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曾俊華成立跨光譜智庫

特首小圈子選舉,曲終人散。3名候選人當中,政務官出身、民氣高企的曾俊華,最終不敵取得777票的林鄭月娥落敗。有不少市民感到傷心、失望、氣憤,那是以往在小圈子選舉中,鮮有見過的投入及上心。雖然今次選舉,泛民中人對於是否支持曾俊華上,有不同的看法和策略分歧,例如有人批評為何要支持屬溫和建制派的曾俊華、為何要撐多年來政策親近大商家的前「財爺」等。但我認為,即使是過去,每逢有重大政治議題,民主派亦有過不同程度分歧,這都是平常事。我希望抱持不同看法的民主派成員及支持者,都以最大的諒解去看待彼此在這次選舉的分歧,畢竟泛民並沒有分裂的本錢,我們需要團結,重新上路,迎接新一輪挑戰。 今次選舉,香港市民除理性分析和策略考慮外,不少人是「情緒上」支持曾俊華的,因為他們對於梁振英5年的管治非常不滿、對社會撕裂感到極不耐煩、對腐敗風氣感到忍無可忍;香港人捍衛一套核心價值,希望香港要有制度、有法治、反貪腐,香港應有包容不同聲音的自由,不應被一言堂的政治集團壓制等,更不應由某些親「西環」的政治力量壟斷及操控政府各部分和所有反映民意的諮詢委員會。 特首選舉落幕後,曾俊華究竟何去何從?有些人問,他能否重返政府?坦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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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十年:香港智庫 沒有研究,也沒有發言權?

(星期日生活編按:電影《十年》以想像香港十年,一石擊起千重浪。電影以「為時未晚」四字作結,提醒決志,寓意希望。想像十年,如果不想香港繼續失去,現在可以做什麼去挽救?討論要如何開展?本系列希望廣納社會各界賢能,從政治經濟社會多方切入,執數據與調研觀察抽絲剝繭,到底為時已晚抑或未晚,未晚的話又該做什麼。)1930年,毛澤東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存在的教條主義思想,發表了《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批評黨員沒有做過實際調查工作便胡扯瞎說,極不負責任。即使我對老毛本人很有意見,可我十分認同這論斷。十年前,我加入政策研究的行列,從民間智庫到政府智囊,曾參與過不少重大政策研究,始終抱着老毛的信念,認為從政者不單只在發言時要對有關議題認真做過調查研究,而且在公共政策制定的過程中也要以客觀、科學證據為依歸。十年過去,核心的外圍始終沒有成為核心的內圍,政策研究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十分有限。我認為原因有三:首先,不少智庫沒有認真做好研究工作;其次,做好研究的也沒有運用其「發言權」,變成只「think」不「do」的智庫。更重要的是,政策制定過程由意見主導,缺乏循證為本(evidence-based)的文化。下一個十年,智庫的發展如何,沒有人能知曉,但以上三個問題,卻是當下最值得我們深思的。有研無究 官民冷待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自2007年起每年發表「全球智庫指數報告」(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公布全球智庫排名。2016年的報告顯示,全球共有6,846間智庫,當中美國有1,835間,排名第一。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分別是中國(435間)和英國(288間)。至於香港,雖然最近吹起一股成立智庫的熱潮,但報告指出香港只得30間智庫,全亞洲排名第七,位列孟加拉之後。但若以人均比例計算,香港的人均智庫比例,幾乎是亞洲各國之中最高,平均每24萬人就有一間,這個比例較全球排名第五和第六的德國和法國還要高,反映香港的智庫已經發展到一個相當成熟的程度。不過,我認為值得我們關注的,是智庫的影響力,而非其數量的多寡。從全球175間最重要的智庫來看,中國有九間、日本有五間、新加坡有三間,香港一間都沒有。顧名思義,智庫就是智慧的寶庫,是指由專家學者組成、匯聚各方智慧和才能,以影響政府決策為研究目標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倡議機構。在香港,什麼是智庫,沒有界定;怎樣才成為智庫,也沒有限制。基本上你自己說是智庫便是智庫,沒有人會在意,更沒有人會challenge你。事實上,過去幾年間,香港的智庫愈來愈多,有些有政治目的,既非研究,也非倡議,只喊政治口號;有些旨在透過選舉「造王」,到處拉攏,爭奪話語權;有些則由幾個青年人、專業人士、前高官等湊成一堆,擺出「壓力團體」的姿態但實際上與某某街坊福利會搞的專題興趣小組無異,聯誼味道甚濃。這個看似百花齊放的發展景况,存在着不少掛羊頭賣狗肉的智庫,真正會做研究的卻少之又少。這些「智庫」的共同特徵,就是他們都不會也不懂做很嚴謹的政策研究——有些寫文章登報紙,交出一兩條所謂「絕世好橋」;有些一年搞幾場研討會,三五成群reinvent the wheel,得出「阿媽係女人」的結論後就沒有下文;有些善於舉辦交流活動,搞幾個認祖歸宗拜訪團,飲飲食食、遊山玩水,志在完成歷史性任務。比較像樣的會做民調、開記招,手執報告影幾幅大頭相,發個新聞稿交貨了事。財雄勢大的則會把研究外判給專家學者,也會拍廣告、買air time,但報告寄到政府部門亦逃不過石沉大海的厄運。香港的智庫規模細、資源少、人才缺,很多行家都知道在智庫打工並不會致富,但依然有不少人抱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冒險一試,其志向及勇氣實在可嘉。這些人積極投入、無怨無悔,為的只是政府接獲研究報告後,公開回應和跟進,甚或採用其政策建議。可惜結果不似預期,有關政策局通常都是「多謝都無句」,研究員只有默默地等到《施政報告》或《財政預算案》出台後,「核對」其建議是否獲得接納,「中獎」的沾沾自喜,落空的繼續埋頭工作。畢竟,在香港的政策制定過程中,做了研究,不保證你有發言權;沒做研究的,卻有很多發言權。擁有最多發言權的,莫過於主導香港政府的政務官。政務官是公共行政管理體制的重要支柱,負責提供政策建議,參與政策制定、執行和檢討工作。政務官長於官僚體系,重論據不重數據,輕視政策研究,亦甚少與智庫溝通。政府偶然會聘請顧問做研究,但他們只可在設定框架之內做一些符合政府構想的東西,換句話說就是政府先寫好劇本大綱,然後再由顧問將人物故事填上去。另一種做法就是利用現時四百多個諮詢委員會,通過意見領袖、民間團體的介入來加強政策的支持基礎和認受性,以便政府採用意見領袖的觀點來支持自己施政。這種「意見主導」的政策制定方式,或者有助促進決策民主化、透明化,建立社會共識,但對政策的可行性和科學性卻沒有半點幫助,而且討論範疇往往局限於眼前要處理的具體問題,缺乏高瞻遠矚的長期想法。循證為本的政策制定過程當香港還停留在「討論式的政府」時,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地政府都積極提倡「科學制政」、「科學執政」,以提高政策選擇的正確性和政策實施的有效性,英國更是其中的佼佼者。1997年,貝理雅當選英國首相後,提出政府政策應以扎實的理據為基礎,他在內閣成立的首相策略小組(Prime Minister’s Strategy Unit),先後發表過兩份指導性文件,包括《Professional Policy Making for the 21st Century》及《Strategy Survival Guide》,強調政策制定必須要以證據(evidence)為基礎,用意是防止政府施政的隨意性和盲目性,優化施政資源分配,減少施政成本和提高施政效率。文件指出,良好的政策制定有賴於從各種研究方法中採集證據,這意味着決策者需要接受社會科學的訓練,對方法學、統計學等相關的知識有充分的了解。同時,由於循證為本的政策制定過程着重專家學者的參與,決策者亦需要有足夠的能力去理解和闡釋技術成分較高的研究報告,細察背後的計算方法和假設,挑出錯誤,並將研究證據翻譯成為政策語言。政策研究淪為政治工具很可惜,香港的政策研究一直只被視作政治工具,用來測試水溫或拖延時間,呼之則來,揮之則去,未有認真看待。我舉兩個例子。2008年,前特首曾蔭權因應全球金融海嘯成立的經濟機遇委員會,參考了中央政策組的建議,提出發展六項優勢產業。誠然,要發展一項戰略產業,一定要有精密的研究,「六大產業」的發展尚未經歷研究論證的階段便倉猝出台,很多重要論述包括挑選理據、發展優次、產業規模、經濟效應等都通通欠奉,令市民覺得政府「得個講字」。不過,過了海就是神仙,「六大產業」成功引起社會討論,讓曾蔭權得以轉移視線,化解了可能由經濟危機引發的政治危機,政府民望止跌回升。另一個例子就是退休保障研究。政府委託周永新教授就退休保障問題深入研究,研究報告有充分的數據分析和政策建議,理應為討論了近三十年的退休保障作最後結論,但政府卻拋出有預設立場的諮詢方案,將退保與扶貧混為一談,將周永新的老年金方案講到一文不值,但將政府的模擬方案講到無懈可擊,目的只為打垮老年金方案,難免令人有輸打贏要、拖延時間的感覺,不尊重研究學者的專業。近年智庫是多了,又有團體搞政策比賽,但當政府和市民不諳也不追求更好的政策研究,再多的智庫也是徒然。我想說的是,並非智庫報告「堅離地」,而是科學研究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未有發揮它應有的作用。十年後,普選或許會激發更多智庫、更精密嚴謹的研究,但若決策者的「政策問題,政治解決」思維不改變,政策研究成果將難以變成落地的政策。循證為本的道路仍很漫長,目前智庫界惟有做好政治層面的游說工作、做好社會層面的傳播和教育工作。香港的智庫比較內向,對外交流不多,智庫間各自為政,鮮有共同合作,未來要爭取與國內外研究機構合作,提升曝光率。另外,政府亦可委託智庫進行政策諮詢,由相對獨立的智庫撰寫諮詢文件,客觀、科學地收集民意和提交政策建議,可避免政府既是「球證」又是「球員」的雙重身分,看似是智庫的另一條出路。文:陸偉棋編輯:曾祥泰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2016年7月3日《明報》星期日生活 智庫 政策 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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