由情況,更難免令人不寒而慄,筆者在此不妨舉出幾個例子。2013年起,梁振英多次向新聞媒體及評論人發律師信,當中包括在2013年2月向時事評論員練乙錚及《信報》發信、2014年10月向澳洲傳媒 Fairfax Media發信,及在2016年9月和2017年2月先後兩次向《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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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與傳媒大決戰

「民意是政府的基礎,我們首先要保有人民的發言權。如果要我在『有政府無傳媒』或『無政府有傳媒』二選其一,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 (The basis of our governments being the opinion of the people, the very first object should be to keep that right; and were it left to me to decide whether we should have a government without newspapers, or newspapers without a government, I should not hesitate for a moment to prefer the latter.) 這是美國第3任總統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的名句。傑斐遜並非不諳傳媒的種種「麻煩」,只不過在權衡輕重後,他明白要防止政府權力腐敗,便必須要讓人民監督施政;而傳媒在這為民喉舌的骨節眼中,有舉足輕重的角色。 特朗普似傾向「有政府無傳媒」 然而時移世易,如今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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