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記者形與實

有旺角暴動被告在法庭上辯稱自己是「公民記者」,具體案情不在這裏討論,以免妨礙司法公正,這裏只作一般評論。「公民記者」的概念上世紀90年代被提出後,學術界一直未有定論,但自從手機與互聯網滲入千家萬戶之後,很多人已經自稱並且做了「公民記者」。 「公民記者」或者公共新聞是關於新聞工作者究竟應該純客觀報道,還是參與民主過程。新聞報道需要專業的人員、專業的器材以及專業的發布渠道。而今有人認為,只要拿起手機拍攝事件發生的過程,就可以成為記者,然後放上網發布,便是新聞報道。專業的資格與手段已經沒有門檻。 記者是否應該參與事件的過程、干預事件發生的進程,是爭論焦點。角色衝突對於報道事實真確性是有影響的,如何報道大型的警民衝突還是有專業要求的。記者最理想的位置是站在衝突雙方的中間線,才可以清楚觀察衝突雙方所採取的行動,因為記者站在警察後面拍攝抗議民眾的行動,就會只看到抗議民眾的暴力行為;相反,記者站在抗議民眾後面拍攝,就會只看到警方的鎮壓手段。 現實上往往不允許記者站在中間位置,但記者從來不會衝到最前面,也不會遠距離觀察,混在其中就更加要突顯記者的專業操守。記者最起碼要穿著帶有明顯標識的著裝,讓警察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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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暴動罪談起

去年初在旺角發生的騷亂,法官早前判三名涉案被告暴動罪成,各入獄三年。所謂暴動,是指參與非法集結並作出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非法集結(unlawful assembly)有別於未經批准集結(unauthorized assembly),後者是指在《公安條例》第17A條下未得警方批准或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的集會遊行,而前者則指根據第18條所界定的集結,即三人或以上集結,作出擾亂秩序性、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釁性的行為,並意圖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這些集結人士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即屬非法集結。暴動罪不單要證明被告有參與非法集結,還須作出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參與非法集結但沒有作出破壞社會安寧的人士,仍可根據第18條被控告參與非法集結。另一方面,法例仍然保障和平集會的權利,因此,參與和平集會的人士毋須擔心觸犯暴動罪行。若和平集會演變成為非法集結,則參與和平集會的人士便得考慮是否該繼續逗留在現場,法例並非說在場人士皆會成為參與非法集結者,這還得視乎在場人士的行為表現,是否在支持那些作出擾亂秩序性、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釁性的行為的人士。 與此同時,法院亦作出明確表示,公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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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動罪判決值得商榷

在2016年農曆新年旺角騷亂案中,兩男一女被指向警方丟擲玻璃瓶及竹枝,被香港區域法院裁定「暴動罪」成立,並於今年3月17日,均被判囚三年,成為1997年後最震撼的「暴動罪」案例,也是2000年喜靈洲戒毒所暴動案後17年來第一案。目前「暴動罪」的最高刑罰是十年,但是區域法院判刑上限是七年,高等法院則可判十年。三名被告分別是香港大學女生許嘉琪(23歲)、學生麥子晞(20歲)、廚師薛達榮(33歲)。據悉,他們三人將會上訴。 區域法院沈小民法官指他們三人當時的行為已經毫無疑問觸犯了暴動罪。他表示考慮暴動罪判刑的因素包括:(一)暴力程度;(二)暴亂規模;(三)有無預謀;(四)參與人數。沈法官認為本案所涉暴力、參與人數不下於1989年越南船民白石船民中心暴動案,因此決定重判。沈法官強調:「暴力就是暴力,無論有任何不滿,一旦使用暴力就沒有分別」;暴力對人和社會的傷害,不會因暴動目的而有所改變;為了「維護公眾利益」,要判處「阻嚇性刑罰」,要表明「任何人參與這類暴動需明白是要付出代價的,有時代價可能會很大」,「以防止同類罪行發生,危害公眾安全」。 沈小民法官表示:暴動是指集體暴力行為 ,不是個人暴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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