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靄儀:耶穌的暴力

《聖經》記載,耶穌和他的門徒來到耶路撒冷度逾越節,見聖殿處處擺滿販賣檔攤及找換貨幣的商人,牛羊混雜,烏煙瘴氣,他拿起繩索為鞭子把他們驅逐出去,怒斥他們,這是他父的聖殿,這些人卻將之變成強盜窩。歷史名畫有很多以這個故事為題材,每見耶穌手揚繩索驅趕眾人,而諸人翻倒或跌撞逃走,貨物、錢幣撒滿一地。以本港法例,起碼可以控告耶穌普通襲擊,意圖破壞社會安寧,假若有兩名或以上的門徒跟他一起,或可加控非法集結,甚至暴動。我十分奇怪,為什麼這個故事流傳了二千多年,為人津津樂道,卻沒有人指出耶穌非法行使暴力這個問題?研究《聖經》的學者着重指出,耶穌說這是他父的居所,即是直認他是神的兒子。究竟事後耶穌有沒有遭到刑事檢控,歷史記載不詳,但也有蛛絲馬迹可尋。據稱,四福音之中,只有《約翰福音》錄此事於卷首,其餘三福音都將此事記錄於接近終結——即發生不久,耶穌便被釘十字架處死,然則很有可能主因是他自稱是神的兒子,如果信徒日增,恐怕其和平與愛的信息,終會推翻當時的宗教權勢,而從羅馬政權的觀點看,甚至會導致發動革命,動搖帝國統治。為此,處死一名年輕當地猶太人沒有什麼大不了,他們想。後來的事,他們預料不到。[吳靄儀]PNS_WEB_TC/20180521/s00202/text/1526839693973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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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岳橋:香港人的逆鱗

《韓非子‧說難》:「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有人攖之者則必殺人。」 韓非所說的「龍之逆鱗」,有點像我們現代人所指的「底線」。逆鱗一旦被碰,龍即使再溫馴也會暴怒殺人;而人的底線一旦被觸及甚至打破,就算是再順的順民,亦難以估計會作怎樣的抵抗。 最近兩天開始落區擺站,向市民講解政府一地兩檢方案的流弊,為了慳那十幾分鐘,香港要付的代價又是什麼。的確,在街站嗌咪期間聽到最多的意見,都是指向政府那一句「方便」——是呀高鐵或者真的如政府所聲稱的方便,但犧牲了什麼?背後有沒有隱瞞?是不是願意向香港交代事實之全部?也有看過上星期立法會特別聯席會議的市民跟我說,我和黨友郭榮鏗先後追問袁國強司長的、關於內地執法人員在西九內地口岸區內需不需要遵守《基本法》、香港人在該區內受不受《基本法》保護的問題,袁司長只顧左右而遊花園,不敢光明磊落地直接回答,足見政府「係有啲嘢」。 有論者認為,香港人反對一地兩檢,歸根究柢是信任問題:香港人不信任中央政府。而我們看到的是,政府在處理這個信任問題時,往往只是晦氣式地拋出:「唓你唔信我之嘛!」既然知道人家不再信任你,是不是應該做一些實際行動去挽回去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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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麗瓊:被時代選中的孩子?被政棍選中的棋子!

「知道誰是許嘉琪嗎?」 在書展的《回歸20年──香港浴火重生》分享會上,有份執筆的楊志剛劈頭一問,觀眾席有人以為他說錯,急忙糾正他:「是許家屯(新華社前社長)吧?」 大家不知道「誰是許嘉琪」,更加重了許嘉琪的悲劇。楊志剛說:許嘉琪成績優秀,為弱勢社群補習,又會照顧流浪貓狗,她現在哪裏?在坐監!她是旺角暴動時,以玻璃樽擲向警員,暴動罪成而被判三年監的港大女生。 追蹤悲劇的成因,楊志剛說:「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的聲明中說『老師當同學生講暴力時要保持中立,提供正反均衡的意見』,是否批評暴力也要歌頌暴力?暴力不是觀點,是文明和野蠻的分界,為什麼學生需要老師?因為學生心智未成熟,不能憑自己的探索獲得成熟的價值觀。歌頌暴力,是對是非黑白的背叛。」 回想講粗口的中學老師被視為明星、煽動違法佔中的教授被奉為偶像、學生在畢業禮上撐黃傘搗亂被視為英雄、搗亂校委會不被校方處罰……教育界面對扭曲的價值觀,若非推波助瀾,便大都噤若寒蟬。許嘉琪是畸形大學縱容暴力和違法的犧牲品。她毁了自己,卻被社會遺忘。 在三年前書展同一個分享會上,當時風雨欲來,社會氣氛狂飈,我預言:「學生必定是這場運動的最大犧牲者。」大學生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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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棍流氓慶回歸

二十周年大慶,香港出現一幫人為回歸贈慶,惡棍流氓新角色,新趨勢不可輕視。 他們以反港獨之名,在尖沙咀街頭向外國人講粗口,以愛國之名跟蹤與狙擊社運人士,他們不是警察,卻以為法律在我手。 應該如何稱呼這幫人?古惑仔、黑社會、愛國賊?雖不中亦不遠。歷史上眾多專制政權,自設paramilitary, parapolice,非正規武裝部隊。香港回歸日前後,在街頭活躍的這幫人,有組織有部署有策略有針對性,非烏合之眾,有「民兵」影子,除了手上似乎還未有攻擊性武器之外,距離 ‘parapolice’ 已經不遠。 金正恩都要公關,專制政府也需要維繫形象,令行騙更容易。明顯非法而污穢不堪之事,政府不出手,就由躲於暗黑深處的「強力部門」負責,主事者不會親自出手,最好用的人,就是不講原則只求利益的流氓惡棍,及愛國無底線的民族主義狂熱者。 這幫人的冒起是一個凶兆,納粹德國眾多惡行,就假SS與SA等非正規部隊出手。耶魯大學歷史學者Timothy Snyder在《論暴政》一書中指,paramilitary是制度崩壞的先兆,他們首先無視法律,然後凌駕法律,最後摧毀法律,我們所珍重的價值體系,分崩離析。 Snyder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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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邪惡無所不在 If…. Evil is everywhere

《假如…》(If….)的結局或會令人想起吉士雲遜的《大象》(The Elephant),受欺淩學生在校園持槍掃射,正顯示了《假如…》導演Lindsay Anderson的前瞻性。他也明言電影有預言的性質,假如學生和制度之間的張力繼續下去會怎樣呢?1968年的火紅學運和後來的校園槍擊慘劇,證實了Anderson的預言可悲地準確。 但《假如…》採取了輕鬆的調子,捨棄緊湊的劇情,對暴力的描寫並不特別沉重。導演在抗爭性的主線以外,散漫地展現寄宿學校的學生生活,例如領袖生專橫拔扈,於是主角Mike逃學喝酒留鬍子就成了樂趣。Mike和老友Wallace及Johnny趁學校球賽時遛到街上去,玩無影劍等場面大概是向《四百擊》和《春光乍洩》(安東尼奧尼版本)致敬:青春就是自由!導演基於他個人經歷,配合真實場景,又請校內的真學生當「臨記」,以現實主義的手法展現校園內權力關係的現象。當中既有專制的無孔不入,也有偷偷犯罪的快感,輕鬆幽默的調子發展下去,卻成了超現實主義。Mike和老友逃學到咖啡室,強吻看店的女生反而獲得野性的「反擊」,明顯是性幻想,插入赤裸相擁噬咬的鏡頭只是把話說得更白而已。女生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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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檔案》還看六七

《消失的檔案》,好一部信息量非常密集的紀錄片。它以「六七暴動」為題,按時間編列事件始末,鉅細無遺。訪問不同陣營的人物或其家屬,還有記者、警察及當年港英官員;已故的則採納生前受訪影像或聲音,交織成完整的歷史拼圖。 《消失》背負的擔子不輕。從殖民到九七以來,關於「六七」的材料一直不多。坊間欠缺系統的專著,學校教育不(敢)碰,網上也沒有齊全的資料庫。多得記者張家偉幾年前先打開缺口,他到英國翻查檔案、用心匯編寫成《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分水嶺》(港大出版)。導演羅恩惠彷彿把棒子接去,獨力考查採訪,歷時四年拍成影片《消失的檔案》,敘事跟張的著作有些一脈相承(由1966年反天星小輪加價及澳門「一二三事件」說起)。從紀錄片類別去看,《消失》的確是比較傳統的「闡述型」(expository)紀錄片,內容量比流行的「觀察型」多。此類影片重視說理與修辭,旁白極重要。 《消失》今天出來正好,2017年恰恰是暴動五十周年。雨傘運動之後回看「六七」,發覺當下社會的黃、藍撕裂,政棍動員群眾鬥群眾,愛國分子的要打要殺,原來有歷史影子。《消失》給我的第一印象是「盡地一煲」,它要追回逝去時光。過去這段歷史太受忽視,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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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武與暴力

由八九民運,到二○一六年旺角騷動,二三十年的悠長歷史,參與遊行集會的市民,絕少意識到,街頭政治參與,會有坐牢的風險。非法集會的條例備而不用,暴動罪也只限於難民衝突用過。這次三人被判罪,坐牢三年,對市民的common sense有很大衝擊。 我想,那個港大女生,當晚在旺角,隨着人流奔跑、喊口號,完全沒想過會失去三年寶貴的青春。縱然那些不負責任的勇武領袖自圓其說,表明已經告誡參與者後果自負,但一個社會總是活在既有的「常識」之中,很少人會停一停、想一想。幾十年來,示威遊行,在香港,給人的「錯覺」是沒有後果。暴動與非法集會的法例嚴格,那刀沒有用來向示威者開刀,多年不用,市民就不覺得刀鋒如何犀利。「和理非」的時代,香港示威者斯斯文文,是國際聞名的;拉人判刑容易惹批評。如今「和理非」的共識被敲碎,暴力抗爭的後果浮出意識的表層。鐵一般的判詞,無論你如何求情,縱火擲磚,越軌不文明,暴力難以否認,破戒招懲罰,口才了得的梁天琦出來辯駁,亦會語塞不知所言。難道七警打人入獄你就讚,大學生擲磚受罰你就說不公平。 旺角黑夜,不難想像事主的情緒。社會撕裂,青年鬱結,民意不通,不少自發的示威者不是為了私利,而是自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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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思考抗爭的代價

旺角騷亂事件中首次有被告暴動罪被判罪成,3名被告各被判刑3年。不消說,這是沉重的代價。當然,社會應反思年輕人憤怒上街的原因,但除此以外,這次判刑的沉重,也該迫使我們要好好重新思考代價以及責任的問題。 這一問題比較強烈地浮現在我腦海中,是來自梁頌恆及游蕙禎被DQ之後,梁天琦關於自己暫時引退到外國讀書的訪問。 在被問及DQ風波中,何以沒有作出任何行動,梁天琦解釋原因是害怕遭即時還押至2018年。然而,這卻令人想起,旺角騷亂之後他一直高舉以死相搏的旗號。這就奇怪了:如果一個人不願意即時還押,那他何以願意以死相搏呢?難道梁天琦認為即時還押比死亡更害怕?這令我懷疑,這個人到底有沒有深思熟慮死亡作為抗爭代價的問題? 又或今次旺角騷亂之中,現場存在太多偶發性元素,而且在所謂自發、無大台及無底線的發動之下,發動者亦沒有事先就?行動及其各種後果,至少提供起碼的說明及資訊,所以也難說參與者有沒有心理準備面對各式情?及代價。在沒有組織承擔責任之情況下,在鬧市的騷亂中又隨機捲入眾多路人或同情者,這使得代價的問題更形複雜,而在沒有組織出面之下,這最終成了個體化自行處理的問題。難過的是,代價如此高昂的行動,到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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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暴動與恐怖主義

發生在50年前的「六七暴動」,可說是開創了「城市恐怖主義」(urban terrorism)的先河。在西方,「城市恐怖主義」這個概念最早是由美國著名科幻小說家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20世紀70年代末提出的。他在預言人類社會將會遭到的各類天災人禍時,就認為將會出現「城市恐怖主義」。他把分析和見解寫進了《災變的選擇》(A Choice of Catastrophes)一書裏,在1979年出版。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陳明銶教授是最早提出六七暴動是「城市恐怖主義」的人(註1)。2000年特區政府頒大紫荊勳章給香港工聯會前會長楊光,陳明銶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就指出這一點,他認為特區政府嘉獎楊光,給社會發出了一個非常錯誤的信息,等於為恐怖主義張目。 從現代社會對「恐怖主義」的定義來看,50年前的暴動就是恐怖主義活動。 2004年11月聯合國秘書長向聯合國提交的年度報告裏,對「恐怖主義」作出以下定義: 「任何旨在通過恐嚇人民而脅迫政府或國際組織採取或不採取某一行動而對平民或非軍事人員造成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的任何行動」(註2)。 美國喬治城大學安全研究中心的反恐專家Bruce Hof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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