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敏:國歌法

中國的國歌法是社會主義立法的表表者,其內容將意識形態、政策、道德規範和法律責任共冶一爐。香港訂立國歌法時,須顧及普通法制的傳統,毋須將中國國歌法照單全收。中國國歌法第一條規定國歌法的目的是要「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類思想意識形態的規範,納入香港的法例內,除有違普通法的立法精神,亦難以實際執行。若要指出這些目的,只需由負責官員在立法會引進相關條例草案時,在發言內指出便可以。第十一條規定將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讓學生了解國歌的歷史和精神,以及遵守國歌奏唱禮儀。這是一些政策性的條文,並不適宜納入法例,由教育局以指引方式推行便可以。同樣地,第七條要求奏唱國歌時,在場人員應當肅立,舉止莊重,不得有不尊重國歌的行為。這種規範禮貌行為的條文,執行時要顧及很多細節,寫進法律內,只會引起很多不必要的爭議。第十五條規定在公共場合故意篡改國歌歌詞、曲譜,以歪曲、貶損方式奏唱國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均屬違法行為。作為刑事罪行,禁止的行為須清楚明確,否則市民會無所適從。歪曲或貶損是一些相當模糊的概念,法例的目的在維護國歌的尊嚴,故不論是篡改歌詞或曲譜,或奏唱國歌,均應只針對侮辱性的行為。(二之二)[陳文敏]PNS_WEB_TC/20180404/s00202/text/1522778737467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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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英文與普通法

語言,從來都影響法律在社會的地位和作用。香港既然自詡雙語城市、亞洲國際都會,因此法律也應當雙語並行。可是,事實並非如此,而是英語佔優。有意見認為,香港的普通法制度限制中文的推行,因此英文無可厚非佔上風。即使香港人的語言水平有多高,法制的語言和日常語言不同,令法律對普通人而言一點也不「普通」,而是高深莫測。普通法,真的只能和英文劃上等號嗎?「普通法的傳統與英文息息相關。」上星期四,我出席法學院的畢業高桌晚宴,有幸與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陳兆愷法官同桌。席間,除了談笑風生,說說法學院和法院的趣事外,也有討論香港法律界的語言問題。晚宴尾聲,陳官上台發言。無獨有偶,他的演說提及中文在香港法律界的地位和應用。他為嘉賓送上三個與中文應用相關的小故事。這些故事雖然都和提高法庭內使用中文,但都離不開英文作為普通法支柱的前設。首先,他提及在法庭開始使用中文的難處。他回憶之前將林林總總的英文資料及準則譯成中文的點滴。例如,他和其他法官犧牲自己午餐的時間,將引導陪審團的法官演辭譯成中文,逐字細緻的檢查,反覆改正。他亦提及以前有即時傳譯的服務,但發現大部份時間不夠準確,因此最後法庭決定不採用即時傳譯,而選用較慢但更準的延後傳譯。可是,仍有審訊因傳譯不準而要發還重審,令司法難以有效進行。講到陪審團,法庭也曾經有抉擇的時刻︰為將來增加的中文審訊,陪審團的名單要分成中英文嗎?經過一番爭辯,最後決定不作分別,原因很簡單︰陪審團的作用,不是要以語言去分辨疑犯有沒有罪,而是以事實及法律來作判斷。當然,有陪審員的英文水平或許未能達至審判的要求,但一來他們可以申請豁免,二來翻譯可以幫助解決語言不通的問題。演說中,陳官自然地提到,普通法自然地必定使用英文,中文將倍加困難。他指出,普通法本身從英國而來, 現在亦是英聯邦國家的法制。要保留、承傳普通法的傳統與智慧,非得利用英語不可。他更認為,普通法中有不少詞彙獨特,根本無法以中文表達。因此,他認為,香港法律只能用英文,才可「原汁原味」地保留特色傳統。普通法,真的要英文嗎?不少法律界人士認為,普通法源自英國,然後在英聯邦國家廣泛應用,因此香港的普通法也應該是以英文為先、為主,而中文只能輔助。法律界提出的問題,並非無理。始終,香港百多年來的法律都是英文,若要一時將所有參考資料譯成中文,無異癡人說夢。再者,香港法律界在九七後,承接愈來愈多的中國案件,也有愈來愈多的中國客人。因此,中文在法律應用上不再缺席。至於法庭方面,幾乎所有下級法院的訴訟都會應用中文,但在高等法院或以上,英文還是日常用語。由此可見,雖然中文有所應用,但一到牽涉較多法律爭拗,又或對香港法制較為重要的案件,英文仍是最重要。就香港的普通法而言,英文案例仍是絕大多數,中文的寥寥可數。可是,一味依賴英文,而不去真正反思普通法的真諦,似乎本末倒置。語言固有其重要,但歸根究底只是內容的載具,而不應是法律的內容。普通法不在語言,而在原則及方法。普通法不僅是一堆英文文獻案例,而是這些文字背後的原則,例如程序公義、依從先前案例、又或解讀法例的方法。這些原則,無論以何種語言詮釋,都應該得出同一結果。而且,法律界所謂的「普通法傳統」,說白了,其實只是英格蘭和威爾斯的法律傳統,輔以加拿大,澳州及新西蘭的案例。至於其他普通法傳統的地區,如新加坡,馬來西亞或尼日利亞,香港的法院和法律界似乎差不多遺忘了它們。因此,保留英文以存續所謂「普通法傳統」的理據,似乎未能成立。中文比英文更為人熟悉,而以熟悉的語言執法判案,司法公義才得彰顯。英文為主的法制,不僅令市民對法律陌生,亦剝奪了市民利用熟悉語言上庭及處理法律問題的權利。再者,若以不同語言詮釋法律,會得出不同結果,不僅有違常理,更加與法律要求的平等原則背道而馳。試想想,若不譜英文的市民,用中文無法取回公道,用英文則可,會構成對中文的不平等,違反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法律界擔心,若普通法由英文強行轉為中文,會破壞現有的法制和法治。無獨有偶,普通法的發源地——英國,其律師亦曾有類似經歷。十八世紀的英國,律師大多用法律法語,而非當時通用的英文。後來,雖然語言從法語改為英文,法制卻仍存續,當時律師的憂慮可謂杞人憂天。若現有中文詞彙未能表達普通法的內容,大可創作新詞,表達有關意思,所以使用中文根本不會破壞普通法。結語香港自1997年以來,權威法律著作或案例,幾乎無一是中文。雖然使用中文似有重重障礙,使用英文則不僅合情合理,更加是一直以來的習慣。可是,這種重英輕中的習慣,究竟是有理有據,還是苟且湊合,抑或未能放下一直以來的殖民地傳統,又誤將它當為「普通法傳統」,就只可交由讀者判斷了。文:冼樂石@法政匯思 法律 普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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