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執的讀者

家父是《明報》長期讀者,小時候經過報紙檔,我總有個任務,買兩份報紙《明報》和《成報》,報業百花齊放已近水尾,依稀記得尚有《星島晚報》。後來,用來墊枱吃飯的報紙就是《明報》,另一份沒再買了。爸爸愛讀格仔版,小學豆丁的我,見字海當然卻步;中學訂《明報》,開始閱報,尤愛世紀和時代專欄。念理科高考失敗,棄理投文,大學愛上電影文學,到牛棚書展幫手,第一次投稿《明報》,是星期日生活書版,介紹牛棚書展也說政府對牛棚保育的窠臼。偶爾投稿自由談。沒想過後來成為日月人。日月彷彿有種力量,同事動輒一做十年或更久,人家問,做了咁耐,何不轉工換個環境?每次我都下意識答,鍾意這份工,無計,喜歡這間報館自由而認真的氛圍。每天上班都在長知識,開眼界,好些價值無形中植根。辦公室政治,至少在我們小薯之間,聞所未聞。平日一班好像春田花花幼稚園的「同學」,工作趕之餘更要保持冷靜的頭腦,夠鐘冲版,趕急後,一陣懸心吊膽,怕出錯,我們出錯不能迴避,要更正,沒特事特辦這回事。這樣的工作留得住人,除了對新聞工作有份期許外,還有可貴的人情味。這段低氣壓期,日月舊生送橙湯水打氣。跟舊同事聊,她因炒姜一事哭了幾回,兩日寫不到書,離開日月兩年多,仍頓覺失去庇蔭。那是難以言說的感情。明報最重要的資產是員工,編採角度奠定了報格,員工不計成本OT寫稿,還要冒險偵查,而記者的權力不及警察般大,亦試過遭警察打傷。手足賣命做古仔,換來的「回報」,竟是上面一隻手向下面的員工「打個稀巴爛」,讀者絕情全因報格,別當讀者傻,明眼人見有字又怎算是天窗,哪門子的言論自由。我們意志還強,不平則鳴,發揮傳媒應有的精神。在風雨飄搖的香港,作為監察社會的第四權,更要守住這一關,而我們更需要讀者監察傳媒的新聞自由,一起把關。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5月6日) 明報 安裕被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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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員工加油

自從1997年離開明報編輯部,便再沒坐過118號隧道巴士。這輛由深水埗至小西灣的巴士,是明報員工的命脈,在臉書常看到在明報工作的學生咒罵它不準時、壞車等等。周一參與在明報大廈門前舉行的「夠薑集會」,再次踏上這輛巴士,闊別二十年,仍然覺得它飛一樣快,由紅隧到明報,也不過廿來分鐘。本來位處「天腳底」的明報大廈,也轉眼就到了。在集會上,一位明報讀者問我是否記得他,我抱歉說記不起,他說我二十年前訪問過他。那時我在副刊工作,負責專題版,偶爾會替健康版、旅遊版,甚至愛情版寫稿。我離開前是助理採訪主任,基本上像女媧,常常要煉石補天,哪裡缺稿,我便要填。那年頭的明報比較平淡,不像今天經常爆出獨家大新聞,像最近連環出擊的「巴拿馬文件」,便叫人擊節讚賞。早前我曾問過,怎麼巴拿馬文件在國際鬧得沸沸揚揚,香港記者卻缺席?當時跟明報朋友打聽,他只說了一句:「明報不會叫你失望。」炒姜之後,外面有股強大聲音,批評明報員工懦弱,做不出轟轟烈烈的工業行動,抗議一輪後,又伏案繼續寫稿。我知道記者群中也有很大的情緒,罷工的呼聲不小。但工業行動必要仔細部署,衡量每一步的目標如何,估計管理層的反應,作出最壞打算。有個文匯報前行家告訴我,六四屠城後,總編輯李子誦在社論一欄只寫上「痛心疾首」四個字,然後本地編採人員陸續離開。管理層為填補空缺,聘請了大批內地記者,編輯部再無異見。所以,離開容易,但留下來寸土必爭,做好新聞,也是很重要的。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5月6日) 明報 安裕被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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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自由的底線,一步都不能退

這個春天,香港的新聞界再一次過得不太平安——明報執行總編姜國元(安裕)於明報刊登巴拿馬文件的消息後,即突然被辭退,令人再一次憂慮香港新聞編採,到底尚餘自由幾許;而不少人也形容這是香港新聞界的寒冬;不過事實上,近二十年來,香港的新聞界面對一次又一次的「寒冬」——名嘴相繼被封咪、劉進圖遇襲、報導七警打人案的編輯被降職、書商離奇以自己方式離境到中國、到今天的安裕事件——還有政府漸漸以「吹水會」甚至「博客」取代記招發佈消息,以及查冊需申報目的等等等等。新聞界的寒冬,一個比一個嚴峻。聯合國將每年的5月3日訂為世界新聞自由日 (World Press Freedom Day),目的是希望提升民眾對新聞自由的關注和意識。新聞自由,正正就是表達自由的展現;不論是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抑或《香港人權法案》第十六條,都訂明每一個人均享有表達自由,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亦包括語言、文字、出版、藝術或自己選擇的形式等去進行;新聞自由,既是記者和編輯享有的傳遞消息的自由,亦是民眾享有的接受和尋求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因此,捍衛新聞自由,其實與每一個人均息息相關。只是,不少國家政府,似乎均對新聞自由視為洪水猛獸,而以粗暴的方式箝制;例如在埃及,攝影記者Shawkan就因拍下埃及政府粗暴對待和平示威者的一幕而被拘禁,至今已被扣留超過兩年,被控告一連串罪名,更要面對不公平的審訊。而亞洲地區的泰國,雜誌編輯Somyot Prueksakasemsuk就因刊出兩篇被認為是侮辱泰國皇室的文章而被判囚10年;「2016漫畫和平獎」(2016 Cartooning for Peace Award)得主,馬來西亞漫畫家Zunar以嬉笑怒罵的漫畫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卻多次遭到馬來西亞政府以《煽動罪(Sedition Act)》起訴,更是馬來西亞史上以此罪名遭起訴最多次的人,現時他仍在等候判決,可能被判處長達43年有期徒刑。中國著名傳媒工作者高瑜,亦因報導真相而多次被中國當局控以「洩露國家機密罪」而遭控告和判刑;最近的一次是在去年4月,71歲的她被判7年徒刑。縱然面對日益嚴峻的壓力,不少新聞工作者仍然選擇堅守崗位,報導真相;世界各地的記者如是,香港也如是。今天傍晚,人權新聞獎將會舉辦第20屆頒獎典禮——人權新聞獎自1996年起開始,由香港記者協會、香港外國記者會以及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聯合舉辦,希望能鼓勵更多的新聞工作者報導人權相關的新聞;20年來亦樂見不少新聞工作者無懼壓力和種種的難關,而作出出色的新聞報導,深入揭示社會的不公以及箇中的真相。也許有人會說,與其他國家相比,香港新聞自由不算最壞——然而,當新聞和表達自由明明白白地受到侵害都仍然沉默,難道真的要待勇敢道出真相者成了少數,尤如中國、埃及等地的記者般容易受到政權的肆意打壓拘捕的時候,才能去捍衛?新聞自由的底線,應當一步都不能退——在這個新聞自由愈來愈「寒」的世代,我們應當一同捍衛新聞自由,支持報導真相的記者和仍然容許真相獲得報導的媒體;亦讓每一個人,都能繼續行使其表達自由——包括獲得真確資訊的自由。延伸閱讀:人權新聞獎網頁國際特赦組織:Egyptian photojournalist at risk of death penalty國際特赦組織:著名記者高瑜被中國荒謬重判 嚴重打撃新聞自由 新聞自由 明報 人權 安裕被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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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因素與香港媒體芬蘭化

明報前執行編輯姜國元被裁,引起明報員工強烈不滿,並於五月二日發起「夠薑集會」,要求明報管理層撒回解僱決定。姜國元被裁,引起香港社會各界廣泛的回響,折射香港人對新聞自由和編輯自主的擔心。而這份擔心,無疑緣於高權移交後,香港媒體被赤化的趨勢。近年,台灣學者吳介民提出「中國因素」的理論框架,研究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各種直接與間接的影響;而本地學者方志恒將其框架套用到香港,指出中國大陸除了在政制問題上對香港的直接施力(direct influence)外,也一直以「政治與經濟吸納」的方式在香港間接施力(indirect influence) ── 即透過統戰在社會各界安插「在地協力者」,以發揮「中國因素」的影響力。不幸的是,在眾多界別之中,香港的新聞界正是被「中國因素」氣旋全面籠罩的「表表者」。本地學者陳智傑在《香港革新論》一書中,整理了香港傳媒大亨與北京的政治聯繫,發現除了壹傳媒集團以外,幾乎所有的主要報章、電台和電視的老闆,都獲委任為人大與政協等職務;近年甚至出現中資直接收購《南華早報》和亞視等案例。在「政治吸納」以外,中國大陸龐大巿場所提供的商機和利益,也是北京「經濟吸納」香港傳媒的利器,《明報》老闆、世界華文媒體集團執行主席張曉卿,其名下的「常青集團」便在中國大陸有高達30億港元的鉅額投資,業務包括木業、礦業、石油產業和房地產開發等(端傳媒2016年4月25日報導)。北京透過全方位的「政治吸納」和「經濟吸納」,已成功將香港絕大部分的傳媒大亨統戰為「在地協力者」,然後再以此為槓桿去影響本地媒體運作 ── 由張曉卿空降馬來西亞媒體人鍾天祥任《明報》總編輯,引發多次篡改頭版和姜國元事件,正正突顯「中國因素」下的微觀管理介入,即以管理和營運考慮之名,透過「在地協力者」間接操控《明報》的編輯自主。政改一役與本土思潮堀起後,建制派多次明示與暗示,要透過王卓祺教授所指的「芬蘭化」來安身立命;在「芬蘭化」的趨勢下,香港媒體被自我制約,要避免與中國大陸產生磨擦,以換取自治空間。不過,世界銀行以及不同的報告都指出,香港的優勢除了法制完善外,資訊自由、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都是香港成功不可或缺的元素,更是香港吸引外資和良好營商環境的重要一環;「中國因素」持續侵蝕香港新聞自由,必然削弱香港的獨特性和長遠競爭力。要革新保港,捍衛新聞自由和編輯自主是不容有失。香港的傳媒工作者要緊守崗位、連結各界,在地抵抗赤化浪潮。〈延伸閱讀〉【香港前途決議文】https://goo.gl/Zi5MhJ【《香港革新論》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reformhk(編者按:《明報》集團於4月20日發聲明表示:公司需積極採取節流緊縮政策,裁減人手實非得已,是次裁減涉及業務和編採部門人員,當中包括高層人員;公司希望盡快渡過此困難時刻;明報編採方針保持不變)文:柯衍健(《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 新聞自由 明報 安裕被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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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章作為商品

報章是否商品?是,當然是。明碼實價,願賣願買,兩不拖欠。但報章不同一般商品,賣的不光是紙和字,還有流傳流通的定義。新聞和觀點,前者重於鋪陳事實,揭露真相,後者貴在多元,君子即使道不同,能各抒己見,愈辯愈明,報章作為一個平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份報章是否可信,從他們的新聞題材和報道手法已可知一二。一味靠聳人聽聞的故事來吸引眼球,查證粗疏,報道不全面的報紙,偶然看看當調劑可以,賴以為主要資訊卻太危險了。追求真相不是立心跟誰過不去,而是求真本身便是這種商品最重要的「價值」,如果新聞不賣「真貨」,那倒不如讀真理部生產的小說。這些年,我所以信任《明報》,就是因為他們的新聞報道大致仍算客觀公正,不會嘩眾取寵。說到觀點就更複雜些。近年常聽到人說,《明報》的社評或觀點版某些作者的言論讀之令人生氣。即使同一個人,觀點亦會隨時日改變,何况一份會換人的報紙,是以對於社評不討好這回事,我倒不放在心上,讀到跟自己相反的意見時,我反而更加珍惜。除非那些言論狗屁不通(現實例子自然也不缺),或者立壞心腸打橫來講,否則,細讀一下起碼多一重視角。如果別人的文章跟自己所想的一樣,那跟住進回音谷有什麼分別?問題是,當主事人沒有包容不同意見的雅量,異議一下子成了眼中的樑木,除之而後快,連帶拋棄了報格,糟蹋了前人艱苦經營而來的資本,把好端端的商品弄成次貨,且不知回頭。太可惜了。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5月4日) 明報 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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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版變動 風格迥異

1989年在英國希斯堡球場發生的人踩人慘劇,老一輩球迷都會有印象。基於該慘劇,促使了球迷現場觀看球賽的模式大大改革,各地球場紛紛拆除看台與球場之間的鐵絲網,並全面取締看台站立區,以座位來控制入場人數。當年慘劇導致九十六名利物浦球迷死亡,數以百計球迷受傷,死因庭早年裁定事件為意外,但經死者家屬及支持者多年來的苦苦申訴,當局終在2014年重新召開死因庭聆訊,並在上周二裁定九十六名死者全屬「非法被殺」,英國各大報章均以頭版報道,但當年曾以頭版報道慘劇由利物浦「足球流氓」誘發的《太陽報》,和同一新聞集團旗下的《泰晤士報》,均未有於頭版報道。香港媒體不太關注希斯堡慘劇,而本報則在上周五作出一篇題為「英報淡化希斯堡裁決惹『兵變』 《泰晤士報》認錯改頭版重印」的報道,詳述《泰晤士報》體育版記者成功迫使該報更改頭版,令希斯堡慘劇判決變成佔據頭版顯著位置。近年,本報再三發生因政治壓力,而被老闆親信迫令在最後關頭更改頭版。2014年7月2日頭版標題原為「爭普選大遊行 人數10年新高 數百預演佔中 警展清場程序」,編務董事呂家明凌晨三時下令停機,把標題改為「數百預演佔中 警員抬人清場7‧1大遊行人數10年新高」;去年2月2日,頭條原為「加國密件記錄學生目擊六四開槍」,總編輯鍾天祥突推翻編輯部高層的集體決定,把頭條改為「阿里巴巴10億助港青創業」。再加上尚未平息的炒姜風波,可見本報記者正面對沉重壓力與挑戰,而上述的記者「兵變」報道,是否有弦外之音呢?(編者按:《明報》集團於4月20日發聲明表示:公司需積極採取節流緊縮政策,裁減人手實非得已,是次裁減涉及業務和編採部門人員,當中包括高層人員;公司希望盡快渡過此困難時刻;明報編採方針保持不變)原文載於2016年5月3日《明報》副刊。 明報 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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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張曉卿的信

張老闆:《明報》舊同事梁享南就炒姜事件寫了一篇文章,公開向你陳情:希望你不要耳鑑,單靠聽別人說話做結論;建議你與姜國元直接見面,聽聽阿姜對新聞工作想法,了解編輯部目下真正情况。梁享南相信,只要你見過阿姜,你就會讓阿姜重新考慮返回《明報》。你會嗎?張老闆,看了阿梁文章,我衷心佩服你的幸運。梁享南在《明報》時,大家視他和張健波、馮成章為「鐵三角」(噢,我耳仔邊響起香港最近流行的「side angle side」,一首講等邊三角形的歌,你聽過嗎?)過去四年,《明報》三度撤換編輯部最核心人物,除了第一次張健波逆來順受,一句聲沒出過,其他兩次都掀起風暴。這肯定不能說是善治。無論誰是站在台前的刀手,我相信沒有張老闆的最後決定,事情不會發生。但包括阿梁在內的「鐵三角」,即使已經先後離開《明報》,仍然對你懷抱最大善意,選擇相信你會撥亂反正,噢,張老闆,你真厲害,一定是你和他們共事時,你做過的好事讓他們記住了,例如2004年阿梁在北京和你同場的一次。我離開《明報》15年了。雖然《明報》是我人生至今最長一份工,但我真不能算認識你。對你第一身接觸,只是一年一度報慶題辭。但我自「鐵三角」口中,聽過千百次你是《明報》有史以來給予編輯部最大寬容度的老闆。從姜國元過去兩年領導《明報》的新聞版面來說,印證他們講法或有一定可信性。假如這是真的,那我們應該如何理解最近發生的事?張老闆,在我們小記者眼中,你賺的錢已經夠多。與其銀行存摺再多幾個零,不如在香港報業歷史留下好名聲。如果千秋萬世,大家只記得「《明報》毁於誤信家臣的張曉卿手上」,值得嗎?在《明報》長大、仍然愛《明報》的慧玲(編者按:《明報》集團於4月20日發聲明表示:公司需積極採取節流緊縮政策,裁減人手實非得已,是次裁減涉及業務和編採部門人員,當中包括高層人員;公司希望盡快渡過此困難時刻;明報編採方針保持不變)原文載於2016年5月3日《明報》副刊。 明報 安裕被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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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與梁振英的「關公危機」

黎明第一場演唱會在開場前兩小時突然取消,歌迷們當然是晴天霹靂,加上事涉「天王」黎明,故轟動全城。若處理不當,黎明固然蒙受巨大金錢損失,他及香港聲譽也會蒙污,再難以娛樂及演唱會吸引外地遊客。但黎明以一人之力扭轉乾坤。其做法很簡單:透過臉書直播功能,第一時間與公眾溝通;每當有進度或要澄清誤會都及時露面。這種高透明度、直接與公眾溝通的方式很有效,不僅讓買了餘下各場門票的歌迷安心,也令公眾獲得足夠資訊去判斷,也就不會胡亂猜測,消防處及食環署也毋須成為眾矢之的。綜合而言,他化解危機的手法就是:一、講出事實;二、誠懇道歉;三、承擔責任;四、盡力補救。他表明,他們錯用了中國製的物料才不獲消防合格證,與消防處無關,願意一力承擔;每次出場都合十雙手連聲道歉;拆掉布幕,令第二場演唱會得以進行。這些補救措施必會造成巨大金錢損失,但這是他們一手造成,從中也可見其補救的努力。就這樣,迫在眉睫的危機得以化解。與此同時,深陷「關公危機」的《明報》及梁振英,所做的跟黎明完全相反,效果自然就相反。明報以「節省資源」為由解僱執總姜國元,本就令人難以信服,不說出事實之餘還拒絕跟公眾溝通,更令人擔心事涉新聞自由。更甚者,專欄作家「開天窗」抗議無理解僱,明報竟強行在欄內畫蛇添足加上幾句「編者按」。而加東版明報更卑劣,以豐子愷漫畫去封窗,這種掩耳盜鈴的挑釁完全不尊重作者,與報人應有胸襟相去甚遠,結果招致更多批評,事件也就無法淡化。同理,梁振英在「行李門」被揭發廿多小時後,始發出不盡不實聲明,他聲稱沒在電話表明特首身分,其妻女也沒用特權。但機場職員為何會將行李送入禁區內給頌昕?之後,梁振英卸責予航空公司及機場職員,是他們替頌昕送行李的;又詆譭機場安檢制度,指頌昕所獲「禮節送遞」每天都有發生,以示每年有500多人與頌昕同享這種「特權」。而實際上這只是機場失物認領處處理的個案,跟頌昕的「特權送遞」是兩碼子事,令人誤以為機場安檢有漏洞。總之,梁振英由始至終既沒講出事實,也沒為女兒無心之失遺留行李在禁區外卻造成如此大風波致歉,更沒承擔應有責任及作出補救。結果,風波不止。3個危機的處理方式告訴我們,只要第一步「說出事實」走對了,之後道歉、承擔責任及補救皆順理成章;相反,第一步走的「不明不白」、「不盡不實」,則必然是一子錯滿盤皆落索!(編者按:《明報》集團於4月20日發聲明表示:公司需積極採取節流緊縮政策,裁減人手實非得已,是次裁減涉及業務和編採部門人員,當中包括高層人員;公司希望盡快渡過此困難時刻;明報編採方針保持不變)原文載於2016年5月3日《明報》觀點版。 明報 特事特辦 黎明 行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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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抗爭,才能重奪新聞自由

昨天新聞界發起「夠薑集會」,表達對姜國元事件的關注。我對《明報》有很特別的感情。因為2008年開始出道寫時事評論時,第一篇評論就是刊登在《明報》;之後定期在觀點版寫了8年專欄,一直到現在。沒有《明報》觀點版,就沒有今天的方志恒。上星期,我第一次在《明報》觀點版開天窗,表達我對安裕先生的支持;但是天窗雖然開了,原來2000字的專欄,卻「被縮小」成為400字的小方格。 今天《明報》管理層容不下安裕先生,也就是容不下編輯自主,也反映當權者容不下新聞自由。事實上,香港新聞界早已被「中國因素」氣旋完全籠罩 ──⚫ 香港的報紙、電台、電視的老闆,除了壹傳媒的黎智英,幾乎全部都是各級政協委員,例如有線電視老闆吳光正是全國政協常委、now TV 老闆李澤楷是北京巿政協委員、《星島日報》和《頭條日報》老闆何柱亦是全國政協常委;⚫ 中國大陸巿場所提供的商業機會,更加成為香港媒體老闆與大陸當局利益共生的溫床,例如《明報》老闆、世界華文媒體集團執行主席張曉卿,其名下的「常青集團」便在中國大陸有高達30億港元的鉅額投資,業務包括木業、礦業、石油產業和房地產開發等。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北京不斷擴大對香港新聞界的「政經吸納」(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option),已經形成一個「中港跨境權力集團」(Cross-border power alliance)。這種「中國因素」氣旋,就是導致媒體自我審查的源頭、就是造成編輯自主被侵蝕的原因、就是把新聞自由一片一片地割下的利刀。 馬丁路德金曾經說過:「自由從來不會是壓迫者的恩賜,而是來自被壓迫者的爭取。」(Freedom is never voluntarily given by the oppressor; it must be demanded by the oppressed.)面對「中國因素」的壓迫,如果我們不願意投降,如果我們不願意妥協,如果我們不願意沉默,香港人別無選擇,只能在地抗爭。新聞自由的堡壘從來不是一天建成,今天的集會只是過程中的一小步。香港人需要《明報》以至每位新聞從業員堅守陣地,每天在編輯室的前線抵抗自我審查;香港人更需要公民社會連線作戰,動員社會各界力量合力抵抗「中國因素」。 唯有不斷的抵抗,我們才能一點一滴地,重奪屬於香港人的新聞自由。〈延伸閱讀〉【香港前途決議文】https://goo.gl/Zi5MhJ【《香港革新論》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reformhk文:方志恒 (《香港革新論》主編)(編者按:《明報》集團於4月20日發聲明表示:公司需積極採取節流緊縮政策,裁減人手實非得已,是次裁減涉及業務和編採部門人員,當中包括高層人員;公司希望盡快渡過此困難時刻;明報編採方針保持不變) 新聞自由 明報 安裕被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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